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相声界最有流量的演员非郭德纲莫属，关于郭德纲的师承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滋生了不少坊间的传闻，以至于出现了欺师灭祖的问题。
在2004年，郭德纲拜师侯耀文之时，旁边还站着另外一位，名字叫作荆林野，算是郭德纲的师哥，而郭德纲拜师也是得益于这位的拜师，才给侯耀文提供了一个机会。
其实荆林野是很低调的一位演员，直到前些天才在网络上露面，在直播和作品中讲述自己的演艺生涯，在新近的几场直播中，荆林野讲述了拜师前后的往事。
从2000年开始，荆林野就到北京打拼，曾在中央电视台做编导工作，节目《周末喜相逢》就是作品之一，也是从此之后，荆林野就做着幕后的工作。
荆林野与央视合作选择的是栏目签，有比较多的闲余时间。与此同时荆林野还是铁路文工团的签约艺人，像是杨进明、李福胜、郭德纲等人也都是签约艺人。
所谓的签约演员就和临时工差不多，是侯耀文在将这一部分人正式调入铁路文工团未果，只能用签约的方式带着这些演员。
荆林野是话剧演员出身，因为高英培、范振钰的表演对曲艺产生了兴趣，才开始关注到相声，能够表演的相声也就十几段，因此荆林野从没有说自己是专业的相声演员。
荆林野能够拜师侯耀文，首先要感谢师哥陈寒柏，在陈寒柏的牵线搭桥之下，荆林野才能够认识到侯耀文，并且拜入到侯耀文门下。
拜师仪式举行了两次，本来打算第一次在抚顺时拜师，但因为一些原因拖延了下来，一搁置就是四年。在2004年，刘际、贾伦就再次提出了拜师的事宜。
师兄弟们也开始忙前忙后地准备，此时侯耀文顺势提出：“郭德纲这孩子不错，顺道儿把他也收了！”日子定在了2004年6月28号，地点定在一个烤鸭店，具体内容不赘。
拜师的花费拢共是两万多块，酒席上的酒水饮料都是荆林野、郭德纲两人花钱买得。到了拜师的那一天，郭德纲王惠开着自己的小面包车将礼物等带到拜师地点。
有观众问道姜昆去了吗？荆林野回答说：“姜昆先生那天有事，但提早录好了祝贺词！”曲协也有演员到场祝贺，那一天对两位拜师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那时候的郭德纲在曲艺行里面算是小有名气，荆林野赞誉的说道。荆林野也回答说，自己的师兄弟没有一个阻拦收郭德纲，师父对徒弟们也是一视同仁。
家里的能人多了，能是坏事吗？
侯耀文的本意就是把优秀的演员集中到铁路文工团。荆林野自己说：在拜师侯耀文之后，对自己的成长帮助很大。
不忘师恩，不辱师门！
荆林野也讲述了一些往事，譬如自己有个外号叫笑面虎，打架时第一拳打左眼，第二拳打右眼，第三下子就撂倒了；侯耀文能做好炸酱面，每次听闻侯家吃炸酱面，食客就早早的到齐，最多的一次，面就煮了17斤。
有一观众问道：侯耀文去世时，你在哪里？荆林野便很伤感地提起了这段往事，两年多的师徒名分，时间或许很短暂，但记忆却很深刻。
在侯耀文去世之后，荆林野和妻子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灵堂的装饰都是荆林野夫妻布置的。原本是安排好与师父一起去上海演出，结果就传来了这个噩耗。
荆林野哭着赶到侯耀文的家中，侯耀华孤独地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把灵堂布置完成之后，荆林野号啕大哭！
师父给予的是名分，更是谋生的手段。
之前荆林野在网络上喊话侯门的当家人，声称不要再欺负自己，如果逼急了自己会将这些事系数爆料，也会考虑投入到郭德纲的阵营中，到德云社养老。
但不知因为什么缘故，荆林野在说完这一段话之后便销声匿迹，不再谈及相关的问题。其实也可以理解，荆林野与老汪不同，需要顾及的东西太多，话说的自然也不能太露骨。
在2004年，郭德纲拜师侯耀文之时，旁边还站着另外一位，名字叫作荆林野，算是郭德纲的师哥，而郭德纲拜师也是得益于这位的拜师，才给侯耀文提供了一个机会。
