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离谱了！负债1013亿元，第二个“恒大”出现？
曾经，我国最暴利的行业无非就是房地产，在这一领域中，也是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富商巨贾。其中最著名的无疑就是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行业渐渐难以重现往日的荣光。
继恒大欠债难还之后，我国国内又一著名房产集团遭遇沉重打击。这家房地产企业就是如今名副其实的第二个“恒大”：华夏幸福。那么，这次债务暴雷对华夏幸福而言究竟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华夏幸福能挺得过去吗？
第二个“恒大”出现
12月9日，华夏幸福对外发布公告表示，截止到11月29日，华夏幸福已经背负着1013亿的债务。说起华夏幸福，可能有很多人都不怎么熟悉，其实，这家企业在我国房地产行业中实力也是非常不俗。
在2019年我国民营服务业一百强企业排行中，华夏幸福排在26位，2020年的时候，华夏幸福入选《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排到第473位。同样是在2020年，还入选了《财富》中国500强企业，位列第46位。
拥有着这样强劲的实力，使得华夏幸福有第二个恒大的称号。但是，恐怕就连华夏幸福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评价会一语成谶。华夏地产既有了恒大的成功，也有了恒大的困境，整整负债了1013亿元。
这本来似乎没什么，毕竟华夏幸福可是有着五到六年的债务延长期，但是，没想到最近华夏幸福旗下的一笔价值20亿的境外理财产品，因为境外产品对接人的失联导致这笔钱就这样不翼而飞。
总之，如今华夏幸福的处境应该是不容乐观的，自救之路的失败，使华夏地产雪上加霜。那么，在债务暴雷的当下，对于华夏地产而言，究竟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债务暴雷对华夏幸福的影响
首先，影响华夏幸福的经济利益
继恒大之后，华夏幸福也迎来了自己债务的暴雷，这次暴雷很有可能会使华夏幸福丧失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对其的信心。毕竟就目前来看，华夏幸福应该是不太可能能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走出当下的困境。
这样一来，在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对华夏幸福丧失信心的当下，就很有可能会对华夏幸福自身的经济利益带来极大的冲击。
其次，影响华夏幸福的市场影响力
华夏幸福在自身债务暴雷的情况下，恐怕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活下去。因此，华夏幸福很难有发展和进步。在华夏幸福可能会倒退，也可能会原地踏步的情况下，其他的房地产企业很有可能会趁着这个机会迎头赶上。对于华夏幸福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影响力而言，无疑将会有极大的影响。
债务的暴雷，让华夏幸福走上了恒大的老路，境外自救的血本无归，让华夏幸福更加雪上加霜。如今，在处境不妙的当下，华夏幸福是否还有希望继续走下去呢？
华夏幸福挺得过去吗？
首先，房住不炒的倡议
就实际情况而言，华夏幸福在目前债务暴雷的当下，应该很难挺过去。如今的房地产和曾经已经不一样了。曾经的房地产就是资本的盛宴，能给许多房地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究其原因，其实还是因为可以炒房。
但是，如今我国相关部门一直在呼吁着房住不炒，并且还为此做出了许多具体禁止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万达、恒大多少都有点挺不下去的样子，华夏幸福要挺过去，恐怕还真没有这么容易。
其次，房地产行业竞争激烈
如今，房地产行业已经近乎饱和状态，大大小小的房地产企业多如牛毛。其中的竞争自然也是激烈异常。华夏幸福虽然实力不俗，但是终究还没有到独步江湖的地步。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当下，华夏幸福前途其实不太乐观。
最后，华夏幸福多事之秋
华夏幸福目前的问题仅仅是欠债吗？并不是，今年1月到9月，华夏幸福的营业收入就亏损了134.56亿元。除此之外，华夏幸福还深陷多起诉讼官司涉及金额71亿元，就这样来看，华夏幸福的情况甚至比恒大更加严峻。
其实，要是有关注房地产行业的话，想必很多人都会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都在走下坡。那么，曾经一本万利的房地产，究竟为何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
房地产如今发展为何不乐观？
房地产如今的发展之所以不乐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对于炒房的管控和限制，当然，国家这么做是为了让房地产健康发展。之所以会让房地产大受打击，恐怕还是因为房地产还没有从炒房的模式中缓过来，或者说，戳破了房地产的经济泡沫。
