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功德没少做,但福报越修越少?#传统文化#
很多人都希望能修福,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过得自在一些,富足一些。因此,会去做许多的善事,诸如布施、供养、放生、施食、做义工等等。
但是,人们似乎忽视了一点:“我们一边在积极修福的同时,是否也在不停地折损自己的福分呢?”
也许,有人不断修福,经常去印经,或者做其它的善事,帮助众生听闻圣贤教诲。可是,境遇仍不是那么顺利,有病的病不见轻,贫穷的依然贫穷,所求的皆不遂愿。于是,便会埋怨上苍不平,为何自己这么利益他人,却还不如那些没行善事的人,便会对自己的信仰不满,认为没有照顾自己。
可是,自己积的福已在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中被折损了,自己还不知道,实在是大有人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是否注意过自己的心?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是否真正去观察到?
当看到别人升官发财的时候,特别是才能不如自己的人靠排斥自己而升了官的人,我们的心里是酸溜溜的?还是很反感?是在感受别人的喜悦?在为他们祝福?还是忿忿不平?或者嗤之以鼻而看不起他呢?
我们吃饭的时候,吃到不合胃口的食物时,是会生气的倒掉,或埋怨饭做得不好呢?还是会时时去感恩种田人的辛苦,卖菜人的辛劳,或是做饭人的用心呢?
在路边看到行乞的人,你是不是认为他在假装残疾,在行骗;或给他钱的时候,自己有一种看不起他,可怜他,或者想自己是在做好事,在救人,在做善事的呢?
在看到某些人行为不端,后来生了一场大病,自已是不是在想:看吧,这就是报应,行恶的人终究是会有恶报的。此时,会不会清楚地知道,自己已在兴灾乐祸之中了呢?
此心,到底是刻薄还是仁厚?我们知不知道呢?可是,应该清楚,在一瞬间看到别人受灾而心中大快的时候,那种兴灾乐祸的念头,已经在折损自己的福报。不管是什么事,起心动念都会起作用,都会折损自己的福报,不是做了才算。这样细细算来,自己的福报都不知道被自己折掉多少,实在是可惜啊!
就像一个破了的桶,你不停地向里面倒水,水却一直在流掉。其实,惜福比造福更可贵。在惜福的时候,你懂得去感恩付出的人,懂得珍惜,懂得勤俭。可是,在造福的时候,一味地希望能多—点,再多一点,这颗贪求的心,也许已经使自己更加地堕落。
若能一面造福,一面惜福,再注意不要折福,相信福分的积累,一定是大幅度地上升。而且,这个福来的时候,你会享受得很快乐,因为你的心是善的。当只是用钱财来布施,回来的也是钱财,也许你的生活依然会不太舒服,因为你看别人不顺眼。可是,若能反观自己的心,布施自己的善良、慈悲、喜悦给别人,你所得到的就不仅仅是财富而已。
所以,要让自己幸福一些,还要注意,不要在点点滴滴处折损自己的福分。
作为一个学生,当看到别人的成绩考得很好的时候,会不会妒忌?做同样的生意,看到别人的顾客比自己的多,效益比自己的好,会不会酸酸的?
