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兴华 | 书法创作就是前识意图与形式理念的统一
书法归根到底是给人看的
书法是视觉艺术，归根到底是给人看的，说狂话有什么用？作品是硬道理。“百年之想”是虚幻的。百年后人会不会想你，不取决于你想不想，而取决于你的作品能不能进入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所造成的特定视阈，这种时代文化你无法预知，更无法掌握，因此所谓的“百年之想”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但是它有积极作用，可以让我们对当下创作怀抱一种敬畏的心情、认真的态度和勤勉的作风，我想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当要有一点“百年之想”。
书法的形式构成
我在《形势衍》一书中说：“书法就是线条对空间的分割”，这个观点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分割的结果，讲空间造型与关系，要求‘致广大’，追求宏观效果，使作品具有撼人的气势；二是分割的手段，讲线条本身的质量，要求‘尽精微’，追求微观细节，使作品具有耐人琢磨的韵味。空间与线条并重，片面追求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都会损害书法艺术的魅力。因此，我在创作时力求广大与精微兼顾。然而在写文章时，强调形式构成，线质方面谈的比较少。原因是我觉得关于线质古人讲得很多，“卑之无甚高论”，充其量只能作系统化的整理，如我在《书法技法新论》的笔法章和点画章中所做的那样。关于形式构成古人极少论述，而它恰恰是当代书法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当大谈特谈。
这种迫切性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古代书法是文本式的，注重阅读，因此强调点画和结体的表现。现代书法是图式的，注重观看，因此特别强调章法，强调形式构成。第二，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外力的推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书写工具和展示空间。受书写工具变化的推动，书法内部应变的次序为从点画到结体再到章法，点画因为与书写工具的关系最密切而变得最重要；受展示空间变化的推动，书法内部应变的次序为从章法到结体再到点画，章法因为与展示空间的关系最密切而变得最重要。
古代书法发展的外力影响主要来自书写工具，汉代蔡邕说：“唯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的改进促进了字体书风的变化发展，从秦汉到今天，两千多年来，毛笔的性能已被充分开发，各种表现都趋于极致，当代书法家要想精微很难超越神龙《兰亭》，要想浑厚很难超越邓石如，要想跌宕很难超越米芾，要想雅致很难超越董其昌……无论想要追求什么，都会有一座高峰矗立在前，这意味着借助书写工具来促进书法艺术发展的路已经走到头了。然而从展示空间来看，由于当代建筑式样和装潢风格的改变，今天书法的展示空间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大不相同，书法作品如果不在幅式、章法、结体、点画乃至装裱上做一番改变，就很难进入现代的展示空间，与其协调，并且相映成辉。而作品要与展示空间相结合，最重要的就是章法，就是形式构成。
先讲形式。在艺术上，人们一般都将作品所表现的情感称为内容，而将表现情感的方法称为形式。具体说，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有点画结体和章法三个层次，再具体来说，就是点画的粗细方圆、轻重快慢；结体的正侧大小、收放开合；章法的疏密虚实、离合断续等等，它们都是以对比关系的方式出现的，点画结体和章法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很多，远不止这些，如果加以归并的话，可以概括为形和势两大类型。形即空间的状态和位置，如粗细方圆、大小正侧、疏密虚实等等；势即时间的运动和速度，如轻重快慢、离合断续等等。因此汉代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自然，自然既出，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他所说的自然，就是书法艺术所要表现的内容，包括我们所说的情感，他所说的阴阳就是各种各样的对比关系，所说的形势就是对比关系的高度概括，书法艺术是通过各种形和势的变化来表现情感内容的。
再说构成。书法作品中的点画结体和章法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整体，另一方面又是局部。点画既是起笔行笔和收笔的组合，是整体，同时又是结体的局部。结体既是各种点画的组合，是个整体，同时又是章法的局部。章法既是作品中所有造型元素的组合，是个整体，同时又是展示空间的局部。
点画结体和章法的双重性格决定了双重的表现要求。当它们作为相对独立的整体时，各种组合元素的处理要完整、平衡和统一，要表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当它们作为局部时，各种组合元素的处理要不完整、不平衡和不统一，以开放的姿态与其他局部相组合，在组合中1+1>2，产生新的审美价值。
整体和局部各有各的审美价值，书法创作应当两者兼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不能二视而明”，人们常常会在兼顾的基础上有所偏重，比较来说，传统书法偏重于将每个层次都当作相对独立的整体，强调它们本身的审美价值，结果使得宋代以后的形式研究越来越往精细方向发展，以楷书的点画形式来说，晋唐时代只有八种，欧阳询称为《八诀》，到元代陈绎曾的《翰林要诀》变为三十六种；就楷书的结体来说，唐代欧阳询有《三十六法》，明代李淳发展为《大字结构八十四法》，到清代黄自元又进一步细化为九十二法。所有这些研究都就事论事，就点画论点画，就结体论结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得书法创作在技法表现上，一方面越来越细腻，另一方面却因为忽视了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琐碎呆板，没有整体感，缺乏生气，走到极端，便堕落到馆阁体的魔障里去了。当代书法家看到这种毛病，认识到它的危险性，因此主张要在关注局部之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局部与局部之间的组合关系之美，这种局部与局部的组合，用一个现代的词来表示，那就是构成。构成就是组合，组合就是构成。