再加上，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生活各项需求经济成本也是直线上升，房子也一样，如今昂贵的房价可能会让当下很多人，难以在城市中，寻求一个能够安放自己的稳定居所。马云曾经说过未来房价如葱。
但事实上，未来的房价在马云看来确实就和葱花一样，但是对于普通人看来，房价真的就会这样不值一提吗？高昂的房价将很有可能会让想要买房的消费者望而却步，房地产未来可能会流失大量的消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发展还能继续乐观吗？
总结
恒大的复制版出现了！华夏幸福欠下千亿债务。就目前来看，如果真的想要进行自救，恐怕会非常困难。那么，未来华夏幸福究竟会不会就此躺平？会不会破产重组？我们目前也不好下判断，就让时间来告诉我们想要的答案吧。
曾经，我国最暴利的行业无非就是房地产，在这一领域中，也是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富商巨贾。其中最著名的无疑就是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行业渐渐难以重现往日的荣光。
继恒大欠债难还之后，我国国内又一著名房产集团遭遇沉重打击。这家房地产企业就是如今名副其实的第二个“恒大”：华夏幸福。那么，这次债务暴雷对华夏幸福而言究竟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华夏幸福能挺得过去吗？
第二个“恒大”出现
12月9日，华夏幸福对外发布公告表示，截止到11月29日，华夏幸福已经背负着1013亿的债务。说起华夏幸福，可能有很多人都不怎么熟悉，其实，这家企业在我国房地产行业中实力也是非常不俗。
在2019年我国民营服务业一百强企业排行中，华夏幸福排在26位，2020年的时候，华夏幸福入选《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排到第473位。同样是在2020年，还入选了《财富》中国500强企业，位列第46位。
拥有着这样强劲的实力，使得华夏幸福有第二个恒大的称号。但是，恐怕就连华夏幸福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评价会一语成谶。华夏地产既有了恒大的成功，也有了恒大的困境，整整负债了1013亿元。
这本来似乎没什么，毕竟华夏幸福可是有着五到六年的债务延长期，但是，没想到最近华夏幸福旗下的一笔价值20亿的境外理财产品，因为境外产品对接人的失联导致这笔钱就这样不翼而飞。
总之，如今华夏幸福的处境应该是不容乐观的，自救之路的失败，使华夏地产雪上加霜。那么，在债务暴雷的当下，对于华夏地产而言，究竟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债务暴雷对华夏幸福的影响
首先，影响华夏幸福的经济利益
继恒大之后，华夏幸福也迎来了自己债务的暴雷，这次暴雷很有可能会使华夏幸福丧失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对其的信心。毕竟就目前来看，华夏幸福应该是不太可能能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走出当下的困境。
这样一来，在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对华夏幸福丧失信心的当下，就很有可能会对华夏幸福自身的经济利益带来极大的冲击。
其次，影响华夏幸福的市场影响力
华夏幸福在自身债务暴雷的情况下，恐怕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活下去。因此，华夏幸福很难有发展和进步。在华夏幸福可能会倒退，也可能会原地踏步的情况下，其他的房地产企业很有可能会趁着这个机会迎头赶上。对于华夏幸福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影响力而言，无疑将会有极大的影响。
债务的暴雷，让华夏幸福走上了恒大的老路，境外自救的血本无归，让华夏幸福更加雪上加霜。如今，在处境不妙的当下，华夏幸福是否还有希望继续走下去呢？
华夏幸福挺得过去吗？
首先，房住不炒的倡议
就实际情况而言，华夏幸福在目前债务暴雷的当下，应该很难挺过去。如今的房地产和曾经已经不一样了。曾经的房地产就是资本的盛宴，能给许多房地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究其原因，其实还是因为可以炒房。
但是，如今我国相关部门一直在呼吁着房住不炒，并且还为此做出了许多具体禁止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万达、恒大多少都有点挺不下去的样子，华夏幸福要挺过去，恐怕还真没有这么容易。
其次，房地产行业竞争激烈
如今，房地产行业已经近乎饱和状态，大大小小的房地产企业多如牛毛。其中的竞争自然也是激烈异常。华夏幸福虽然实力不俗，但是终究还没有到独步江湖的地步。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当下，华夏幸福前途其实不太乐观。
最后，华夏幸福多事之秋
