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星座#十神论命——正印#好运#
正印者，阴生阳，阳生阴，生扶日主有情。
有一种“牺牲自己，成就他人”之五行“有情”。
如木生火，木要自焚为灰，才有“火”之形成。
正印有全局考量(顾全大局)，其相生的力量，不是利害，而是阴阳有情。
正印格：不会因“利害”而影响，而是“自觉”一切自我牺牲，不问成败，有条理，此是五行性。
若付诸于人性，即是除了“五行性”之无私，还有符合对方之“方法”，若但以“成败”而言，则基本上之“成败”，在于四柱有无“官杀”通关。印是清雅之神，并无具体之实质，有“官杀”，则有公权力之支持。
正印成格，或正印多见者：有明显的“谋士、文人”气质。
正印多者：为人聪明有谋，善于隐藏自己心中真正的目的。看情形而来表达，是属于“善解人意”的智慧人士。即使遇到不如意的遭遇与环境，也能顺应外界的客观形势。是一种典型的“识时务之俊杰”。
“正印”不怕日主坐死绝，反而怕日主太强，如果日主在地支之中有“禄、旺”之根，而又“正印”太多，如此，反作“孤寂”与“不善理财”。
“正印”在六亲之中代表“母亲”，如果“正印”自坐死绝，或者天干“正印”，而地支有“冲刑”，皆是主不利于“母亲”，唯在“时柱”者，则不作此论。
单独的“正印”多，并不主有大的福业，只主“秀气、艺术、文采”之气质。必须“正官、七杀”也出天干，一种“杀生印，印生身”的气势，如此，方能从吉而论。
正印成格者：一生都受“母亲”在性格上直接、间接的影响。
一、正印，通关三联制
任何一种十神，都有相克的“忌神”，独以“正印格”有些趣论。
1、印怕财克。
2、财是“金钱与女缘”，常人又不能离此二种生态。
3、正印格，能不受“财”拖累，又有良好“妻室”，必须在八字上先要有官杀，如此就形成“财生官杀，官杀生印”三联通关。
4、官杀又可以制“比劫夺财”。职是之故，“正印”在论命之时，它的“性格、六亲”只是一种文人现象，论命是论实务之成败，寻常八字不一定有“成败”之论，人命一旦入“正印格”，就有机会论成败了。关键只在四柱有没有“通根”之“官杀”，哪怕是“官杀混杂”，也总比完全没有“官杀”为吉。女命尤重“官杀”。
“正印”坐“比肩”，或者坐“羊刃、劫财”，都没有大妨害，最多只是家族人口不多而已。因为正印怕“财”，有“比肩、劫财”在地支之中，反而可以制“财”，以免“财去克印”之弊。
“正印”多者，只有在两项情形之下，不怕“财星”来克制：
1、有“比肩”在天干者，不怕“财星”。
2、有“正官”或“七杀”在天干者，也不畏“财星”。
“正印”怕“财”，大抵是以单纯式的原则而言，也即是以“十神生克”中，“财克印”，依公式而言，基本上只要“财星”的根，不要在“禄、旺”之位，以及不是多根式的“财”出天干，则不是十分忌讳之事。
二、喜“先财后印”，忌“先印后财”
至于“印”与“财”同时出天干，而且又是接近于“势均力敌”之时，除了以上所说的“比肩、官杀”可以疏通以外，即使是在没有“比肩、官杀”的疏通，只要是“财”在前，而“印”在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如果是“印”在前，“财”在后，那就是很不理想之配属了。
经曰：先财后印，反成其福；先印后财，恐遭忧辱。
这是一项很明显的“人性化”说辞。
1、先财后印：先有足够的钱，再谈清高，就没有闲言闲语。
2、先印后财：先谈清高，然后又要钱，会有事后闲话。
“正印”过多的人，又不见“正官七杀”化杀为权，则为人个性，属于礼貌性、意会性之保守本分，不轻易改弦易辙，常以“十鸟在树，不如一鸟在手”的心态来处事，职业稳定，很少改行。谦和中有修养，带些机警，眼神谦和中有打量他人之意味、和光同尘，而躲避不必要的事，但言辞温和，多少抱着“何必得罪你”的观点。
“正印”过多的人，理财保守，不太多无谓之人情，通常只止于“茶与同情”，虽然不太主动帮助人，但遇事之际，恒常抱有“得予人方便，且方便”，只要不拖累自己，处于“厚道”与“自保”之间的心态。
1、先财后印，无冲刑者，一生吉祥。
2、先印后财，平生多为他人奔忙(男命)。
3、“正印”坐“正财”，夫妻随娶随伤(男命)。
月柱“正印”坐专位“正财”，即使不见冲刑，也可以视之为有“克妻”之征兆。
时柱“正印”坐专位“正财”，则主此命年近50岁，始有正常之婚姻，青年、中年之感情生涯，必无结局。