总而言之，形式构成的创作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任何情感都必须通过点画结体和章法中的各种对比关系来表现，因此特别强调对比关系，认为作品中对比关系越多，作品的内涵就越丰富，作品中对比关系的反差越大，作品的视觉效果就越强烈。二是构成，在兼顾点画结体和章法的局部之美的基础上，特别强调点画与点画、结体与结体、章法与展示空间之间的组合关系之美。努力把点画放到结体中去表现，把结体放到章法中去表现，把章法放在展示环境中去表现，让它们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组合中通过变形，表现出更大的审美价值。
用笔和线质的两点体会
其实在创作上我是非常注重用笔和线质的，只是在表述时因为上面两个原因而讲得少了，以后我要注意，不要讲得太偏。说改就改，现在马上就纠正一下，讲讲我对用笔和线质的两点体会：第一，线质要好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粗细方圆，造型丰富，二是轻重快慢，节奏鲜明。而无论粗细方圆还是轻重快慢都是一种对比的存在，对比双方都不能单独产生意义，只有被纳入到一个系统之内，通过有机组合，建立起对立统一关系，才能相得益彰，显示出各自的美感，而这种系统的组合形式就是笔法。
笔法的要义是将点画的书写分成起笔、行笔和收笔三个部分，让运笔走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提按顿挫，在造型上产生粗细方圆的变化，通过轻重快慢，在节奏上产生抑扬起伏的变化，最后通过造型与节奏的组合，使点画成为一个整体，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点画有没有笔法意识，造型与节奏的表现是不是丰富而且细腻，这是写好点画的根本前提。第二，线质要好还必须避免偃卧，笔锋受压后打开，一进入行笔，就会偏向与运动方向相反的一边，使笔肚接触纸面。笔按得越重，笔肚接触纸面越多，笔锋的偏侧就越大，这种偏侧便是偃卧。它使书写的沉着之力因为笔锋的偏侧而转移为与纸面平行的力量，不能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而且，笔肚擦过纸面，墨色扁薄飘浮，没有注入感。因此为了在中段行笔时避免偃卧，董其昌说：“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之语”。意思是尽量提起笔，让笔尖在纸上行走，以此保证中锋，这是帖学的中段行笔方法。包世臣《艺舟双楫》说：“盖笔向左迤后稍偃，是笔尖着纸即逆，而毫不得不平铺纸上矣。石工镌字，画右行者，其錞必向左，验而实之，则纸犹石也，笔犹钻也，指犹锤也。……锋既着纸，即宜转换，于画下行者，管转向上；画上行者，管转向下；画左行者，管转向右。”主张将笔管朝笔画运行的相反方向倾斜，抬起笔肚，让笔尖受压后强力反弹，紧紧咬住纸面逆行，保证写出苍茫浑厚的点画，这是碑学的中段行笔方法。
帖学和碑学的行笔方法不同，表现效果大相径庭，但是殊途同归，都避免了行笔过程中笔锋偃卧的毛病。帖学提笔运行的效果是清挺遒劲，适宜于写小字；碑学逆顶运行的效果是浑厚苍茫，适宜于写大字。理解和掌握这两种方法，创作时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应变，点画的粗与细、快与慢，力度和速度的变化，轻松与沉郁的表现，全在于这两种方法的灵活使用。
这两种用笔方法太重要了，现在有许多人写字只求痛快，不讲笔法，起笔、行笔和收笔没有变化，点画苍白空洞，尤其是不知道如何避免偃卧，运笔像拖地板一样，点画扁薄轻浮，这些运笔都被董其昌斥之为“信笔”。
我的创作方法
我就谈谈自己的创作方法，它到底是出于脑还是出于心，你去分析分析看。我认为：书法创作就是前识意图与形式理念的统一。
所谓前识意图，顾名思义就是在创作之前，对作品的一种意象性预构，它是不明确的，如老子说的：“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精”，因此称为“前识”。而且作为一种意象，它具有强烈的表现冲动，因此称为意图。前识意图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和生活状态等等，是作者生命的表现。
所谓形式理念，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在高度概括以后，抽绎出来的最高原则。书法的表现形式是点画结体的造型及其对比组合，具体来说，就是用笔的轻重快慢，点画的粗细方圆，结体的大小正侧，章法的疏密虚实，用墨的枯湿浓淡等，这些对比组合变化无穷，其最高原则就是四个字“以他平他”，不断地以不同的造型元素与前面的造型元素相联接，让它们相反相成，相映成辉，组成和谐的整体关系并生生不息地展开下去，这是作品生命的表现。
前识意图是作者情绪在受到某种刺激之后引起的反应，不同刺激，不同反应，造成不同的前识意图。形式理念是“以他平他”，前面的点画写得粗了、细了，后面的点画就要写得细些、粗些......前面字写正了，后面字就写得斜些；右边字写大了，左边字就写得小些；前面一行右倾了，后面一行就往左斜一些。至于怎么粗怎么细，怎么正怎么斜，怎么大怎么小，会激发出作者在平时训练中所储备的各种技法规范，王羲之的，颜真卿的，苏黄米蔡的等等，全部变成各种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运用。
二是轮换做主的原则。在创作过程中，落笔的时候，线条是粗是细？是长是短？结体是方是圆？上下字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所有表现都以前识意图为主，由前识意图定下作品的风格基调。开了头以后，形式理念逐渐显现，影响越来越大，到一件作品快要完成的时候，怎么写已经完全被形式理念所规定了，前面疏了，后面必须要密一点；前面轻了，后面必须重一点……你别无选择，只能够跟着形式理念走。尤其是落款，写在什么地方，是穷款还是长款，你不要再顾及什么前识意图，必须老老实实地根据形式理念去“以他平他”，求得通篇关系的完整与和谐。这种轮换原则古人也讲过，但不明确。王铎说，一个字中，前面的笔画好写，最后一笔难写。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几笔根据前识意图，你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最后一笔要调整关系，必须符合“以他平他”的形式理念，落在什么地方，粗一点还是细一点，干一些还是湿一些，实际上都是被规定的，你要发现这种规定，并且把它表现出来，所以难写。书法创作的过程，前面以前识意图为主，后面以形式理念为主，这个道理与写文章一样。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未破题前，文章由我，既破题后，我由文章”。八股文讲起承转合，“起”就是破题，破题的时候，文章怎么写，以我为主，好比书法中的以前识意图为主。“起”了之后，破题了，观点亮出来了，后面怎么承，怎么转，怎么合，就由不得你了，你必须跟着文章本身的逻辑走，好比书法中跟着形式理念走。只有这样，书法创作才能将作者的生命与作品的生命融为一体，既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又符合传统文化的精神。