或者,离了婚的人,看到也有人离婚了,心里一想,啊,也有人和我一样,稍有安慰。又或者,时常说一些酸寒刻薄的话来刺激别人,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揭人家的短处,谈别人的过失。这都是我们不够仁厚的存心,也都是在折我们的福分。
所以,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心,是不是在念念希望别人好。当看到人家有所得,会很不高兴,看到别人有失反而很安慰;或者,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受了罪,欢喜得不得了,这都有失仁爱之道,都是在折损自己的福报。
而反之,若要从这些平常的细微之处来修福,就快速多了,念念为一切众生,那么,你的心是为一切众生,你在与一切众生结善缘。
看到别人好,我们高兴,看到别人不好,我们替他们难过,并且,尽己所能地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哪怕与自己有过节,也义无反顾去帮助,这就是一颗仁厚之心。
有此心,就不用担心自己没有福报,量大福就大。若能时时长养我们的善心,念念去成就他人的善行,随喜赞叹他人的功德,有能力就尽心尽力,这本身就给我们积累了大福。
在行善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心善,时时去体谅他人。纵然是恶人,也希望他能回头改过,而非嗔恨指责与辱骂。
当你认为自己发心是好的,是想让他好,而去指责甚至打骂有缺点的人时,或者写匿名信去告发或无限上纲地诽谤他人,但是自己却认为是在挽救人家时,那不过是你自己的情绪,并非真正有利于对方向善,也会折损自己的福报。
所以,时时守护自己的善心,守护自己的清静心,守护自己的一颗爱心。先做自己的护法,保持自己不造恶,身善良,口善良,心善良。进而再去安护身边人的心,让他们感受到舒服与自在。
遇到与自己性格、想法和愿力不一样的,不强求苟同,但也不会标新立异,只是相互的尊重与关怀。这样,您会越来越感受到修福得福,真的幸福。
有钱不是幸福,好多财富丰厚的人心灵并不快乐,仍旧在痛苦中。如果,自己的心恶行善,或者心善行恶,苦心积的福还不够折损的,那也太不值了。
很多人都希望能修福,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过得自在一些,富足一些。因此,会去做许多的善事,诸如布施、供养、放生、施食、做义工等等。
但是,人们似乎忽视了一点:“我们一边在积极修福的同时,是否也在不停地折损自己的福分呢?”
也许,有人不断修福,经常去印经,或者做其它的善事,帮助众生听闻圣贤教诲。可是,境遇仍不是那么顺利,有病的病不见轻,贫穷的依然贫穷,所求的皆不遂愿。于是,便会埋怨上苍不平,为何自己这么利益他人,却还不如那些没行善事的人,便会对自己的信仰不满,认为没有照顾自己。
可是,自己积的福已在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中被折损了,自己还不知道,实在是大有人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是否注意过自己的心?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是否真正去观察到?
当看到别人升官发财的时候,特别是才能不如自己的人靠排斥自己而升了官的人,我们的心里是酸溜溜的?还是很反感?是在感受别人的喜悦?在为他们祝福?还是忿忿不平?或者嗤之以鼻而看不起他呢?
我们吃饭的时候,吃到不合胃口的食物时,是会生气的倒掉,或埋怨饭做得不好呢?还是会时时去感恩种田人的辛苦,卖菜人的辛劳,或是做饭人的用心呢?
在路边看到行乞的人,你是不是认为他在假装残疾,在行骗;或给他钱的时候,自己有一种看不起他,可怜他,或者想自己是在做好事,在救人,在做善事的呢?
在看到某些人行为不端,后来生了一场大病,自已是不是在想:看吧,这就是报应,行恶的人终究是会有恶报的。此时,会不会清楚地知道,自己已在兴灾乐祸之中了呢?
此心,到底是刻薄还是仁厚?我们知不知道呢?可是,应该清楚,在一瞬间看到别人受灾而心中大快的时候,那种兴灾乐祸的念头,已经在折损自己的福报。不管是什么事,起心动念都会起作用,都会折损自己的福报,不是做了才算。这样细细算来,自己的福报都不知道被自己折掉多少,实在是可惜啊!
就像一个破了的桶,你不停地向里面倒水,水却一直在流掉。其实,惜福比造福更可贵。在惜福的时候,你懂得去感恩付出的人,懂得珍惜,懂得勤俭。可是,在造福的时候,一味地希望能多—点,再多一点,这颗贪求的心,也许已经使自己更加地堕落。
若能一面造福,一面惜福,再注意不要折福,相信福分的积累,一定是大幅度地上升。而且,这个福来的时候,你会享受得很快乐,因为你的心是善的。当只是用钱财来布施,回来的也是钱财,也许你的生活依然会不太舒服,因为你看别人不顺眼。可是,若能反观自己的心,布施自己的善良、慈悲、喜悦给别人,你所得到的就不仅仅是财富而已。
所以,要让自己幸福一些,还要注意,不要在点点滴滴处折损自己的福分。
作为一个学生,当看到别人的成绩考得很好的时候,会不会妒忌?做同样的生意,看到别人的顾客比自己的多,效益比自己的好,会不会酸酸的?
