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银行业发展趋势报告：货币政策稳健偏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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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十九 大报告后推动“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首年。这一年，全球经济总体延续复苏态势，但不同经济体之间差异扩大，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步性降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经济金融脆弱性有所上升。
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下行压力加大。因此，宏观金融政策由上半年的去杠杆、严监管转变为下半年的稳杠杆，货币政策稳健，但由上半年的偏紧转向偏松，四次定向降准后市场利率总体呈下行趋势。“一委一行两 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新型金融监管框架构建，银行业运行稳健。
金融形势的变化
宏观经济运行平稳，但下行压力上升。2018年，去杠杆、治乱象取得一系列成绩，这使得货币政策趋紧的必要性不再那么强烈，而国际贸易摩擦、国内经济增速的下滑则需要偏松些的货币政策，为此国内实施了稳健偏松、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
年内四次定向降准，定向置换MLF，支持小微、债转股、民企等，并通过公开市场、MLF等操作维持了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持续宽松。利率方面，仅3月跟进美联储加息上抬公开市场操作利率5BP，此后两次均按兵不动。不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旧面临阻碍，宽货币迟迟未向宽信用传导。另外，国内外货币政策的分化也带来了人民币贬值压力。
整个2018年，人民币汇率出现先升后贬，双向波动增大的走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央行与大型投资机构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人民币汇率波动越来越凸显全球主流储备货币的特征。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约5.8%，尽管高于欧元（3.5%）、英镑（3.8%）等储备货币，但低于澳元等其他发达国家货币，甚至远远低于阿根廷比索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这意味着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波动正趋于接近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展现出较强的抗跌性。应当说，这同样为未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持续保持均衡平稳与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创造良好的条件。
展望2019年，通胀总体在3%左右的温和水平，不会对货币政策形成制约。不过随着贸易摩擦影响逐步显现，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的重要性也上升，央行有必要继续实施稳健偏宽松、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去杠杆、防风险及国际货币政策紧缩周期等，都给宽松限定了空间。
总体而言，明年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下调空间，MLF、PSL等工具仍可小幅增长；利率方面，存贷款基准利率取决于经济增长形势，存在降息可能，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将在降成本与稳汇率之间相机抉择。由于国内外货币政策分化，汇率与外汇储备均存在突破关口的可能，但不应对此过于关注。
监管政策相应调整
2017年以来，为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原银监会组织开展了“三三四十”等系列专项治理行动及现场检查。整个2017年，银行业都处于一种较为严格的监管环境之下。2018年上半年，监管的各项政策和执行力度并未减弱，仍延续了2017年严监管的态势。
2018年5月14日，新组建的银保监会召开深化整治银行业和保险业市场乱象工作推进会议，会上提出，“银行业保险业风险具有隐蔽性、传染性、多变性和关联性的特点，一些体制机制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各级各部门在思想认识、落实整改等方面还不够统一和深入，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进入2018年三季度，“治乱象”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内部分金融领域的风险积聚。比如，多家P2P出现了兑付问题，股市大幅下跌致很多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触及强制平仓线，信用债市场及非标产品的违约增多。
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监管政策也适时进行了调整，最为明显的就是资管新规的逐步落实。从资管新规的出台，到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管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允许“理财可以投资非标”、延长过渡期；再到理财新规的落地，允许理财通过公募基金投资股市；以及最新的理财子公司产品可以直投股市等规定，可谓是逐步放松。
到了2018年四季度，民企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针对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面临的融资问题和困难，金融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要求金融机构加大对民企的融资支持力度，提高民企授信考核权重，建立对民企贷款的尽职免责制度，让银行员工对民企贷款真正做到“敢贷、能贷、愿贷”。这一系列措施的落地，也意味着对民企贷款的部分监管政策将松绑。后续不排除会有降准、MPA考核系数调整、民企贷款专项融资产品等支持政策出台。
监管架构调整与资管新规出台
2018年随着机构改革的落定，新型金融监管框架已经落定，即“一委一行****+地方金融监管局”：
中央层面，成立****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下称金融委），金融委不仅承担一行****之间的沟通协调职能，也将承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沟通协调职能；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形成一行****的局面。
从运作机制来看，金融委将定期召开全体会议、不定期召开有专题会议。
地方层面，组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同时加挂金融办的牌子（有的地方还提出该局承担全省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与一行****形成错位监管和补充。
改革后，省级地方金融监管督理局成为****直属机构，由此带来三重改变：从原来的社会服务机构上升为具有国家管理权限的部门，级别统一为正厅级；直属事业单位资金是半自筹半拨款，直属机构则由财政拨款，经费来源更有保障；人员编制增加。
根据多地机构改革方案，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将会监管“7+4”类机构。具体来说，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7类金融机构，以及辖区内的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但P2P网贷平台监管尚待明确。