书法归根到底是给人看的
书法是视觉艺术，归根到底是给人看的，说狂话有什么用？作品是硬道理。“百年之想”是虚幻的。百年后人会不会想你，不取决于你想不想，而取决于你的作品能不能进入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所造成的特定视阈，这种时代文化你无法预知，更无法掌握，因此所谓的“百年之想”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但是它有积极作用，可以让我们对当下创作怀抱一种敬畏的心情、认真的态度和勤勉的作风，我想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当要有一点“百年之想”。
书法的形式构成
我在《形势衍》一书中说：“书法就是线条对空间的分割”，这个观点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分割的结果，讲空间造型与关系，要求‘致广大’，追求宏观效果，使作品具有撼人的气势；二是分割的手段，讲线条本身的质量，要求‘尽精微’，追求微观细节，使作品具有耐人琢磨的韵味。空间与线条并重，片面追求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都会损害书法艺术的魅力。因此，我在创作时力求广大与精微兼顾。然而在写文章时，强调形式构成，线质方面谈的比较少。原因是我觉得关于线质古人讲得很多，“卑之无甚高论”，充其量只能作系统化的整理，如我在《书法技法新论》的笔法章和点画章中所做的那样。关于形式构成古人极少论述，而它恰恰是当代书法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当大谈特谈。
这种迫切性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古代书法是文本式的，注重阅读，因此强调点画和结体的表现。现代书法是图式的，注重观看，因此特别强调章法，强调形式构成。第二，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外力的推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书写工具和展示空间。受书写工具变化的推动，书法内部应变的次序为从点画到结体再到章法，点画因为与书写工具的关系最密切而变得最重要；受展示空间变化的推动，书法内部应变的次序为从章法到结体再到点画，章法因为与展示空间的关系最密切而变得最重要。
古代书法发展的外力影响主要来自书写工具，汉代蔡邕说：“唯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的改进促进了字体书风的变化发展，从秦汉到今天，两千多年来，毛笔的性能已被充分开发，各种表现都趋于极致，当代书法家要想精微很难超越神龙《兰亭》，要想浑厚很难超越邓石如，要想跌宕很难超越米芾，要想雅致很难超越董其昌……无论想要追求什么，都会有一座高峰矗立在前，这意味着借助书写工具来促进书法艺术发展的路已经走到头了。然而从展示空间来看，由于当代建筑式样和装潢风格的改变，今天书法的展示空间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大不相同，书法作品如果不在幅式、章法、结体、点画乃至装裱上做一番改变，就很难进入现代的展示空间，与其协调，并且相映成辉。而作品要与展示空间相结合，最重要的就是章法，就是形式构成。
先讲形式。在艺术上，人们一般都将作品所表现的情感称为内容，而将表现情感的方法称为形式。具体说，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有点画结体和章法三个层次，再具体来说，就是点画的粗细方圆、轻重快慢；结体的正侧大小、收放开合；章法的疏密虚实、离合断续等等，它们都是以对比关系的方式出现的，点画结体和章法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很多，远不止这些，如果加以归并的话，可以概括为形和势两大类型。形即空间的状态和位置，如粗细方圆、大小正侧、疏密虚实等等；势即时间的运动和速度，如轻重快慢、离合断续等等。因此汉代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自然，自然既出，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他所说的自然，就是书法艺术所要表现的内容，包括我们所说的情感，他所说的阴阳就是各种各样的对比关系，所说的形势就是对比关系的高度概括，书法艺术是通过各种形和势的变化来表现情感内容的。
再说构成。书法作品中的点画结体和章法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整体，另一方面又是局部。点画既是起笔行笔和收笔的组合，是整体，同时又是结体的局部。结体既是各种点画的组合，是个整体，同时又是章法的局部。章法既是作品中所有造型元素的组合，是个整体，同时又是展示空间的局部。
点画结体和章法的双重性格决定了双重的表现要求。当它们作为相对独立的整体时，各种组合元素的处理要完整、平衡和统一，要表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当它们作为局部时，各种组合元素的处理要不完整、不平衡和不统一，以开放的姿态与其他局部相组合，在组合中1+1>2，产生新的审美价值。
整体和局部各有各的审美价值，书法创作应当两者兼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不能二视而明”，人们常常会在兼顾的基础上有所偏重，比较来说，传统书法偏重于将每个层次都当作相对独立的整体，强调它们本身的审美价值，结果使得宋代以后的形式研究越来越往精细方向发展，以楷书的点画形式来说，晋唐时代只有八种，欧阳询称为《八诀》，到元代陈绎曾的《翰林要诀》变为三十六种；就楷书的结体来说，唐代欧阳询有《三十六法》，明代李淳发展为《大字结构八十四法》，到清代黄自元又进一步细化为九十二法。所有这些研究都就事论事，就点画论点画，就结体论结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得书法创作在技法表现上，一方面越来越细腻，另一方面却因为忽视了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琐碎呆板，没有整体感，缺乏生气，走到极端，便堕落到馆阁体的魔障里去了。当代书法家看到这种毛病，认识到它的危险性，因此主张要在关注局部之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局部与局部之间的组合关系之美，这种局部与局部的组合，用一个现代的词来表示，那就是构成。构成就是组合，组合就是构成。
