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幸福感# #贵州向未来# 【背出大山① 孤勇成军】“贫困”,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石山连片,土薄根浅,无水逢春,这里是麻山地区,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喀斯特贫困区。
长顺县敦操乡,正处于麻山腹地。2012年,30多名背篼干部用“背篼”换民心,2022年,十年过往,昔人今何在。在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之际,重新走访当年“背篼干部”精神发源地——长顺县敦操乡,重忆十年脱胎换骨,再唱孤勇一腔。
“喂,朝良,我们这里来了个说普通话的小伙子要收新农合的钱,是不是个骗子啊?”
2011年的一个清晨,一个电话打到了王朝良的手机上。作为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他,身上挂着敦操乡斗麻村的包组任务。
“你放心吧,这是我们乡里的干部小王,来给你们收今年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
王朝良口中的小王,是敦操乡基层计生服务站的王茹刚。
从内蒙古到湖北求学,从湖北到贵州工作,2000多公里的辗转,王茹刚没想到这一来,就在长顺扎了根。
2006年,学医的王茹刚报名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那些年,无数的青年带着理想与信念,奔赴祖国的西部,献出赤诚之心。
王茹刚成为了其中一员,打上背包,来到贵州。
与草原的辽阔、长江的蜿蜒不同,这里是望不尽的山、爬不完的山、走不出的山。但是,心中有景,花香满径。
2008年,志愿服务期满后,他却犹豫了,他舍不得这里了。医者仁心,这个西部不知名的小县,需要他这样的青年去建设。而女友的支持更令他坚定信念,二人选择一同留在了长顺,组成了美满的小家庭。
因为敦操乡计生服务工作缺人,王茹刚被调到了敦操乡工作。在这里,王茹刚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工作用品——背篼。
“背篼用来干啥?”一口普通话的王茹刚好奇道。来了贵州5年,看到别人背过买菜,但没想到自己搞个计生工作还得背“背篼”。
等一进山,王茹刚就懂了。老乡们出一趟门不容易,经常给负责包组到户的乡镇干部们打个电话,托他们带点米买点盐,加上自己常常要下乡收取新农合的费用,一个背篼可比背包好用多了。
背着背篼进村,一走就是一天。此时,孩子还小,妻子也忙,王茹刚就把孩子带到了敦操。白天进村入户只能托人帮忙照看一下,晚上回到乡政府就在破旧的宿舍里哄儿子入睡。
“爸爸你不走好吗?”天蒙蒙亮,儿子突然在被窝里哭起来,伸出小小的手,想去抱住父亲。王茹刚有些哽咽,只能对着儿子说:“宝贝,爸爸在忙几天周末就不用加班了,咱们回县城找妈妈好吗?”
从敦操到长顺县大约有60公里的路程,来往的班车不算多。周一到敦操,往往周五才能回去。要是事儿不多,待到周五能回到县城休息两天,要是忙起来周末加班,两三周回来一次也是家常便饭。
路途遥远,而路况也极差。一路颠簸不停、拐道崎岖,坐一趟车得用2、3个小时。而到了敦操乡政府,门口除了只有一条步行6、7分钟的长街算是镇上最繁华的街道了,其他地方只有灰扑扑——灰尘与阴天齐飞。
敦操乡,90%为苗族同胞,苗语为主要的语言。对于外来的乡镇干部来说,交流都成了一个难题,于是当地人梁东元、梁勇成了大伙的“翻译”。
1999年,梁勇成为了敦操乡政府的一名临聘人员,几年后,他又多了一个战友梁东元。根据工作安排,他们负责打召村穿洞组和麻地组的包组工作。在穿洞组和麻地组,不少人家门前都记着他俩的名字和电话。大家知道,有什么事,给他们打个电话就能帮忙。
乡镇的工作比想象中更忙碌,而乡政府资金吃紧,作为临聘人员,梁勇和梁东元的收入也低得可怜。梁勇记得,2012年他能拿到手的工资也就是四五百元,而对于梁东元来说,这样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
“当时儿子已经5岁了,马上是读书用钱的时候,媳妇也没做活路,一家人靠着这几百块钱快撑不下去了。”梁东元回忆道。
当时妻子没少埋怨他,而看着身边的朋友出去打工能赚不少钱,为了这个家梁东元强忍着不舍提了辞职,带着妻儿去外面的世界闯闯。
那一年,他30岁,而立之年却过成了一地鸡毛。
坐上从敦操去县城的班车,路上的颠簸却不如他内心的颠簸,总觉得走了就难回来了。妻儿睡了过去,望着窗外熟悉的一切,他发呆,他无望。
此时,一个电话突然打来,惊扰了他的思绪。
“喂,东元,上次你答应给我带的东西什么时候给我啊。”电话那头,是他的负责的贫困户梁幺妹。
他一愣,对啊,他答应过的,他怎么可以忘了。虽然难以开口,可是他最终还是跟妻子说了,“我们回去好不好?”