在全覆盖的监管模式下，相比其他机构，商业银行由于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以及渠道多等特点，在市场竞争中依然处于优势。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理财、同业资金投向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由于交易结构复杂、信息不透明等原因，突破了市场准入、投资范围、资本约束、杠杆限制、投资者适当性等监管要求，极易引发跨行业、跨市场风险，未来仍是整治的对象，其规模会被持续压缩，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可能会下降。在去杠杆、强监管的背景下，银行资产增速将保持低位。不过，银行间将会产生分化，以传统借贷业务为主、负债端稳定、资本充裕的银行，其业绩依然会保持稳定。但是，前期业务激进、依靠同业扩张的中小银行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2018年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出台，对资管的发展明确了方向。随后，资管新规的配套政策陆续出台。总体来看，资管新规明确禁止资金池运作，要求金融机构加强久期管理和提高信披水平，提出净值管理，打破刚性兑付等要求，核心是要求资管业务回归本源，避免资管业务沦为变相信贷业务。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资管产品规模将大概率下降。金融市场有序优化，增量资金有序进入。
但是，在刚兑打破过程中，预计部分低风险偏好资金将回流银行表内，现金管理类产品将受益，存款市场将出现结构性分化。股票市场受到禁止分级和相关资产统计限制影响，部分高风险偏好的杠杆资金可能退出，理财资金整体上向低风险偏好转移，可能整体上有利于选择业绩较好、分红较高的蓝筹股。从这个角度看，权益市场有望获得长期利好。此外，非标退出的部分资金预计将流入债券市场，推动债市收益率中枢下行。
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应提高自主管理能力。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中的通道类业务将大幅下降，各类非标资产将受到严格限制；资金池业务全面禁止；公募分级基金将退出市场；银行委外资金将大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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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下行压力加大。因此，宏观金融政策由上半年的去杠杆、严监管转变为下半年的稳杠杆，货币政策稳健，但由上半年的偏紧转向偏松，四次定向降准后市场利率总体呈下行趋势。“一委一行两 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新型金融监管框架构建，银行业运行稳健。
金融形势的变化
宏观经济运行平稳，但下行压力上升。2018年，去杠杆、治乱象取得一系列成绩，这使得货币政策趋紧的必要性不再那么强烈，而国际贸易摩擦、国内经济增速的下滑则需要偏松些的货币政策，为此国内实施了稳健偏松、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
年内四次定向降准，定向置换MLF，支持小微、债转股、民企等，并通过公开市场、MLF等操作维持了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持续宽松。利率方面，仅3月跟进美联储加息上抬公开市场操作利率5BP，此后两次均按兵不动。不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旧面临阻碍，宽货币迟迟未向宽信用传导。另外，国内外货币政策的分化也带来了人民币贬值压力。
整个2018年，人民币汇率出现先升后贬，双向波动增大的走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央行与大型投资机构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人民币汇率波动越来越凸显全球主流储备货币的特征。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约5.8%，尽管高于欧元（3.5%）、英镑（3.8%）等储备货币，但低于澳元等其他发达国家货币，甚至远远低于阿根廷比索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这意味着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波动正趋于接近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展现出较强的抗跌性。应当说，这同样为未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持续保持均衡平稳与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创造良好的条件。
展望2019年，通胀总体在3%左右的温和水平，不会对货币政策形成制约。不过随着贸易摩擦影响逐步显现，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的重要性也上升，央行有必要继续实施稳健偏宽松、结构性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去杠杆、防风险及国际货币政策紧缩周期等，都给宽松限定了空间。
总体而言，明年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下调空间，MLF、PSL等工具仍可小幅增长；利率方面，存贷款基准利率取决于经济增长形势，存在降息可能，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将在降成本与稳汇率之间相机抉择。由于国内外货币政策分化，汇率与外汇储备均存在突破关口的可能，但不应对此过于关注。
监管政策相应调整
2017年以来，为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原银监会组织开展了“三三四十”等系列专项治理行动及现场检查。整个2017年，银行业都处于一种较为严格的监管环境之下。2018年上半年，监管的各项政策和执行力度并未减弱，仍延续了2017年严监管的态势。
2018年5月14日，新组建的银保监会召开深化整治银行业和保险业市场乱象工作推进会议，会上提出，“银行业保险业风险具有隐蔽性、传染性、多变性和关联性的特点，一些体制机制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各级各部门在思想认识、落实整改等方面还不够统一和深入，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进入2018年三季度，“治乱象”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内部分金融领域的风险积聚。比如，多家P2P出现了兑付问题，股市大幅下跌致很多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触及强制平仓线，信用债市场及非标产品的违约增多。
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监管政策也适时进行了调整，最为明显的就是资管新规的逐步落实。从资管新规的出台，到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管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允许“理财可以投资非标”、延长过渡期；再到理财新规的落地，允许理财通过公募基金投资股市；以及最新的理财子公司产品可以直投股市等规定，可谓是逐步放松。
