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门一开，黄金万两？这是很久远的回忆，现代国库借用信息化手段，以及银行清算体系，已经很少能看到现金，更别提黄金。
中国现在仅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每年就高达十几万亿规模，还有三四万亿规模的政府性基金等，这些是库款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库资金每天进进出出，收缴单位不少，预算支出单位更多。如仅中央政府这一级政府，就有约1.5万个预算单位，每年财政支付笔数约为660万笔。
国库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巨量的库款资金，频繁的国库收支行为，数量众多的收支单位，国库如何实现有序运营？经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得以现场观摩国库运转的大致过程。
借用由“央行+代理银行”的国库支付体系，对一些违规行为的监督变成可能。例如某地处基层的中央预算单位在该地五星级酒店举行会议，在与酒店进行清算时，监督信息平台当即发现这次酒店会议超标准支出。
“央行主账户+零余额账户”体系
中国国库管理模式从2001年开始经历了较大的变革，改革的依据为2001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印发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简单来说，就是从原来传统资金缴拨模式，转为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管理模式。
何谓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财政部门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这为国库的主账户。但光有央行主账户是不够的，属于中央财政的预算部门，很多都有大量地方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的收入、支出行为，仅靠央行主账户显然难以满足。
之所以称为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源于除了财政部门在央行开设的国库单一账户外，还有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开设在代理商业银行的一些零余额账户。参与到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商业银行，需要经过公开招投标程序，且要满足一定资质才可能中标。目前中央财政有11家国库集中支付中标代理商业银行。引入代理商业银行，是由于这些代理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广，能充分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进而满足如中央财政每年约660万笔的国库支出需求。
国库主账户设在央行，财政收入的汇集基本在这个账户，财政资金也主要保留在这个账户。至于网点密布的代理商业银行账户，并没有财政资金停留其中。
代理商业银行经招投标，参与国库运作体系，提供资金的支付清算服务，财政部门会支付相应金融服务费。由于代理商业银行并非一家，引入多家银行竞争机制，既能保证优质服务，费用支出方面也不至于太离谱。
每日终了前，代理商业银行会与央行国库单一账户进行资金清算，进而代理商业银行账户余额为零，没有实际资金停留。正因为如此，这些开设在代理商业银行的账户被称为“零余额账户”。
资金使用路线图
除了借用代理商业银行大量网点来支撑整个国库支付系统以外，2001年开始的改革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财政资金支付方式。
传统模式下，财政资金的支出，需要一层层申请，再一层层往下拨付。中央财政的一级预算单位，下辖有大量基层预算单位，如全国直管的国税部门，县级、市级、省级国税部门均属于中央财政保障的范畴；再如很多中央部委下辖有大量事业或企业单位，如水利部，一些基层水利项目公司可能就设在县城里。
在这种模式下，基层预算单位若有支出需求，需先向上级单位提出申请，经过层级繁多的汇总，最终由一级预算单位将资金需求汇总到财政部。财政部经审核后，向央行下达支付指令(因为国库主账户设在央行)，央行拿到指令后，拨款给一级预算单位，一级预算单位再一层层往下拨付。
当时，每个预算单位都有一个账户。国库拨款后，资金就滞留在预算单位账户中，直到有支出需求时再支出。由于存在较多的层级，财政资金何时能从上级单位下拨到下级单位也未可知，资金被挤占、截留、挪用的问题很容易发生。
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则实现了资金支付的扁平化，避免了财政资金在政府层级内部慢慢渗透的过程，支付主要取道银行支付系统。即，财政资金统一收缴入国库主账户，支出时由代理商业银行先将资金支付给最终服务提供方或个人，日终再与央行进行清算。
改革之后，如水利部的一个基层水利公司有一笔工程建设款需要支出，它需要向上提出申请，水利部将信息汇总到财政部，由于全程电子化，程序很快；财政部审核用款信息后，给代理银行和央行下发支付指令，代理银行直接将款项划入工程建设方的账户；每日终了前，央行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指令信息，与代理行就这些资金进行清算。
实现集中支付最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项下常年保持着3万亿的库款额度。若在改革前，这些未实际支出的库款资金，是散布在不同的预算单位的自有账户中。