以上皆是指“正印格”带“财”为主：
a、通常是指当事人会赚钱，但不会理财。
b、有“官杀”通关者，能有“理财能力”的异性相助。
c、没有“官杀”通关者，反而有“被剥削”金钱之现象(女人吞吃了当事人的钱)。
4、“正印”坐“正印”，在专位者，则过于自信。
如此的一种“正印”坐专位“正印”，则是将“艺文”视为商品。视“谦虚礼貌”是人生成功的一种阶梯，重视实际，不尚浮谈，提得起，放得下。如果是“女命”，则是感情内敛之人，恐有迟婚之虞。
“正印”坐专位“正印”者，不论男女，母长寿。或通根日时地支，女命子息迟，头胎恐有流产之虞。四柱没有“正官、七杀”者，女命无良缘(夫缘不定)。男命则以“高级艺术”而栖身，从事商业，则性格孤僻而不聚财。而四见正印，则作“偏印”论，须“偏财”。三合印，如庚日申子辰，亦作“偏印”论，须“偏财”。
5、“正印”坐专位“偏印”：职业多有兼取。
“正印”坐专位“偏印”者，另有下列之征兆：
a、家庭不吉，眷属有疾，或有特别之嗜好。
b、子息迟。
c、财务状况是“双关性”者居多，明的一种行业，配合于不明朗化的另一种实质行业。
d、女命则为“双重性格”，今日否定昨日自己的观点。
6、“正印”坐“伤官”：只宜从事清高之事业，尤其不利于“名利”场中争逐。女命婚姻有阻。
正印坐伤官，不论男女，俱皆因“不合群”之个性，难有作为。在时支略为作“佳”论，人至晚年，自己多少会有些自制。
7、“正印、七杀、羊刃”全者，女命乃宗教人士之命否则独身：
a、自视甚高，且有“矫情自端”之恃才傲物情节。
b、身体恐有“隐疾”。
c、性格偏狭，缺乏应有之耐心。
在男性八字之中，有“七杀、正印、羊刃”全者，亦有下列之特征：
a、能善陈条理，而少实质上的经验。
b、有自命清高的倾向，不喜欢与“志不同，道不合”的人相处。
c、心思精微，亦以相同之心态要求他人，而近似“挑剔”。
d、经常有“小疾”缠身。
e、婚姻不佳，恐有“非婚生子女”。
8、“正印”坐“羊刃”：身心多伤，心疲力竭。
通常都是力疾从公(带病坚持工作)，猝死在办公地点之人士。
寻常八字，正印格大抵是属于“文职”的上班族。为人谦虚，不卷入是非，但不是积极性之人。遇事能避则避，却不会主动不利于他人。
不论男女，“正印格”一切关联，只在有没有“官杀”坐旺通根。
#小作坊如何避免职业打假#
正印者，阴生阳，阳生阴，生扶日主有情。
有一种“牺牲自己，成就他人”之五行“有情”。
如木生火，木要自焚为灰，才有“火”之形成。
正印有全局考量(顾全大局)，其相生的力量，不是利害，而是阴阳有情。
正印格：不会因“利害”而影响，而是“自觉”一切自我牺牲，不问成败，有条理，此是五行性。
若付诸于人性，即是除了“五行性”之无私，还有符合对方之“方法”，若但以“成败”而言，则基本上之“成败”，在于四柱有无“官杀”通关。印是清雅之神，并无具体之实质，有“官杀”，则有公权力之支持。
正印成格，或正印多见者：有明显的“谋士、文人”气质。
正印多者：为人聪明有谋，善于隐藏自己心中真正的目的。看情形而来表达，是属于“善解人意”的智慧人士。即使遇到不如意的遭遇与环境，也能顺应外界的客观形势。是一种典型的“识时务之俊杰”。
“正印”不怕日主坐死绝，反而怕日主太强，如果日主在地支之中有“禄、旺”之根，而又“正印”太多，如此，反作“孤寂”与“不善理财”。
“正印”在六亲之中代表“母亲”，如果“正印”自坐死绝，或者天干“正印”，而地支有“冲刑”，皆是主不利于“母亲”，唯在“时柱”者，则不作此论。
单独的“正印”多，并不主有大的福业，只主“秀气、艺术、文采”之气质。必须“正官、七杀”也出天干，一种“杀生印，印生身”的气势，如此，方能从吉而论。
正印成格者：一生都受“母亲”在性格上直接、间接的影响。
一、正印，通关三联制
任何一种十神，都有相克的“忌神”，独以“正印格”有些趣论。
1、印怕财克。
2、财是“金钱与女缘”，常人又不能离此二种生态。
3、正印格，能不受“财”拖累，又有良好“妻室”，必须在八字上先要有官杀，如此就形成“财生官杀，官杀生印”三联通关。
4、官杀又可以制“比劫夺财”。职是之故，“正印”在论命之时，它的“性格、六亲”只是一种文人现象，论命是论实务之成败，寻常八字不一定有“成败”之论，人命一旦入“正印格”，就有机会论成败了。关键只在四柱有没有“通根”之“官杀”，哪怕是“官杀混杂”，也总比完全没有“官杀”为吉。女命尤重“官杀”。