到了2018年四季度，民企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针对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面临的融资问题和困难，金融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要求金融机构加大对民企的融资支持力度，提高民企授信考核权重，建立对民企贷款的尽职免责制度，让银行员工对民企贷款真正做到“敢贷、能贷、愿贷”。这一系列措施的落地，也意味着对民企贷款的部分监管政策将松绑。后续不排除会有降准、MPA考核系数调整、民企贷款专项融资产品等支持政策出台。
监管架构调整与资管新规出台
2018年随着机构改革的落定，新型金融监管框架已经落定，即“一委一行****+地方金融监管局”：
中央层面，成立****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下称金融委），金融委不仅承担一行****之间的沟通协调职能，也将承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沟通协调职能；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形成一行****的局面。
从运作机制来看，金融委将定期召开全体会议、不定期召开有专题会议。
地方层面，组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同时加挂金融办的牌子（有的地方还提出该局承担全省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与一行****形成错位监管和补充。
改革后，省级地方金融监管督理局成为****直属机构，由此带来三重改变：从原来的社会服务机构上升为具有国家管理权限的部门，级别统一为正厅级；直属事业单位资金是半自筹半拨款，直属机构则由财政拨款，经费来源更有保障；人员编制增加。
根据多地机构改革方案，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将会监管“7+4”类机构。具体来说，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7类金融机构，以及辖区内的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但P2P网贷平台监管尚待明确。
在全覆盖的监管模式下，相比其他机构，商业银行由于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以及渠道多等特点，在市场竞争中依然处于优势。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理财、同业资金投向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由于交易结构复杂、信息不透明等原因，突破了市场准入、投资范围、资本约束、杠杆限制、投资者适当性等监管要求，极易引发跨行业、跨市场风险，未来仍是整治的对象，其规模会被持续压缩，商业银行非息收入可能会下降。在去杠杆、强监管的背景下，银行资产增速将保持低位。不过，银行间将会产生分化，以传统借贷业务为主、负债端稳定、资本充裕的银行，其业绩依然会保持稳定。但是，前期业务激进、依靠同业扩张的中小银行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2018年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出台，对资管的发展明确了方向。随后，资管新规的配套政策陆续出台。总体来看，资管新规明确禁止资金池运作，要求金融机构加强久期管理和提高信披水平，提出净值管理，打破刚性兑付等要求，核心是要求资管业务回归本源，避免资管业务沦为变相信贷业务。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资管产品规模将大概率下降。金融市场有序优化，增量资金有序进入。
但是，在刚兑打破过程中，预计部分低风险偏好资金将回流银行表内，现金管理类产品将受益，存款市场将出现结构性分化。股票市场受到禁止分级和相关资产统计限制影响，部分高风险偏好的杠杆资金可能退出，理财资金整体上向低风险偏好转移，可能整体上有利于选择业绩较好、分红较高的蓝筹股。从这个角度看，权益市场有望获得长期利好。此外，非标退出的部分资金预计将流入债券市场，推动债市收益率中枢下行。
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应提高自主管理能力。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中的通道类业务将大幅下降，各类非标资产将受到严格限制；资金池业务全面禁止；公募分级基金将退出市场；银行委外资金将大比例下降。
从“办”到“局” 一字之变背后的金融办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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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机构改革大幕拉开之后，各地均纷纷快马出台各自的详细改革方案。对于地方金融监管而言，最受关注的，一是银保监会合并，一是金融办改革。10月份以来，各地开始紧锣密鼓地挂牌成立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并加挂地方金融办牌子。
顶层设计层面的改革方向，无疑反映出的是一段时期内实际形势的变化和具体工作的需要，改革方案的设计反过来又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金融办作为一个“应需而生”的地方所属机构，其自诞生以来的十几年间历经多次升格、扩权改革，其背后事实上是我国金融业逐步壮大和延伸的历史，同时也反映出，金融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业态在创新和风险之间的平衡把握，对监管制度设计和能力的至高要求。
此次改革，由“办”到“局”，名称一字之差，职责大不相同。从金融发展服务到金融监管的职能变化，完成实际过渡原则上还需要金融立法以明确，同时配备足够人员予以落实。这些工作或许会在各地三定方案落地之后相继展开。近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多位基层地方金融办官员及相关人士交流，他们对此尤为关注，寄望于通过这次改革改变过去多年实际工作中的“尴尬”处境。
改革背后牵涉到不同部门之间的权责博弈几乎是必然的。记者在交流中也了解到，在基层金融办以及地方金融机构人员对此次改革存在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就提出反问，如果真的是要放权，为什么要在这种经济金融处于下行周期、风险隐患大面积暴露的时候放？
应需而生与职能新变
此次机构改革，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即地方金融办的监管职责予以明确。在此之前，金融办的存在和定位一直有些“尴尬”，这种尴尬自其诞生到随后的实际运作中都可体现。
业内多以2002年上海金融办的成立作为起点，在那之后的10年中，基本各省市及至区县纷纷成立了金融办。
“金融办从一开始就是应需而生的，金融一直以来是由中央管理的，也就是央行、银保监在冬地方设立的分支机构，但是逐渐地方也出现了很多这些中央垂直机构管不到的事情，所以就成立了金融办来作为补充。”一位直辖市区级金融办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过去，金融办对外的主要职责定位是“综合协调服务”，但在这些基层金融办人员看来，这是好听的说法，事实上自己就是“打杂的”，做些银保监管不过来的“边角料”。
但事实上，金融办应需而生，这一“需”的意义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重要。放眼世界，金融对一个经济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各国对金融的监管都是自上而下由中央统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金融的监管设计也是遵照此路径，即在垂直方向上不断深化。
矛盾逐渐出现。垂直管理系统的任务主要是防范风险，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需要金融支持，金融业本身的触角也在不断向各地方延伸。这一艰巨任务自然落在了金融办肩上，各地因地制宜，成立了自己的金融办，名称和具体定位不一而足，完全根据各地区域特点，有的名为金融服务办公室，有些名为金融研究办公室，有些是地方金融安全办公室，挂靠在政府办公室。
具体职能也都不一样，各地金融办根据当地经济行业禀赋职能有各自的倾向，“有的地区煤炭行业比较重要，有的地方林业发展得好，金融办的具体工作就会相应的特点。”江苏地区一位金融办官员对记者介绍。
