【“赚钱”App“拉人头 构成人员链金钱链难逃传销之嫌】#临沂身边事#
“赚钱”App提现套路多意在拉人头 专家提醒
构成“人员链”“金钱链”难逃传销之嫌
看新闻赚现金、刷视频拿红包，甚至走路、睡觉都有人给你“发福利”……人们不禁感叹，在互联网时代，赚钱竟已变得如此容易？
近年来，各类“赚钱”App层出不穷，吸引无数民众下载。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网络与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张韬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类App大多采用“拉人头”的营销手段，平台要严格明晰营销与传销的界限，避免越界。
“赚钱”App“拉人头”成固定套路
年轻的宝妈韩迪在空闲时喜欢刷刷短视频，一次某短视频平台弹出的一则“看视频就能轻松赚大钱”的广告吸引了她的注意。通过链接，她下载了该款软件。
“刷一条视频会给相应的音符，10000音符可兑换1元人民币，完成每日签到也会额外获得现金奖励。”因为该软件没有提现限制，因此韩迪在下载后便顺利提现了签到得来的1元钱，此后系统推送消息“提醒”她可以通过“拉人头”的方式赚更多钱。
“首次邀请当日必得35元”的宣传让心动的韩迪将下载链接发给了朋友，在朋友用她发送的链接下载软件后，软件显示钱已到账，系统提醒仍可继续邀请好友下载，不断扩充资金，但在成功邀请3位好友后，韩迪在此后又陆续邀请了5位新人注册，但软件均显示邀请失败，没有再发放相应奖励。
使用软件后，韩迪也发现如果不靠“拉人头”，单靠刷视频的收益很低，而平台提现有固定档位，除最低的一档是0.3元外，其余档位最低也要15元，金额不够就无法提现，只能去挖新用户，赚取“人头费”。
与韩迪相比，在北京从事个体生意的李博不但没从一款同样号称“刷视频赚钱”的App中赚到钱，反而还“搭了钱”。他使用的这款App通过刷视频获取代币来兑换现金，但代币兑现，平台要扣不少手续费，解决方案有两个，一是通过拉新人加入，拉的人越多，获取代币越多，提现手续费也会相应降低；二是通过充值购买一定数量代币，以解锁一些高等级任务，获取更多代币。但在充值后，李博发现作任务依旧收益甚微，坚持一个月的收益还不及充值费用。
当前在手机应用市场中，打着“赚钱”噱头的App不在少数，且覆盖领域很广。记者下载几款软件后发现，此类软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都会插入其他同类型软件广告，并以红包图标或“点击赚钱”等字样吸引用户下载。
构成“人员链”“金钱链”恐涉嫌传销
每款“赚钱”软件几乎都在宣称无套路，但记者实测后发现，除了在提现环节困难重重外，这类软件一个最核心的套路就是“拉人头”，用户要想获得高收益，必须拉更多人“入伙”。
事实上，“拉人头”的方式并非“赚钱”类App独有，当前很多软件都有所谓的“拉新”优惠手段来提高下载量和流量。
“根据2005年施行的《禁止传销条例》中关于传销的定义，‘拉人头’行为属于传销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张韬提醒，在App“拉人头”行为愈加频繁的当下，应警惕其滑向传销违法行为。
此前，也有包括“趣步”等App因涉嫌传销被相关部门调查，如何区分哪些是正常的营销手段，哪些涉嫌传销？
张韬指出，根据《禁止传销条例》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基于这一定义，张韬认为，如果在App营销过程中，组织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成员发展下级成员，并根据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级成员人数给予经济奖励，则可能构成传销。比如，某些App鼓励用户发展下线，在给予红包返现奖励的同时又把用户分成一星达人、二星达人、三星达人等级别，等级与发展下线人数成正比，每级有高低不等的分成奖励，便可能涉嫌构成传销。
此外，如果在App营销过程中收取所谓入门费，比如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为条件来取得加入资格的，也有可能涉嫌构成传销。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进一步指出，App“拉人头”行为是否构成传销要看是否构成了“人员链”和“金钱链”。具体而言，“人员链”就是通过发展下线，使得老用户、新用户之间构成上下层级，组成上下线的人际网络；“金钱链”则是以参加者本人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每一级都可以从下一级加入的会员费或其他费用中抽取一定的提成或佣金。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来，对于App“拉人头”的营销模式不能“一刀切”地草率认定为传销，而是应结合用户发展模式和规则、给予经济奖励的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的规则等因素来综合判断。
朱巍曾研究过一些以“拉人头”作为营销手段的软件，发现这类软件大多没有对人员层级进行划分，只是用红包、返现等手段鼓励用户不断推荐新用户注册使用，虽然往往会在提现环节设置一定的套路，甚至存在欺骗误导用户的行为，但单就此类“拉人头”的行为来说，并不属于传销范畴。
需强化应用程序平台审查义务
某App以秒杀商品、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虚假商品交易为名，通过返还收益金、奖励购物金、补贴金等形式，发展区域经理、区域总监，诱使会员不断“拉人头”发展下线以获取收益、赚取差价，不断扩大资金交易链；某App通过要求会员向其上线购买“欢乐豆”，再用“欢乐豆”在App内抢购平台推出的虚假商品订单，加价后向下级会员转卖以获取差价，通过虚假订单在会员间逐级流转获利……近年来，相关部门公布了多起利用App进行网络传销的案例。
在赵占领看来，相比传统的线下传销，披着“互联网+”外衣的线上传销模式层出不穷，隐蔽性更强，涉及人数更多，金额更高，危害性也更大，在一些利益驱使之下，民众缺乏甄别能力，容易“中招”。这就需要网信、市场监管、公安等相关部门加大对此类行为的监管力度，形成监管合力，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高民众意识。同时应考虑发布相关规范，对App“拉人头”的营销手段进行规制，防止越界。