财政事中监管
借用国库支付体系，实现国库资金的集中支付，这使得财政部门掌握库款资金的收入支出进度和各预算单位实际支出情况，进而对一些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变成可能。
财政部国库司国库监督处相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代理商业银行代为支付一笔库款资金，大概5秒钟后，支付方、收款方的账户信息、支付金额、事由等信息就会反馈到“财政国库动态监控信息平台”上。
得益与各代理银行联网，中央约1.5万个预算单位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所有收支行为，都能反映在这个信息平台上。该信息平台共设有30多项监控指标，诸如提现金额超标、本单位支付给本单位账户、收款人和账号不匹配等问题，该系统都会自动提示。
如某地处基层的中央预算单位，在该地五星级酒店举行一次会议，在与酒店进行清算时，该信息立马反馈到监督处信息平台上。经信息比对，该酒店会议属于超标准支出，因为“八项规定”明文禁止各公职单位不得去五星酒店开会。
财政部国库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财政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变事后监督为事中监督，财政资金支付中的违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动态监控系统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但一些深度共谋、隐藏得较深的不规范行为，仍要靠专业审计才能发现。
另外，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也不可或缺。近年来，很多政府部门的超标准支出、浪费性指出行为经公众举报，或自媒体曝光后，也容易引起各方重视，进而倒逼提高预算透明度和财政运行的规范性。
中国现在仅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每年就高达十几万亿规模，还有三四万亿规模的政府性基金等，这些是库款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库资金每天进进出出，收缴单位不少，预算支出单位更多。如仅中央政府这一级政府，就有约1.5万个预算单位，每年财政支付笔数约为660万笔。
国库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巨量的库款资金，频繁的国库收支行为，数量众多的收支单位，国库如何实现有序运营？经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得以现场观摩国库运转的大致过程。
借用由“央行+代理银行”的国库支付体系，对一些违规行为的监督变成可能。例如某地处基层的中央预算单位在该地五星级酒店举行会议，在与酒店进行清算时，监督信息平台当即发现这次酒店会议超标准支出。
“央行主账户+零余额账户”体系
中国国库管理模式从2001年开始经历了较大的变革，改革的依据为2001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印发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简单来说，就是从原来传统资金缴拨模式，转为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管理模式。
何谓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财政部门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这为国库的主账户。但光有央行主账户是不够的，属于中央财政的预算部门，很多都有大量地方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的收入、支出行为，仅靠央行主账户显然难以满足。
之所以称为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源于除了财政部门在央行开设的国库单一账户外，还有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开设在代理商业银行的一些零余额账户。参与到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商业银行，需要经过公开招投标程序，且要满足一定资质才可能中标。目前中央财政有11家国库集中支付中标代理商业银行。引入代理商业银行，是由于这些代理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广，能充分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进而满足如中央财政每年约660万笔的国库支出需求。
国库主账户设在央行，财政收入的汇集基本在这个账户，财政资金也主要保留在这个账户。至于网点密布的代理商业银行账户，并没有财政资金停留其中。
代理商业银行经招投标，参与国库运作体系，提供资金的支付清算服务，财政部门会支付相应金融服务费。由于代理商业银行并非一家，引入多家银行竞争机制，既能保证优质服务，费用支出方面也不至于太离谱。
每日终了前，代理商业银行会与央行国库单一账户进行资金清算，进而代理商业银行账户余额为零，没有实际资金停留。正因为如此，这些开设在代理商业银行的账户被称为“零余额账户”。
资金使用路线图