不像银保监系统在中央有统一的部门，金融办隶属地方政府，并无全国性的统管机构和相应制度，“全国金融办联席会议”是全国金融办之间相互交流的议事机制，每年一届。记者从过去数届联席会议中各地金融办的交流材料中发现，其核心内容主要是，为当地企业提供各类融资服务，以及帮助当地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等。
“这无疑是金融办的核心工作，你无法想象比如像洋河这样的一家企业上市对当地经济和政府将会产生多大影响。”上述江苏地区金融办人员对记者说。
此次机构改革落实了金融办的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事实上早在10年前，这种需求就已经出现，彼时的机构改革中，多个地方政府就掀起了一轮“金融办改革升格实体化浪潮”，当时走在前列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江浙地区。其背后是各地争相建立“金融中心”。
比如北京金融办在2009年3月30日升格为金融局；广东金融服务办公室改为金融工作办公室，直属省政府而不再是挂靠政府办公厅；上海金融办则在实际上成为金融国资委。
当前针对金融办的机构改革实际上是沿袭了这一大方向，比如当时的深圳金融办即指出，金融办的职能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职能由“服务协调”转向“服务协调+管理”。此次相当于是从中央层面进一步将此落实和铺开。
此次机构改革针对地方金融监管的部署中，明确了“7+4”类机构监管范围。具体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七类机构，由中央监管部门制定规则，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对“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这四类机构，强化地方金融监管，提高准入门槛，严格限定经营范围。
“别人的孩子为什么要我抱？”
金融办的地位在最近几年之所以凸显得尤为重要，其背后是，金融创新也催生了更多金融风险事件，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监管和立法的步伐，除了监管空白下的擦边球做法，也滋生了非法集资等诸多犯罪行为。
2015年十部委联合出台了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指导意见，随后并无更加具体的监管细则和规定，但其监管原则一直沿袭了下来，被通俗解读为“谁家的孩子谁抱”。但事实上，这些年在一线应对各类具体风险案件的是金融办。
上述某直辖市的区金融办人员就对记者吐槽，金融办属于政府，老百姓出了事当然是找政府，能代表地方政府的又只有各地的金融办，“所以接访处置工作都是落到我们这边，而且这种是7×24小时的，我们本来就没几个人，经常要到凌晨两三点。”
河南地区一位金融办人员则指出，这些业务、机构都不是从金融办这儿审批出去的，只有出了事之后才归过来，感觉工作很被动，“以前总说谁家的孩子谁抱，现在明显就是别人的孩子要我们抱啊。”
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或许更值得反思。上述西部地区金融办官员对记者直言，顶层设计方面，缺少地方金融监管的配套法律法规。例如非法集资处置条例喊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出来，就有踢皮球、推诿工作的空间，这也是爆发E租宝、泛亚等金融大案的重要原因。
缺乏立法，监管工作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并不只是增加一线工作人员的困难，“一些P2P公司，哪怕在出事之前就知道它的经营有问题，知道老板准备跑路，都拿它没办法，因为它是经工商登记备案的，又没有法律依据去查它，只有等真正出问题之后才能协调公安、经侦等介入。”北京地区一位金融办系统人员对记者说。
对地方金融办而言，在此次P2P之前事实上经历了多次类似的过程。比如非法集资爆发之前，中央一级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权责在银监会，全国范围内整顿的地方交易场所，权责本在证监会和证监局，这些领域暴露出风险之后，实际的风险处置工作其实也主要都在地方金融办。
一直以来金融监管都属中央的权力，这种转变一方面体现了金融市场本身变化所需，从机构改革的角度无疑是“放权”的过程。但是在经历了多年权责不对等以及利益博弈之后，也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在处置金融风险为主的阶段，“责任”更重，失职风险更大。
三定待定，立法待启
如果说中央层面的改革是“顺势而为”，那么落地到基层办公人员，期待的则是解决这些具体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上海市金融办一位人士对记者说，现在当务之急是推出三定方案，按领导的说法，此后的工作重点侧重监管职能，人员也都要随之转型，“转职能转作风转方式”。但如果按照这一职能定位，现有的人员编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牵涉到扩编问题，这些原来分散在商务局、经信委等各部门的职能，编制会不会随职能一同转过来也是一大问题，“目前好像几家单位还在讨论，毕竟在现在机构改革、简政放权的背景下，编制是宝贵资源，一旦走了，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补回来。”
“作为基层最大的希望就是身份能否由事业单位转变为行政机关。金融办的现状是，省市两级基本是行政机关，政府组成部门，而区县一级是公益性事业单位，议事协调机构。但在实际工作中，在一线处置金融风险的是区县这级金融办，我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金融执法一定会提上日程，而区县金融办事业单位的性质是不能执法的。”西部地区一位金融办官员对记者说。
政法界人士认为需要迅速启动地方金融监管的立法问题。贵州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今年撰文指出，目前我国地方金融监管存在权责不清、能力不足等问题，现有的监管模式也不能适应新金融的发展需要。他建议，由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尽快统筹推进金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并指导地方建立区域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和问责机制。
另外多位金融领域的专家也建议，从中央层面出台相关规定，统一和规范地方政府金融监管局的具体职责，使其职能主要是落实中央金融监管的各项政策措施，防控和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适度剥离其地方金融发展的职责，以确保金融监管的独立性。
但这种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还有待观察，落实地方金融办的监管职能后，如何处理与垂直管理系统下的“一行两分支机构”的关系将是重大课题。“与金融垂直管理系统的关系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金融办监管地方性金融机构（企业），垂直管理系统只指导，不参与；一种情况是金融办和垂直管理系统共同管理地方性金融机构，只是侧重不同。”上述西部地区金融办人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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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层面的改革方向，无疑反映出的是一段时期内实际形势的变化和具体工作的需要，改革方案的设计反过来又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金融办作为一个“应需而生”的地方所属机构，其自诞生以来的十几年间历经多次升格、扩权改革，其背后事实上是我国金融业逐步壮大和延伸的历史，同时也反映出，金融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业态在创新和风险之间的平衡把握，对监管制度设计和能力的至高要求。
