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院士被联想扫地出门过程！如今80余岁仍从未放弃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9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学问之家
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公众号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9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学问之家
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公众号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祁东煤矿优秀共产党员周世海：煤海定乾坤
作者：许梦钰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就是不平凡！”这句话来自于海尔，但这句话同样是一个滁州汉子的座右铭。2002年，一个身材不胖不瘦，但目光坚毅的小伙来到了皖北煤电集团祁东煤矿，抱着满腔的热情，凭着一股特有的韧劲，一头扎入煤海，一干就是十九载，在这十九年里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他就是周世海，现任祁东煤矿运输区主管技术员，今年荣获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独闯煤海露锋芒
2002年，周世海来到了祁东煤矿。初来乍到的“他”先后被分配到了采煤一区、机电科工作，两年后调入金垣公司，这一干就是15年。在这15年里，周世海干遍了金垣公司每一个厂的厂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认为党员形象就是工作形象、岗位形象；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他把精力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干部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安全生产问题上。
在别人眼中“厂长”应该是个“潇洒快活”动动嘴、签签字、开开会就可以的差事，但是在金垣公司恰恰相反，厂长只是个 “名头”，下车间、搞设计、生产规划、外委协调沟通……。从踏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天起，周世海就暗下决心，“咱还是党员，要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来，要让领导放心”，为此他横下一条心“干”。由于工作踏实，业绩突出，曾先后获得“集团公司优秀科技人才”、祁东矿“十佳青年”、“淮北市优秀科技奖”、“宿州市优秀科技成果奖”、祁东矿“优秀革新能手”、“先进工作者”、“优秀员工”等荣誉称号。
技术过硬众人服
2019年，周世海调入运输区成为了一名主管技术员。刚来到运输区两天就被安排解决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乘人车异响。周世海随即带着几名技术员深入井下，进行现场调研、测量车轮数据、查阅相关资料。为了解决问题，他吃住在矿、盯在现场、干在现场，天天与“车轮”作斗争，经常一干就是一天一夜，一身汗水、一脸油，技术室的电脑没白天没黑夜的显示着CAD的界面，不断修改图稿、提出新方案、优化设计参数……和他在一起的几名技术员无不感慨地说：“周主管真是个实干家啊！干起活来，一点都不马虎。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经过上百次的试验，他对乘人车出厂设计的轮对限位装置的位置进行了改造，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车轮异响技术改造团队在周世海带领下，彻底解决了乘人车车轮异响的问题，让祁东矿告别了车轮“异响年代”，为车辆的安全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为工友们创造了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
多能兼岗不怕累
作为主管技术员，周世海分管的项目特别多，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他总是把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作为工作重点，身先士卒、真抓实干，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运输区的工作当中去。
2019年年底，副井下口宽罐进车侧托罐摇台出现故障，影响了副井的正常运作，值班人员现场采取了停电、电磁阀复位、管路疏通、摇台液压缸泄压等等措施都无济于事，值班区领导、队长都束手无策。正在63斜巷跟夜班的周世海，收到信息立即前往副井下口，多年的工作经验，让周世海对机器构造就如“庖丁解牛”般的熟悉，沿着托罐摇台液压缸整个供油线路，对电控系统、液压管路、控制阀等逐一排查，发现回流阀芯打不开是“罪魁祸首”。找到问题的周世海立即进行紧急处理，巧妙利用狭小空间，运用杠杆原理将进出油管按照工作原理连在一起，解决了难题，确保了副井的正常运行。
铁面无私话安全