总而言之，形式构成的创作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任何情感都必须通过点画结体和章法中的各种对比关系来表现，因此特别强调对比关系，认为作品中对比关系越多，作品的内涵就越丰富，作品中对比关系的反差越大，作品的视觉效果就越强烈。二是构成，在兼顾点画结体和章法的局部之美的基础上，特别强调点画与点画、结体与结体、章法与展示空间之间的组合关系之美。努力把点画放到结体中去表现，把结体放到章法中去表现，把章法放在展示环境中去表现，让它们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组合中通过变形，表现出更大的审美价值。
用笔和线质的两点体会
其实在创作上我是非常注重用笔和线质的，只是在表述时因为上面两个原因而讲得少了，以后我要注意，不要讲得太偏。说改就改，现在马上就纠正一下，讲讲我对用笔和线质的两点体会：第一，线质要好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粗细方圆，造型丰富，二是轻重快慢，节奏鲜明。而无论粗细方圆还是轻重快慢都是一种对比的存在，对比双方都不能单独产生意义，只有被纳入到一个系统之内，通过有机组合，建立起对立统一关系，才能相得益彰，显示出各自的美感，而这种系统的组合形式就是笔法。
笔法的要义是将点画的书写分成起笔、行笔和收笔三个部分，让运笔走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提按顿挫，在造型上产生粗细方圆的变化，通过轻重快慢，在节奏上产生抑扬起伏的变化，最后通过造型与节奏的组合，使点画成为一个整体，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点画有没有笔法意识，造型与节奏的表现是不是丰富而且细腻，这是写好点画的根本前提。第二，线质要好还必须避免偃卧，笔锋受压后打开，一进入行笔，就会偏向与运动方向相反的一边，使笔肚接触纸面。笔按得越重，笔肚接触纸面越多，笔锋的偏侧就越大，这种偏侧便是偃卧。它使书写的沉着之力因为笔锋的偏侧而转移为与纸面平行的力量，不能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而且，笔肚擦过纸面，墨色扁薄飘浮，没有注入感。因此为了在中段行笔时避免偃卧，董其昌说：“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之语”。意思是尽量提起笔，让笔尖在纸上行走，以此保证中锋，这是帖学的中段行笔方法。包世臣《艺舟双楫》说：“盖笔向左迤后稍偃，是笔尖着纸即逆，而毫不得不平铺纸上矣。石工镌字，画右行者，其錞必向左，验而实之，则纸犹石也，笔犹钻也，指犹锤也。……锋既着纸，即宜转换，于画下行者，管转向上；画上行者，管转向下；画左行者，管转向右。”主张将笔管朝笔画运行的相反方向倾斜，抬起笔肚，让笔尖受压后强力反弹，紧紧咬住纸面逆行，保证写出苍茫浑厚的点画，这是碑学的中段行笔方法。
帖学和碑学的行笔方法不同，表现效果大相径庭，但是殊途同归，都避免了行笔过程中笔锋偃卧的毛病。帖学提笔运行的效果是清挺遒劲，适宜于写小字；碑学逆顶运行的效果是浑厚苍茫，适宜于写大字。理解和掌握这两种方法，创作时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应变，点画的粗与细、快与慢，力度和速度的变化，轻松与沉郁的表现，全在于这两种方法的灵活使用。
这两种用笔方法太重要了，现在有许多人写字只求痛快，不讲笔法，起笔、行笔和收笔没有变化，点画苍白空洞，尤其是不知道如何避免偃卧，运笔像拖地板一样，点画扁薄轻浮，这些运笔都被董其昌斥之为“信笔”。
我的创作方法
我就谈谈自己的创作方法，它到底是出于脑还是出于心，你去分析分析看。我认为：书法创作就是前识意图与形式理念的统一。
所谓前识意图，顾名思义就是在创作之前，对作品的一种意象性预构，它是不明确的，如老子说的：“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精”，因此称为“前识”。而且作为一种意象，它具有强烈的表现冲动，因此称为意图。前识意图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和生活状态等等，是作者生命的表现。
所谓形式理念，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在高度概括以后，抽绎出来的最高原则。书法的表现形式是点画结体的造型及其对比组合，具体来说，就是用笔的轻重快慢，点画的粗细方圆，结体的大小正侧，章法的疏密虚实，用墨的枯湿浓淡等，这些对比组合变化无穷，其最高原则就是四个字“以他平他”，不断地以不同的造型元素与前面的造型元素相联接，让它们相反相成，相映成辉，组成和谐的整体关系并生生不息地展开下去，这是作品生命的表现。
前识意图是作者情绪在受到某种刺激之后引起的反应，不同刺激，不同反应，造成不同的前识意图。形式理念是“以他平他”，前面的点画写得粗了、细了，后面的点画就要写得细些、粗些......前面字写正了，后面字就写得斜些；右边字写大了，左边字就写得小些；前面一行右倾了，后面一行就往左斜一些。至于怎么粗怎么细，怎么正怎么斜，怎么大怎么小，会激发出作者在平时训练中所储备的各种技法规范，王羲之的，颜真卿的，苏黄米蔡的等等，全部变成各种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运用。
