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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风物】中国的传统民间文化极具特色，鄂伦春民族文化类型多样，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发展，蕴含着地域文化、民间风俗等一系列内容，形成了今天独树一帜的民族文化。
绘画、刺绣、雕塑、陶器、金属工艺等等，鄂伦春民族工艺品来自于民间，深深扎根于乡间土地，历史源远流长，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朵艺术奇葩。这些工艺品以其浓郁的少数民族特色、地域风格和神秘的文化魅力赢得了极大关注。——编者
内蒙古东北部的鄂伦春自治旗有“北国碧玉”“鲜卑民族发祥地”的美誉，这里历史悠久、生态多样、风光迤逦，造就了独特的生活风貌。
白桦林里的文化富矿
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一处民族工艺品厂内，数十只雕刻完成的木制小鹿摆放得整整齐齐，这是笔插摆件上的重要装饰品，鄂伦春族手工艺人何国志正在细心雕刻其中一只。问道为什么雕刻鹿，而不是别的？他说：“兴安神鹿是鄂伦春族的向往，看到它就看到了希望。”
由此，我们似乎打开了走近这个民族的一扇门，一个角度。
众所周知，鄂伦春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也是人口最为稀少的狩猎民族之一。鄂伦春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有着丰富的社会价值与美学内涵，蕴涵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作为狩猎民族，他们对熊、虎、狼、鹿等动物一直很爱护，视其为民族的动物图腾，具有崇高的地位。鄂伦春族图腾的“符号化”表征代表了鄂伦春族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的“文化符号”图形具有深刻的审美特征及创作价值。
这片土地还保留着渔猎文化的痕迹，渔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最持久的生存方式的文化形式，被认为是一种稳定的、令人满意、生态健全的存在。渔猎文化孕育了鄂伦春族对自然的无限幻想力，他们与自然山林融为一体，这些渔猎文化的表征被体现在工艺品的设计上，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质。
鄂伦春族的崇信具有自然属性，对于自然、图腾以及祖先的崇拜促进了鄂伦春族生活用品的形成与发展，并深深扎根于鄂伦春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既反映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同时造型质朴、情趣盎然，体现出鄂伦春族对生活的希冀。所绘制的动植物纹样是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见证与记录。
鄂伦春民族生产生活中常见的装饰纹样以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为主，动物纹和植物纹为人们展现了鄂伦春族的生活环境，也表现出他们对于自然万物的崇拜。几何纹将各种花卉进行取舍提炼，通过变形手法，美丽的植物变成了精美的工艺品图案。几何形纹在鄂伦春桦树皮工艺中与生活用具中运用广泛，纹样有“△”纹、直线纹、点刺纹、“⌒”纹、“○”纹、回纹、“⊥”纹、“人”字纹、旋涡纹等，经过对色彩、形式、构成角度进行概括和提炼，根据纹样原本的造型特点将其重新构成设计，变为具有特色的民族图案。
虽然现在鄂伦春族已不再从事狩猎生产，文化也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但是带有民族文化的艺术品却得以保留，从这些手工艺品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大自然造物的神奇。
一张树皮玩出新花样
在鄂伦春族的生产生活中，桦树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在大小兴安岭广袤的丛林之中，从事着具有原始特征的狩猎生活，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桦树皮文化；他们拥有较高的桦皮制作工艺，不但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且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平；他们的衣食住行离不开白桦树，桦树皮制品在狩猎的鄂伦春部落生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形成了鄂伦春桦树文化。
鄂伦春人的桦皮制作工艺，图案丰富多样，色彩艳丽夺目。
古时候，鄂伦春族人曾用桦皮制成遮风挡寒的帽子、挡雨避雪的蓑衣。今天，鄂伦春族人的巧手使白桦树充满了生命力，用桦树为原料制作的生活必需品、旅游工艺品造型新颖独特，桦树文化已成为鄂伦春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在旅游工艺品设计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鄂伦春民族依靠着打造桦树皮的造型和装饰来传递民族文明和历史记录，并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美感，这是这个民族传承中华文化的主要形式。
2006年5月20日，桦树皮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称作是鄂伦春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具有很重要的审美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鄂伦春民间艺人充分利用桦树皮的薄、韧、易切割刻画等特性，采用编、缝、折、剪、贴、雕、烫、染等工艺手法创造出种类丰富、造型复杂、纹饰精美的工艺品。
桦树皮图案纹样与鄂伦春族生活的环境紧密相关，茂密的森林和漫山遍野的植物，成为鄂伦春人创作优美图案的依据，装饰图案大多是当地普通植物的枝、叶与花，鸟、蝴蝶和其它动物形象，艺术处理和变形后的形状更别致，形式更多样。植物装饰图案反复出现，图像叠加交错，线条回旋往复，纹样复杂多变。一些写实花卉图案形象鲜明，颇为写实，常用于碗、桶、篓、箱、盒、摇篮、盆、针线盒等器具装饰上。