张韬对此表示认同，他补充指出，现有法律对传销行为的种类进行了规定，但未对具体判断的标准作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不明确的违法标准也会助长经营者的投机主义行为，建议应针对新形态的网络传销类型，规定传销行为的具体判断标准。
“此前一些曾因‘拉人头’发展下线而涉嫌网络传销被查处下架的App，有不少又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以另外一款App重新上架出现。”张韬认为，这与现行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中对应用程序平台的审查义务要求不高有关。
“应在法律法规中着重强化应用程序平台的义务。”张韬指出，2022年1月发布的《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大大强化了应用程序平台的审查义务，要求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和技术措施，及时发现防范应用程序违法违规行为。可考虑将利用应用程序进行传销作为应用程序平台应当及时发现防范的违法行为之一来进行强调。同时，应引导应用程序平台对采取类似“拉人头”营销模式的应用程序进行特别监督，在平台对其风险进行警示和标识，一旦发现其营销“失控”演变为传销时，应当及时采取暂停服务、下架等处置措施，保存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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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人员链”“金钱链”恐涉嫌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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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拉人头”的方式并非“赚钱”类App独有，当前很多软件都有所谓的“拉新”优惠手段来提高下载量和流量。
“根据2005年施行的《禁止传销条例》中关于传销的定义，‘拉人头’行为属于传销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张韬提醒，在App“拉人头”行为愈加频繁的当下，应警惕其滑向传销违法行为。
此前，也有包括“趣步”等App因涉嫌传销被相关部门调查，如何区分哪些是正常的营销手段，哪些涉嫌传销？
张韬指出，根据《禁止传销条例》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基于这一定义，张韬认为，如果在App营销过程中，组织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成员发展下级成员，并根据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级成员人数给予经济奖励，则可能构成传销。比如，某些App鼓励用户发展下线，在给予红包返现奖励的同时又把用户分成一星达人、二星达人、三星达人等级别，等级与发展下线人数成正比，每级有高低不等的分成奖励，便可能涉嫌构成传销。
此外，如果在App营销过程中收取所谓入门费，比如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为条件来取得加入资格的，也有可能涉嫌构成传销。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进一步指出，App“拉人头”行为是否构成传销要看是否构成了“人员链”和“金钱链”。具体而言，“人员链”就是通过发展下线，使得老用户、新用户之间构成上下层级，组成上下线的人际网络；“金钱链”则是以参加者本人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每一级都可以从下一级加入的会员费或其他费用中抽取一定的提成或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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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占领看来，相比传统的线下传销，披着“互联网+”外衣的线上传销模式层出不穷，隐蔽性更强，涉及人数更多，金额更高，危害性也更大，在一些利益驱使之下，民众缺乏甄别能力，容易“中招”。这就需要网信、市场监管、公安等相关部门加大对此类行为的监管力度，形成监管合力，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高民众意识。同时应考虑发布相关规范，对App“拉人头”的营销手段进行规制，防止越界。
张韬对此表示认同，他补充指出，现有法律对传销行为的种类进行了规定，但未对具体判断的标准作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不明确的违法标准也会助长经营者的投机主义行为，建议应针对新形态的网络传销类型，规定传销行为的具体判断标准。
“此前一些曾因‘拉人头’发展下线而涉嫌网络传销被查处下架的App，有不少又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以另外一款App重新上架出现。”张韬认为，这与现行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中对应用程序平台的审查义务要求不高有关。
“应在法律法规中着重强化应用程序平台的义务。”张韬指出，2022年1月发布的《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大大强化了应用程序平台的审查义务，要求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和技术措施，及时发现防范应用程序违法违规行为。可考虑将利用应用程序进行传销作为应用程序平台应当及时发现防范的违法行为之一来进行强调。同时，应引导应用程序平台对采取类似“拉人头”营销模式的应用程序进行特别监督，在平台对其风险进行警示和标识，一旦发现其营销“失控”演变为传销时，应当及时采取暂停服务、下架等处置措施，保存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交通肇事罪不起诉，帮助彭某免于定罪判刑