或者,离了婚的人,看到也有人离婚了,心里一想,啊,也有人和我一样,稍有安慰。又或者,时常说一些酸寒刻薄的话来刺激别人,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揭人家的短处,谈别人的过失。这都是我们不够仁厚的存心,也都是在折我们的福分。
所以,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心,是不是在念念希望别人好。当看到人家有所得,会很不高兴,看到别人有失反而很安慰;或者,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受了罪,欢喜得不得了,这都有失仁爱之道,都是在折损自己的福报。
而反之,若要从这些平常的细微之处来修福,就快速多了,念念为一切众生,那么,你的心是为一切众生,你在与一切众生结善缘。
看到别人好,我们高兴,看到别人不好,我们替他们难过,并且,尽己所能地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哪怕与自己有过节,也义无反顾去帮助,这就是一颗仁厚之心。
有此心,就不用担心自己没有福报,量大福就大。若能时时长养我们的善心,念念去成就他人的善行,随喜赞叹他人的功德,有能力就尽心尽力,这本身就给我们积累了大福。
在行善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心善,时时去体谅他人。纵然是恶人,也希望他能回头改过,而非嗔恨指责与辱骂。
当你认为自己发心是好的,是想让他好,而去指责甚至打骂有缺点的人时,或者写匿名信去告发或无限上纲地诽谤他人,但是自己却认为是在挽救人家时,那不过是你自己的情绪,并非真正有利于对方向善,也会折损自己的福报。
所以,时时守护自己的善心,守护自己的清静心,守护自己的一颗爱心。先做自己的护法,保持自己不造恶,身善良,口善良,心善良。进而再去安护身边人的心,让他们感受到舒服与自在。
遇到与自己性格、想法和愿力不一样的,不强求苟同,但也不会标新立异,只是相互的尊重与关怀。这样,您会越来越感受到修福得福,真的幸福。
有钱不是幸福,好多财富丰厚的人心灵并不快乐,仍旧在痛苦中。如果,自己的心恶行善,或者心善行恶,苦心积的福还不够折损的,那也太不值了。
【声音|中国大学“官味儿度”研究:学术奖项层次越高,官味儿越重】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几项研究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参照。
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此项研究的样本中,选取的50所中国大学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此外选择发达国家大学34所,以及台湾、香港地区9所。监测时段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连续采样四次八周,之后开始数据分析。
研究的结论是:两者相较,国内大学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三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国内大学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稍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学术新闻与领导新闻的比例大致为4∶1。
顾海兵关于学术机构“官味度”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他认为当下对教育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的评论早已有之,但真正通过量化指标来分析的并不多见,他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常识,并分析行政化发展的程度与趋势”。
《中国科研成果奖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为样本,将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职务”进行划分并赋予相应分值:校长级记为10分,准校长级为8分,副校长级7分,准副校长级5分,院长级4分,准院长级2分,副院长级1分,其他职务0分。最后,相加总分除以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即为该学科、学校的“官味度”指数。
研究结论证明了常识:一等奖的“官味度”为2.846,二等奖的“官味度”为2.009,三等奖的“官味度”为1.493。
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
若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官味度”低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教育学“官味度”最高,历史学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顾海兵又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评委构成“解构”,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各级职务高低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长级。他因此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领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海兵设置了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这份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近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的导师们。在具体的操作上,顾海兵依然是将他们按行政级别不同而给定分数,最后取平均值。
统计结果显示,获奖论文的导师的总体“官味度”接近副院长级别。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98年前后。”顾海兵说,来自各个层面的巨量资金和资源向大学流入,而资源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巩固了握有分配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地位。同时,有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级上升为副部级,“此后大学内的行政体系在不断强化。”顾海兵认为。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亦有类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图书《大学有问题》,大学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节。他在书中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后的各式现象:一位拥有学术职称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因为“领导”有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
“5年来,大学行政化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强大。”熊丙奇认为。
在这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现已退休)在博客上撰文,抨击“学术行政化严重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亦认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而“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如此种种。
但是,在这些声音之外,没有教师、学生等民意参与的大学体制依然故我。“还没有外力打破这种行政化的趋势与格局,现任的校领导、官员、当红教授正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熊丙奇说。
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化又与中国整体的官本位意识糅合在一起。
熊丙奇说,“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级别实属无奈之举。若大学领导是副部长级干部,在出席活动时座位就比局级干部靠前,而排位倒还是形式,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