此次改革，由“办”到“局”，名称一字之差，职责大不相同。从金融发展服务到金融监管的职能变化，完成实际过渡原则上还需要金融立法以明确，同时配备足够人员予以落实。这些工作或许会在各地三定方案落地之后相继展开。近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多位基层地方金融办官员及相关人士交流，他们对此尤为关注，寄望于通过这次改革改变过去多年实际工作中的“尴尬”处境。
改革背后牵涉到不同部门之间的权责博弈几乎是必然的。记者在交流中也了解到，在基层金融办以及地方金融机构人员对此次改革存在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就提出反问，如果真的是要放权，为什么要在这种经济金融处于下行周期、风险隐患大面积暴露的时候放？
应需而生与职能新变
此次机构改革，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即地方金融办的监管职责予以明确。在此之前，金融办的存在和定位一直有些“尴尬”，这种尴尬自其诞生到随后的实际运作中都可体现。
业内多以2002年上海金融办的成立作为起点，在那之后的10年中，基本各省市及至区县纷纷成立了金融办。
“金融办从一开始就是应需而生的，金融一直以来是由中央管理的，也就是央行、银保监在冬地方设立的分支机构，但是逐渐地方也出现了很多这些中央垂直机构管不到的事情，所以就成立了金融办来作为补充。”一位直辖市区级金融办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过去，金融办对外的主要职责定位是“综合协调服务”，但在这些基层金融办人员看来，这是好听的说法，事实上自己就是“打杂的”，做些银保监管不过来的“边角料”。
但事实上，金融办应需而生，这一“需”的意义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重要。放眼世界，金融对一个经济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各国对金融的监管都是自上而下由中央统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金融的监管设计也是遵照此路径，即在垂直方向上不断深化。
矛盾逐渐出现。垂直管理系统的任务主要是防范风险，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需要金融支持，金融业本身的触角也在不断向各地方延伸。这一艰巨任务自然落在了金融办肩上，各地因地制宜，成立了自己的金融办，名称和具体定位不一而足，完全根据各地区域特点，有的名为金融服务办公室，有些名为金融研究办公室，有些是地方金融安全办公室，挂靠在政府办公室。
具体职能也都不一样，各地金融办根据当地经济行业禀赋职能有各自的倾向，“有的地区煤炭行业比较重要，有的地方林业发展得好，金融办的具体工作就会相应的特点。”江苏地区一位金融办官员对记者介绍。
不像银保监系统在中央有统一的部门，金融办隶属地方政府，并无全国性的统管机构和相应制度，“全国金融办联席会议”是全国金融办之间相互交流的议事机制，每年一届。记者从过去数届联席会议中各地金融办的交流材料中发现，其核心内容主要是，为当地企业提供各类融资服务，以及帮助当地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等。
“这无疑是金融办的核心工作，你无法想象比如像洋河这样的一家企业上市对当地经济和政府将会产生多大影响。”上述江苏地区金融办人员对记者说。
此次机构改革落实了金融办的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事实上早在10年前，这种需求就已经出现，彼时的机构改革中，多个地方政府就掀起了一轮“金融办改革升格实体化浪潮”，当时走在前列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江浙地区。其背后是各地争相建立“金融中心”。
比如北京金融办在2009年3月30日升格为金融局；广东金融服务办公室改为金融工作办公室，直属省政府而不再是挂靠政府办公厅；上海金融办则在实际上成为金融国资委。
当前针对金融办的机构改革实际上是沿袭了这一大方向，比如当时的深圳金融办即指出，金融办的职能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职能由“服务协调”转向“服务协调+管理”。此次相当于是从中央层面进一步将此落实和铺开。
此次机构改革针对地方金融监管的部署中，明确了“7+4”类机构监管范围。具体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七类机构，由中央监管部门制定规则，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对“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这四类机构，强化地方金融监管，提高准入门槛，严格限定经营范围。
“别人的孩子为什么要我抱？”
金融办的地位在最近几年之所以凸显得尤为重要，其背后是，金融创新也催生了更多金融风险事件，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监管和立法的步伐，除了监管空白下的擦边球做法，也滋生了非法集资等诸多犯罪行为。
2015年十部委联合出台了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指导意见，随后并无更加具体的监管细则和规定，但其监管原则一直沿袭了下来，被通俗解读为“谁家的孩子谁抱”。但事实上，这些年在一线应对各类具体风险案件的是金融办。
上述某直辖市的区金融办人员就对记者吐槽，金融办属于政府，老百姓出了事当然是找政府，能代表地方政府的又只有各地的金融办，“所以接访处置工作都是落到我们这边，而且这种是7×24小时的，我们本来就没几个人，经常要到凌晨两三点。”
河南地区一位金融办人员则指出，这些业务、机构都不是从金融办这儿审批出去的，只有出了事之后才归过来，感觉工作很被动，“以前总说谁家的孩子谁抱，现在明显就是别人的孩子要我们抱啊。”
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或许更值得反思。上述西部地区金融办官员对记者直言，顶层设计方面，缺少地方金融监管的配套法律法规。例如非法集资处置条例喊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出来，就有踢皮球、推诿工作的空间，这也是爆发E租宝、泛亚等金融大案的重要原因。
缺乏立法，监管工作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并不只是增加一线工作人员的困难，“一些P2P公司，哪怕在出事之前就知道它的经营有问题，知道老板准备跑路，都拿它没办法，因为它是经工商登记备案的，又没有法律依据去查它，只有等真正出问题之后才能协调公安、经侦等介入。”北京地区一位金融办系统人员对记者说。
对地方金融办而言，在此次P2P之前事实上经历了多次类似的过程。比如非法集资爆发之前，中央一级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权责在银监会，全国范围内整顿的地方交易场所，权责本在证监会和证监局，这些领域暴露出风险之后，实际的风险处置工作其实也主要都在地方金融办。
一直以来金融监管都属中央的权力，这种转变一方面体现了金融市场本身变化所需，从机构改革的角度无疑是“放权”的过程。但是在经历了多年权责不对等以及利益博弈之后，也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在处置金融风险为主的阶段，“责任”更重，失职风险更大。
三定待定，立法待启
如果说中央层面的改革是“顺势而为”，那么落地到基层办公人员，期待的则是解决这些具体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上海市金融办一位人士对记者说，现在当务之急是推出三定方案，按领导的说法，此后的工作重点侧重监管职能，人员也都要随之转型，“转职能转作风转方式”。但如果按照这一职能定位，现有的人员编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牵涉到扩编问题，这些原来分散在商务局、经信委等各部门的职能，编制会不会随职能一同转过来也是一大问题，“目前好像几家单位还在讨论，毕竟在现在机构改革、简政放权的背景下，编制是宝贵资源，一旦走了，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补回来。”
“作为基层最大的希望就是身份能否由事业单位转变为行政机关。金融办的现状是，省市两级基本是行政机关，政府组成部门，而区县一级是公益性事业单位，议事协调机构。但在实际工作中，在一线处置金融风险的是区县这级金融办，我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金融执法一定会提上日程，而区县金融办事业单位的性质是不能执法的。”西部地区一位金融办官员对记者说。