二是轮换做主的原则。在创作过程中，落笔的时候，线条是粗是细？是长是短？结体是方是圆？上下字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所有表现都以前识意图为主，由前识意图定下作品的风格基调。开了头以后，形式理念逐渐显现，影响越来越大，到一件作品快要完成的时候，怎么写已经完全被形式理念所规定了，前面疏了，后面必须要密一点；前面轻了，后面必须重一点……你别无选择，只能够跟着形式理念走。尤其是落款，写在什么地方，是穷款还是长款，你不要再顾及什么前识意图，必须老老实实地根据形式理念去“以他平他”，求得通篇关系的完整与和谐。这种轮换原则古人也讲过，但不明确。王铎说，一个字中，前面的笔画好写，最后一笔难写。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几笔根据前识意图，你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最后一笔要调整关系，必须符合“以他平他”的形式理念，落在什么地方，粗一点还是细一点，干一些还是湿一些，实际上都是被规定的，你要发现这种规定，并且把它表现出来，所以难写。书法创作的过程，前面以前识意图为主，后面以形式理念为主，这个道理与写文章一样。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未破题前，文章由我，既破题后，我由文章”。八股文讲起承转合，“起”就是破题，破题的时候，文章怎么写，以我为主，好比书法中的以前识意图为主。“起”了之后，破题了，观点亮出来了，后面怎么承，怎么转，怎么合，就由不得你了，你必须跟着文章本身的逻辑走，好比书法中跟着形式理念走。只有这样，书法创作才能将作者的生命与作品的生命融为一体，既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又符合传统文化的精神。
刘知幾《史通·言语》原文及翻译
刘知幾
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1】，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原田是谋”，舆人【2】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而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唯王、宋著书【3】，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母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而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取材于唐•刘知幾《史通•言语》）
注释：【1】枢机，中心，关键。“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语出《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2】舆人：众人。【3】唯王、宋著书：王邵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二书分别记录南北朝时期元氏西魏和高氏北齐史事。
译文：
言辞一经内心发出，就关系到荣耀和耻辱，言辞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久远，可知修饰言辞以独自应对，是古人所重视的。上古时候，人们都质朴简略，当时的言语后人难以理解，须通过解释才能明白。因此要探究道理却记事简略而意义深刻，要考查文辞则言辞艰深而事理很明白。周代借鉴了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文化昌盛，大夫、行人，特别重视应对辞令，语言委婉而切当，言辞流畅华美而不过分。
追寻战国以前，史书记载的言语都可以吟咏朗诵，这不是编写时修改的结果，实在是当时言语本身质朴优美的缘故。如何来核证呢？“山木”“辅车”，就是当时民间的谚语；“原田是谋”，是普通众人的吟咏。这些都是草野低贱之人的吟咏，尚且能如此温润和婉，何况身着朝服立于朝堂之上的人呢！由此可知当时人说出的话，被史官们载入了史册，虽然有所加工润色，但终究没有失去本色。但后来的作者，普遍没有远见，记载当时口语，很少能如实而书，反而仿效古人，表示自己考查了古事。因此使得周、秦时候的言辞出现于魏晋时代，而失去了天然的真实，现在和古代因此而混淆，真实与虚假由此而错乱。
只有王劭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叙述西魏元氏政权、北齐高氏政权的史事，直言不讳直书其事，力求体现直笔的原则，地方口语、世俗言谈，由此得以充分彰显。而当今的学者，都责难这二人之书言辞污浊不洁净，语言过于浅俗。其实当时语言的本质就是如此，却把过失推给史臣，犹如照镜子的人看到嫫母太丑，而归罪于明镜一样。近来有敦煌的张太素、中山的郞余令，都以著述并称，自恃有史学才能。郞余令著有《孝德传》，张太素著有《隋后略》。凡所编撰当今的语言，都仿照过去的文辞。如果选择言词可以仿效古代的才写，那些难以仿效古语记录的，就忽略不记，可以想象，被他们所遗弃的材料，能记得完吗？
江芊骂商臣说：“呀！贱人，难怪君王要废了你而立职为太子。”汉王对郦食其发怒说：“小子，你几乎坏了老子的事。”单固对杨康说：“老奴，你死得活该。”乐广赞叹卫玠说：“这是谁家生了这样的孩儿！”这些都是当时轻慢的语言，世俗粗野的说法。一定可以流传于口头，被人诵读，但世人都认为前面两句不失清雅，后面两句则特别拙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楚汉与今天相隔久远，事情已成为古事；魏晋与今天年代较近，语言还类似今天。已成为久远古事就称它文雅，还类似今天的就惊讶于它的质朴。天地永存，风俗不会固定不变，后人看今天，也就像今天看往昔。但作者都害怕写出今天的语言，却勇于仿效古代的语言，岂不糊涂吗！
善于治理国家政事的人，不选择被治理的对象而能治好，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能受到其教化；擅长修史的人，不选择事情而记载，所以语言无论美丑善恶，都能流传至后代。如果所记载的事情都不谬误，语言必定接近真实，几乎就可以与古人接近了，何止只得到古人废弃无用的事物呢！
刘知幾
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1】，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原田是谋”，舆人【2】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而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唯王、宋著书【3】，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母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而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取材于唐•刘知幾《史通•言语》）
注释：【1】枢机，中心，关键。“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语出《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2】舆人：众人。【3】唯王、宋著书：王邵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二书分别记录南北朝时期元氏西魏和高氏北齐史事。