用桦树皮编织的器物临时储存食物，可以延长食品的新鲜程度。还有以装饰为主的工艺品，如撮罗子、桦皮船、笔筒摆件等。
鄂伦春桦树皮工艺品自然而平凡地反映了民间淳朴的民风和情感，与许多大型建筑和雕刻相比，那些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民间工艺品充满朴实的愿望和天真的气氛。观察他们制作桦树皮制品的工艺过程，不禁赞叹鄂伦春民族独特的桦树皮工艺和复杂的装饰，他们在简单的审美观和独到的艺术追求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创作天赋。
开启民族经济新模式
近年来，民族文化新生项目日益增多，根据地域的大小和城市的发展，多家电商实体店相继成立，采用线上传播与线下营销的模式，民族服装、首饰、雕刻、编织物、骨制物等逐渐走出本地，形成产业规模。
过去，桦树皮、狍皮等材质的民族工艺品仅通过旅游和展销渠道进行销售，产品销售量不大。而今，鄂伦春族手工艺人通过短视频平台，以及电商平台非遗专区进行展示和销售，知名度和销量都大大提升。
何国志每天的工作除了制作，就是把这些作品的照片剪辑成短视频发到网上。他还成立了民族工艺品厂，带动身边人一起制作经营，目前已经初具规模。如今，在鄂伦春当地，旅游工艺品已经由小作坊、小规模生产演变为以工厂化生产为主体的生产销售模式。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家居产品的需求已经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更加注重产品的内在文化，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居产品设计受到人们的青睐。把握住这一点，很多设计师在进行艺术设计时，就经常融入鄂伦春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符号，为设计增添了一丝韵味，使正在流失的鄂伦春族动植物纹样在现代时尚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不断摸索中，手工艺人们找到了关于旅游工艺品设计创意的钥匙，那就是民族特色与时代感并存的文化创意产品往往能够占领市场。大兴安岭地区的旅游工艺品的开发与研究要突出大兴安岭原住民族鄂伦春民族的特色，树立旅游地区的形象，提高旅游工艺品的文化品位。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丰富旅游工艺品市场，形成特色与品牌，也有利于民族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当然，不能只是一味地呼吁保护文化遗产、发扬民族文化，更主要的是利用民族文化创造、培育出具有经济效益的产业，使民族成员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这样也能使他们更有动力去保护和传承自己的文化。打造具有经济效益、能够惠及百姓的民族文化产业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根本。
从2008年开始，何国志就在旗里的学校教孩子们制作手工艺品，在当地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已有多所学校设立民族工艺品培训班。何国志从事这项事业也是从母亲满谷梅手里接过的接力棒，如今，他希望将鄂伦春制作兽皮、桦树皮的手艺继续延续下去，他说：“这是属于民族的东西。”
鄂伦春是一个标志，鄂伦春的文化、鄂伦春的人、鄂伦春的民族手工艺品，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更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发展的道路上，文化与生态、文化与经济紧密相连，一地一品，一地一风俗，保持自己的特色，才能在发展之路上走得更长远。（□文/图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徐跃）
绘画、刺绣、雕塑、陶器、金属工艺等等，鄂伦春民族工艺品来自于民间，深深扎根于乡间土地，历史源远流长，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朵艺术奇葩。这些工艺品以其浓郁的少数民族特色、地域风格和神秘的文化魅力赢得了极大关注。——编者
内蒙古东北部的鄂伦春自治旗有“北国碧玉”“鲜卑民族发祥地”的美誉，这里历史悠久、生态多样、风光迤逦，造就了独特的生活风貌。
白桦林里的文化富矿
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一处民族工艺品厂内，数十只雕刻完成的木制小鹿摆放得整整齐齐，这是笔插摆件上的重要装饰品，鄂伦春族手工艺人何国志正在细心雕刻其中一只。问道为什么雕刻鹿，而不是别的？他说：“兴安神鹿是鄂伦春族的向往，看到它就看到了希望。”
由此，我们似乎打开了走近这个民族的一扇门，一个角度。
众所周知，鄂伦春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也是人口最为稀少的狩猎民族之一。鄂伦春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有着丰富的社会价值与美学内涵，蕴涵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作为狩猎民族，他们对熊、虎、狼、鹿等动物一直很爱护，视其为民族的动物图腾，具有崇高的地位。鄂伦春族图腾的“符号化”表征代表了鄂伦春族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的“文化符号”图形具有深刻的审美特征及创作价值。
这片土地还保留着渔猎文化的痕迹，渔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最持久的生存方式的文化形式，被认为是一种稳定的、令人满意、生态健全的存在。渔猎文化孕育了鄂伦春族对自然的无限幻想力，他们与自然山林融为一体，这些渔猎文化的表征被体现在工艺品的设计上，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质。
鄂伦春族的崇信具有自然属性，对于自然、图腾以及祖先的崇拜促进了鄂伦春族生活用品的形成与发展，并深深扎根于鄂伦春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既反映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同时造型质朴、情趣盎然，体现出鄂伦春族对生活的希冀。所绘制的动植物纹样是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见证与记录。