其实荆林野是很低调的一位演员，直到前些天才在网络上露面，在直播和作品中讲述自己的演艺生涯，在新近的几场直播中，荆林野讲述了拜师前后的往事。
从2000年开始，荆林野就到北京打拼，曾在中央电视台做编导工作，节目《周末喜相逢》就是作品之一，也是从此之后，荆林野就做着幕后的工作。
荆林野与央视合作选择的是栏目签，有比较多的闲余时间。与此同时荆林野还是铁路文工团的签约艺人，像是杨进明、李福胜、郭德纲等人也都是签约艺人。
所谓的签约演员就和临时工差不多，是侯耀文在将这一部分人正式调入铁路文工团未果，只能用签约的方式带着这些演员。
荆林野是话剧演员出身，因为高英培、范振钰的表演对曲艺产生了兴趣，才开始关注到相声，能够表演的相声也就十几段，因此荆林野从没有说自己是专业的相声演员。
荆林野能够拜师侯耀文，首先要感谢师哥陈寒柏，在陈寒柏的牵线搭桥之下，荆林野才能够认识到侯耀文，并且拜入到侯耀文门下。
拜师仪式举行了两次，本来打算第一次在抚顺时拜师，但因为一些原因拖延了下来，一搁置就是四年。在2004年，刘际、贾伦就再次提出了拜师的事宜。
师兄弟们也开始忙前忙后地准备，此时侯耀文顺势提出：“郭德纲这孩子不错，顺道儿把他也收了！”日子定在了2004年6月28号，地点定在一个烤鸭店，具体内容不赘。
拜师的花费拢共是两万多块，酒席上的酒水饮料都是荆林野、郭德纲两人花钱买得。到了拜师的那一天，郭德纲王惠开着自己的小面包车将礼物等带到拜师地点。
有观众问道姜昆去了吗？荆林野回答说：“姜昆先生那天有事，但提早录好了祝贺词！”曲协也有演员到场祝贺，那一天对两位拜师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那时候的郭德纲在曲艺行里面算是小有名气，荆林野赞誉的说道。荆林野也回答说，自己的师兄弟没有一个阻拦收郭德纲，师父对徒弟们也是一视同仁。
家里的能人多了，能是坏事吗？
侯耀文的本意就是把优秀的演员集中到铁路文工团。荆林野自己说：在拜师侯耀文之后，对自己的成长帮助很大。
不忘师恩，不辱师门！
荆林野也讲述了一些往事，譬如自己有个外号叫笑面虎，打架时第一拳打左眼，第二拳打右眼，第三下子就撂倒了；侯耀文能做好炸酱面，每次听闻侯家吃炸酱面，食客就早早的到齐，最多的一次，面就煮了17斤。
有一观众问道：侯耀文去世时，你在哪里？荆林野便很伤感地提起了这段往事，两年多的师徒名分，时间或许很短暂，但记忆却很深刻。
在侯耀文去世之后，荆林野和妻子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灵堂的装饰都是荆林野夫妻布置的。原本是安排好与师父一起去上海演出，结果就传来了这个噩耗。
荆林野哭着赶到侯耀文的家中，侯耀华孤独地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把灵堂布置完成之后，荆林野号啕大哭！
师父给予的是名分，更是谋生的手段。
之前荆林野在网络上喊话侯门的当家人，声称不要再欺负自己，如果逼急了自己会将这些事系数爆料，也会考虑投入到郭德纲的阵营中，到德云社养老。
但不知因为什么缘故，荆林野在说完这一段话之后便销声匿迹，不再谈及相关的问题。其实也可以理解，荆林野与老汪不同，需要顾及的东西太多，话说的自然也不能太露骨。
#乾隆玉玺在巴黎展出拍卖#大家都知道古代的生产力和科学水平不高，大多数人的思想还比较蒙昧，对于很多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往往会冠以迷信的解释。而统治阶级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总是大搞一些“天命所归”、“君权神授”的事情。
其实手段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对这些事情也是深信不疑的，比如在我国历史上就流传着一件神秘的“传国玉玺”，据说获得了这块玉玺就能够得到上天的认可，成为中原真正的主宰，也会被臣民们认为是正统的王朝。