除了借用代理商业银行大量网点来支撑整个国库支付系统以外，2001年开始的改革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财政资金支付方式。
传统模式下，财政资金的支出，需要一层层申请，再一层层往下拨付。中央财政的一级预算单位，下辖有大量基层预算单位，如全国直管的国税部门，县级、市级、省级国税部门均属于中央财政保障的范畴；再如很多中央部委下辖有大量事业或企业单位，如水利部，一些基层水利项目公司可能就设在县城里。
在这种模式下，基层预算单位若有支出需求，需先向上级单位提出申请，经过层级繁多的汇总，最终由一级预算单位将资金需求汇总到财政部。财政部经审核后，向央行下达支付指令(因为国库主账户设在央行)，央行拿到指令后，拨款给一级预算单位，一级预算单位再一层层往下拨付。
当时，每个预算单位都有一个账户。国库拨款后，资金就滞留在预算单位账户中，直到有支出需求时再支出。由于存在较多的层级，财政资金何时能从上级单位下拨到下级单位也未可知，资金被挤占、截留、挪用的问题很容易发生。
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则实现了资金支付的扁平化，避免了财政资金在政府层级内部慢慢渗透的过程，支付主要取道银行支付系统。即，财政资金统一收缴入国库主账户，支出时由代理商业银行先将资金支付给最终服务提供方或个人，日终再与央行进行清算。
改革之后，如水利部的一个基层水利公司有一笔工程建设款需要支出，它需要向上提出申请，水利部将信息汇总到财政部，由于全程电子化，程序很快；财政部审核用款信息后，给代理银行和央行下发支付指令，代理银行直接将款项划入工程建设方的账户；每日终了前，央行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指令信息，与代理行就这些资金进行清算。
实现集中支付最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项下常年保持着3万亿的库款额度。若在改革前，这些未实际支出的库款资金，是散布在不同的预算单位的自有账户中。
财政事中监管
借用国库支付体系，实现国库资金的集中支付，这使得财政部门掌握库款资金的收入支出进度和各预算单位实际支出情况，进而对一些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变成可能。
财政部国库司国库监督处相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代理商业银行代为支付一笔库款资金，大概5秒钟后，支付方、收款方的账户信息、支付金额、事由等信息就会反馈到“财政国库动态监控信息平台”上。
得益与各代理银行联网，中央约1.5万个预算单位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所有收支行为，都能反映在这个信息平台上。该信息平台共设有30多项监控指标，诸如提现金额超标、本单位支付给本单位账户、收款人和账号不匹配等问题，该系统都会自动提示。
如某地处基层的中央预算单位，在该地五星级酒店举行一次会议，在与酒店进行清算时，该信息立马反馈到监督处信息平台上。经信息比对，该酒店会议属于超标准支出，因为“八项规定”明文禁止各公职单位不得去五星酒店开会。
财政部国库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财政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变事后监督为事中监督，财政资金支付中的违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动态监控系统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但一些深度共谋、隐藏得较深的不规范行为，仍要靠专业审计才能发现。
另外，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也不可或缺。近年来，很多政府部门的超标准支出、浪费性指出行为经公众举报，或自媒体曝光后，也容易引起各方重视，进而倒逼提高预算透明度和财政运行的规范性。
#关注俄乌局势最新进展##俄乌大战的结局会是什么##俄罗斯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俄罗斯的猫被制裁# 【双标、浮标、无标！#俄乌冲突暴露西方多重丑态#】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张远)自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西方加大打压围堵俄罗斯力度，对俄实施全方位、无差别制裁，竟然把全球化当成武器，甚至连体育、艺术和学术等领域都不放过，充分暴露出其一贯执行“双重标准”“浮动标准”，实际上“毫无标准”“以我为准”。
[话筒]标榜言论自由 封禁俄方声音
西方国家向来标榜言论自由，强调任何人都有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流传甚广。
然而，俄乌冲突升级后，一些西方国家却说一套做一套。人们看到，一些西方媒体刻意扭曲事实，加强反俄宣传。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在欧盟地区限制或屏蔽俄罗斯媒体和网民的信息。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通过种种手段压制支持俄罗斯的声音，甚至直接将俄媒“消音”。欧盟决定禁止俄罗斯国家媒体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的新闻信息产品在欧盟落地和传播。英国通信管理局宣布吊销今日俄罗斯在英国播出节目的执照。
[话筒]标榜生而平等 频出种族言论