才刚刚踏出第一步就要返回,妻子不理解他在坚持什么。梁东元有些语塞,但还是希望回到敦操,把他允诺的事情办完,把他的“背篼”拾起来。
无数个日夜自我否定,又在窒息沉浮中爬起来重寻自我。
同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梁勇。不少亲朋好友劝他出去打工,守在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
“可是我一想到我走了,以后大家下乡连个帮忙翻译苗语的人都没了,我就狠不下这个心。”虽然工作中有辛苦、有委屈,但是跟着这群干部在一起,苦中也在作乐。
当背篼干部被大家所认可,同时得到了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梁勇和梁东元拿到涨了的第一笔工资,高兴地像个孩子。“那天我们发了1760元,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这笔钱让我更有动力了。”
老乡的认可,组织的鼓励,那时,他们知道,背篼干部,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身上的背篼肩扛着责任,脚下的胶鞋蹚出了新路。
或许是上天,借他们初心不忘,借他们孤勇一腔。(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璐瑶 田旻佳 彭瑾 李森 聂婧文)
长顺县敦操乡,正处于麻山腹地。2012年,30多名背篼干部用“背篼”换民心,2022年,十年过往,昔人今何在。在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之际,重新走访当年“背篼干部”精神发源地——长顺县敦操乡,重忆十年脱胎换骨,再唱孤勇一腔。
“喂,朝良,我们这里来了个说普通话的小伙子要收新农合的钱,是不是个骗子啊?”
2011年的一个清晨,一个电话打到了王朝良的手机上。作为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他,身上挂着敦操乡斗麻村的包组任务。
“你放心吧,这是我们乡里的干部小王,来给你们收今年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
王朝良口中的小王,是敦操乡基层计生服务站的王茹刚。
从内蒙古到湖北求学,从湖北到贵州工作,2000多公里的辗转,王茹刚没想到这一来,就在长顺扎了根。
2006年,学医的王茹刚报名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那些年,无数的青年带着理想与信念,奔赴祖国的西部,献出赤诚之心。
王茹刚成为了其中一员,打上背包,来到贵州。
与草原的辽阔、长江的蜿蜒不同,这里是望不尽的山、爬不完的山、走不出的山。但是,心中有景,花香满径。
2008年,志愿服务期满后,他却犹豫了,他舍不得这里了。医者仁心,这个西部不知名的小县,需要他这样的青年去建设。而女友的支持更令他坚定信念,二人选择一同留在了长顺,组成了美满的小家庭。
因为敦操乡计生服务工作缺人,王茹刚被调到了敦操乡工作。在这里,王茹刚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工作用品——背篼。
“背篼用来干啥?”一口普通话的王茹刚好奇道。来了贵州5年,看到别人背过买菜,但没想到自己搞个计生工作还得背“背篼”。
等一进山,王茹刚就懂了。老乡们出一趟门不容易,经常给负责包组到户的乡镇干部们打个电话,托他们带点米买点盐,加上自己常常要下乡收取新农合的费用,一个背篼可比背包好用多了。
背着背篼进村,一走就是一天。此时,孩子还小,妻子也忙,王茹刚就把孩子带到了敦操。白天进村入户只能托人帮忙照看一下,晚上回到乡政府就在破旧的宿舍里哄儿子入睡。
“爸爸你不走好吗?”天蒙蒙亮,儿子突然在被窝里哭起来,伸出小小的手,想去抱住父亲。王茹刚有些哽咽,只能对着儿子说:“宝贝,爸爸在忙几天周末就不用加班了,咱们回县城找妈妈好吗?”