译文：
言辞一经内心发出，就关系到荣耀和耻辱，言辞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久远，可知修饰言辞以独自应对，是古人所重视的。上古时候，人们都质朴简略，当时的言语后人难以理解，须通过解释才能明白。因此要探究道理却记事简略而意义深刻，要考查文辞则言辞艰深而事理很明白。周代借鉴了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文化昌盛，大夫、行人，特别重视应对辞令，语言委婉而切当，言辞流畅华美而不过分。
追寻战国以前，史书记载的言语都可以吟咏朗诵，这不是编写时修改的结果，实在是当时言语本身质朴优美的缘故。如何来核证呢？“山木”“辅车”，就是当时民间的谚语；“原田是谋”，是普通众人的吟咏。这些都是草野低贱之人的吟咏，尚且能如此温润和婉，何况身着朝服立于朝堂之上的人呢！由此可知当时人说出的话，被史官们载入了史册，虽然有所加工润色，但终究没有失去本色。但后来的作者，普遍没有远见，记载当时口语，很少能如实而书，反而仿效古人，表示自己考查了古事。因此使得周、秦时候的言辞出现于魏晋时代，而失去了天然的真实，现在和古代因此而混淆，真实与虚假由此而错乱。
只有王劭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叙述西魏元氏政权、北齐高氏政权的史事，直言不讳直书其事，力求体现直笔的原则，地方口语、世俗言谈，由此得以充分彰显。而当今的学者，都责难这二人之书言辞污浊不洁净，语言过于浅俗。其实当时语言的本质就是如此，却把过失推给史臣，犹如照镜子的人看到嫫母太丑，而归罪于明镜一样。近来有敦煌的张太素、中山的郞余令，都以著述并称，自恃有史学才能。郞余令著有《孝德传》，张太素著有《隋后略》。凡所编撰当今的语言，都仿照过去的文辞。如果选择言词可以仿效古代的才写，那些难以仿效古语记录的，就忽略不记，可以想象，被他们所遗弃的材料，能记得完吗？
江芊骂商臣说：“呀！贱人，难怪君王要废了你而立职为太子。”汉王对郦食其发怒说：“小子，你几乎坏了老子的事。”单固对杨康说：“老奴，你死得活该。”乐广赞叹卫玠说：“这是谁家生了这样的孩儿！”这些都是当时轻慢的语言，世俗粗野的说法。一定可以流传于口头，被人诵读，但世人都认为前面两句不失清雅，后面两句则特别拙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楚汉与今天相隔久远，事情已成为古事；魏晋与今天年代较近，语言还类似今天。已成为久远古事就称它文雅，还类似今天的就惊讶于它的质朴。天地永存，风俗不会固定不变，后人看今天，也就像今天看往昔。但作者都害怕写出今天的语言，却勇于仿效古代的语言，岂不糊涂吗！
善于治理国家政事的人，不选择被治理的对象而能治好，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能受到其教化；擅长修史的人，不选择事情而记载，所以语言无论美丑善恶，都能流传至后代。如果所记载的事情都不谬误，语言必定接近真实，几乎就可以与古人接近了，何止只得到古人废弃无用的事物呢！
【改革创新务求实效 发力新时代体育强省建设——访湖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功民】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总局体彩中心共同开展的“汇聚微公益 启航新征程”优秀公益金项目宣传报道系列活动来到湖北，多家中央主流媒体及行业媒体共同组成采访团走进武汉、宜昌、荆门、京山四市，见证荆楚体育成就。日前，湖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功民接受媒体采访，围绕湖北开展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推进体教融合、体旅融合发展以及深化协会改革、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砥砺奋进中见证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的湖北体育将继续奋楫笃行，发力新时代体育强省建设。
记者：湖北的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是一个创新，取得的成效在全国具有不小影响力，湖北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创新？这项工程的“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功民： 把全民健身战略抓实抓细对惠及民生，让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项目是湖北群众体育发展史上投入资金最多、覆盖面积最广、实施难度最大的一项重点工程。
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的“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新理念力求解决去哪儿健身和持续性健身的难题，我们的工程覆盖一场两馆、体育公园、足球中心，乡镇街道健身中心、社区村庄文体广场、小区单位智能路径等多种形态，形成覆盖城乡、面向大众的新型健身设施体系，扩大了健康体育与休闲体育的统筹供给；同时，通过实施项目竞争性申报机制和采取“以奖代补”等新机制，充分调动起各方的力量，带活了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投资新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热情；标准化设计、项目化建设、制度化管理和绩效化开放等新方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治理格局，开创了“要我建”到“我要建”的历史性转变；最后，新风尚以点带面，促进了湖北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由“十二五”末的1600万人增加到1900万人。乡村的农闲时节，在家打麻将、低头看手机的人少了，到运动场自觉锻炼的人多了，可以说，村民的精神面貌以及村风的转变是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带来最大的实效，它实现了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健康湖北建设的有机融合。