华夏幸福目前的问题仅仅是欠债吗？并不是，今年1月到9月，华夏幸福的营业收入就亏损了134.56亿元。除此之外，华夏幸福还深陷多起诉讼官司涉及金额71亿元，就这样来看，华夏幸福的情况甚至比恒大更加严峻。
其实，要是有关注房地产行业的话，想必很多人都会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都在走下坡。那么，曾经一本万利的房地产，究竟为何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
房地产如今发展为何不乐观？
房地产如今的发展之所以不乐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对于炒房的管控和限制，当然，国家这么做是为了让房地产健康发展。之所以会让房地产大受打击，恐怕还是因为房地产还没有从炒房的模式中缓过来，或者说，戳破了房地产的经济泡沫。
再加上，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生活各项需求经济成本也是直线上升，房子也一样，如今昂贵的房价可能会让当下很多人，难以在城市中，寻求一个能够安放自己的稳定居所。马云曾经说过未来房价如葱。
但事实上，未来的房价在马云看来确实就和葱花一样，但是对于普通人看来，房价真的就会这样不值一提吗？高昂的房价将很有可能会让想要买房的消费者望而却步，房地产未来可能会流失大量的消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发展还能继续乐观吗？
总结
恒大的复制版出现了！华夏幸福欠下千亿债务。就目前来看，如果真的想要进行自救，恐怕会非常困难。那么，未来华夏幸福究竟会不会就此躺平？会不会破产重组？我们目前也不好下判断，就让时间来告诉我们想要的答案吧。
童年经历影响一生的成长：精神分析理论
经典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较早探索家庭动力对一个人的影响的先驱之一。他特别强调童年经历对一个人后来成长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主要研究潜意识对一个人的影响，他特别强调一个人的“性”发展与“性”满足。并认为，一个人的心理出现问题，多是“性”的发展在早年遇到了障碍。这个障碍会潜伏在一个人的潜意识里，当他后来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压力大的事件而无法应对时，这些被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性创伤或性需求就会以症状的方式出现，从而影响他的健康和生活。
弗洛伊德把一个人的心理发展视为性心理的发展，并且把他分成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分别为口唇期（oral stage）、肛门期（anal stage）、性器期（phallic stage）、潜伏期（latent stage）和生殖期（genital stage）。
● 口唇期是从出生到出生的第二年，这个阶段对婴儿口腔的刺激，如吮吸、咬和吞咽等，是性满足的主要来源。
● 肛门期是从1岁到3岁，这一阶段性敏感区转到肛门。
● 性器期是从3岁到5岁，这个阶段生殖器成为性敏感区。这一阶段的性满足涉及对异性父母的性幻想以及玩弄和展示生殖器。恋父情结和恋母情结正是在这一阶段产生的。
前三个阶段是人格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成人后的人格模式奠定了基础。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在6岁之前基本完成，因此一个人在6岁之前的发展就会影响并决定他后面人生的发展。在前面的这三个阶段，如果没有得到顺利发展，那么，他后面的阶段就不可能顺利进入，他可能会停留在某一阶段，或即使发展到后面的阶段，仍可能会退回到前面的阶段。因此，即使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进行到成年后的各个阶段，但他的人格可能仍然在所停滞或所退回的那个心理阶段，并按照这些阶段所具有的人格特点行事。尤其是在3~5岁的恋父或恋母阶段没有得到很好处理，就会发展成为恋父或恋母情结，这个情结会在很多方面影响一个人在未来的人生发展，关于这个影响，在后面的章节还会详细地描述。
客体关系流派
较早探索家庭动力的另一个精神分析理论流派是客体关系流派，这个流派的创始人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她也是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先驱。
梅兰妮·克莱因认为，每个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与外在世界建立关系，人们把这个与外在所建立的关系内化到各自的内心世界则变成主观世界里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内在的主观世界里的关系投射到外在的真实世界的关系里去，并影响或控制我们与外在的世界关系。
