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洞宾祖师与纯阳剑法的由来！
人们称吕洞宾为纯阳祖师，称其背负的宝剑为纯阳剑，练的剑法为纯阳剑法。吕洞宾一生以纯阳剑法行侠仗义，因此演绎出许多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
据《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载：“吕洞宾，唐京兆人。名岩，字洞宾。喜戴华阳巾，衣黄白衫，系大早绦，状类张子房。咸通中及第两调县令，值黄巢乱，移家终南得道，莫测所往。唐诗鼓吹中有吕洞宾诗一首。别号纯阳子，亦称回道人，即俗传八仙之一。又称为吕祖。宋史又称吕洞宾为关西逸人，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数来陈抟斋中云。”
吕洞宾不仅长得高大威武，而且聪悟过人，博闻强记，刻苦好学。“他广泛阅读诸子百家之书，对儒、佛、道三教经典都有兴趣，对《周易》《道德经》更是爱不释手。他思维敏捷，能将三教理论融会贯通。他记忆力惊人，能在一天之内背诵上万字的东西。他才华出众，信口成文，顺口成章。”这为他后来参加科举考试，出仕作官，钻研医学，救死扶伤奠定了文化理论基础。也是他被民众奉若神仙的一个重要因素。吕洞宾曾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这一点，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无分歧。至于吕到底是“及第”、“两调县令”，还是考试落第，看破红尘，历史上至今争论不休，也不是本文研究的内容。但纵观各种史料，有一点是肯定的，也是统一的：“值黄巢乱，移家终南得道。”
无论吕洞宾及第做官也好，落第失意也罢，在时间上都赶上了黄巢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攻州掠府，平县据乡，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倘若吕洞宾当时为官，也会弃官闻风而逃；如果不做官，更会卷入动荡不安的时局中。正如史料所说的：“晚唐战乱频繁，河东一带大族纷纷迁居岭南一带，大概吕氏也在其中洞宾避乱到终南山，过清心寡欲的隐逸生活。因而有机会和时间与出家道人如钟离权等人交往论道。最后弃家出走，跻身道教，扶危济贫，实现他匡世救人的意愿。
吕出家后“潜心修行”。《宋朝国史》载：“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儿，世传有剑术。”可见吕洞宾是一位精通剑术的道人。吕洞宾练的是什么剑法？他的师父又是谁，历史上有两种说法。在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道教百问》一书中的说法是接近事实的。书中披露吕洞宾“得遇钟离权，钟离权授大道天遁剑法，龙虎金丹秘法”。这种说法是十分可信的，因为钟离权原是五代后晋朝的一位将军，身怀武功。一个会武功的将军传授剑法，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合情合理的。1981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宗教辞典》第401页关于吕洞宾的介绍中，也肯定了上述事实。
吕洞宾学剑之后，刻苦锻炼，“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快，世以为神仙。”吕总是身负宝剑，云游四方，有时以剑为笔，题诗写赋。对吕的个性，史书没有记载，但从吕遗传的诗文中，可以窥见其刚毅的个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在《剑诗》中是这样叙述的：“欲整锋芒敢惮劳，凌晨开匣玉龙嗥。手中气概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条。”从诗中我们看到，吕修炼高超的剑术，忍受修行的苦劳。凌晨开匣取出银光闪闪的宝剑时，发出“龙嗥”般清亮的响声。即使冰冻三尺，手中剑愈练愈勇，气概豪迈，以剑砍石，火花飞溅，留下蛇一样深深的剑痕。身为一个无拘无束、无牵无挂的出家道人，能凌晨即起，在寒风冰雪中苦练剑法，其坚强刚毅不畏苦劳的性格跃然纸上，让人敬佩。