记者：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湖北在落实这项工作上有哪些创新举措？
胡功民： 抓体教融合，首先要抓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要让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各方都将健康放在首位。理念不转变，体教融合的各项推进工作都会阻力重重。我们的体教融合工作，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下，与省教育厅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大力实施方案共定、阵地共建、赛事共办、人才共培、资源共享五项新措施，一体化推进。尤其是在破解学训矛盾方面，我们建立了“1+6+名校+N”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体教两部门深化资源共享，项目中心这个“1”做强，把“6”个省属体校做实，把“体校+名校”做大，把各市州这个“N”点做多，厚实了湖北体育后备人才基础。“体校+名校”模式，在全国率先探索了一条解决运动员学训矛盾问题的路径。
记者：湖北近年来体育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开了体育局在全省招商引资工作会上作交流发言的先例，请具体介绍一下湖北体育产业发展的相关情况。
胡功民：湖北省体育局在全省招商引资工作会上作交流发言，标志着湖北体育产业工作正在迈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主阵地。2020年，湖北省体育局充分发挥体育招商引资的独特功能和行业优势，体育招商引资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全省各级体育部门累计引进招商项目62个，协议投资204亿元，其中开工建设项目37个，投资总额125亿元。万达体育、华体集团、泰山体育、铭泰体育等一批知名企业落户湖北，湖北省体育招商引资呈现加速、提质、转型的发展态势，正在成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2021年，湖北省体育局还将进一步发挥体育行业优势，做好泰山体育、石首华中体育产业园等重点招商项目洽谈和上海体博会、第二届青博会、粤港澳大湾区等专场招商活动，推动体育招商引资再上新台阶。
记者：近年来，湖北体育旅游发展迅猛，精品项目特色突出，在推进体旅融合发展方面，湖北省体育局有哪些支持举措？
胡功民： 体旅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新阶段、新格局构建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前不久湖北省体育局去恩施调研，我们发现恩施几乎每一个景区都有体育的“颜色”，步道、攀岩、自行车赛道成为景区的热门项目，不只在恩施，体育已经成为湖北全省旅游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大、做强、做亮湖北体育旅游，湖北省体育局主要通过以特色项目为抓手，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办赛事、育品牌。例如，通过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汽车露营为主体的户外体育旅游活动，推介湖北的好山好水；在恩施、神农架发展冰雪旅游，补齐城市冬季旅游发展的短板；以马拉松等体育赛事为媒介，不断擦亮城市体育名片；围绕跳伞、滑翔伞等航空运动项目打造知名体育旅游目的地，以“体育+”“+体育”为模式，不断拓展体育旅游发展空间。截至2020年，湖北省入选全国体育旅游精品景区15个、体育旅游精品线路12条、体育旅游精品赛事18项、体育旅游精品目的地2处、获得全国十佳体育旅游项目称号12个，获评总数居全国第四。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湖北体育旅游产业总规模达到85亿元。
记者：体育协会改革是体育系统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湖北在推进体育协会改革中有哪些改革尝试和举措？
胡功民： 我们以省体育总会和省篮球协会为试点，在全国率先推行“体育协会+公司”实体化运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实现了“等钱办赛”到“有钱办赛”，彻底改变了过去“协会事务无人管、赛事活动无钱办”的被动局面。
以湖北体育总会为例，省体总4月初成功承办了群众冰雪运动示范活动暨全民滑雪体能大比武总决赛，下一步正策划推进湖北省首届大众山水运动季活动，通过创新“体育+旅游”模式，打造具有独立IP的赛事体系，实现体旅融合发展，提升体育消费，促进湖北经济社会“双循环”发展。未来，省体育局还将继续认真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总结湖北体育总会和湖北篮球协会改革的经验，因地制宜，逐步推广，为协会改革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保障，做到“扶上马送一程”，为体育强国建设探索体育协会改革的湖北路径。（丰佳佳 刘昕彤/文 付媛杰制作）
记者：湖北的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是一个创新，取得的成效在全国具有不小影响力，湖北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创新？这项工程的“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功民： 把全民健身战略抓实抓细对惠及民生，让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项目是湖北群众体育发展史上投入资金最多、覆盖面积最广、实施难度最大的一项重点工程。