在矿上，参加班前会是周世海的“家常便饭”。作为一名“兵头将尾”，他时刻把矿工兄弟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每天班前会上，他都会认真排查工友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细致讲清当班工作重点和安全注意事项，及时传达上级领导的文件会议精神，更是着重强调生产过程中做好隐患排查，重视关键点、关键部位的检修工作，层层分解安排任务，时时警示职工兄弟要上标准岗、干放心活、干安全活，避免出现“芝麻”大点的安全事故。
“在岗作业，不要违反规定，作出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的事，大家在一起工作就是兄弟，我们要对自己的亲人负责。”这是周世海在班会上经常说的话，他的话让大家身上既有安全使命更有任务担子。
传艺带徒出人才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光美"。多年来，随着井下新设备、新工艺不断更新带来的新挑战，周世海凭借着自身不甘落后的钻研劲，利用业余时间翻阅大量各种大型设备的专业资料，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
同时，他注重加强业务练兵和“老带新”，周世海凭借着过硬的技术经验，现在每天带领着自己的徒弟，手把手教学，让自己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在得以推广和应用，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攻坚克难的实干行动已经成为了运输区职工的共同追求。此外，他经常交代徒弟平时工作想在前、跟班下井走在前、困难时候冲在前、隐患排除抢在前、关键时候盯在前，以实际行动推动矿井发展。现在周世海以及他带领的徒弟已经成为了运输区技术的骨干力量。
春去秋来，周世海参加工作已经19年了，他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严谨的工作作风，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他的工作没有上下班之分，只要需要，他随叫随到。作为党的“细胞”，他深知党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事关党的形象。在做好本职业务工作的同时，他积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同事相处时，总是以“与人为善”的心态对待每一个人，把党组织的温暖通过自己传输给每位职工工友；在培训中心开展安全生产教学活动时，他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阐明“三违”的危害性。他用自身的言行感召周围的干部职工，让“党员”这一光荣称号在自己身上闪耀发光。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20年，周世海被评为祁东煤矿“劳动模范”，在今年又荣获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面对未来，周世海不敢有一点懈怠，他将在技术的探索和管理的实践中不断创新，谱写一位共产党员扎根煤海，顽强拼搏的新篇章。
作者：许梦钰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就是不平凡！”这句话来自于海尔，但这句话同样是一个滁州汉子的座右铭。2002年，一个身材不胖不瘦，但目光坚毅的小伙来到了皖北煤电集团祁东煤矿，抱着满腔的热情，凭着一股特有的韧劲，一头扎入煤海，一干就是十九载，在这十九年里有苦有乐、有悲有喜，他就是周世海，现任祁东煤矿运输区主管技术员，今年荣获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独闯煤海露锋芒
2002年，周世海来到了祁东煤矿。初来乍到的“他”先后被分配到了采煤一区、机电科工作，两年后调入金垣公司，这一干就是15年。在这15年里，周世海干遍了金垣公司每一个厂的厂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认为党员形象就是工作形象、岗位形象；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他把精力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干部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安全生产问题上。
在别人眼中“厂长”应该是个“潇洒快活”动动嘴、签签字、开开会就可以的差事，但是在金垣公司恰恰相反，厂长只是个 “名头”，下车间、搞设计、生产规划、外委协调沟通……。从踏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天起，周世海就暗下决心，“咱还是党员，要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来，要让领导放心”，为此他横下一条心“干”。由于工作踏实，业绩突出，曾先后获得“集团公司优秀科技人才”、祁东矿“十佳青年”、“淮北市优秀科技奖”、“宿州市优秀科技成果奖”、祁东矿“优秀革新能手”、“先进工作者”、“优秀员工”等荣誉称号。
技术过硬众人服