我们与外在世界建立最早关系的是妈妈的乳房，然后才是妈妈。乳房被分为好乳房与坏乳房，这个好乳房会被婴儿内化成好自己，坏乳房会被内化成坏自己。也就是说，如果婴儿觉得妈妈的乳房是好乳房，那么婴儿就会觉得自己是好自己、好孩子，是个可爱的、有价值的孩子；反之，如果他觉得妈妈的乳房是坏乳房，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坏自己、坏孩子，是个糟糕的、没有价值的孩子。因此，婴儿与妈妈乳房的关系会演变成婴儿与自己的关系，会影响孩子自身的价值感。后来婴儿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才慢慢从妈妈的乳房，转移到一个完整的妈妈这里。于是，婴儿与妈妈乳房的关系、与妈妈的关系便成了影响一个人后来发展最为重要的关系。
因为婴儿与乳房的关系模式、与妈妈的关系模式会演变成后来他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模式，而这两个关系的建立是在婴儿出生6个月之内。也就是说，孩子在出生6个月之内与妈妈的乳房和完整的妈妈所建立起来的关系，会影响到婴儿后来的成长与发展。我们会看到，这个时间比我们中国人所认为的3岁之前和7岁之前还要早。
个体心理学学说
对家庭动力研究比较早的还有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他也是奥地利人，是精神病学家和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曾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追随者，并是弗洛伊德早期最为得意的门生之一，后来因与弗洛伊德在学术上有分歧而离开了弗洛伊德，并创立了自己的个体心理学学说。
阿德勒认为，人是一种追求卓越的动物，而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我们常常会产生自卑感，为了摆脱这种自卑感，我们就需要不断地追求优秀和卓越。因此，在阿德勒看来，自卑又是卓越的推动力。人有了自卑之后，才会去不断地追求卓越和完美。而在摆脱自卑和追求卓越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或方法，阿德勒将之称为“生活模式”，意指个体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应对和适应环境的行为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他认为，个体的生活主要在于克服婴儿期无助的感觉并追求优越，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个人的价值，为个人带来安全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个人所采用的手段也大相径庭，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风格。这也是个人行为表现中所显现出来的动机、特质、兴趣、价值等明显独特的组合体。简言之，生活风格就是个体追求优越的方法。
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生活风格大多形成于4岁或5岁之前。一个人根据自己所积累的经验，渐渐塑造成自己所独有的特质，也形成了个自人格的独特性，因此生活风格表现了一个人人格的整体性和独特性。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生活风格，正如我们不能发现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我们也无法发现两个绝对相同的个人。
阿德勒认为，一个人的生活风格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每个儿童形成什么样的生活风格有赖于他的家庭环境与幼年经验。人们这种早期形成的生活风格会牢固地保持下来，并且难以改变，这就为其应付以后所遇到的生活问题提供了规则。生活风格主要是由儿童所处的家庭环境（如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在家庭中的处境、兄弟姐妹的多少及家庭气氛等）决定。
阿德勒也是最早研究排行的心理学家之一，他系统地研究了出生顺序对孩子心理成长和性格特点的影响。阿德勒认为，孩子的出生顺序影响孩子的心理发展。在同一个家庭中，即使只有两个孩子，也不会处于完全相同的情境。因此，每个孩子都会因其想适应自己所处的特殊情境而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独特生活方式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性格、学业、工作、交友、兴趣、恋爱和婚姻等方面。