彭某涉嫌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含“逃逸”情节）---弘一合肥胡建建律师担任辩护人
一、案情简介
2021年5月，王某无证驾驶一辆无号牌三轮摩托车沿合肥市蜀山区西一环由北往南行驶至五里墩立交桥北入口处时，追尾碰撞本案嫌疑人彭某驾驶的一辆变型拖拉机，致王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彭某驾车离开。经鉴定，王某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头部损伤死亡。交警部门事故认定结果是彭某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二、办案过程
在接受委托的第一时间，我们重点关注了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本案的事故责任认定中，交警部门的观点是，虽然受害人系主动追尾肇事者的一方，一般情况下被追尾一方无责任，但促使最终责任归属改变的是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的行为，即肇事者在本案事故发生后有逃逸的行为。同时我们关注到，在当事人决定委托我们的当天，已经是复核申请时效到期的倒数第二天。在向委托人进一步了解案件详细情况和事故详细过程后，我们立即组织团队研讨，最终形成一致观点，并及时完成了事故复核申请书的提交。经过与合肥市交警支队的反复多次沟通，最终复核结论改变了事故责任划分比例，复核结果认定彭某承担主要责任，为后续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奠定了基础。
该案件于2021年7月3日立案侦查，经过争取，当事人被公安机关执行了取保候审。同时在侦查阶段，我们积极与受害人家属协商，并最终在赔偿了受害人家属之后取得了刑事谅解。
案件侦查至2021年12月20日，最终移送至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我们积极联系承办检察官，经过多次当面沟通同时递交了详尽的书面辩护意见后，检察机关最终采纳了我们的辩护观点，做出了不起诉决定。
三、辩护思路
律师阅卷后，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从法理、社会情理等角度，提交了如下的辩护意见：
1、彭某已与受害者近亲属达成赔偿，并取得刑事谅解
犯罪嫌疑人虽涉嫌交通肇事罪，但系过失犯罪，且已与受害者近亲属达成赔偿，通过与亲朋好友举债的方式筹集款项54万元一次性赔偿到位，并取得受害者近亲属的谅解，已平息了因该事件造成的社会矛盾。
2、受害人对本案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同时明确了：有证据证明其他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过错。本事故虽然客观上导致了受害人的死亡结果，但嫌疑人是被追尾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规和文件规定，追尾事故中，后车一般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嫌疑人仅因为主观上不知情情况下离开现场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且不符合法律规定。
2.1、本案的事故责任认定中，阐述了“受害人无证驾驶一辆无号牌燃油三轮车驶入上跨式立交桥追尾嫌疑人驾驶的变型拖拉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嫌疑人是次要原因”，但促使最终责任归属改变的仅仅是嫌疑人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的行为，那么我们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分析，此种通过驶离现场的客观行为即判定当事人就是逃逸行为，在刑法意义上称之为“客观归罪”，是万万不可取的。认定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标准是有离开现场的客观行为和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我们知道，交警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规定认定嫌疑人因为逃逸而承担了事故主要责任。然而此种认定的问题和矛盾在于其客观地通过现场视频的证据，也就是嫌疑人驶离现场的视频录像给他欲加了“事故逃逸”的情节，从而忽略了他在事故发生当时的主观方面，本案中，嫌疑人再三阐述其对碰撞的情况确实不知情，才会驶离现场，如果当时知道有人受伤，作为普通老百姓，事故又是发生在五里墩立交桥这种市中心核心地段，一般人是不可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为了逃避处罚而逃逸的。作为一个有意识有辨认能力的正常成年人，其一定会知道逃逸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应该知道当时出事的地点肯定安装有摄监控摄像头，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可能知道有人受伤还存在侥幸心理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其对有人受伤的事实甚至是发生碰撞的事实完全不知情。因此，认定申请人是否构成事故逃逸，不仅应当结合事故发生时当事人的客观行为，同时也要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当事人可能的主观心态，不可做“有罪推定”,而应当坚持“疑罪从无”。
因此，受害人对本案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