鄂伦春民族生产生活中常见的装饰纹样以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为主，动物纹和植物纹为人们展现了鄂伦春族的生活环境，也表现出他们对于自然万物的崇拜。几何纹将各种花卉进行取舍提炼，通过变形手法，美丽的植物变成了精美的工艺品图案。几何形纹在鄂伦春桦树皮工艺中与生活用具中运用广泛，纹样有“△”纹、直线纹、点刺纹、“⌒”纹、“○”纹、回纹、“⊥”纹、“人”字纹、旋涡纹等，经过对色彩、形式、构成角度进行概括和提炼，根据纹样原本的造型特点将其重新构成设计，变为具有特色的民族图案。
虽然现在鄂伦春族已不再从事狩猎生产，文化也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但是带有民族文化的艺术品却得以保留，从这些手工艺品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大自然造物的神奇。
一张树皮玩出新花样
在鄂伦春族的生产生活中，桦树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在大小兴安岭广袤的丛林之中，从事着具有原始特征的狩猎生活，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桦树皮文化；他们拥有较高的桦皮制作工艺，不但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而且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平；他们的衣食住行离不开白桦树，桦树皮制品在狩猎的鄂伦春部落生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形成了鄂伦春桦树文化。
鄂伦春人的桦皮制作工艺，图案丰富多样，色彩艳丽夺目。
古时候，鄂伦春族人曾用桦皮制成遮风挡寒的帽子、挡雨避雪的蓑衣。今天，鄂伦春族人的巧手使白桦树充满了生命力，用桦树为原料制作的生活必需品、旅游工艺品造型新颖独特，桦树文化已成为鄂伦春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在旅游工艺品设计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鄂伦春民族依靠着打造桦树皮的造型和装饰来传递民族文明和历史记录，并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美感，这是这个民族传承中华文化的主要形式。
2006年5月20日，桦树皮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称作是鄂伦春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具有很重要的审美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鄂伦春民间艺人充分利用桦树皮的薄、韧、易切割刻画等特性，采用编、缝、折、剪、贴、雕、烫、染等工艺手法创造出种类丰富、造型复杂、纹饰精美的工艺品。
桦树皮图案纹样与鄂伦春族生活的环境紧密相关，茂密的森林和漫山遍野的植物，成为鄂伦春人创作优美图案的依据，装饰图案大多是当地普通植物的枝、叶与花，鸟、蝴蝶和其它动物形象，艺术处理和变形后的形状更别致，形式更多样。植物装饰图案反复出现，图像叠加交错，线条回旋往复，纹样复杂多变。一些写实花卉图案形象鲜明，颇为写实，常用于碗、桶、篓、箱、盒、摇篮、盆、针线盒等器具装饰上。
用桦树皮编织的器物临时储存食物，可以延长食品的新鲜程度。还有以装饰为主的工艺品，如撮罗子、桦皮船、笔筒摆件等。
鄂伦春桦树皮工艺品自然而平凡地反映了民间淳朴的民风和情感，与许多大型建筑和雕刻相比，那些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民间工艺品充满朴实的愿望和天真的气氛。观察他们制作桦树皮制品的工艺过程，不禁赞叹鄂伦春民族独特的桦树皮工艺和复杂的装饰，他们在简单的审美观和独到的艺术追求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创作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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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是一个标志，鄂伦春的文化、鄂伦春的人、鄂伦春的民族手工艺品，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更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发展的道路上，文化与生态、文化与经济紧密相连，一地一品，一地一风俗，保持自己的特色，才能在发展之路上走得更长远。（□文/图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徐跃）
【依法让知识产权得到最大化保护】新近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9年）》白皮书显示，2019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481793件，审结475853件，同比上升44.16%和48.87%。案件数量急剧增加，收、结案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日益增多的知识产权案件，既是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需求的直接表现，也是社会各界认可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的一种体现。那么，保护知识产权，可以通过哪些司法手段让权利价值充分体现？如何依法让权利人的权益得到最大化保护？
惩罚性赔偿让侵权者“痛”