因此，传国玉玺成为了历朝历代野心家梦寐以求的东西，围绕着它展开了各种阴谋诡计和征伐杀戮，那么传国玉玺究竟是什么？它最后到了谁手里呢？
一、传国玉玺最初的传承
1、传国玉玺第一次易手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东出消灭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了中原大一统，随后建立了秦王朝，自称秦始皇，中国至此进入到封建王朝时代。
作为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人，嬴政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将之前卞和发现的和氏玉璧进行重新雕琢成玉玺的样式，并且让丞相李斯在上面雕上了“受命於天，既寿永昌”8个字，后续的加工由一代制玉大师孙寿完成，单从制作工艺和艺术水准上来看已经近乎完美。
秦二世而亡，二世皇帝胡亥之后，子婴在咸阳被攻破的时候把这枚玉玺交给了刘邦，就这样一直在汉王朝的刘氏手中代代相传着。
西汉末年，外戚重臣王莽篡夺政权，他让自己的弟弟进入宫廷索要传国玉玺，没想到遭到了当时王太后的强烈斥责，而且还大骂：“我是马上就要入土的人了，今天你们王氏兄弟敢这样做，以后一定会招来灭顶之灾！”
说完之后老太后就把玉玺捧起来直接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不过玉玺的材质着实优秀，如此猛烈的撞击也只是摔掉了一只角，后来王氏兄弟用最珍贵的黄金对玉玺进行了镶补。
2、传国玉玺第一次失踪
到了公元23年，王莽建立的新王朝被覆灭，玉玺被当时的校尉公宾得到，献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李松，李松不敢要又转手给了刘玄，后来这个刘玄被赤眉军抓住，玉玺辗转到了傀儡皇帝刘盆子的手里。
正当一家人高兴的时候，刘秀的大军杀来了，赤眉军大败，就这样玉玺才落到了刘秀手中，刘秀也成为了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光武帝。
一转眼又是2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就到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东汉末年了，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相互交叉进行着，大将军何进不敌宦官集团，于是招西北大军阀董卓进京，奈何东窗事发何进身死，袁绍等人诛杀宦官后逃亡，汉少帝携带玉玺在途中被董卓迎回，不过在动荡中玉玺已经不知道丢在了哪里。
董卓根本不在意玉玺，开始了作威作福的太师生活，由于董卓乱政，嚣张跋扈，不久18路诸侯开始讨伐董卓，先锋官孙坚攻入洛阳后，在一口枯井中意外发现了一个盒子，打开一开竟是失踪了的传国玉玺。
二、乱世之中的传国玉玺
1、颠沛流离但还在
孙坚去世后，儿子孙策认为这是不祥之物，转手交给淮南军阀袁术后换来了兵马和自由身，袁术狂妄自大以玉玺为证自立为帝，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后玉玺被曹操所得，儿子曹丕时代取代汉王朝，玉玺被他在肩部刻上了“大魏受汉传国之玺”几个字。
权臣司马家族篡魏建立西晋，玉玺再次易手，经历了北方大动荡和黑暗的十六国时期后，最终被东晋豪族谢尚得到，他快马加鞭呈献给了东晋皇帝，所以两晋时期玉玺一直都在司马氏手中。
公元420年刘裕见“刘宋”，玉玺先后在宋、齐、梁、陈流传，一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原，玉玺被杨氏获得，隋朝昙花一现，李唐建立，又到了太宗李世民手中。
唐末黄巢起义天下烽烟四起，玉玺在后唐废帝手中不知下落，北周建立后曾多次寻找未果，只能重新仿制“皇帝神宝”玉玺作为替代品。北宋建立后一直到了宋哲宗的时候传国玉玺才重现天下，被农民发现后上交给了朝廷，但真伪已经无人可知。