西方一些政界和社会人士喜欢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俄乌冲突却暴露出不少西方人仍以肤色、种族、宗教信仰作为评判他人的标准。
“金发、碧眼”“白种人”“这些逃离战火的人不像叙利亚难民那样”“这里不是阿富汗，这里不是伊拉克，战事竟发生在文明的欧洲”……这些词句出现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中。
一些西方记者将乌民众与中东、北非难民做比较，潜台词是前者比后者“更优质”，“更不应该”承受这一切；分析乌克兰局势时，时常以“欧美中心论”视角，体现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们对于这场冲突发生在欧洲感到“不可思议”。
印度资深记者莫汉说，种族优越感是西方媒体歧视性报道的根源，这“非常令人失望和愤慨”。
[话筒]标榜私产神圣 肆意冻结没收
美西方一向标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过，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对于俄罗斯人的财产权，西方国家则另当别论。
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德国、法国、波兰、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多国决定冻结、扣押一些俄罗斯人的资产，包括房产、游艇、存款和飞机等。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多国成立了多边特别工作组，旨在协作没收和冻结一些俄罗斯商界人士的资产。据美国《福布斯》网站报道，美国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提议，授权联邦政府没收被制裁的俄罗斯人资产。
[话筒]标榜体育精神 无端政治孤立
参与原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一项原则。没有参与，就谈不上奥林匹克的理想、原则和宗旨等。
俄乌冲突加剧后，在不少西方国家媒体鼓噪下，政治因素开始渗入体育赛场。西方国家一些体育组织、团队和运动员威胁，如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在场，他们将不会参赛。
国际足联与欧洲足联发表联合声明说，俄罗斯的所有球队，不论是国家队或俱乐部球队，都不得参加国际足联与欧洲足联的比赛。今年的一级方程式赛车（F1）俄罗斯大奖赛也被取消。俄罗斯前F1车手达尼尔·克维亚特说，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和球队参加国际比赛非常不公，“这违背了体育教给我们的团结与和平原则。”
[话筒]标榜艺无国界 取消涉俄演出
舞蹈、音乐、文学和美术等艺术形式可以超越国界、肤色和语言，引发人们的共鸣。但眼下在标榜艺无国界的某些西方国家，俄罗斯艺术领域也未能逃脱制裁。
俄罗斯指挥家、德国慕尼黑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瓦列里·格尔吉耶夫因为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失去了首席指挥的工作。俄罗斯女高音歌剧演员安娜·涅特列布科在瑞士苏黎世歌剧院和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多场演出被取消，理由是她未对俄罗斯领导人提出批评。英国、爱尔兰等多地剧院取消了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演出。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取消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课程。
专栏作家拉提夫·卡德里在《布鲁塞尔时报》撰文评述，“取消文化”是一种非理智的幼稚行为。
[话筒]标榜医者天职 拒收俄方病患
“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这是不少西方医学院学生都会宣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内容。不歧视病人、不损害病人利益是医生的基本伦理规范。然而，在俄乌冲突加剧后，一些西方医学机构却对俄罗斯病患采取了歧视性政策。
德国慕尼黑的亚特罗斯诊所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拒绝接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患者。此举引发网民强烈批评，诊所随后被迫道歉。
国际肿瘤学科互助组织“肿瘤警报”网站宣布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停止在俄罗斯境内的所有合作和交流活动。这意味着俄罗斯专家和患者将无法通过这一平台寻求帮助。
[话筒]标榜永久中立 向乌提供援助
瑞士、瑞典、芬兰等国家曾宣布永久中立。按照国际条约，永久中立国有回避义务，不得为交战国提供与战争有关的直接或间接援助。
但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上述国家立场纷纷出现明显转变，已难言中立。瑞士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冻结俄罗斯有关个人和机构在瑞士资产；瑞典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5000件反坦克武器；芬兰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2500件突击步枪和15万发子弹等；奥地利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防护装备，对俄关闭领空。