在UC浏览器诉搜狗输入法流量劫持案中，北京海淀区法院适用裁量性赔偿计算方式确定2000余万元的赔偿金额；在广东蓝带集团北京蓝宝酒业公司与河南红火公司等侵害商标权案中，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将赔偿数额由5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加大了对侵权源头的惩治力度。去年以来，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尤其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在各地多有探索实践。目前，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已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在法律适用上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具体的适用方法也是目前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广受关注的问题之一。4月2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发布《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意见确定损害赔偿坚持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导向，遵循填平原则，体现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提出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充分适用优势证据原则确定赔偿数额，并明确在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均可适用举证妨碍规则。北京高院发布的意见将推动建立体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着力破解举证难、赔偿低的难题。根据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许可使用费及法定赔偿四种基本赔偿计算方法虽在适用上存在先后顺序，但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一种或多种赔偿计算方法。专家认为，对法定赔偿标准的确立，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法定赔偿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使适用法定赔偿确定的赔偿数额更加有据可寻。同时，司法机关也要规范地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既要让严重侵权者付出沉重的侵权代价，大力遏制恶意侵权，也要防止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泛化。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谢甄珂看来，法官应正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提高证据审核能力，妥善把握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据标准，科学合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技术调查官帮权利人“举证”
“举证难”是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确定难的成因之一。受知识产权特有的无形性及其价值的个性化等因素影响，当事人想要精准计算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如果没有技术专业的分析和市场价值判断，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完善了诉讼证据规则，有效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时，可以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据了解，最高法专门组建了全国法院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库，建立全国法院技术调查资源共享机制，发布《技术调查官工作手册（2019）》，为全国法院查明技术事实提供工作指引和范式。各级法院进一步明确各类人员参与技术事实调查的方式，充分运用技术调查的各种力量资源，构建了有机协调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协同创新中心签订关于知识产权技术事实调查协作的框架协议，发挥技术专家的积极作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5年来，技术调查官共出庭461次，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书和咨询意见书102份，完成技术咨询、参加证据保全、现场勘验等1064件次；专家提供咨询96次；专家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224件；委托技术鉴定案件49件。技术调查官、专家库的引入，充分发挥了专家的专业支持作用，大大提升了法官查明技术事实的准确性，同时也让当事人在举证维权中更显底气，更有力度。在审理高通股份有限公司与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苹果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三案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安排技术调查官全程参与技术调查工作，双方当事人也申请了技术辅助人员参与诉讼。经过开庭审理，合议庭在事实基本清楚、技术问题清晰、法律关系明确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双方调解，并得到双方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对促成高通公司与苹果公司达成全球性和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高通公司最终申请撤回起诉并获准许。2019年是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运行的开局之年。该法庭作为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专门机构，优化案件审判机制，推进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发展。法庭统筹全国法院技术调查资源，包括360余名技术调查官，覆盖30多个技术领域。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加及时的救济临时保全。