从敦操到长顺县大约有60公里的路程,来往的班车不算多。周一到敦操,往往周五才能回去。要是事儿不多,待到周五能回到县城休息两天,要是忙起来周末加班,两三周回来一次也是家常便饭。
路途遥远,而路况也极差。一路颠簸不停、拐道崎岖,坐一趟车得用2、3个小时。而到了敦操乡政府,门口除了只有一条步行6、7分钟的长街算是镇上最繁华的街道了,其他地方只有灰扑扑——灰尘与阴天齐飞。
敦操乡,90%为苗族同胞,苗语为主要的语言。对于外来的乡镇干部来说,交流都成了一个难题,于是当地人梁东元、梁勇成了大伙的“翻译”。
1999年,梁勇成为了敦操乡政府的一名临聘人员,几年后,他又多了一个战友梁东元。根据工作安排,他们负责打召村穿洞组和麻地组的包组工作。在穿洞组和麻地组,不少人家门前都记着他俩的名字和电话。大家知道,有什么事,给他们打个电话就能帮忙。
乡镇的工作比想象中更忙碌,而乡政府资金吃紧,作为临聘人员,梁勇和梁东元的收入也低得可怜。梁勇记得,2012年他能拿到手的工资也就是四五百元,而对于梁东元来说,这样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
“当时儿子已经5岁了,马上是读书用钱的时候,媳妇也没做活路,一家人靠着这几百块钱快撑不下去了。”梁东元回忆道。
当时妻子没少埋怨他,而看着身边的朋友出去打工能赚不少钱,为了这个家梁东元强忍着不舍提了辞职,带着妻儿去外面的世界闯闯。
那一年,他30岁,而立之年却过成了一地鸡毛。
坐上从敦操去县城的班车,路上的颠簸却不如他内心的颠簸,总觉得走了就难回来了。妻儿睡了过去,望着窗外熟悉的一切,他发呆,他无望。
此时,一个电话突然打来,惊扰了他的思绪。
“喂,东元,上次你答应给我带的东西什么时候给我啊。”电话那头,是他的负责的贫困户梁幺妹。
他一愣,对啊,他答应过的,他怎么可以忘了。虽然难以开口,可是他最终还是跟妻子说了,“我们回去好不好?”
才刚刚踏出第一步就要返回,妻子不理解他在坚持什么。梁东元有些语塞,但还是希望回到敦操,把他允诺的事情办完,把他的“背篼”拾起来。
无数个日夜自我否定,又在窒息沉浮中爬起来重寻自我。
同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梁勇。不少亲朋好友劝他出去打工,守在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
“可是我一想到我走了,以后大家下乡连个帮忙翻译苗语的人都没了,我就狠不下这个心。”虽然工作中有辛苦、有委屈,但是跟着这群干部在一起,苦中也在作乐。
当背篼干部被大家所认可,同时得到了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梁勇和梁东元拿到涨了的第一笔工资,高兴地像个孩子。“那天我们发了1760元,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这笔钱让我更有动力了。”
老乡的认可,组织的鼓励,那时,他们知道,背篼干部,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身上的背篼肩扛着责任,脚下的胶鞋蹚出了新路。
或许是上天,借他们初心不忘,借他们孤勇一腔。(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璐瑶 田旻佳 彭瑾 李森 聂婧文)
【退休后,“外婆”网上讲故事、“外公”线上打游戏!这群“银发族”在互联网上焕发青春】退休后,你想做什么?是当一名背包客游山玩水,还是在家中带着第三代烹饪洗涮?有这么一群“银发族”,将退休生活和互联网连在了一起。这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摇身一变,成为了主播、UP主,用他们自己制作、拍摄的音频、视频来展现别样的退休生活风采,发挥余热。https://t.cn/A6J5hApT
你是咖啡几级上瘾患者? 文|读者:静思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这么说吧,毫不夸张,如果某天我没有喝咖啡,我就会变成一名暴躁的丧尸——除了发怒和痛苦,没有脑子做任何事。
