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评22岁女孩加班猝死事件#：#超时加班为何屡禁不止#？】近日，杭州一名22岁女孩惠惠（化名）连续四五天熬夜加班，后突发疾病进ICU抢救的消息引发网友关注。记者从惠惠家属处了解到，孩子的遗体已送回江西老家，并已火化。据报道，惠惠在一家位于杭州市滨江区的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住院抢救时，公司以打欠条的方式垫付了10万元，但后来一直没有再联系过家属。目前杭州市滨江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已介入调查。
一个吃低保的家庭，已经经历过丧子之痛，历尽艰辛让女儿上了大学，又要“白发人送黑发人”，惠惠一家的遭遇已经令人目不忍见，而新闻评论区所暴露的超时加班乱象更让人耳不忍闻。
很多网友在对年轻生命的逝去表达同情的同时，也无奈地倾诉着自己的“苦水”。有人每天工作到凌晨，第二天清早还要考勤打卡；有人入职后几乎没有周末，老板找客户叫，恨不得一周7天24小时待命；有人长期加班却没有加班费，公司美其名曰锻炼，实际就是剥削……说起加班，大家都是字字血泪，句句叹息。
超时加班不但会损害员工的身体，更会磨损员工的精神。就算再怎么热爱工作的人，如果长期得不到合理的休息，也会变得疲惫，厌倦，恐惧，失去积极性和创造力。久而久之，奋斗变成了消耗，自强变成了自戕，很多企业表面上勤抓苦干敬业爱岗，实际上无视法律坑害员工，危害一代年轻人的身心健康，阻碍了社会可持续发展。
自从996成为热议话题以来，关于整治超时加班的呼声就没有停止过，各地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今年3月中旬以来，很多地方陆续组织开展了集中排查整治工作，聚焦重点行业企业超时加班问题，依法保障职工权益。
但无论从惠惠这样的极端案例，还是从网友的普遍反应来看，超时加班依然是难以根治的痼疾。很多企业不但不把劳动者权益当回事，甚至用“狼性文化”“强化竞争”“考验服从度”等借口，刻意地增加无谓的工作时间，让员工苦不堪言，乃至于“猝死”案例频发，劳资纠纷不断，职场环境恶化，打工人想努力奋斗，却已力不从心，对未来希望渺然。
为什么超时加班屡禁不止？说到底还是违法成本太低，维权成本太高。员工为了保住工作，很多时候会选择忍气吞声，相信老板画的“大饼”，总觉得熬一熬就好了，却不知，工作是做不完的，但身体是真的会一天天熬垮的。而很多时候，员工因为工作生病、受伤，没有劳动能力之后，企业就会迅速变脸，以各种理由将其一脚踢开。
即便有的员工维权意识较强，对不合理的加班奋起反抗，申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打赢了官司，也往往无法再在原企业立足，只能拿了赔偿走人。而对企业来说，相比较起大多数人沉默卖命所创造的利润，个别的赔偿可以说是不痛不痒，甚至有时候，空子钻得好，编造一些“自愿加班”之类的说辞，连赔偿都可以赖掉。
所以，要彻底、下决心地整治超时加班，必须要加大对企业违法行为的整治和惩处力度，让监管阵线前移，建立长效的、强效的监管机制，不要等劳动者来告了再管，要通过日常监督和排查，督促企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重视劳动者权益，保护员工身心健康，让平凡的劳动者有尊严，有收获，有盼头。@极目新闻
一个吃低保的家庭，已经经历过丧子之痛，历尽艰辛让女儿上了大学，又要“白发人送黑发人”，惠惠一家的遭遇已经令人目不忍见，而新闻评论区所暴露的超时加班乱象更让人耳不忍闻。
很多网友在对年轻生命的逝去表达同情的同时，也无奈地倾诉着自己的“苦水”。有人每天工作到凌晨，第二天清早还要考勤打卡；有人入职后几乎没有周末，老板找客户叫，恨不得一周7天24小时待命；有人长期加班却没有加班费，公司美其名曰锻炼，实际就是剥削……说起加班，大家都是字字血泪，句句叹息。
超时加班不但会损害员工的身体，更会磨损员工的精神。就算再怎么热爱工作的人，如果长期得不到合理的休息，也会变得疲惫，厌倦，恐惧，失去积极性和创造力。久而久之，奋斗变成了消耗，自强变成了自戕，很多企业表面上勤抓苦干敬业爱岗，实际上无视法律坑害员工，危害一代年轻人的身心健康，阻碍了社会可持续发展。
自从996成为热议话题以来，关于整治超时加班的呼声就没有停止过，各地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今年3月中旬以来，很多地方陆续组织开展了集中排查整治工作，聚焦重点行业企业超时加班问题，依法保障职工权益。
但无论从惠惠这样的极端案例，还是从网友的普遍反应来看，超时加班依然是难以根治的痼疾。很多企业不但不把劳动者权益当回事，甚至用“狼性文化”“强化竞争”“考验服从度”等借口，刻意地增加无谓的工作时间，让员工苦不堪言，乃至于“猝死”案例频发，劳资纠纷不断，职场环境恶化，打工人想努力奋斗，却已力不从心，对未来希望渺然。
为什么超时加班屡禁不止？说到底还是违法成本太低，维权成本太高。员工为了保住工作，很多时候会选择忍气吞声，相信老板画的“大饼”，总觉得熬一熬就好了，却不知，工作是做不完的，但身体是真的会一天天熬垮的。而很多时候，员工因为工作生病、受伤，没有劳动能力之后，企业就会迅速变脸，以各种理由将其一脚踢开。
即便有的员工维权意识较强，对不合理的加班奋起反抗，申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打赢了官司，也往往无法再在原企业立足，只能拿了赔偿走人。而对企业来说，相比较起大多数人沉默卖命所创造的利润，个别的赔偿可以说是不痛不痒，甚至有时候，空子钻得好，编造一些“自愿加班”之类的说辞，连赔偿都可以赖掉。