让恶意抢注商标者付出代价
日前，腾讯公司为维护其“王者荣耀”的商标权益，将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其裁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裁定。原因为何？记者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了解到，该院3月17日开庭审理了涉及“王者荣耀”的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问渠成裕酒业有限公司注册了多个包含“王者荣耀”字样的商标，进而引起腾讯公司维权。商标恶意抢注现象由来已久，有人就将此作为牟利手段，以此为生。近年来，各地法院依法遏制商标注册恶意申请，积极划清商业标志的界限；对恶意取得的知识产权依法不予保护，倒逼知识产权授权质量的提升。4月21日对外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了对恶意抢注商标的惩治力度。“非正常申请”现象是专利、商标代理行业整治的“顽疾”。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林秀芹指出，商标恶意注册的特点体现在行为人的主客观方面，主观上为明知或故意，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缺乏真实使用意图；客观上主要表现为抢注知名商标，攀附他人商标商誉；为牟取不正当利益囤积商标，占用公共资源；侵犯他人在先权利，如对“李文亮”等医生名字进行恶意注册等。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林广海介绍，近年来，法院通过案件裁判、司法政策、价值引领、案例指导、共建共治等举措，形成了一套组合拳，全面严格惩治恶意抢注商标，让恶意抢注商标的当事人输了官司又赔钱，谁违法谁就必须付出代价，坚持“商标是为了使用，不是为了炒卖”的价值导向，对恶意抢注商标，转让牟利的，依法不予保护，从恶意申请到恶意转让，进行全链条治理，让恶意抢注无利可图。对于如何规避恶意注册，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剑啸建议，首先要打消抢注商标然后高价转让谋利的念头，应该为了生产经营需要才去注册商标，没有必要且应禁止囤积商标。其次，商标申请之前，应该利用大数据等多种方式进行检索分析，研判拟申请的商标是否是他人已经在先使用且具备一定影响的商标等。经营者要增强自主品牌经营意识，依靠投机取巧难以建立起品牌的忠诚度、信任度、追随度，更无法在市场竞争中长久立足。
（来源：中国经济网）
惩罚性赔偿让侵权者“痛”
在UC浏览器诉搜狗输入法流量劫持案中，北京海淀区法院适用裁量性赔偿计算方式确定2000余万元的赔偿金额；在广东蓝带集团北京蓝宝酒业公司与河南红火公司等侵害商标权案中，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将赔偿数额由5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加大了对侵权源头的惩治力度。去年以来，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尤其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在各地多有探索实践。目前，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已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在法律适用上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具体的适用方法也是目前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广受关注的问题之一。4月2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发布《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意见确定损害赔偿坚持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导向，遵循填平原则，体现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提出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充分适用优势证据原则确定赔偿数额，并明确在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均可适用举证妨碍规则。北京高院发布的意见将推动建立体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着力破解举证难、赔偿低的难题。根据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获利、许可使用费及法定赔偿四种基本赔偿计算方法虽在适用上存在先后顺序，但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一种或多种赔偿计算方法。专家认为，对法定赔偿标准的确立，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法定赔偿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使适用法定赔偿确定的赔偿数额更加有据可寻。同时，司法机关也要规范地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既要让严重侵权者付出沉重的侵权代价，大力遏制恶意侵权，也要防止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泛化。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谢甄珂看来，法官应正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提高证据审核能力，妥善把握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据标准，科学合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技术调查官帮权利人“举证”