人都是有追求的。吕洞宾的追求可用一个“侠”字概括。他苦练剑法的目的，正如他诗中后段所写，是为了让“奸血默随流水尽，凶膏今逐渍痕消。消除浮世不平事，与尔相将上九霄”。翦除邪恶，斩杀凶顽，消除浮世不平之事，便可以实现“上九霄”成神飞仙的目的。一股侠气荡然于字里行间。在吕另一首《赠剑客》诗中，其刚毅个性和侠肝义胆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中说：“粗眉卓竖语如雷，闻说不平便放怀。仗剑当客千里去，一更别我一更回。庞眉斗竖恶精神，万里腾空一踊身。背上匣中三尺剑，为天且示不平人。”透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吕赞颂除暴安良的侠客，显示了他嫉恶如仇的侠义精神。从他“万里腾空一踊身”的自述中，也表现了他高超的剑术和飞腾功夫。
吕洞宾毕竟不同凡响。在与恶人斗争中，他是非分明，法理有度。他说：“剑有道剑、法剑之别。道剑，出入无形，杀奸以去神散之法；法剑，世俗共睹，治人以技艺。”我的理解是，吕氏所谓的“道剑”，就是面对恶人，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服之以法。以“无形”的精神思想上的情理法去教育说服恶人，劝其改邪归正，停止作恶。所谓“法剑”就是面对冥顽不化的恶人，以飞剑利刃坚决斩杀之，除恶务尽，以维护人间正道，保持百姓的利益。
人们称吕洞宾为纯阳祖师，称其背负的宝剑为纯阳剑，练的剑法为纯阳剑法。吕洞宾一生以纯阳剑法行侠仗义，因此演绎出许多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
据《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载：“吕洞宾，唐京兆人。名岩，字洞宾。喜戴华阳巾，衣黄白衫，系大早绦，状类张子房。咸通中及第两调县令，值黄巢乱，移家终南得道，莫测所往。唐诗鼓吹中有吕洞宾诗一首。别号纯阳子，亦称回道人，即俗传八仙之一。又称为吕祖。宋史又称吕洞宾为关西逸人，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数来陈抟斋中云。”
吕洞宾不仅长得高大威武，而且聪悟过人，博闻强记，刻苦好学。“他广泛阅读诸子百家之书，对儒、佛、道三教经典都有兴趣，对《周易》《道德经》更是爱不释手。他思维敏捷，能将三教理论融会贯通。他记忆力惊人，能在一天之内背诵上万字的东西。他才华出众，信口成文，顺口成章。”这为他后来参加科举考试，出仕作官，钻研医学，救死扶伤奠定了文化理论基础。也是他被民众奉若神仙的一个重要因素。吕洞宾曾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这一点，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无分歧。至于吕到底是“及第”、“两调县令”，还是考试落第，看破红尘，历史上至今争论不休，也不是本文研究的内容。但纵观各种史料，有一点是肯定的，也是统一的：“值黄巢乱，移家终南得道。”
无论吕洞宾及第做官也好，落第失意也罢，在时间上都赶上了黄巢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攻州掠府，平县据乡，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倘若吕洞宾当时为官，也会弃官闻风而逃；如果不做官，更会卷入动荡不安的时局中。正如史料所说的：“晚唐战乱频繁，河东一带大族纷纷迁居岭南一带，大概吕氏也在其中洞宾避乱到终南山，过清心寡欲的隐逸生活。因而有机会和时间与出家道人如钟离权等人交往论道。最后弃家出走，跻身道教，扶危济贫，实现他匡世救人的意愿。
吕出家后“潜心修行”。《宋朝国史》载：“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儿，世传有剑术。”可见吕洞宾是一位精通剑术的道人。吕洞宾练的是什么剑法？他的师父又是谁，历史上有两种说法。在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道教百问》一书中的说法是接近事实的。书中披露吕洞宾“得遇钟离权，钟离权授大道天遁剑法，龙虎金丹秘法”。这种说法是十分可信的，因为钟离权原是五代后晋朝的一位将军，身怀武功。一个会武功的将军传授剑法，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合情合理的。1981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宗教辞典》第401页关于吕洞宾的介绍中，也肯定了上述事实。