[话筒]标榜学术无界 叫停教育合作
不少西方大学和教育机构标榜，全球化时代，学术、科学交流应该做到无国界、无利害、无敌我。但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些理念被断然毁弃。
荷兰高校和研究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中止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高校的伙伴关系。俄乌冲突加剧后，爱沙尼亚一些大学开始暂停接收俄罗斯学生。
发布QS世界大学排名的英国QS全球教育集团宣布，将不再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大学列入排行榜，也不推荐俄罗斯作为教育目的地。
德国曼海姆大学校长托马斯·普尔发表视频演讲，称该校目前不再与任何俄罗斯科学机构合作，暂时不想接收来自俄罗斯的学生。演讲视频引发许多学生不满。一些学生表示，德国自诩为“学术自由”理念的发源地，而不收俄罗斯学生显然是歧视。
#西方开始制裁俄罗斯平民##普京说对俄罗斯制裁等同宣战# #俄外交部宣布驱逐美国驻俄外交官##马越两国不支持制裁俄罗斯#
[话筒]标榜言论自由 封禁俄方声音
西方国家向来标榜言论自由，强调任何人都有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流传甚广。
然而，俄乌冲突升级后，一些西方国家却说一套做一套。人们看到，一些西方媒体刻意扭曲事实，加强反俄宣传。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在欧盟地区限制或屏蔽俄罗斯媒体和网民的信息。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通过种种手段压制支持俄罗斯的声音，甚至直接将俄媒“消音”。欧盟决定禁止俄罗斯国家媒体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的新闻信息产品在欧盟落地和传播。英国通信管理局宣布吊销今日俄罗斯在英国播出节目的执照。
[话筒]标榜生而平等 频出种族言论
西方一些政界和社会人士喜欢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俄乌冲突却暴露出不少西方人仍以肤色、种族、宗教信仰作为评判他人的标准。
“金发、碧眼”“白种人”“这些逃离战火的人不像叙利亚难民那样”“这里不是阿富汗，这里不是伊拉克，战事竟发生在文明的欧洲”……这些词句出现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中。
一些西方记者将乌民众与中东、北非难民做比较，潜台词是前者比后者“更优质”，“更不应该”承受这一切；分析乌克兰局势时，时常以“欧美中心论”视角，体现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们对于这场冲突发生在欧洲感到“不可思议”。
印度资深记者莫汉说，种族优越感是西方媒体歧视性报道的根源，这“非常令人失望和愤慨”。
[话筒]标榜私产神圣 肆意冻结没收
美西方一向标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过，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对于俄罗斯人的财产权，西方国家则另当别论。
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德国、法国、波兰、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多国决定冻结、扣押一些俄罗斯人的资产，包括房产、游艇、存款和飞机等。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多国成立了多边特别工作组，旨在协作没收和冻结一些俄罗斯商界人士的资产。据美国《福布斯》网站报道，美国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提议，授权联邦政府没收被制裁的俄罗斯人资产。
[话筒]标榜体育精神 无端政治孤立
参与原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一项原则。没有参与，就谈不上奥林匹克的理想、原则和宗旨等。
俄乌冲突加剧后，在不少西方国家媒体鼓噪下，政治因素开始渗入体育赛场。西方国家一些体育组织、团队和运动员威胁，如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在场，他们将不会参赛。
国际足联与欧洲足联发表联合声明说，俄罗斯的所有球队，不论是国家队或俱乐部球队，都不得参加国际足联与欧洲足联的比赛。今年的一级方程式赛车（F1）俄罗斯大奖赛也被取消。俄罗斯前F1车手达尼尔·克维亚特说，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和球队参加国际比赛非常不公，“这违背了体育教给我们的团结与和平原则。”
[话筒]标榜艺无国界 取消涉俄演出
舞蹈、音乐、文学和美术等艺术形式可以超越国界、肤色和语言，引发人们的共鸣。但眼下在标榜艺无国界的某些西方国家，俄罗斯艺术领域也未能逃脱制裁。