家庭中的每个孩子为了确保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会采用不同的行为模式。阿德勒的研究发现，年龄最大的孩子会自然地扮演有责任感的、代理父母的角色；最小的孩子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成为喜欢取乐、不负责任的冒险者；而中间的孩子常常发现自己很难建立一种自我认同感，那就是赋予他们区别于其他兄弟姐妹的自然差异点，他们需要寻找机会强大起来，甚至成为孩子中最强大的那一位，从而使他们在家庭中找到一个位置。阿德勒认为，由于出生顺序所带来的排行不同，便决定了孩子的性格模式或行为模式不同，这也是孩子所形成的“生活模式”的一部分。这些生活模式大部分都在孩子最初的第四或第五个年头形成，而这些生活模式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阿德勒同弗洛伊德一样，也强调生命早期在形成人格上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是研究家庭动力的先驱者之一。#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 https://t.cn/RI7nYAL
经典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较早探索家庭动力对一个人的影响的先驱之一。他特别强调童年经历对一个人后来成长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主要研究潜意识对一个人的影响，他特别强调一个人的“性”发展与“性”满足。并认为，一个人的心理出现问题，多是“性”的发展在早年遇到了障碍。这个障碍会潜伏在一个人的潜意识里，当他后来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压力大的事件而无法应对时，这些被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性创伤或性需求就会以症状的方式出现，从而影响他的健康和生活。
弗洛伊德把一个人的心理发展视为性心理的发展，并且把他分成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分别为口唇期（oral stage）、肛门期（anal stage）、性器期（phallic stage）、潜伏期（latent stage）和生殖期（genital stage）。
● 口唇期是从出生到出生的第二年，这个阶段对婴儿口腔的刺激，如吮吸、咬和吞咽等，是性满足的主要来源。
● 肛门期是从1岁到3岁，这一阶段性敏感区转到肛门。
● 性器期是从3岁到5岁，这个阶段生殖器成为性敏感区。这一阶段的性满足涉及对异性父母的性幻想以及玩弄和展示生殖器。恋父情结和恋母情结正是在这一阶段产生的。
前三个阶段是人格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成人后的人格模式奠定了基础。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在6岁之前基本完成，因此一个人在6岁之前的发展就会影响并决定他后面人生的发展。在前面的这三个阶段，如果没有得到顺利发展，那么，他后面的阶段就不可能顺利进入，他可能会停留在某一阶段，或即使发展到后面的阶段，仍可能会退回到前面的阶段。因此，即使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进行到成年后的各个阶段，但他的人格可能仍然在所停滞或所退回的那个心理阶段，并按照这些阶段所具有的人格特点行事。尤其是在3~5岁的恋父或恋母阶段没有得到很好处理，就会发展成为恋父或恋母情结，这个情结会在很多方面影响一个人在未来的人生发展，关于这个影响，在后面的章节还会详细地描述。
客体关系流派
较早探索家庭动力的另一个精神分析理论流派是客体关系流派，这个流派的创始人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她也是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先驱。
梅兰妮·克莱因认为，每个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与外在世界建立关系，人们把这个与外在所建立的关系内化到各自的内心世界则变成主观世界里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内在的主观世界里的关系投射到外在的真实世界的关系里去，并影响或控制我们与外在的世界关系。
我们与外在世界建立最早关系的是妈妈的乳房，然后才是妈妈。乳房被分为好乳房与坏乳房，这个好乳房会被婴儿内化成好自己，坏乳房会被内化成坏自己。也就是说，如果婴儿觉得妈妈的乳房是好乳房，那么婴儿就会觉得自己是好自己、好孩子，是个可爱的、有价值的孩子；反之，如果他觉得妈妈的乳房是坏乳房，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坏自己、坏孩子，是个糟糕的、没有价值的孩子。因此，婴儿与妈妈乳房的关系会演变成婴儿与自己的关系，会影响孩子自身的价值感。后来婴儿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才慢慢从妈妈的乳房，转移到一个完整的妈妈这里。于是，婴儿与妈妈乳房的关系、与妈妈的关系便成了影响一个人后来发展最为重要的关系。
因为婴儿与乳房的关系模式、与妈妈的关系模式会演变成后来他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模式，而这两个关系的建立是在婴儿出生6个月之内。也就是说，孩子在出生6个月之内与妈妈的乳房和完整的妈妈所建立起来的关系，会影响到婴儿后来的成长与发展。我们会看到，这个时间比我们中国人所认为的3岁之前和7岁之前还要早。