对他人来说,早上起来让自己神清气爽的可能是炙热的梦想、一晚上无梦的好觉;对我来说,只有在听到咖啡机提示音响完、房间里飘出咖啡的香气后,我先给自己倒上半杯咖啡灌下去,大脑才逐渐开启正常运转模式,慢慢清醒过来。
大脑就是一团浆糊”这句话对咖啡因上瘾的人来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真实写照。
若干年前,我只是一名有着小资心态的伪咖啡爱好者。上班日中规中矩地喝一杯咖啡。通常是在工作一上午结束后,吃完午饭和同事们溜达着去公司楼下的星巴克买杯咖啡,散步和八卦是正事,买咖啡是顺手。
周末,天清气朗,就在衡山路找间私人咖啡馆,点杯咖啡、来一块丹麦卷,在那里消磨两三个小时。那时,咖啡对我来说更像一个符号,脑海中会对它赋予很多想象中的抽象意义。比如,它可能是一段后味延绵的友谊,不像烈酒那么浓烈,但品之亦有味。
就电影《海鸥食堂》里的三位日本女人在芬兰的故事。剧中很美的一幕是某天午后,几个女人相约在赫尔辛基的乌苏拉咖啡馆(Cafe Ursula)闲坐,她们眼前是延绵好几公里的沿海小道,时而会有海鸥飞过来停下在海边。女友们就这样平静地赏海、看海鸥、喝着咖啡和酒,“偷”一段徐徐人生中,只属于自己的空暇时光。
再比如,它可能是一段意外的自我剖析和觉醒之旅。
约翰·史崔勒基写过一本畅销全球的《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在一家咖啡店里让人生变道行驶的。
拥有 MBA 学位、在企业工作多年、有大好前途的约翰在32岁那年决定辞职。辞职的初衷有些俗套:约翰在日复一日的拼命工作中迷失了,即便眼前有着大好的晋升机会,但这一切为了什么呢?更大的办公室、更长时间的加班,然后直到生命结束么?
辞职后他和妻子背起背包,踏上环球之旅,花了9个月时间走过7万里路程。其中因为意外闯入了一家名叫“为什么咖啡馆”的地方,在这间咖啡馆里,他通过和店主、服务生的对话,开启了一场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游戏”。
那时的我对咖啡保持着一种友好但并不亲近的距离。它更像我充满幻想或者装腔作势的一个工具。
让这个“悬在空中”装腔作势的工具落地是我在国外生活这几年。我成功的把喝咖啡这件本该惬意、体面的事,变成了鲸吸牛饮。
这一切都源于在国外想要喝一杯热水实在太难。
来欧美旅行或者留学、生活的朋友都明白,这片土地有一个神奇之处:公共厕所里有热水洗手,但公共场所里却没有热水饮用。
有一次我入院做个小手术,结束后按照咱们的惯例喝水最好喝温热的水,对身体恢复有好处。但偌大的医院,想喝一杯热开水太难了。到处都有免费的公共饮用水,但流出来的都是哇凉哇凉的冰水。
我只好按铃请护士帮我找杯热水。她特意去医院餐厅帮我要了一杯,一边递给我一遍万分嘱咐:非常热,要小心。结果我一喝:温的。 行吧,总比他们喝什么冷饮都要往里加一大堆冰块强。
在国外,出门时想喝上一口热乎的,除了去咖啡店/超市/餐厅购买热咖啡(或者袋泡茶包),你很难有其他选择。
春秋之际,看着阳光明媚,但风似刀片一刀刀向你割来,当地的外国人敢在10度的气温一边穿着短裤短袖、一边喝着加满冰的果汁,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只能裹紧自己棉外套,随便走进一家咖啡店,买一杯热咖啡暖身。
艳阳高照的夏季,外面35度,你在商场、图书馆、市政厅或者随便一间公共建筑楼里,空调开到19度。前10分钟,你凉爽舒服,20分钟过去,你开始起鸡皮疙瘩,半小时后有点瑟瑟发抖,忍不住要找咖啡店来杯热咖啡取暖。
就这样,我在咖啡成瘾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如果一天不喝咖啡我就会头疼难忍、再难集中精神做事时,才知道自己对咖啡因上瘾有了依赖。
也有人喝咖啡是出于腔调,把喝咖啡当成生活中的一种有仪式感的事去进行。
金宇澄的《繁花》里,处处可见上一代的老上海人对咖啡的喜爱。男女青年谈恋爱压马路时,要喝咖啡;朋友之间谈心事要喝咖啡;生意人酒桌上谈完正事私下再约着喝杯咖啡巩固巩固交情。