2.2、此次事故中 ，受害人行车追尾前车，在正常情况下显然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上，甚至是全部责任。交通事故认定结论中已经明确了受害人自身的过错，但最终还是因为嫌疑人的所谓“离开现场行为”而判定了主要责任，虽然这种判定具有安抚受害人家属和告慰死者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此种判定加重了嫌疑人的事故责任比例，在刑法意义上也加重了其依法应当承担的罪责，明显不能称之为合理合法。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对嫌疑人的所谓逃逸的认定，显然是证据不足。虽然仅是事故认定阶段，不是刑事审判的最终结果。但事故责任认定的结果往往决定了肇事人的命运，尤其是本案中对逃逸的认定。
3、嫌疑人驾驶号牌为皖01/A2340的变型拖拉机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驶离现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之规定中的“逃逸”，事故责任认定系行政法意义上的“逃逸”，区别于刑法意义上的“逃逸”
首先，事故发生在凌晨3时50分，且嫌疑人驾驶的变型拖拉机车身较大，且行驶过程中的噪声和颠簸程度也非常大，正常启动行驶的过程中对发生碰撞感觉不到是很正常的，且载货车身挡住驾驶员的视线也是其未及时发现后车追尾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嫌疑人多次自述，其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被后车追尾，其自身对发生碰撞和造成后车车辆受损、人员受伤的情况在当时完全不知情，甚至在第二天交警队通知其归案前还在驾驶案涉车辆载货，作为一名朴实善良的老百姓其不可能在知道自己发生如此严重交通事故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强大的心理素质，继续工作生活。从这个角度分析，嫌疑人不存在为了逃避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而驶离现场的主观故意，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完全是因为其的确未发现事故受损车辆和受伤人员。事故认定中阐述的离开现场的行为，只是作为行政处罚和责任划分的依据，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逃逸，而本案嫌疑人的行为明显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逃逸行为。
4、嫌疑人具有自首情节，同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应予从宽处理；
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前后完全一致，均如实陈述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对自己构成交通肇事罪有深刻的认识，认罪态度很积极。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嫌疑人积极筹钱赔偿，已一次性支付对方54万元，取得对方刑事谅解。目前，嫌疑人上有身患绝症父亲需赡养，下有幼子需抚养，家庭条件极差，为筹措赔偿金已经负债累累。但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愿意赔偿的态度和实际赔偿到位的客观行为无论从主观上还是行为方面，均有悔罪的表现，没有推卸和逃避，主动承担了其应该承担的责任。
四、办案结果
2022年3月10日，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彭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办案心得
本案最初的责任认定是嫌疑人全责，且造成一人死亡，具有逃逸的严重情节。可以说一开始接受委托的时候我是结果的预期是不太乐观的，毕竟委托人具备了交通肇事罪所涉及的诸多加重情形，甚至可能涉及更为严重的“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因此最初我们给当事人传递的信息也是比较悲观的，但真正触动我的是当事人和其妻子发自内心的淳朴和善良，令我不相信这样一个人会真正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于是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展事故复核申请的事宜。并最终在我们的努力下，将认定结果由全责扭转为主责，取得了初步成效。
侦查阶段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的过程可以说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嫌疑人家庭状况确实困难，为筹集赔偿金也是负债累累，嫌疑人本人曾多次表示无力承担想放弃，但我们也多次晓以利害，向其强调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最终嫌疑人没有放弃，并与受害人家属达成一致意见，取得刑事谅解。
伴随着刑事谅解，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我们有针对性地与承办检察官沟通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以及案件本身存在的争议情节，有理有据地向检察官展现我们团队的辩护观点，并递交书面的《不起诉辩护意见》。最终检察机关在经过内部多次上会讨论后，对本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当事人对我们办理案件的态度和专业性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案件获得圆满结果，最终当事人免于刑事处罚，避免了留存刑事案底，对当事人的影响减小到了最低。对于这样的结果，作为辩护律师我们也深感欣慰，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和肯定也是刑事辩护律师最大的成就。
律师联系方式：15256909930，湖南弘一（合肥）律师事务所，胡建建。