所以，要彻底、下决心地整治超时加班，必须要加大对企业违法行为的整治和惩处力度，让监管阵线前移，建立长效的、强效的监管机制，不要等劳动者来告了再管，要通过日常监督和排查，督促企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重视劳动者权益，保护员工身心健康，让平凡的劳动者有尊严，有收获，有盼头。@极目新闻
#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朋友讲的故事：身价好多个亿的老板，让我明白了富贵背后的秘密
这个事情是从我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
他曾经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销售主管，他的老板身价有好多个亿，是个虔诚的佛弟子，热心捐款，每年据说捐善款至少要上千万。
而且会要求并带领公司骨干统一去九华山烧香祈福。
这个老板德行也好，在房地产最低迷的时候，别的房地产公司都在裁员缩减开支的时候，他始终没有开除过一个人，工资也一分都不少。
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做，可想而知发达的时候，他对待身边的员工必然是不薄，所以他手下的一帮子铁杆兄弟，都是死心塌地，据说跟着他的十几号骨干，都很多年了。
我相信这样的人，还会继续好下去。

话说朋友从这家房地产公司出来，忽然去了一家公司当了副总经理的角色。
我当时纳闷，后来了解到，原来他的朋友，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总，有一个纺织品的代加工厂，现在的规模有200人不到。
因为手上订单太多，有外资投入，买了一百多亩地，准备建新的厂房扩大规模，到年底大概要600人左右。
因为实在是太忙，就找朋友去帮忙，并且给了股份。朋友一到，那个公司老总就给他配了一辆奥迪加长商务车。
我很纳闷，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朋友告诉我，当年这个老总在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他施予援手，借给那个老总10W块钱，也没有任何要求。
如今老总发达了，基于感恩，也基于对朋友才能的看中，就把他请了过去，给了最优的待遇，一把抓公司的管理。
朋友告诉我，他这个老总朋友，小学文化，很多东西都不懂，但是别人没有订单，他就订单多的忙不过来。
朋友说，这个老总，也信佛，喜欢拜菩萨，每年都会捐善款，当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就捐了不少，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发达，但是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这两个老总的故事，都是朋友亲口告诉我的，朋友的人性格也很好，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宁愿自己吃亏。
前几年也过的很不好，因为信任别人，被骗了将近百万，也生了一场大病，但是因为始终善良，始终热心肠，所以亏的那些，老天现在开始给他补回来。
那两个老总的故事和我朋友的故事，让我明白：
1.财布施得富贵，虽然不会马上富贵，但是坚持下去，肯定会富贵。
2.做人要懂得感恩，要厚道，善待他人的人，老天也会善待他。
3. 不要怕吃亏，吃亏多了，老天会看不下去，帮你补回来。
4. 不要光是眼红别人的大富大贵，先看看自己能大富大贵的德行具备了几条！
教你一个发财的办法-宣化上人
你想发财，你就要修财布施，慷慨布施，毫无吝啬地布施。
今天大家都想发财，能发吗?不能。要怎样才能发?佛告诉我们，你想发财，你就要修财布施，慷慨布施，毫无吝啬地布施。
你修布施，出于自己的诚意，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将来你的财富源源而来——不要操心，钱自自然然就来了。
如果你这一世布施，修得很勉强，来生能不能得福报？能得，但是不容易得到，要经过很多周折，很辛苦才能得到。
如果你布施了很多钱，之后又后悔了，想尽方法再把它拿回来，好了，你这一生虽然发大财，但是财发了没几天，它就丢掉了——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中国谚语里面所谓是“量大福大”，这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的意思，懂得的人不多。心量大修小福，你得的福报也大，为什么?跟你心量平等。
得福多少在乎你用心，你的心真诚，你的心量大，你得的福报也大；出钱多的人，如果他心量小，他修再大的福报，他得的果报还是小。
像我们现在印善书，出钱很少的，如果他的心量大，修福不为自己、不为一家，为众生、为佛法，希望这个世间多有一本善书流通，他得的福报反而大。什么原因？他发的是大心。
所以修布施，不是说哪个人出钱多，他就得大福，出钱少他就得小福，没这个道理。我们晓得这个道理，然后才知道自己要怎样修。
就是修供养也是如此，譬如说你要供养法师，请法师到外面菜馆去吃饭。不错，法师接受你供养，你是修了福，但是法师从自己地方辛辛苦苦跑到那个地方去吃一餐饭，将来你得的福报，很辛苦才会得来。
如果你这供养是从家里准备好了，送到法师那个地方去供养他，法师没有受辛苦，将来你得的福报，自自然然得到，不要受一点辛苦。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发财，的确没有操心，财源滚滚而来，你就晓得他从前是修的什么因；有些人发财，钱赚得好辛苦、好难，这是他前生修布施修得不痛快，就这么回事情。
佛劝我们修布施，欢欢喜喜地布施，痛痛快快地布施，将来这个果报得来就自在，这个事情唯有佛才说得详细、说得圆满， 其他宗教里头都没有讲得这么详细。