咖啡是他们维系关系的一种介质。
有人喝咖啡是出于依赖,依靠它要去创造了不起的个人价值。比如那位“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的大文豪巴尔扎克就是如此,
巴尔扎克嗜咖啡如命,一壶咖啡一支笔,这是巴尔扎克写作时的标配。据说巴尔扎克在读了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之后,写了《司汤达研究》一书,对《巴尔玛修道院》大加赞赏。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把咖啡壶,还有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就是这把咖啡壶,支持我一天写16小时,最少也写12小时的文章。”
这样的功力,任何一名文字工作者、打工人都得顶礼膜拜啊。像我这种一天喝三四个中杯量的“小巫”,在巴尔扎克这位狠人面前不值一提。
《世界咖啡学》这本书里提到巴尔扎克写的《咖啡是我的苦痛与喜乐》的短文,真是个喝咖啡的狠人。根据“用咖啡激发脑力”的效果,巴尔扎克将喝咖啡分成三个等级:
初级等级:
“前两周,每次先喝一杯,再喝两杯,咖啡粉也要逐渐磨细,再用热水泡来喝,就会获得足够的脑力刺激与巧思。第三周就要开始减少冲泡水量,咖啡粉要磨得比前两周更细,但要用冷水慢慢浸泡萃取,喝下后即可维持大脑战力不坠。”
中级等级:
“咖啡粉要磨到最细,水量要尽可能少,咖啡粉剂量再加一倍,一次灌下两杯量,身体底子够,不妨一口气喝三杯,大脑敏锐度还可再维持几天。”
惨绝人寰等级:
“咖啡粉磨至超细,高剂量,不加水或少水,空腹吞服入肚……火花即刻传抵大脑--刹那间,一切灵活起来,巧思浮现。”
大文豪还悉心提醒:最后一个等级的够格尝试者,“一定要精力超级旺盛,头发乌黑浓密,肌肤有黑斑,双手宽大厚实,两腿状似上宽下窄的保龄球木瓶才行。”
我们普通人喝咖啡,是为了续命加班;巴尔扎克喝咖啡,是为了能以命相搏为人类结出文明的硕果做贡献。境界高下毫无可比性。
终于,在我每天三四杯“黄汤”下肚后,身体出了状况——胸部疼痛。
检查后医生排除了乳房疾病的可能,紧接着就问我:每天喝几杯咖啡?我回到3-4个中杯后,医生建议我先减少到2杯看看情况。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建议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400mg咖啡因,也就是大约3-4个中杯的咖啡是可以的。但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身体的代谢速度不同,因此身体会出现不同的症状。
因为身体——不仅仅是舌头——吃过了咖啡的苦,知道这东西虽然能提神、续命,但不是人人都有巴尔扎克那样的本事,能拿咖啡当水喝。所以,我现在每天把咖啡控制在2杯以内,煮咖啡时尽量掺杂一些低咖啡因粉来代替正常的咖啡粉。身体倒是再无状况出现。
亦舒在《承欢记》里说:“蛋糕非常香,咖啡十分甜,这里又没有地震,活着真好。”人们喜爱咖啡,除了它能帮我们唤醒大脑外,更重要的是咖啡能让人品出一点小美好。
在《浅草的深夜咖啡馆》这部纪录片里,导演跟拍了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式咖啡馆,往来的顾客多是当地居民。他们有的是出租车司机,凌晨3点收工后几个人一起来这里吃个宵夜、休息一下、说说碰到的好笑顾客,再回去休息;有的人从事殡葬业,每隔几天就要和同行的同事们聚一聚,聊一聊工作中遇到的不幸者,为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有人在这里决定了自己的婚姻;有人在这里和伴侣分手、哭作一团。
这就是咖啡的魅力,无论生活惬意还是辛苦,当我们在咖啡馆稍作停留喝一杯咖啡时,那一刻的生命里有温暖流淌而过。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这么说吧,毫不夸张,如果某天我没有喝咖啡,我就会变成一名暴躁的丧尸——除了发怒和痛苦,没有脑子做任何事。