“举证难”是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确定难的成因之一。受知识产权特有的无形性及其价值的个性化等因素影响，当事人想要精准计算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如果没有技术专业的分析和市场价值判断，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完善了诉讼证据规则，有效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垄断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时，可以指派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据了解，最高法专门组建了全国法院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库，建立全国法院技术调查资源共享机制，发布《技术调查官工作手册（2019）》，为全国法院查明技术事实提供工作指引和范式。各级法院进一步明确各类人员参与技术事实调查的方式，充分运用技术调查的各种力量资源，构建了有机协调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苏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协同创新中心签订关于知识产权技术事实调查协作的框架协议，发挥技术专家的积极作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5年来，技术调查官共出庭461次，出具技术审查意见书和咨询意见书102份，完成技术咨询、参加证据保全、现场勘验等1064件次；专家提供咨询96次；专家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224件；委托技术鉴定案件49件。技术调查官、专家库的引入，充分发挥了专家的专业支持作用，大大提升了法官查明技术事实的准确性，同时也让当事人在举证维权中更显底气，更有力度。在审理高通股份有限公司与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苹果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三案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安排技术调查官全程参与技术调查工作，双方当事人也申请了技术辅助人员参与诉讼。经过开庭审理，合议庭在事实基本清楚、技术问题清晰、法律关系明确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双方调解，并得到双方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对促成高通公司与苹果公司达成全球性和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高通公司最终申请撤回起诉并获准许。2019年是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运行的开局之年。该法庭作为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专门机构，优化案件审判机制，推进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发展。法庭统筹全国法院技术调查资源，包括360余名技术调查官，覆盖30多个技术领域。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加及时的救济临时保全。
让恶意抢注商标者付出代价
日前，腾讯公司为维护其“王者荣耀”的商标权益，将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其裁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裁定。原因为何？记者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了解到，该院3月17日开庭审理了涉及“王者荣耀”的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问渠成裕酒业有限公司注册了多个包含“王者荣耀”字样的商标，进而引起腾讯公司维权。商标恶意抢注现象由来已久，有人就将此作为牟利手段，以此为生。近年来，各地法院依法遏制商标注册恶意申请，积极划清商业标志的界限；对恶意取得的知识产权依法不予保护，倒逼知识产权授权质量的提升。4月21日对外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了对恶意抢注商标的惩治力度。“非正常申请”现象是专利、商标代理行业整治的“顽疾”。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林秀芹指出，商标恶意注册的特点体现在行为人的主客观方面，主观上为明知或故意，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缺乏真实使用意图；客观上主要表现为抢注知名商标，攀附他人商标商誉；为牟取不正当利益囤积商标，占用公共资源；侵犯他人在先权利，如对“李文亮”等医生名字进行恶意注册等。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林广海介绍，近年来，法院通过案件裁判、司法政策、价值引领、案例指导、共建共治等举措，形成了一套组合拳，全面严格惩治恶意抢注商标，让恶意抢注商标的当事人输了官司又赔钱，谁违法谁就必须付出代价，坚持“商标是为了使用，不是为了炒卖”的价值导向，对恶意抢注商标，转让牟利的，依法不予保护，从恶意申请到恶意转让，进行全链条治理，让恶意抢注无利可图。对于如何规避恶意注册，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剑啸建议，首先要打消抢注商标然后高价转让谋利的念头，应该为了生产经营需要才去注册商标，没有必要且应禁止囤积商标。其次，商标申请之前，应该利用大数据等多种方式进行检索分析，研判拟申请的商标是否是他人已经在先使用且具备一定影响的商标等。经营者要增强自主品牌经营意识，依靠投机取巧难以建立起品牌的忠诚度、信任度、追随度，更无法在市场竞争中长久立足。
（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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