公元1126年北宋亡，玉玺被金人掠走，再次下落不明，100年后蒙古灭金，依然没有找到这块传说中的玉玺。
2、真真假假不知去向
南宋灭亡的时候宋恭帝手中却有一块传国玉玺，但据说是南宋朝自己制造的，并非真品。忽必烈去世后，传国玉玺惊现大都，被崔彧找到后给了铁穆耳，铁穆耳也是因为这块玉玺才继承皇位的。
此后又传了几代元帝，1368年明朝建立，1372年朱元璋为寻回玉玺多次与北元交战，但一直没能成功，此后几个世纪传国玉玺就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虽然偶有玉玺惊现的传闻，但无一例外都是假的。
到了清王朝统治时期，有人说皇太极在塞外得到了传国玉玺，而故宫交泰殿中的39块玉玺中也确实有一块上面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不过乾隆帝在鉴定的时候认为这和史书上记载的出入很大，应该是后来仿制的，也就不了了之。
清朝末年伴随着溥仪被逐出皇宫，即便是这一块刻字的玉玺也不知道去了哪，冯玉祥曾多次寻找也没有发现，后来有人说是老蒋给藏起来了，到台湾又放在了博物院中，但台湾的博物院一直否定这个说法，至此所有关于传国玉玺的消息全部中断。
现在来看，这个所谓的“传国玉玺”不过是一块历史悠久，制作精美的玉器罢了，和什么天命所归完全不沾边，不过它的身上却隐藏了太多的华夏历史，也希望玉玺能够早日重现天日，让大家都目睹它的真容。
其实手段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对这些事情也是深信不疑的，比如在我国历史上就流传着一件神秘的“传国玉玺”，据说获得了这块玉玺就能够得到上天的认可，成为中原真正的主宰，也会被臣民们认为是正统的王朝。
因此，传国玉玺成为了历朝历代野心家梦寐以求的东西，围绕着它展开了各种阴谋诡计和征伐杀戮，那么传国玉玺究竟是什么？它最后到了谁手里呢？
一、传国玉玺最初的传承
1、传国玉玺第一次易手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东出消灭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了中原大一统，随后建立了秦王朝，自称秦始皇，中国至此进入到封建王朝时代。
作为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人，嬴政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将之前卞和发现的和氏玉璧进行重新雕琢成玉玺的样式，并且让丞相李斯在上面雕上了“受命於天，既寿永昌”8个字，后续的加工由一代制玉大师孙寿完成，单从制作工艺和艺术水准上来看已经近乎完美。
秦二世而亡，二世皇帝胡亥之后，子婴在咸阳被攻破的时候把这枚玉玺交给了刘邦，就这样一直在汉王朝的刘氏手中代代相传着。
西汉末年，外戚重臣王莽篡夺政权，他让自己的弟弟进入宫廷索要传国玉玺，没想到遭到了当时王太后的强烈斥责，而且还大骂：“我是马上就要入土的人了，今天你们王氏兄弟敢这样做，以后一定会招来灭顶之灾！”
说完之后老太后就把玉玺捧起来直接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不过玉玺的材质着实优秀，如此猛烈的撞击也只是摔掉了一只角，后来王氏兄弟用最珍贵的黄金对玉玺进行了镶补。
2、传国玉玺第一次失踪
到了公元23年，王莽建立的新王朝被覆灭，玉玺被当时的校尉公宾得到，献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李松，李松不敢要又转手给了刘玄，后来这个刘玄被赤眉军抓住，玉玺辗转到了傀儡皇帝刘盆子的手里。
正当一家人高兴的时候，刘秀的大军杀来了，赤眉军大败，就这样玉玺才落到了刘秀手中，刘秀也成为了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光武帝。