个体心理学学说
对家庭动力研究比较早的还有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他也是奥地利人，是精神病学家和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曾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追随者，并是弗洛伊德早期最为得意的门生之一，后来因与弗洛伊德在学术上有分歧而离开了弗洛伊德，并创立了自己的个体心理学学说。
阿德勒认为，人是一种追求卓越的动物，而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我们常常会产生自卑感，为了摆脱这种自卑感，我们就需要不断地追求优秀和卓越。因此，在阿德勒看来，自卑又是卓越的推动力。人有了自卑之后，才会去不断地追求卓越和完美。而在摆脱自卑和追求卓越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或方法，阿德勒将之称为“生活模式”，意指个体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应对和适应环境的行为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他认为，个体的生活主要在于克服婴儿期无助的感觉并追求优越，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个人的价值，为个人带来安全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个人所采用的手段也大相径庭，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风格。这也是个人行为表现中所显现出来的动机、特质、兴趣、价值等明显独特的组合体。简言之，生活风格就是个体追求优越的方法。
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生活风格大多形成于4岁或5岁之前。一个人根据自己所积累的经验，渐渐塑造成自己所独有的特质，也形成了个自人格的独特性，因此生活风格表现了一个人人格的整体性和独特性。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生活风格，正如我们不能发现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我们也无法发现两个绝对相同的个人。
阿德勒认为，一个人的生活风格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每个儿童形成什么样的生活风格有赖于他的家庭环境与幼年经验。人们这种早期形成的生活风格会牢固地保持下来，并且难以改变，这就为其应付以后所遇到的生活问题提供了规则。生活风格主要是由儿童所处的家庭环境（如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在家庭中的处境、兄弟姐妹的多少及家庭气氛等）决定。
阿德勒也是最早研究排行的心理学家之一，他系统地研究了出生顺序对孩子心理成长和性格特点的影响。阿德勒认为，孩子的出生顺序影响孩子的心理发展。在同一个家庭中，即使只有两个孩子，也不会处于完全相同的情境。因此，每个孩子都会因其想适应自己所处的特殊情境而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独特生活方式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性格、学业、工作、交友、兴趣、恋爱和婚姻等方面。
家庭中的每个孩子为了确保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会采用不同的行为模式。阿德勒的研究发现，年龄最大的孩子会自然地扮演有责任感的、代理父母的角色；最小的孩子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成为喜欢取乐、不负责任的冒险者；而中间的孩子常常发现自己很难建立一种自我认同感，那就是赋予他们区别于其他兄弟姐妹的自然差异点，他们需要寻找机会强大起来，甚至成为孩子中最强大的那一位，从而使他们在家庭中找到一个位置。阿德勒认为，由于出生顺序所带来的排行不同，便决定了孩子的性格模式或行为模式不同，这也是孩子所形成的“生活模式”的一部分。这些生活模式大部分都在孩子最初的第四或第五个年头形成，而这些生活模式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阿德勒同弗洛伊德一样，也强调生命早期在形成人格上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是研究家庭动力的先驱者之一。#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 https://t.cn/RI7nYAL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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