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九问溯源 奋楫笃行”第一问 8000多年前石磨盘藏着什么惊天之谜?】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津彩行大运丨揭开大运河“最后的秘密”！武清十四仓遗址即将发掘】 京杭大运河武清段是天津境内的最后一段，作为进京前的最后一站，武清发挥着物流园的作用，南来的货物均在此储存分拣，而后运入京城。元朝时，政府在武清设立十四仓，为官方属性的物流仓储，十四仓从元朝到清朝，运行了600年，然而至今关于十四仓仍有许多谜题待解。2021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国家级文保单位十四仓遗址项目的发掘申请，今年，发掘工作将正式开始，作为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尘封百年的十四仓遗址将为我们讲述更多运河往事。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
https://t.cn/A66UOSkk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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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彩行大运丨揭开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武清十四仓遗址即将发掘】 京杭大运河武清段是天津境内的最后一段，作为进京前的最后一站，武清发挥着物流园的作用，南来的货物均在此储存分拣，而后运入京城。元朝时，政府在武清设立十四仓，为官方属性的物流仓储，十四仓从元朝到清朝，运行了600年，然而至今关于十四仓仍有许多谜题待解。2021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国家级文保单位十四仓遗址项目的发掘申请，今年，发掘工作将正式开始，作为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尘封百年的十四仓遗址将为我们讲述更多运河往事。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杨村北运河光明桥工地出土的铜塑像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遗址出土的精美酒具和钧窑盘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津云新闻记者 顾明君）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杨村北运河光明桥工地出土的铜塑像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遗址出土的精美酒具和钧窑盘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津云新闻记者 顾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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