彭某涉嫌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含“逃逸”情节）---弘一合肥胡建建律师担任辩护人
一、案情简介
2021年5月，王某无证驾驶一辆无号牌三轮摩托车沿合肥市蜀山区西一环由北往南行驶至五里墩立交桥北入口处时，追尾碰撞本案嫌疑人彭某驾驶的一辆变型拖拉机，致王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彭某驾车离开。经鉴定，王某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头部损伤死亡。交警部门事故认定结果是彭某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二、办案过程
在接受委托的第一时间，我们重点关注了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本案的事故责任认定中，交警部门的观点是，虽然受害人系主动追尾肇事者的一方，一般情况下被追尾一方无责任，但促使最终责任归属改变的是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的行为，即肇事者在本案事故发生后有逃逸的行为。同时我们关注到，在当事人决定委托我们的当天，已经是复核申请时效到期的倒数第二天。在向委托人进一步了解案件详细情况和事故详细过程后，我们立即组织团队研讨，最终形成一致观点，并及时完成了事故复核申请书的提交。经过与合肥市交警支队的反复多次沟通，最终复核结论改变了事故责任划分比例，复核结果认定彭某承担主要责任，为后续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奠定了基础。
该案件于2021年7月3日立案侦查，经过争取，当事人被公安机关执行了取保候审。同时在侦查阶段，我们积极与受害人家属协商，并最终在赔偿了受害人家属之后取得了刑事谅解。
案件侦查至2021年12月20日，最终移送至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我们积极联系承办检察官，经过多次当面沟通同时递交了详尽的书面辩护意见后，检察机关最终采纳了我们的辩护观点，做出了不起诉决定。
三、辩护思路
律师阅卷后，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从法理、社会情理等角度，提交了如下的辩护意见：
1、彭某已与受害者近亲属达成赔偿，并取得刑事谅解
犯罪嫌疑人虽涉嫌交通肇事罪，但系过失犯罪，且已与受害者近亲属达成赔偿，通过与亲朋好友举债的方式筹集款项54万元一次性赔偿到位，并取得受害者近亲属的谅解，已平息了因该事件造成的社会矛盾。
2、受害人对本案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同时明确了：有证据证明其他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过错。本事故虽然客观上导致了受害人的死亡结果，但嫌疑人是被追尾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规和文件规定，追尾事故中，后车一般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嫌疑人仅因为主观上不知情情况下离开现场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且不符合法律规定。
2.1、本案的事故责任认定中，阐述了“受害人无证驾驶一辆无号牌燃油三轮车驶入上跨式立交桥追尾嫌疑人驾驶的变型拖拉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嫌疑人是次要原因”，但促使最终责任归属改变的仅仅是嫌疑人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的行为，那么我们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分析，此种通过驶离现场的客观行为即判定当事人就是逃逸行为，在刑法意义上称之为“客观归罪”，是万万不可取的。认定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标准是有离开现场的客观行为和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我们知道，交警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规定认定嫌疑人因为逃逸而承担了事故主要责任。然而此种认定的问题和矛盾在于其客观地通过现场视频的证据，也就是嫌疑人驶离现场的视频录像给他欲加了“事故逃逸”的情节，从而忽略了他在事故发生当时的主观方面，本案中，嫌疑人再三阐述其对碰撞的情况确实不知情，才会驶离现场，如果当时知道有人受伤，作为普通老百姓，事故又是发生在五里墩立交桥这种市中心核心地段，一般人是不可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为了逃避处罚而逃逸的。作为一个有意识有辨认能力的正常成年人，其一定会知道逃逸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应该知道当时出事的地点肯定安装有摄监控摄像头，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可能知道有人受伤还存在侥幸心理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其对有人受伤的事实甚至是发生碰撞的事实完全不知情。因此，认定申请人是否构成事故逃逸，不仅应当结合事故发生时当事人的客观行为，同时也要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当事人可能的主观心态，不可做“有罪推定”,而应当坚持“疑罪从无”。
因此，受害人对本案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