俄罗斯指挥家、德国慕尼黑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瓦列里·格尔吉耶夫因为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失去了首席指挥的工作。俄罗斯女高音歌剧演员安娜·涅特列布科在瑞士苏黎世歌剧院和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多场演出被取消，理由是她未对俄罗斯领导人提出批评。英国、爱尔兰等多地剧院取消了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演出。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取消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课程。
专栏作家拉提夫·卡德里在《布鲁塞尔时报》撰文评述，“取消文化”是一种非理智的幼稚行为。
[话筒]标榜医者天职 拒收俄方病患
“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这是不少西方医学院学生都会宣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内容。不歧视病人、不损害病人利益是医生的基本伦理规范。然而，在俄乌冲突加剧后，一些西方医学机构却对俄罗斯病患采取了歧视性政策。
德国慕尼黑的亚特罗斯诊所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拒绝接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患者。此举引发网民强烈批评，诊所随后被迫道歉。
国际肿瘤学科互助组织“肿瘤警报”网站宣布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停止在俄罗斯境内的所有合作和交流活动。这意味着俄罗斯专家和患者将无法通过这一平台寻求帮助。
[话筒]标榜永久中立 向乌提供援助
瑞士、瑞典、芬兰等国家曾宣布永久中立。按照国际条约，永久中立国有回避义务，不得为交战国提供与战争有关的直接或间接援助。
但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上述国家立场纷纷出现明显转变，已难言中立。瑞士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冻结俄罗斯有关个人和机构在瑞士资产；瑞典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5000件反坦克武器；芬兰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2500件突击步枪和15万发子弹等；奥地利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防护装备，对俄关闭领空。
[话筒]标榜学术无界 叫停教育合作
不少西方大学和教育机构标榜，全球化时代，学术、科学交流应该做到无国界、无利害、无敌我。但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些理念被断然毁弃。
荷兰高校和研究机构发表联合声明，中止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高校的伙伴关系。俄乌冲突加剧后，爱沙尼亚一些大学开始暂停接收俄罗斯学生。
发布QS世界大学排名的英国QS全球教育集团宣布，将不再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大学列入排行榜，也不推荐俄罗斯作为教育目的地。
德国曼海姆大学校长托马斯·普尔发表视频演讲，称该校目前不再与任何俄罗斯科学机构合作，暂时不想接收来自俄罗斯的学生。演讲视频引发许多学生不满。一些学生表示，德国自诩为“学术自由”理念的发源地，而不收俄罗斯学生显然是歧视。
#西方开始制裁俄罗斯平民##普京说对俄罗斯制裁等同宣战# #俄外交部宣布驱逐美国驻俄外交官##马越两国不支持制裁俄罗斯#
#美历史学家称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美历史学家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 】 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和设在乌克兰等近30个国家的3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我认为美国正在进行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杰弗里·凯长期致力于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黑历史，退休前在旧金山开设心理诊所帮助遭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虐待的人。他著有《关塔那摩的掩盖》一书，揭露美国使用酷刑的恶行。他告诉记者，美方近年来公布的文件已“实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而且，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真相，为所欲为，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建立核查机制。而国际社会需要做的就是敦促美国公开更多信息，并组建由高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的调查团。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