吕洞宾学剑之后，刻苦锻炼，“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快，世以为神仙。”吕总是身负宝剑，云游四方，有时以剑为笔，题诗写赋。对吕的个性，史书没有记载，但从吕遗传的诗文中，可以窥见其刚毅的个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在《剑诗》中是这样叙述的：“欲整锋芒敢惮劳，凌晨开匣玉龙嗥。手中气概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条。”从诗中我们看到，吕修炼高超的剑术，忍受修行的苦劳。凌晨开匣取出银光闪闪的宝剑时，发出“龙嗥”般清亮的响声。即使冰冻三尺，手中剑愈练愈勇，气概豪迈，以剑砍石，火花飞溅，留下蛇一样深深的剑痕。身为一个无拘无束、无牵无挂的出家道人，能凌晨即起，在寒风冰雪中苦练剑法，其坚强刚毅不畏苦劳的性格跃然纸上，让人敬佩。
人都是有追求的。吕洞宾的追求可用一个“侠”字概括。他苦练剑法的目的，正如他诗中后段所写，是为了让“奸血默随流水尽，凶膏今逐渍痕消。消除浮世不平事，与尔相将上九霄”。翦除邪恶，斩杀凶顽，消除浮世不平之事，便可以实现“上九霄”成神飞仙的目的。一股侠气荡然于字里行间。在吕另一首《赠剑客》诗中，其刚毅个性和侠肝义胆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中说：“粗眉卓竖语如雷，闻说不平便放怀。仗剑当客千里去，一更别我一更回。庞眉斗竖恶精神，万里腾空一踊身。背上匣中三尺剑，为天且示不平人。”透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吕赞颂除暴安良的侠客，显示了他嫉恶如仇的侠义精神。从他“万里腾空一踊身”的自述中，也表现了他高超的剑术和飞腾功夫。
吕洞宾毕竟不同凡响。在与恶人斗争中，他是非分明，法理有度。他说：“剑有道剑、法剑之别。道剑，出入无形，杀奸以去神散之法；法剑，世俗共睹，治人以技艺。”我的理解是，吕氏所谓的“道剑”，就是面对恶人，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服之以法。以“无形”的精神思想上的情理法去教育说服恶人，劝其改邪归正，停止作恶。所谓“法剑”就是面对冥顽不化的恶人，以飞剑利刃坚决斩杀之，除恶务尽，以维护人间正道，保持百姓的利益。
二月碎片
腾腾腾一下追完了三部
32岁的贺繁星面对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叶老爷和在一起更轻松的元宋，还是迫于世俗的眼光选择了叶老爷。（当然这不是结局）是否人们在生活中也一样总是被迫妥协呢？直到看到灿阳和敏敏，也不都这样哈。
梦回，刚开始特别吸引我，还不是因为一般都是现代穿越回古代，哦豁这部剧来了个反穿，不过后面就和一般剧情的差不多了。是什么支持我看下去？是老十三的颜。
想见你，一部大脑洞剧，时间线那个多呀，可恨它一周就播两集，对我这种记忆力不太好的人，真是难受。不过编剧真的是，这么复杂的剧情，逻辑特别清晰，最后主题还升华了。最后一次穿回去，终于突破了这个闭合回路，拯救一个人并不是去否定她的全部，让她再努力一点成为大家眼中开朗乐观的人，而应该是相信她肯定她。剧组也是很有爱了。
最后是一个被直播、网课逼疯孩子……
腾腾腾一下追完了三部
32岁的贺繁星面对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叶老爷和在一起更轻松的元宋，还是迫于世俗的眼光选择了叶老爷。（当然这不是结局）是否人们在生活中也一样总是被迫妥协呢？直到看到灿阳和敏敏，也不都这样哈。
梦回，刚开始特别吸引我，还不是因为一般都是现代穿越回古代，哦豁这部剧来了个反穿，不过后面就和一般剧情的差不多了。是什么支持我看下去？是老十三的颜。
想见你，一部大脑洞剧，时间线那个多呀，可恨它一周就播两集，对我这种记忆力不太好的人，真是难受。不过编剧真的是，这么复杂的剧情，逻辑特别清晰，最后主题还升华了。最后一次穿回去，终于突破了这个闭合回路，拯救一个人并不是去否定她的全部，让她再努力一点成为大家眼中开朗乐观的人，而应该是相信她肯定她。剧组也是很有爱了。
最后是一个被直播、网课逼疯孩子……
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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