“正印”坐“比肩”，或者坐“羊刃、劫财”，都没有大妨害，最多只是家族人口不多而已。因为正印怕“财”，有“比肩、劫财”在地支之中，反而可以制“财”，以免“财去克印”之弊。
“正印”多者，只有在两项情形之下，不怕“财星”来克制：
1、有“比肩”在天干者，不怕“财星”。
2、有“正官”或“七杀”在天干者，也不畏“财星”。
“正印”怕“财”，大抵是以单纯式的原则而言，也即是以“十神生克”中，“财克印”，依公式而言，基本上只要“财星”的根，不要在“禄、旺”之位，以及不是多根式的“财”出天干，则不是十分忌讳之事。
二、喜“先财后印”，忌“先印后财”
至于“印”与“财”同时出天干，而且又是接近于“势均力敌”之时，除了以上所说的“比肩、官杀”可以疏通以外，即使是在没有“比肩、官杀”的疏通，只要是“财”在前，而“印”在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如果是“印”在前，“财”在后，那就是很不理想之配属了。
经曰：先财后印，反成其福；先印后财，恐遭忧辱。
这是一项很明显的“人性化”说辞。
1、先财后印：先有足够的钱，再谈清高，就没有闲言闲语。
2、先印后财：先谈清高，然后又要钱，会有事后闲话。
“正印”过多的人，又不见“正官七杀”化杀为权，则为人个性，属于礼貌性、意会性之保守本分，不轻易改弦易辙，常以“十鸟在树，不如一鸟在手”的心态来处事，职业稳定，很少改行。谦和中有修养，带些机警，眼神谦和中有打量他人之意味、和光同尘，而躲避不必要的事，但言辞温和，多少抱着“何必得罪你”的观点。
“正印”过多的人，理财保守，不太多无谓之人情，通常只止于“茶与同情”，虽然不太主动帮助人，但遇事之际，恒常抱有“得予人方便，且方便”，只要不拖累自己，处于“厚道”与“自保”之间的心态。
1、先财后印，无冲刑者，一生吉祥。
2、先印后财，平生多为他人奔忙(男命)。
3、“正印”坐“正财”，夫妻随娶随伤(男命)。
月柱“正印”坐专位“正财”，即使不见冲刑，也可以视之为有“克妻”之征兆。
时柱“正印”坐专位“正财”，则主此命年近50岁，始有正常之婚姻，青年、中年之感情生涯，必无结局。
以上皆是指“正印格”带“财”为主：
a、通常是指当事人会赚钱，但不会理财。
b、有“官杀”通关者，能有“理财能力”的异性相助。
c、没有“官杀”通关者，反而有“被剥削”金钱之现象(女人吞吃了当事人的钱)。
4、“正印”坐“正印”，在专位者，则过于自信。
如此的一种“正印”坐专位“正印”，则是将“艺文”视为商品。视“谦虚礼貌”是人生成功的一种阶梯，重视实际，不尚浮谈，提得起，放得下。如果是“女命”，则是感情内敛之人，恐有迟婚之虞。
“正印”坐专位“正印”者，不论男女，母长寿。或通根日时地支，女命子息迟，头胎恐有流产之虞。四柱没有“正官、七杀”者，女命无良缘(夫缘不定)。男命则以“高级艺术”而栖身，从事商业，则性格孤僻而不聚财。而四见正印，则作“偏印”论，须“偏财”。三合印，如庚日申子辰，亦作“偏印”论，须“偏财”。
5、“正印”坐专位“偏印”：职业多有兼取。
“正印”坐专位“偏印”者，另有下列之征兆：
a、家庭不吉，眷属有疾，或有特别之嗜好。
b、子息迟。
c、财务状况是“双关性”者居多，明的一种行业，配合于不明朗化的另一种实质行业。
d、女命则为“双重性格”，今日否定昨日自己的观点。
6、“正印”坐“伤官”：只宜从事清高之事业，尤其不利于“名利”场中争逐。女命婚姻有阻。
正印坐伤官，不论男女，俱皆因“不合群”之个性，难有作为。在时支略为作“佳”论，人至晚年，自己多少会有些自制。
7、“正印、七杀、羊刃”全者，女命乃宗教人士之命否则独身：
a、自视甚高，且有“矫情自端”之恃才傲物情节。
b、身体恐有“隐疾”。
c、性格偏狭，缺乏应有之耐心。
在男性八字之中，有“七杀、正印、羊刃”全者，亦有下列之特征：
a、能善陈条理，而少实质上的经验。
b、有自命清高的倾向，不喜欢与“志不同，道不合”的人相处。
c、心思精微，亦以相同之心态要求他人，而近似“挑剔”。
d、经常有“小疾”缠身。
e、婚姻不佳，恐有“非婚生子女”。
8、“正印”坐“羊刃”：身心多伤，心疲力竭。
通常都是力疾从公(带病坚持工作)，猝死在办公地点之人士。