2019年，周世海调入运输区成为了一名主管技术员。刚来到运输区两天就被安排解决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乘人车异响。周世海随即带着几名技术员深入井下，进行现场调研、测量车轮数据、查阅相关资料。为了解决问题，他吃住在矿、盯在现场、干在现场，天天与“车轮”作斗争，经常一干就是一天一夜，一身汗水、一脸油，技术室的电脑没白天没黑夜的显示着CAD的界面，不断修改图稿、提出新方案、优化设计参数……和他在一起的几名技术员无不感慨地说：“周主管真是个实干家啊！干起活来，一点都不马虎。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经过上百次的试验，他对乘人车出厂设计的轮对限位装置的位置进行了改造，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车轮异响技术改造团队在周世海带领下，彻底解决了乘人车车轮异响的问题，让祁东矿告别了车轮“异响年代”，为车辆的安全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为工友们创造了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
多能兼岗不怕累
作为主管技术员，周世海分管的项目特别多，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他总是把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作为工作重点，身先士卒、真抓实干，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运输区的工作当中去。
2019年年底，副井下口宽罐进车侧托罐摇台出现故障，影响了副井的正常运作，值班人员现场采取了停电、电磁阀复位、管路疏通、摇台液压缸泄压等等措施都无济于事，值班区领导、队长都束手无策。正在63斜巷跟夜班的周世海，收到信息立即前往副井下口，多年的工作经验，让周世海对机器构造就如“庖丁解牛”般的熟悉，沿着托罐摇台液压缸整个供油线路，对电控系统、液压管路、控制阀等逐一排查，发现回流阀芯打不开是“罪魁祸首”。找到问题的周世海立即进行紧急处理，巧妙利用狭小空间，运用杠杆原理将进出油管按照工作原理连在一起，解决了难题，确保了副井的正常运行。
铁面无私话安全
在矿上，参加班前会是周世海的“家常便饭”。作为一名“兵头将尾”，他时刻把矿工兄弟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每天班前会上，他都会认真排查工友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细致讲清当班工作重点和安全注意事项，及时传达上级领导的文件会议精神，更是着重强调生产过程中做好隐患排查，重视关键点、关键部位的检修工作，层层分解安排任务，时时警示职工兄弟要上标准岗、干放心活、干安全活，避免出现“芝麻”大点的安全事故。
“在岗作业，不要违反规定，作出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的事，大家在一起工作就是兄弟，我们要对自己的亲人负责。”这是周世海在班会上经常说的话，他的话让大家身上既有安全使命更有任务担子。
传艺带徒出人才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光美"。多年来，随着井下新设备、新工艺不断更新带来的新挑战，周世海凭借着自身不甘落后的钻研劲，利用业余时间翻阅大量各种大型设备的专业资料，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
同时，他注重加强业务练兵和“老带新”，周世海凭借着过硬的技术经验，现在每天带领着自己的徒弟，手把手教学，让自己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好经验、好做法在得以推广和应用，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攻坚克难的实干行动已经成为了运输区职工的共同追求。此外，他经常交代徒弟平时工作想在前、跟班下井走在前、困难时候冲在前、隐患排除抢在前、关键时候盯在前，以实际行动推动矿井发展。现在周世海以及他带领的徒弟已经成为了运输区技术的骨干力量。
春去秋来，周世海参加工作已经19年了，他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严谨的工作作风，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他的工作没有上下班之分，只要需要，他随叫随到。作为党的“细胞”，他深知党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事关党的形象。在做好本职业务工作的同时，他积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同事相处时，总是以“与人为善”的心态对待每一个人，把党组织的温暖通过自己传输给每位职工工友；在培训中心开展安全生产教学活动时，他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阐明“三违”的危害性。他用自身的言行感召周围的干部职工，让“党员”这一光荣称号在自己身上闪耀发光。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20年，周世海被评为祁东煤矿“劳动模范”，在今年又荣获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面对未来，周世海不敢有一点懈怠，他将在技术的探索和管理的实践中不断创新，谱写一位共产党员扎根煤海，顽强拼搏的新篇章。
80/90年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科技的图腾逐渐从轰鸣的巨型机械变成了微小的半导体。
随着各种消费电子产品的蓬勃发展，整个半导体行业的重心逐渐转向了制造处理器芯片。台积电乘风而上，业务逐渐开始火爆，慢慢积蓄力量。