这个事情是从我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
他曾经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销售主管，他的老板身价有好多个亿，是个虔诚的佛弟子，热心捐款，每年据说捐善款至少要上千万。
而且会要求并带领公司骨干统一去九华山烧香祈福。
这个老板德行也好，在房地产最低迷的时候，别的房地产公司都在裁员缩减开支的时候，他始终没有开除过一个人，工资也一分都不少。
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做，可想而知发达的时候，他对待身边的员工必然是不薄，所以他手下的一帮子铁杆兄弟，都是死心塌地，据说跟着他的十几号骨干，都很多年了。
我相信这样的人，还会继续好下去。

话说朋友从这家房地产公司出来，忽然去了一家公司当了副总经理的角色。
我当时纳闷，后来了解到，原来他的朋友，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总，有一个纺织品的代加工厂，现在的规模有200人不到。
因为手上订单太多，有外资投入，买了一百多亩地，准备建新的厂房扩大规模，到年底大概要600人左右。
因为实在是太忙，就找朋友去帮忙，并且给了股份。朋友一到，那个公司老总就给他配了一辆奥迪加长商务车。
我很纳闷，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朋友告诉我，当年这个老总在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他施予援手，借给那个老总10W块钱，也没有任何要求。
如今老总发达了，基于感恩，也基于对朋友才能的看中，就把他请了过去，给了最优的待遇，一把抓公司的管理。
朋友告诉我，他这个老总朋友，小学文化，很多东西都不懂，但是别人没有订单，他就订单多的忙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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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老总的故事，都是朋友亲口告诉我的，朋友的人性格也很好，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宁愿自己吃亏。
前几年也过的很不好，因为信任别人，被骗了将近百万，也生了一场大病，但是因为始终善良，始终热心肠，所以亏的那些，老天现在开始给他补回来。
那两个老总的故事和我朋友的故事，让我明白：
1.财布施得富贵，虽然不会马上富贵，但是坚持下去，肯定会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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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要怕吃亏，吃亏多了，老天会看不下去，帮你补回来。
4. 不要光是眼红别人的大富大贵，先看看自己能大富大贵的德行具备了几条！
教你一个发财的办法-宣化上人
你想发财，你就要修财布施，慷慨布施，毫无吝啬地布施。
今天大家都想发财，能发吗?不能。要怎样才能发?佛告诉我们，你想发财，你就要修财布施，慷慨布施，毫无吝啬地布施。
你修布施，出于自己的诚意，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将来你的财富源源而来——不要操心，钱自自然然就来了。
如果你这一世布施，修得很勉强，来生能不能得福报？能得，但是不容易得到，要经过很多周折，很辛苦才能得到。
如果你布施了很多钱，之后又后悔了，想尽方法再把它拿回来，好了，你这一生虽然发大财，但是财发了没几天，它就丢掉了——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
中国谚语里面所谓是“量大福大”，这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的意思，懂得的人不多。心量大修小福，你得的福报也大，为什么?跟你心量平等。
得福多少在乎你用心，你的心真诚，你的心量大，你得的福报也大；出钱多的人，如果他心量小，他修再大的福报，他得的果报还是小。
像我们现在印善书，出钱很少的，如果他的心量大，修福不为自己、不为一家，为众生、为佛法，希望这个世间多有一本善书流通，他得的福报反而大。什么原因？他发的是大心。
所以修布施，不是说哪个人出钱多，他就得大福，出钱少他就得小福，没这个道理。我们晓得这个道理，然后才知道自己要怎样修。
就是修供养也是如此，譬如说你要供养法师，请法师到外面菜馆去吃饭。不错，法师接受你供养，你是修了福，但是法师从自己地方辛辛苦苦跑到那个地方去吃一餐饭，将来你得的福报，很辛苦才会得来。
如果你这供养是从家里准备好了，送到法师那个地方去供养他，法师没有受辛苦，将来你得的福报，自自然然得到，不要受一点辛苦。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发财，的确没有操心，财源滚滚而来，你就晓得他从前是修的什么因；有些人发财，钱赚得好辛苦、好难，这是他前生修布施修得不痛快，就这么回事情。
佛劝我们修布施，欢欢喜喜地布施，痛痛快快地布施，将来这个果报得来就自在，这个事情唯有佛才说得详细、说得圆满， 其他宗教里头都没有讲得这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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