一转眼又是2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就到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东汉末年了，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相互交叉进行着，大将军何进不敌宦官集团，于是招西北大军阀董卓进京，奈何东窗事发何进身死，袁绍等人诛杀宦官后逃亡，汉少帝携带玉玺在途中被董卓迎回，不过在动荡中玉玺已经不知道丢在了哪里。
董卓根本不在意玉玺，开始了作威作福的太师生活，由于董卓乱政，嚣张跋扈，不久18路诸侯开始讨伐董卓，先锋官孙坚攻入洛阳后，在一口枯井中意外发现了一个盒子，打开一开竟是失踪了的传国玉玺。
二、乱世之中的传国玉玺
1、颠沛流离但还在
孙坚去世后，儿子孙策认为这是不祥之物，转手交给淮南军阀袁术后换来了兵马和自由身，袁术狂妄自大以玉玺为证自立为帝，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后玉玺被曹操所得，儿子曹丕时代取代汉王朝，玉玺被他在肩部刻上了“大魏受汉传国之玺”几个字。
权臣司马家族篡魏建立西晋，玉玺再次易手，经历了北方大动荡和黑暗的十六国时期后，最终被东晋豪族谢尚得到，他快马加鞭呈献给了东晋皇帝，所以两晋时期玉玺一直都在司马氏手中。
公元420年刘裕见“刘宋”，玉玺先后在宋、齐、梁、陈流传，一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原，玉玺被杨氏获得，隋朝昙花一现，李唐建立，又到了太宗李世民手中。
唐末黄巢起义天下烽烟四起，玉玺在后唐废帝手中不知下落，北周建立后曾多次寻找未果，只能重新仿制“皇帝神宝”玉玺作为替代品。北宋建立后一直到了宋哲宗的时候传国玉玺才重现天下，被农民发现后上交给了朝廷，但真伪已经无人可知。
公元1126年北宋亡，玉玺被金人掠走，再次下落不明，100年后蒙古灭金，依然没有找到这块传说中的玉玺。
2、真真假假不知去向
南宋灭亡的时候宋恭帝手中却有一块传国玉玺，但据说是南宋朝自己制造的，并非真品。忽必烈去世后，传国玉玺惊现大都，被崔彧找到后给了铁穆耳，铁穆耳也是因为这块玉玺才继承皇位的。
此后又传了几代元帝，1368年明朝建立，1372年朱元璋为寻回玉玺多次与北元交战，但一直没能成功，此后几个世纪传国玉玺就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虽然偶有玉玺惊现的传闻，但无一例外都是假的。
到了清王朝统治时期，有人说皇太极在塞外得到了传国玉玺，而故宫交泰殿中的39块玉玺中也确实有一块上面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不过乾隆帝在鉴定的时候认为这和史书上记载的出入很大，应该是后来仿制的，也就不了了之。
清朝末年伴随着溥仪被逐出皇宫，即便是这一块刻字的玉玺也不知道去了哪，冯玉祥曾多次寻找也没有发现，后来有人说是老蒋给藏起来了，到台湾又放在了博物院中，但台湾的博物院一直否定这个说法，至此所有关于传国玉玺的消息全部中断。
现在来看，这个所谓的“传国玉玺”不过是一块历史悠久，制作精美的玉器罢了，和什么天命所归完全不沾边，不过它的身上却隐藏了太多的华夏历史，也希望玉玺能够早日重现天日，让大家都目睹它的真容。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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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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