政法界人士认为需要迅速启动地方金融监管的立法问题。贵州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今年撰文指出，目前我国地方金融监管存在权责不清、能力不足等问题，现有的监管模式也不能适应新金融的发展需要。他建议，由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尽快统筹推进金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并指导地方建立区域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和问责机制。
另外多位金融领域的专家也建议，从中央层面出台相关规定，统一和规范地方政府金融监管局的具体职责，使其职能主要是落实中央金融监管的各项政策措施，防控和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适度剥离其地方金融发展的职责，以确保金融监管的独立性。
但这种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还有待观察，落实地方金融办的监管职能后，如何处理与垂直管理系统下的“一行两分支机构”的关系将是重大课题。“与金融垂直管理系统的关系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金融办监管地方性金融机构（企业），垂直管理系统只指导，不参与；一种情况是金融办和垂直管理系统共同管理地方性金融机构，只是侧重不同。”上述西部地区金融办人士认为。
【寻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国新办就银行业和保险业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等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在国内，占比90%的小微企业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科技创新、80%的就业。小微稳则经济活，对于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也是近几年来受到各界关注的问题。
10月30日，国新办就银行业和保险业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等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缪建民、泰隆银行董事长王钧共同出席并介绍相关情况。
王兆星表示，今年以来，银保监会特别针对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这些政策之下，银行保险机构已经从各个方面加大了对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扶持，针对当下依然存在的问题，还会继续推动相关政策措施尽早落实。
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30.4万亿元
王兆星介绍，今年银保监会出台的措施包括大力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银行对主业突出的龙头民营企业给予融资支持，稳定上下游的企业生产经营。
同时，为了增强和改进银行保险机构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服务，监管部门也在督促和指导银行业保险机构，进一步改进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改进内部风险管控机制、建立完善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制建设。此外，科学设置小微企业业绩的考核权重，指导大中型商业银行普遍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建立专业化经营机制，加强成本管理，落实服务收费减免政策，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在保险领域，充分发挥保险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和增信作用，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优质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缪建民介绍，由于很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没有增信手段，保险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就充分发挥保险的增信功能，为15000多家出口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保障金额超过1700亿元，有效地保障应收账款的安全。另外，还为5700多家建筑工程企业提供建筑工程履约保证保险，可以释放建筑工程企业的保证金占用负担，缓解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流动性资金的压力。
总体来看，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截至9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8.9万亿元，同比增长19.8%，较各项贷款同比增速高7个百分点，有贷款余额的户数超过1600万户，同比增加406万户，阶段性地实现了“两增”的目标。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余额目前已经达到了30.4万亿元，增长幅度还在不断上升。
此外，18家主要商业银行三季度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已经控制在6.23%，较一季度下降了0.7个百分点，融资成本得到了很好控制，保险服务也得到了有效改善。2018年前9个月，信用保险和贷款保障保险累计服务的小微企业达50万家左右，为小微企业提供了增信服务，也为小微企业获得贷款提供了保障。
民营、小微融资难在哪儿
不过，即便如此，市场上关于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
易会满解释道，所谓“融资难”，主要不是难在民营企业经营出现大面积实质性的变化，实际上是民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民营企业经营进一步分化，有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有的企业可能会被市场出清；不是难在银行体系的断贷、压贷，而是难在流动性的压力。“这个流动性压力主要是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渠道受阻，包括发债困难、股权质押融资等带来的一些风险，使个别民营企业的存量融资到期无法正常接续。实际上，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余额是增长的，授信也是保持基本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抽贷、限贷等歧视性措施。”
考虑到上述情况，易会满表示，工商银行将完善信贷与债券投资业务统筹联动机制，积极参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顺利运作。“实际上，民营企业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流动性问题，引发这种流动性问题，发债的接续是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与央行、中债增信相关机构组成联合体，探索怎么样在民营企业的发债方面充分运用支持工具，把市场稳步做好。”易会满说。
10月26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央行计划初期向中债增信提供100亿元初始资金。如果以1∶8的杠杆比例测算，债务融资工具会形成约800亿元的规模。此外，中债增信会和其他市场机构，包括债券主承销商、地方商业银行、地方增信公司、保险公司等组成产品发行联合体，假定其他主体也按照这个比例提供800亿元规模，可能就会形成1600亿元的规模。