对他人来说,早上起来让自己神清气爽的可能是炙热的梦想、一晚上无梦的好觉;对我来说,只有在听到咖啡机提示音响完、房间里飘出咖啡的香气后,我先给自己倒上半杯咖啡灌下去,大脑才逐渐开启正常运转模式,慢慢清醒过来。
大脑就是一团浆糊”这句话对咖啡因上瘾的人来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真实写照。
若干年前,我只是一名有着小资心态的伪咖啡爱好者。上班日中规中矩地喝一杯咖啡。通常是在工作一上午结束后,吃完午饭和同事们溜达着去公司楼下的星巴克买杯咖啡,散步和八卦是正事,买咖啡是顺手。
周末,天清气朗,就在衡山路找间私人咖啡馆,点杯咖啡、来一块丹麦卷,在那里消磨两三个小时。那时,咖啡对我来说更像一个符号,脑海中会对它赋予很多想象中的抽象意义。比如,它可能是一段后味延绵的友谊,不像烈酒那么浓烈,但品之亦有味。
就电影《海鸥食堂》里的三位日本女人在芬兰的故事。剧中很美的一幕是某天午后,几个女人相约在赫尔辛基的乌苏拉咖啡馆(Cafe Ursula)闲坐,她们眼前是延绵好几公里的沿海小道,时而会有海鸥飞过来停下在海边。女友们就这样平静地赏海、看海鸥、喝着咖啡和酒,“偷”一段徐徐人生中,只属于自己的空暇时光。
再比如,它可能是一段意外的自我剖析和觉醒之旅。
约翰·史崔勒基写过一本畅销全球的《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在一家咖啡店里让人生变道行驶的。
拥有 MBA 学位、在企业工作多年、有大好前途的约翰在32岁那年决定辞职。辞职的初衷有些俗套:约翰在日复一日的拼命工作中迷失了,即便眼前有着大好的晋升机会,但这一切为了什么呢?更大的办公室、更长时间的加班,然后直到生命结束么?
辞职后他和妻子背起背包,踏上环球之旅,花了9个月时间走过7万里路程。其中因为意外闯入了一家名叫“为什么咖啡馆”的地方,在这间咖啡馆里,他通过和店主、服务生的对话,开启了一场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游戏”。
那时的我对咖啡保持着一种友好但并不亲近的距离。它更像我充满幻想或者装腔作势的一个工具。
让这个“悬在空中”装腔作势的工具落地是我在国外生活这几年。我成功的把喝咖啡这件本该惬意、体面的事,变成了鲸吸牛饮。
这一切都源于在国外想要喝一杯热水实在太难。
来欧美旅行或者留学、生活的朋友都明白,这片土地有一个神奇之处:公共厕所里有热水洗手,但公共场所里却没有热水饮用。
有一次我入院做个小手术,结束后按照咱们的惯例喝水最好喝温热的水,对身体恢复有好处。但偌大的医院,想喝一杯热开水太难了。到处都有免费的公共饮用水,但流出来的都是哇凉哇凉的冰水。
我只好按铃请护士帮我找杯热水。她特意去医院餐厅帮我要了一杯,一边递给我一遍万分嘱咐:非常热,要小心。结果我一喝:温的。 行吧,总比他们喝什么冷饮都要往里加一大堆冰块强。
在国外,出门时想喝上一口热乎的,除了去咖啡店/超市/餐厅购买热咖啡(或者袋泡茶包),你很难有其他选择。
春秋之际,看着阳光明媚,但风似刀片一刀刀向你割来,当地的外国人敢在10度的气温一边穿着短裤短袖、一边喝着加满冰的果汁,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只能裹紧自己棉外套,随便走进一家咖啡店,买一杯热咖啡暖身。
艳阳高照的夏季,外面35度,你在商场、图书馆、市政厅或者随便一间公共建筑楼里,空调开到19度。前10分钟,你凉爽舒服,20分钟过去,你开始起鸡皮疙瘩,半小时后有点瑟瑟发抖,忍不住要找咖啡店来杯热咖啡取暖。
就这样,我在咖啡成瘾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如果一天不喝咖啡我就会头疼难忍、再难集中精神做事时,才知道自己对咖啡因上瘾有了依赖。
也有人喝咖啡是出于腔调,把喝咖啡当成生活中的一种有仪式感的事去进行。
金宇澄的《繁花》里,处处可见上一代的老上海人对咖啡的喜爱。男女青年谈恋爱压马路时,要喝咖啡;朋友之间谈心事要喝咖啡;生意人酒桌上谈完正事私下再约着喝杯咖啡巩固巩固交情。
咖啡是他们维系关系的一种介质。