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的“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新理念力求解决去哪儿健身和持续性健身的难题，我们的工程覆盖一场两馆、体育公园、足球中心，乡镇街道健身中心、社区村庄文体广场、小区单位智能路径等多种形态，形成覆盖城乡、面向大众的新型健身设施体系，扩大了健康体育与休闲体育的统筹供给；同时，通过实施项目竞争性申报机制和采取“以奖代补”等新机制，充分调动起各方的力量，带活了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投资新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热情；标准化设计、项目化建设、制度化管理和绩效化开放等新方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治理格局，开创了“要我建”到“我要建”的历史性转变；最后，新风尚以点带面，促进了湖北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由“十二五”末的1600万人增加到1900万人。乡村的农闲时节，在家打麻将、低头看手机的人少了，到运动场自觉锻炼的人多了，可以说，村民的精神面貌以及村风的转变是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带来最大的实效，它实现了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健康湖北建设的有机融合。
记者：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湖北在落实这项工作上有哪些创新举措？
胡功民： 抓体教融合，首先要抓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要让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各方都将健康放在首位。理念不转变，体教融合的各项推进工作都会阻力重重。我们的体教融合工作，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下，与省教育厅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大力实施方案共定、阵地共建、赛事共办、人才共培、资源共享五项新措施，一体化推进。尤其是在破解学训矛盾方面，我们建立了“1+6+名校+N”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体教两部门深化资源共享，项目中心这个“1”做强，把“6”个省属体校做实，把“体校+名校”做大，把各市州这个“N”点做多，厚实了湖北体育后备人才基础。“体校+名校”模式，在全国率先探索了一条解决运动员学训矛盾问题的路径。
记者：湖北近年来体育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开了体育局在全省招商引资工作会上作交流发言的先例，请具体介绍一下湖北体育产业发展的相关情况。
胡功民：湖北省体育局在全省招商引资工作会上作交流发言，标志着湖北体育产业工作正在迈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主阵地。2020年，湖北省体育局充分发挥体育招商引资的独特功能和行业优势，体育招商引资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全省各级体育部门累计引进招商项目62个，协议投资204亿元，其中开工建设项目37个，投资总额125亿元。万达体育、华体集团、泰山体育、铭泰体育等一批知名企业落户湖北，湖北省体育招商引资呈现加速、提质、转型的发展态势，正在成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2021年，湖北省体育局还将进一步发挥体育行业优势，做好泰山体育、石首华中体育产业园等重点招商项目洽谈和上海体博会、第二届青博会、粤港澳大湾区等专场招商活动，推动体育招商引资再上新台阶。
记者：近年来，湖北体育旅游发展迅猛，精品项目特色突出，在推进体旅融合发展方面，湖北省体育局有哪些支持举措？
胡功民： 体旅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新阶段、新格局构建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前不久湖北省体育局去恩施调研，我们发现恩施几乎每一个景区都有体育的“颜色”，步道、攀岩、自行车赛道成为景区的热门项目，不只在恩施，体育已经成为湖北全省旅游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大、做强、做亮湖北体育旅游，湖北省体育局主要通过以特色项目为抓手，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办赛事、育品牌。例如，通过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汽车露营为主体的户外体育旅游活动，推介湖北的好山好水；在恩施、神农架发展冰雪旅游，补齐城市冬季旅游发展的短板；以马拉松等体育赛事为媒介，不断擦亮城市体育名片；围绕跳伞、滑翔伞等航空运动项目打造知名体育旅游目的地，以“体育+”“+体育”为模式，不断拓展体育旅游发展空间。截至2020年，湖北省入选全国体育旅游精品景区15个、体育旅游精品线路12条、体育旅游精品赛事18项、体育旅游精品目的地2处、获得全国十佳体育旅游项目称号12个，获评总数居全国第四。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湖北体育旅游产业总规模达到85亿元。
记者：体育协会改革是体育系统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湖北在推进体育协会改革中有哪些改革尝试和举措？
胡功民： 我们以省体育总会和省篮球协会为试点，在全国率先推行“体育协会+公司”实体化运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实现了“等钱办赛”到“有钱办赛”，彻底改变了过去“协会事务无人管、赛事活动无钱办”的被动局面。
以湖北体育总会为例，省体总4月初成功承办了群众冰雪运动示范活动暨全民滑雪体能大比武总决赛，下一步正策划推进湖北省首届大众山水运动季活动，通过创新“体育+旅游”模式，打造具有独立IP的赛事体系，实现体旅融合发展，提升体育消费，促进湖北经济社会“双循环”发展。未来，省体育局还将继续认真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总结湖北体育总会和湖北篮球协会改革的经验，因地制宜，逐步推广，为协会改革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保障，做到“扶上马送一程”，为体育强国建设探索体育协会改革的湖北路径。（丰佳佳 刘昕彤/文 付媛杰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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