此时，远在美国的德州仪器公司也顺应这个潮流，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传统的DRAM存储器业务被终止，资源转而投向其他领域，大量人员被清退——其中就有当时德州仪器DRAM部门的负责人张汝京。
1977年张汝京初到德州仪器的时候才29岁，当时还只是德州仪器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卒，而46岁的张忠谋已经成为了德州仪器的“副帅”。
张汝京曾经谈过他和张忠谋在德州仪器的关系：张汝京当年的老板叫Martin，Martin的老板叫Kirk，Kirk的老板是Ron，而Ron的老板就是张忠谋。俩人之间隔着四个职级，张忠谋可以说是张汝京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
1997年，张汝京回到了台湾省，开始了他的创业——在多方资金的支持下，仿照台积电的“代工”模式成立了“世大半导体”。
世大半导体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三年的时间里，张汝京的世大半导体一路狂飙，达到了台积电30%的产能，成为了继台积电、联华电子之后台湾岛上第三大晶圆代工厂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世大半导体的狂飙突进引起了张忠谋的警觉，当时的台积电已经成了气候，财大气粗，张口就要收购世大半导体。而世大半导体的大股东们当时也有了套现离场的念头，于是作价50亿美元，把“世大”卖给了台积电。
但张汝京并不愿意“屈居人下”——2000年4月，张汝京带着出售股票的钱来到了上海，成立了中芯国际。
当年在德州仪器的时候，张汝京就非常擅长组织各方资源来修建晶圆厂，回到祖国大陆之后，张汝京的发挥依旧稳定——靠着自己的能力和人脉，中芯国际大量购入了低价二手设备，在极短时间里就建设了4家8英寸工厂、1家12英寸工厂，杀进了全球前三的段位。
张汝京再次引起了张忠谋的警觉——这一次，局面就不是收购那么简单了。
2002年，台积电在美国向中芯国际发起诉讼，指控当年追随张汝京前往上海的前台积电员工涉嫌修路商业机密。2005年，中芯国际向台积电支付了1.75亿美元的赔偿金，两方矛盾暂时化解。
谁料好景不长，2006年，因为采取了新技术，中芯国际又被台积电起诉了——中芯国际“梅开二度”又向台积电支付了2亿美元，并且还让台积电持有了10%的股权。
反复的折腾让张汝京心累了——2009年，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离开前他签署了一份协议：三年不做半导体——台积电和中芯国际的纠缠争斗，终于结束了。
此时，张汝京61岁。
但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张汝京刚刚“偃旗息鼓”，第二个“叛逆者”却又杀了出来。如果说上次的张汝京属于被台积电收购的“外人”，那么这次的“叛逆者”则是“根正苗蓝”的台积电元勋级人物。
台积电的第二个“叛逆者”叫梁孟松——1952年出生于台湾省，比张忠谋小21岁，1992年加入台积电，历任工程师、资深研发处长，手握500多项专利，是台积电当年用来击败IBM130纳米“铜制程”项目的二号功臣，更是当今主流芯片晶体管构型FinFET发明人胡正明的“亲传大弟子”。
2009年2月，梁孟松离开了台积电，2009年10月前后，梁孟松前往韩国成均馆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看上去只是一次普通的离职，但实际上梁孟松并没有在著名的成均馆大学当老师，而是跑到了三星半导体理工学院（SSIT）教起了书——SSIT可不是一般的学校，它可是三星内部专门用来企业培训的大学。
2011年7月，梁孟松的“竞业限制协议”期满，他随即便正式加入了三星集团，开始担任三星LSI部门的技术负责人，同时也是三星晶圆代工的执行副总。
梁孟松对三星的帮助，不说是“救苦救难”，起码也是“再造之恩”。
当时的三星正在努力把制程从28nm升级到20nm。梁孟松看了之后觉得三星这样没用，主张“越级反杀”，直接拿下14nm。最后，三星领先台积电半年完成14nm攻关，而当时台积电也才只做到了16nm。
如果说张汝京创办中芯国际只是给台积电增加了一个竞争对手，那么梁孟松在三星就属于给台积电大放血了——三星凭借14nm的技术抢到了台积电原本独占的“苹果A9处理器”的首批订单和高通的订单，顺带还进入了苹果的供应链，筑牢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此战，台积电损失了80%的苹果订单，股价下挫，整体损失10亿美元。
是可忍孰不可忍？告他丫的！他要能忍他就不是台积电了。
台积电反手就起诉了梁孟松，指控他向三星泄露了台积电的核心机密——根据台积电的说法：梁孟松辞职之前，三星代工厂的营收加起来连4亿美元都没有，梁孟松去韩国后，三星的代工收入就涨到了12亿美元——这要是和梁孟松没关系才有鬼了。
更何况，台积电委托的专家调查组发现：梁孟松辞职之前，三星产品拿的是IBM授权，和台积电的风格差异巨大。梁孟松辞职之后，三星产品长得越来越像台积电的东西——专门家门用最先进的电子显微镜来比对，结果发现单纯从结构上来看根本没办法分辨。
台积电的法务部长方淑华当年评价“梁孟松事件”的话，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梁孟松的地位——“就算他不主动泄密，在三星选择技术方向的时候，只要他提醒一下，说一句‘这个方向你们不要搞了’，三星就能少花很多物力和时间。”
这场官司一直打到了2015年，最后以台积电胜诉告终——梁孟松必须离开三星，不得以任何形式再给三星提供任何服务。
2017年，梁孟松回到祖国大陆，
加入了中芯国际。
来源于星海情报局 ，作者老局长
随着各种消费电子产品的蓬勃发展，整个半导体行业的重心逐渐转向了制造处理器芯片。台积电乘风而上，业务逐渐开始火爆，慢慢积蓄力量。