另外，“几家抬”的模式对民营、小微企业发展也非常重要，这是市场所形成的共识。易会满强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信贷问题，它是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各种市场交叉在一起，所以解决起来更为复杂，矛盾也更加突出，这就需要大家‘几家抬’，发挥好共同的合力。”王兆星也表示，要积极发挥部门合力，推动各项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其他政策落地，形成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强大的政策合力。
事实上，从浙江等民营、小微企业聚集且融资情况较好的地方来看，外部环境良好的确能为传统弱势融资主体营造良好氛围。王钧表示，近年来，政府和各部门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加上国家信用体系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加快，有助于破解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我们感到，小微金融服务目前的同行者越来越多，形成了良性的竞争环境。小微贷款的可获得性和覆盖面有很大的提升。这个看法是我根据泰隆银行所在区域的情况基本形成的。”
多项措施缓解各类难题
为了更好帮助民营、小微企业成长，在场的几位相关负责人还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介绍。
易会满表示，工商银行已经和近50家大中型民营企业初步达成意向，有6家企业进入实质性操作。“我们希望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优化财务结构，增强发展后劲，让企业和市场增添信心、增强预期，同时有利于化解银行融资风险，也有利于银行取得合理的财务回报。”
田国立表示，与过去的情况不同，现代科技给了银行解决融资难问题的机会。除了AI技术、大数据应用、人脸识别外，国家正在全力推动打通信息“孤岛”，围绕税务、工商、用电量等数据，银行在交叉识别小微企业的可贷性上，可以进行更加准确的把握。
此外，田国立建议，对民营、小微企业的贷款评判不能根据负面清单，而应制定正面清单。“过去我们是负面清单，现在就应该是正面清单，就是谁合格谁过关，否则，都围绕一些不良企业设计风控体系的话，好企业跟着承受的成本就太高了。但如果我们简单地用几个公共数据，交叉识别后，对它的风险有了判断，利用技术手段很快就可以放贷。”
缪建民则从保险的角度表示，将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增信，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在传统的保险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发行保险资管产品的基础上，拓展“支农支小”业务，为农户、农业企业、合作社提供小额的融资支持。
王兆星强调，在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过程中，必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在市场竞争中促进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优胜劣汰，要协调发挥好政策扶持和市场机制两个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改善对小微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缓解融资难问题，不能只靠放松风险管控和降低信贷标准。“经过这么多年艰难的改革探索，银行所形成的风险管控体系、审慎稳健的理念和精细化的管理机制，非常可贵，需要倍加珍惜。所以，在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持续优化金融服务的同时，银行要更好地改进风险管理，而不是放松风险管理、降低信贷标准。否则，可能会形成新的金融风险，影响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所以，我们也必须同时进行考量和平衡。”
王兆星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相关政策措施尽早落实落地。
除此之外，民营企业自身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部分民营企业流动性的共性困难，主要是偏离主业、过度融资和高杠杆造成的。王兆星建议，民营企业应当改进自身的管理，在聚焦核心主业、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在推进内部改革、转型升级等方面下更多功夫，再加上金融的支持，加上其他政策的支持，才能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国内，占比90%的小微企业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科技创新、80%的就业。小微稳则经济活，对于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也是近几年来受到各界关注的问题。
10月30日，国新办就银行业和保险业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等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缪建民、泰隆银行董事长王钧共同出席并介绍相关情况。
王兆星表示，今年以来，银保监会特别针对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这些政策之下，银行保险机构已经从各个方面加大了对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扶持，针对当下依然存在的问题，还会继续推动相关政策措施尽早落实。
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30.4万亿元
王兆星介绍，今年银保监会出台的措施包括大力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银行对主业突出的龙头民营企业给予融资支持，稳定上下游的企业生产经营。
同时，为了增强和改进银行保险机构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服务，监管部门也在督促和指导银行业保险机构，进一步改进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改进内部风险管控机制、建立完善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制建设。此外，科学设置小微企业业绩的考核权重，指导大中型商业银行普遍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建立专业化经营机制，加强成本管理，落实服务收费减免政策，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在保险领域，充分发挥保险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和增信作用，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优质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缪建民介绍，由于很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没有增信手段，保险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就充分发挥保险的增信功能，为15000多家出口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保障金额超过1700亿元，有效地保障应收账款的安全。另外，还为5700多家建筑工程企业提供建筑工程履约保证保险，可以释放建筑工程企业的保证金占用负担，缓解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流动性资金的压力。