2.2、此次事故中 ，受害人行车追尾前车，在正常情况下显然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上，甚至是全部责任。交通事故认定结论中已经明确了受害人自身的过错，但最终还是因为嫌疑人的所谓“离开现场行为”而判定了主要责任，虽然这种判定具有安抚受害人家属和告慰死者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此种判定加重了嫌疑人的事故责任比例，在刑法意义上也加重了其依法应当承担的罪责，明显不能称之为合理合法。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对嫌疑人的所谓逃逸的认定，显然是证据不足。虽然仅是事故认定阶段，不是刑事审判的最终结果。但事故责任认定的结果往往决定了肇事人的命运，尤其是本案中对逃逸的认定。
3、嫌疑人驾驶号牌为皖01/A2340的变型拖拉机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驶离现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之规定中的“逃逸”，事故责任认定系行政法意义上的“逃逸”，区别于刑法意义上的“逃逸”
首先，事故发生在凌晨3时50分，且嫌疑人驾驶的变型拖拉机车身较大，且行驶过程中的噪声和颠簸程度也非常大，正常启动行驶的过程中对发生碰撞感觉不到是很正常的，且载货车身挡住驾驶员的视线也是其未及时发现后车追尾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嫌疑人多次自述，其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被后车追尾，其自身对发生碰撞和造成后车车辆受损、人员受伤的情况在当时完全不知情，甚至在第二天交警队通知其归案前还在驾驶案涉车辆载货，作为一名朴实善良的老百姓其不可能在知道自己发生如此严重交通事故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强大的心理素质，继续工作生活。从这个角度分析，嫌疑人不存在为了逃避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而驶离现场的主观故意，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完全是因为其的确未发现事故受损车辆和受伤人员。事故认定中阐述的离开现场的行为，只是作为行政处罚和责任划分的依据，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逃逸，而本案嫌疑人的行为明显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逃逸行为。
4、嫌疑人具有自首情节，同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应予从宽处理；
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前后完全一致，均如实陈述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对自己构成交通肇事罪有深刻的认识，认罪态度很积极。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嫌疑人积极筹钱赔偿，已一次性支付对方54万元，取得对方刑事谅解。目前，嫌疑人上有身患绝症父亲需赡养，下有幼子需抚养，家庭条件极差，为筹措赔偿金已经负债累累。但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愿意赔偿的态度和实际赔偿到位的客观行为无论从主观上还是行为方面，均有悔罪的表现，没有推卸和逃避，主动承担了其应该承担的责任。
四、办案结果
2022年3月10日，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彭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办案心得
本案最初的责任认定是嫌疑人全责，且造成一人死亡，具有逃逸的严重情节。可以说一开始接受委托的时候我是结果的预期是不太乐观的，毕竟委托人具备了交通肇事罪所涉及的诸多加重情形，甚至可能涉及更为严重的“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因此最初我们给当事人传递的信息也是比较悲观的，但真正触动我的是当事人和其妻子发自内心的淳朴和善良，令我不相信这样一个人会真正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于是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展事故复核申请的事宜。并最终在我们的努力下，将认定结果由全责扭转为主责，取得了初步成效。
侦查阶段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的过程可以说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嫌疑人家庭状况确实困难，为筹集赔偿金也是负债累累，嫌疑人本人曾多次表示无力承担想放弃，但我们也多次晓以利害，向其强调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最终嫌疑人没有放弃，并与受害人家属达成一致意见，取得刑事谅解。
伴随着刑事谅解，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我们有针对性地与承办检察官沟通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以及案件本身存在的争议情节，有理有据地向检察官展现我们团队的辩护观点，并递交书面的《不起诉辩护意见》。最终检察机关在经过内部多次上会讨论后，对本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当事人对我们办理案件的态度和专业性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案件获得圆满结果，最终当事人免于刑事处罚，避免了留存刑事案底，对当事人的影响减小到了最低。对于这样的结果，作为辩护律师我们也深感欣慰，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和肯定也是刑事辩护律师最大的成就。
律师联系方式：15256909930，湖南弘一（合肥）律师事务所，胡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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