有人喝咖啡是出于依赖,依靠它要去创造了不起的个人价值。比如那位“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的大文豪巴尔扎克就是如此,
巴尔扎克嗜咖啡如命,一壶咖啡一支笔,这是巴尔扎克写作时的标配。据说巴尔扎克在读了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之后,写了《司汤达研究》一书,对《巴尔玛修道院》大加赞赏。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把咖啡壶,还有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就是这把咖啡壶,支持我一天写16小时,最少也写12小时的文章。”
这样的功力,任何一名文字工作者、打工人都得顶礼膜拜啊。像我这种一天喝三四个中杯量的“小巫”,在巴尔扎克这位狠人面前不值一提。
《世界咖啡学》这本书里提到巴尔扎克写的《咖啡是我的苦痛与喜乐》的短文,真是个喝咖啡的狠人。根据“用咖啡激发脑力”的效果,巴尔扎克将喝咖啡分成三个等级:
初级等级:
“前两周,每次先喝一杯,再喝两杯,咖啡粉也要逐渐磨细,再用热水泡来喝,就会获得足够的脑力刺激与巧思。第三周就要开始减少冲泡水量,咖啡粉要磨得比前两周更细,但要用冷水慢慢浸泡萃取,喝下后即可维持大脑战力不坠。”
中级等级:
“咖啡粉要磨到最细,水量要尽可能少,咖啡粉剂量再加一倍,一次灌下两杯量,身体底子够,不妨一口气喝三杯,大脑敏锐度还可再维持几天。”
惨绝人寰等级:
“咖啡粉磨至超细,高剂量,不加水或少水,空腹吞服入肚……火花即刻传抵大脑--刹那间,一切灵活起来,巧思浮现。”
大文豪还悉心提醒:最后一个等级的够格尝试者,“一定要精力超级旺盛,头发乌黑浓密,肌肤有黑斑,双手宽大厚实,两腿状似上宽下窄的保龄球木瓶才行。”
我们普通人喝咖啡,是为了续命加班;巴尔扎克喝咖啡,是为了能以命相搏为人类结出文明的硕果做贡献。境界高下毫无可比性。
终于,在我每天三四杯“黄汤”下肚后,身体出了状况——胸部疼痛。
检查后医生排除了乳房疾病的可能,紧接着就问我:每天喝几杯咖啡?我回到3-4个中杯后,医生建议我先减少到2杯看看情况。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建议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400mg咖啡因,也就是大约3-4个中杯的咖啡是可以的。但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身体的代谢速度不同,因此身体会出现不同的症状。
因为身体——不仅仅是舌头——吃过了咖啡的苦,知道这东西虽然能提神、续命,但不是人人都有巴尔扎克那样的本事,能拿咖啡当水喝。所以,我现在每天把咖啡控制在2杯以内,煮咖啡时尽量掺杂一些低咖啡因粉来代替正常的咖啡粉。身体倒是再无状况出现。
亦舒在《承欢记》里说:“蛋糕非常香,咖啡十分甜,这里又没有地震,活着真好。”人们喜爱咖啡,除了它能帮我们唤醒大脑外,更重要的是咖啡能让人品出一点小美好。
在《浅草的深夜咖啡馆》这部纪录片里,导演跟拍了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式咖啡馆,往来的顾客多是当地居民。他们有的是出租车司机,凌晨3点收工后几个人一起来这里吃个宵夜、休息一下、说说碰到的好笑顾客,再回去休息;有的人从事殡葬业,每隔几天就要和同行的同事们聚一聚,聊一聊工作中遇到的不幸者,为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有人在这里决定了自己的婚姻;有人在这里和伴侣分手、哭作一团。
这就是咖啡的魅力,无论生活惬意还是辛苦,当我们在咖啡馆稍作停留喝一杯咖啡时,那一刻的生命里有温暖流淌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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