总体来看，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截至9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8.9万亿元，同比增长19.8%，较各项贷款同比增速高7个百分点，有贷款余额的户数超过1600万户，同比增加406万户，阶段性地实现了“两增”的目标。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余额目前已经达到了30.4万亿元，增长幅度还在不断上升。
此外，18家主要商业银行三季度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已经控制在6.23%，较一季度下降了0.7个百分点，融资成本得到了很好控制，保险服务也得到了有效改善。2018年前9个月，信用保险和贷款保障保险累计服务的小微企业达50万家左右，为小微企业提供了增信服务，也为小微企业获得贷款提供了保障。
民营、小微融资难在哪儿
不过，即便如此，市场上关于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
易会满解释道，所谓“融资难”，主要不是难在民营企业经营出现大面积实质性的变化，实际上是民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民营企业经营进一步分化，有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有的企业可能会被市场出清；不是难在银行体系的断贷、压贷，而是难在流动性的压力。“这个流动性压力主要是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渠道受阻，包括发债困难、股权质押融资等带来的一些风险，使个别民营企业的存量融资到期无法正常接续。实际上，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余额是增长的，授信也是保持基本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抽贷、限贷等歧视性措施。”
考虑到上述情况，易会满表示，工商银行将完善信贷与债券投资业务统筹联动机制，积极参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顺利运作。“实际上，民营企业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流动性问题，引发这种流动性问题，发债的接续是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与央行、中债增信相关机构组成联合体，探索怎么样在民营企业的发债方面充分运用支持工具，把市场稳步做好。”易会满说。
10月26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央行计划初期向中债增信提供100亿元初始资金。如果以1∶8的杠杆比例测算，债务融资工具会形成约800亿元的规模。此外，中债增信会和其他市场机构，包括债券主承销商、地方商业银行、地方增信公司、保险公司等组成产品发行联合体，假定其他主体也按照这个比例提供800亿元规模，可能就会形成1600亿元的规模。
另外，“几家抬”的模式对民营、小微企业发展也非常重要，这是市场所形成的共识。易会满强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信贷问题，它是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各种市场交叉在一起，所以解决起来更为复杂，矛盾也更加突出，这就需要大家‘几家抬’，发挥好共同的合力。”王兆星也表示，要积极发挥部门合力，推动各项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其他政策落地，形成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强大的政策合力。
事实上，从浙江等民营、小微企业聚集且融资情况较好的地方来看，外部环境良好的确能为传统弱势融资主体营造良好氛围。王钧表示，近年来，政府和各部门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加上国家信用体系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加快，有助于破解小微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我们感到，小微金融服务目前的同行者越来越多，形成了良性的竞争环境。小微贷款的可获得性和覆盖面有很大的提升。这个看法是我根据泰隆银行所在区域的情况基本形成的。”
多项措施缓解各类难题
为了更好帮助民营、小微企业成长，在场的几位相关负责人还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介绍。
易会满表示，工商银行已经和近50家大中型民营企业初步达成意向，有6家企业进入实质性操作。“我们希望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优化财务结构，增强发展后劲，让企业和市场增添信心、增强预期，同时有利于化解银行融资风险，也有利于银行取得合理的财务回报。”
田国立表示，与过去的情况不同，现代科技给了银行解决融资难问题的机会。除了AI技术、大数据应用、人脸识别外，国家正在全力推动打通信息“孤岛”，围绕税务、工商、用电量等数据，银行在交叉识别小微企业的可贷性上，可以进行更加准确的把握。
此外，田国立建议，对民营、小微企业的贷款评判不能根据负面清单，而应制定正面清单。“过去我们是负面清单，现在就应该是正面清单，就是谁合格谁过关，否则，都围绕一些不良企业设计风控体系的话，好企业跟着承受的成本就太高了。但如果我们简单地用几个公共数据，交叉识别后，对它的风险有了判断，利用技术手段很快就可以放贷。”
缪建民则从保险的角度表示，将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增信，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在传统的保险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发行保险资管产品的基础上，拓展“支农支小”业务，为农户、农业企业、合作社提供小额的融资支持。
王兆星强调，在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过程中，必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在市场竞争中促进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优胜劣汰，要协调发挥好政策扶持和市场机制两个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改善对小微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缓解融资难问题，不能只靠放松风险管控和降低信贷标准。“经过这么多年艰难的改革探索，银行所形成的风险管控体系、审慎稳健的理念和精细化的管理机制，非常可贵，需要倍加珍惜。所以，在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持续优化金融服务的同时，银行要更好地改进风险管理，而不是放松风险管理、降低信贷标准。否则，可能会形成新的金融风险，影响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所以，我们也必须同时进行考量和平衡。”
王兆星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相关政策措施尽早落实落地。
除此之外，民营企业自身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部分民营企业流动性的共性困难，主要是偏离主业、过度融资和高杠杆造成的。王兆星建议，民营企业应当改进自身的管理，在聚焦核心主业、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在推进内部改革、转型升级等方面下更多功夫，再加上金融的支持，加上其他政策的支持，才能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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