寻常八字，正印格大抵是属于“文职”的上班族。为人谦虚，不卷入是非，但不是积极性之人。遇事能避则避，却不会主动不利于他人。
不论男女，“正印格”一切关联，只在有没有“官杀”坐旺通根。
#小作坊如何避免职业打假#
【中国古代防疫制度是怎样的，为何明清时期的防疫效果，反而不如两宋？】2022年春天，随着奥密克戎病株的流行，我国许多地区为了防范其传播，纷纷采取了封城的做法。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2003年10月，七百多名健在的美国抗战老兵，向中方提出了一个诚挚的请求：希望能得到一个石碾！我方相关部门商议后，送给了美方一个直径约1.2米的石碾。
美方如获至宝，耗费了10.5万美元的代价，将石碾运抵美国空军博物馆永久收藏！
美国人为何对我国的石碾如此钟情？甚至不惜耗费巨资也要运回国内收藏呢？这件事还得从战火纷飞的二战说起。
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开辟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而在太平洋战场中，中国又是美国最大的同盟伙伴国，为了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中美双方在各方面展开了紧密合作。
1943年秋，美国的空中堡垒B-29轰炸机横空出世，但却在投入战场时发现了严重的问题。
与普通的轰战机相比，B-29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庞然大物，仅翼展就有45米，起飞重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0吨，舰船起飞平台既无法容纳，也无力支撑，只能从地面机场实施起降。
此外，这款轰炸机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航程只有5500公里，这对于较大的航程而言，简直就是个致命的缺陷。
美国空军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认为在中国的四川地区修建机场，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是最为理想的距离。因为从成都到日本的直线距离也就2500公里左右，B-29来回一趟正好。
但是这份喜悦在美国人的心头稍纵即逝，因为要给B-29修建机场，需要用到数量繁多的大型工程设备。
而当时中国的情况，别说是工程车，就连普通的汽车都不多见，仅靠人力要修建一座要求极高的机场，无异于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然而，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彻底颠覆了美国人的认知。
四川的老百姓听说要修建一座机场供美国人打鬼子，热情高涨、积极踊跃，短短几天就集结了五十多万民工，除了身强体壮的青壮年，还有很多老人、少年和带着孩子的妇女。
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背着铺盖卷和干粮，拿着自家的简陋工具，吃住在工地，日夜不休地修筑机场和跑道。
没有现代化设备和钢筋混凝土，中国农民充分展现了古老的智慧，用坚硬的鹅卵石铺设主体，然后在缝隙中浇灌黏土，而最关键的夯实部分，则是用大小不一的石碾来回碾压。
在这些石碾中，最小的几百斤，几个人就可以操作，最大的能达到十几吨，需要上百名身强体壮的民工共同操作，而且十分危险，稍不注意就会被碾成肉泥。
就这样，五十万民工日夜不休地苦战了大半年，新津、广汉等四座大型机场修建完毕，美国工程师到现场验收的时候，对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赞不绝口。
1944年4月24日，第一架B-29在新津机场成功着落，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2003年，美国空军博物院举办活动时中方应邀出席，并向参观人员展示了四川修建机场时留下的珍贵照片。