此时，远在美国的德州仪器公司也顺应这个潮流，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传统的DRAM存储器业务被终止，资源转而投向其他领域，大量人员被清退——其中就有当时德州仪器DRAM部门的负责人张汝京。
1977年张汝京初到德州仪器的时候才29岁，当时还只是德州仪器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卒，而46岁的张忠谋已经成为了德州仪器的“副帅”。
张汝京曾经谈过他和张忠谋在德州仪器的关系：张汝京当年的老板叫Martin，Martin的老板叫Kirk，Kirk的老板是Ron，而Ron的老板就是张忠谋。俩人之间隔着四个职级，张忠谋可以说是张汝京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
1997年，张汝京回到了台湾省，开始了他的创业——在多方资金的支持下，仿照台积电的“代工”模式成立了“世大半导体”。
世大半导体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三年的时间里，张汝京的世大半导体一路狂飙，达到了台积电30%的产能，成为了继台积电、联华电子之后台湾岛上第三大晶圆代工厂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世大半导体的狂飙突进引起了张忠谋的警觉，当时的台积电已经成了气候，财大气粗，张口就要收购世大半导体。而世大半导体的大股东们当时也有了套现离场的念头，于是作价50亿美元，把“世大”卖给了台积电。
但张汝京并不愿意“屈居人下”——2000年4月，张汝京带着出售股票的钱来到了上海，成立了中芯国际。
当年在德州仪器的时候，张汝京就非常擅长组织各方资源来修建晶圆厂，回到祖国大陆之后，张汝京的发挥依旧稳定——靠着自己的能力和人脉，中芯国际大量购入了低价二手设备，在极短时间里就建设了4家8英寸工厂、1家12英寸工厂，杀进了全球前三的段位。
张汝京再次引起了张忠谋的警觉——这一次，局面就不是收购那么简单了。
2002年，台积电在美国向中芯国际发起诉讼，指控当年追随张汝京前往上海的前台积电员工涉嫌修路商业机密。2005年，中芯国际向台积电支付了1.75亿美元的赔偿金，两方矛盾暂时化解。
谁料好景不长，2006年，因为采取了新技术，中芯国际又被台积电起诉了——中芯国际“梅开二度”又向台积电支付了2亿美元，并且还让台积电持有了10%的股权。
反复的折腾让张汝京心累了——2009年，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离开前他签署了一份协议：三年不做半导体——台积电和中芯国际的纠缠争斗，终于结束了。
此时，张汝京61岁。
但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张汝京刚刚“偃旗息鼓”，第二个“叛逆者”却又杀了出来。如果说上次的张汝京属于被台积电收购的“外人”，那么这次的“叛逆者”则是“根正苗蓝”的台积电元勋级人物。
台积电的第二个“叛逆者”叫梁孟松——1952年出生于台湾省，比张忠谋小21岁，1992年加入台积电，历任工程师、资深研发处长，手握500多项专利，是台积电当年用来击败IBM130纳米“铜制程”项目的二号功臣，更是当今主流芯片晶体管构型FinFET发明人胡正明的“亲传大弟子”。
2009年2月，梁孟松离开了台积电，2009年10月前后，梁孟松前往韩国成均馆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看上去只是一次普通的离职，但实际上梁孟松并没有在著名的成均馆大学当老师，而是跑到了三星半导体理工学院（SSIT）教起了书——SSIT可不是一般的学校，它可是三星内部专门用来企业培训的大学。
2011年7月，梁孟松的“竞业限制协议”期满，他随即便正式加入了三星集团，开始担任三星LSI部门的技术负责人，同时也是三星晶圆代工的执行副总。
梁孟松对三星的帮助，不说是“救苦救难”，起码也是“再造之恩”。
当时的三星正在努力把制程从28nm升级到20nm。梁孟松看了之后觉得三星这样没用，主张“越级反杀”，直接拿下14nm。最后，三星领先台积电半年完成14nm攻关，而当时台积电也才只做到了16nm。
如果说张汝京创办中芯国际只是给台积电增加了一个竞争对手，那么梁孟松在三星就属于给台积电大放血了——三星凭借14nm的技术抢到了台积电原本独占的“苹果A9处理器”的首批订单和高通的订单，顺带还进入了苹果的供应链，筑牢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此战，台积电损失了80%的苹果订单，股价下挫，整体损失10亿美元。
是可忍孰不可忍？告他丫的！他要能忍他就不是台积电了。
台积电反手就起诉了梁孟松，指控他向三星泄露了台积电的核心机密——根据台积电的说法：梁孟松辞职之前，三星代工厂的营收加起来连4亿美元都没有，梁孟松去韩国后，三星的代工收入就涨到了12亿美元——这要是和梁孟松没关系才有鬼了。
更何况，台积电委托的专家调查组发现：梁孟松辞职之前，三星产品拿的是IBM授权，和台积电的风格差异巨大。梁孟松辞职之后，三星产品长得越来越像台积电的东西——专门家门用最先进的电子显微镜来比对，结果发现单纯从结构上来看根本没办法分辨。
台积电的法务部长方淑华当年评价“梁孟松事件”的话，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梁孟松的地位——“就算他不主动泄密，在三星选择技术方向的时候，只要他提醒一下，说一句‘这个方向你们不要搞了’，三星就能少花很多物力和时间。”
这场官司一直打到了2015年，最后以台积电胜诉告终——梁孟松必须离开三星，不得以任何形式再给三星提供任何服务。
2017年，梁孟松回到祖国大陆，
加入了中芯国际。
来源于星海情报局 ，作者老局长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