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府资源,大学正在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积极融入,这符合适者生存的逻辑。
“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熊丙奇说。
(文章来源:书斋里外 )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几项研究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参照。
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此项研究的样本中,选取的50所中国大学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此外选择发达国家大学34所,以及台湾、香港地区9所。监测时段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连续采样四次八周,之后开始数据分析。
研究的结论是:两者相较,国内大学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三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国内大学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稍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学术新闻与领导新闻的比例大致为4∶1。
顾海兵关于学术机构“官味度”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他认为当下对教育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的评论早已有之,但真正通过量化指标来分析的并不多见,他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常识,并分析行政化发展的程度与趋势”。
《中国科研成果奖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为样本,将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职务”进行划分并赋予相应分值:校长级记为10分,准校长级为8分,副校长级7分,准副校长级5分,院长级4分,准院长级2分,副院长级1分,其他职务0分。最后,相加总分除以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即为该学科、学校的“官味度”指数。
研究结论证明了常识:一等奖的“官味度”为2.846,二等奖的“官味度”为2.009,三等奖的“官味度”为1.493。
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
若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官味度”低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教育学“官味度”最高,历史学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顾海兵又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评委构成“解构”,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各级职务高低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长级。他因此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领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海兵设置了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这份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近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的导师们。在具体的操作上,顾海兵依然是将他们按行政级别不同而给定分数,最后取平均值。
统计结果显示,获奖论文的导师的总体“官味度”接近副院长级别。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98年前后。”顾海兵说,来自各个层面的巨量资金和资源向大学流入,而资源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巩固了握有分配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地位。同时,有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级上升为副部级,“此后大学内的行政体系在不断强化。”顾海兵认为。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亦有类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图书《大学有问题》,大学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节。他在书中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后的各式现象:一位拥有学术职称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因为“领导”有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
“5年来,大学行政化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强大。”熊丙奇认为。
在这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现已退休)在博客上撰文,抨击“学术行政化严重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亦认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而“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如此种种。
但是,在这些声音之外,没有教师、学生等民意参与的大学体制依然故我。“还没有外力打破这种行政化的趋势与格局,现任的校领导、官员、当红教授正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熊丙奇说。
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化又与中国整体的官本位意识糅合在一起。
熊丙奇说,“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级别实属无奈之举。若大学领导是副部长级干部,在出席活动时座位就比局级干部靠前,而排位倒还是形式,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
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府资源,大学正在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积极融入,这符合适者生存的逻辑。
“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熊丙奇说。
(文章来源:书斋里外 )
爱情,从来都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稳定的婚姻,只能是利益为主,兼顾浪漫。一段感情有没有未来,余生的承诺能不能兑现,靠得都是双方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爱情的答案,从一开始就藏在利益之中。
一个人如果完全摒弃利益去寻找自己的爱情,那么他能收获的爱情,哪怕处在最好的情况之下,也是“十有九悲”,很大概率无限接近于《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
“有情饮水饱”,只是一个伪命题。爱情是不能填饱肚子的,金钱却能让爱情长久。#日常碎片plog#
一个人如果完全摒弃利益去寻找自己的爱情,那么他能收获的爱情,哪怕处在最好的情况之下,也是“十有九悲”,很大概率无限接近于《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
“有情饮水饱”,只是一个伪命题。爱情是不能填饱肚子的,金钱却能让爱情长久。#日常碎片p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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