当时，很多美国年轻人，看到照片上的石碾感到莫名其妙，而那些曾经参加过抗战的美国老兵却激动得泪流满面。
于是，他们联名向中方提出请求，希望收藏一个石碾，向世人展示中美联合抗战时期的美好回忆！
美方如获至宝，耗费了10.5万美元的代价，将石碾运抵美国空军博物馆永久收藏！
美国人为何对我国的石碾如此钟情？甚至不惜耗费巨资也要运回国内收藏呢？这件事还得从战火纷飞的二战说起。
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开辟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而在太平洋战场中，中国又是美国最大的同盟伙伴国，为了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中美双方在各方面展开了紧密合作。
1943年秋，美国的空中堡垒B-29轰炸机横空出世，但却在投入战场时发现了严重的问题。
与普通的轰战机相比，B-29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庞然大物，仅翼展就有45米，起飞重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0吨，舰船起飞平台既无法容纳，也无力支撑，只能从地面机场实施起降。
此外，这款轰炸机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航程只有5500公里，这对于较大的航程而言，简直就是个致命的缺陷。
美国空军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认为在中国的四川地区修建机场，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是最为理想的距离。因为从成都到日本的直线距离也就2500公里左右，B-29来回一趟正好。
但是这份喜悦在美国人的心头稍纵即逝，因为要给B-29修建机场，需要用到数量繁多的大型工程设备。
而当时中国的情况，别说是工程车，就连普通的汽车都不多见，仅靠人力要修建一座要求极高的机场，无异于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然而，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彻底颠覆了美国人的认知。
四川的老百姓听说要修建一座机场供美国人打鬼子，热情高涨、积极踊跃，短短几天就集结了五十多万民工，除了身强体壮的青壮年，还有很多老人、少年和带着孩子的妇女。
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背着铺盖卷和干粮，拿着自家的简陋工具，吃住在工地，日夜不休地修筑机场和跑道。
没有现代化设备和钢筋混凝土，中国农民充分展现了古老的智慧，用坚硬的鹅卵石铺设主体，然后在缝隙中浇灌黏土，而最关键的夯实部分，则是用大小不一的石碾来回碾压。
在这些石碾中，最小的几百斤，几个人就可以操作，最大的能达到十几吨，需要上百名身强体壮的民工共同操作，而且十分危险，稍不注意就会被碾成肉泥。
就这样，五十万民工日夜不休地苦战了大半年，新津、广汉等四座大型机场修建完毕，美国工程师到现场验收的时候，对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赞不绝口。
1944年4月24日，第一架B-29在新津机场成功着落，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2003年，美国空军博物院举办活动时中方应邀出席，并向参观人员展示了四川修建机场时留下的珍贵照片。
当时，很多美国年轻人，看到照片上的石碾感到莫名其妙，而那些曾经参加过抗战的美国老兵却激动得泪流满面。
于是，他们联名向中方提出请求，希望收藏一个石碾，向世人展示中美联合抗战时期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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