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念家乡》
今天，因公出差桂林市兴安县。说起兴安，今年特别有缘份，几个月之内，竟然三次造访兴安。此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意想到的。
兴安距我的家乡田东县大约660公里。从田东坐动车到南宁再转乘高铁，前后花了近七个小时的时间。虽然所花时间不算短，但并不觉得有多累。要是十年前，来一趟兴安那都累成狗了。
记得第一次来到兴安，已经是2005年的事了。当年带着妻儿，到柳州鹿寨与朋友一家汇合，在鹿寨小住一晚，第二天两家人一起驾车到兴安乐满地开心地游玩了半天。当年年轻气盛，加上是好友相约，一路兴趣盎然，收获甚多。许多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年谁也不会想到，如今高铁都修到了我们的家乡，出门如此之方便。发达的交通路网，把两片红色的士地拉近了许多。
今天所乘坐的复兴号显得高档又舒适，比以往所乘坐的和谐号应该是高出一个档次。有这样舒适又方便的环境，虽然路途遥远，倒不觉有多少疲惫。路过桂林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甜甜的说，已安排车辆到兴安北站接我们。刹那，全身立刻轻松起来，原先的拼车规划也就自动作废了。向窗外望去，月亮已高高挂在空中，在蓝天与云霞的映衬下，格外显眼。此时，我不禁想起，中秋节过几天就到了，不知朋友们是否已准备好过节的物品。
这次外出，虽然路上时间长，但车上的我并不无聊。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手里捧着一本重要的书籍，那是陆寿青老弟的散文集《从家乡出发》。是它，陪我走过千山万水，是它让我忙却舟车劳顿。快速滚动的车轮，把我和书中承载着的许多美妙的关于灵岐河的故事一路远行，带到了兴安。
兴安与田东，没有太多的渊源。但今天，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芒乡红城与红色兴安，紧密地连接起来。北有长城，南有灵渠，兴安有厚重的历史底蕴。而田东，曾名恩隆，有皇恩浩荡之意。没有必要去刻意划分谁的历史更久远。湘江战役，百色起义，都有其不同的历史意义。我要说的是，兴安和田东，都是红色的土地，人们都不应该忘记！正如湘江的啤酒鱼，灵岐河的原味河鲜，味道虽各不相同，但却各有千秋。必须承认，它们都是美味佳肴！
而陆寿青老弟的散文，之所以让我爱不释手。一方面是他文学功底绝对深厚，故事真实，贴近生活，书写精彩，这是大家所共同认可的。而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结。
我出生于田东县朔良镇南立村，与陆寿青老弟的外婆家只是一山之隔，而且我的岳母与他的母亲都是元色村那色人，是姐妹。我们都在灵岐河畔长大，同饮一江水，同食一河鱼。况且，我们在文化上同根同源，区别是在壮话的音调的差异，正如他书中所说的，我是“布侬“，他为“布调”。值得一提的是，我和他同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广西民族学院，那是广西民族大学的前身。我与他既是师兄弟又是老表，可以算是不远的远房亲戚了。
十年前，我有幸现场聆听了著名作家东西的讲课。记得东西老师有句名言，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努力地用五官以及脊背去感知这个世界 。而对于我来说，我用我的双脚仗量了灵岐河流域的山山水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但灵岐河对我有养育之恩。正如陆寿青老弟在他的散文集里描述的那样。他跨过“岩松”不回头，最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精彩人生路，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家乡的养育。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可是，我们已不是当年少年轻狂。而对于我来说，我也有类似于寿青“岩松"的“岩巴”。与寿青老弟的“岩松”一样，“岩巴“寄托无数父老乡亲的期望，希望自己儿女有朝一日能顺利跨过“岩巴“。相传，过去灵岐河流域的义圩、朔良、那拔一带，流传一句古话，就是说过了“岩巴”就是“成人”了，意思是跨过“岩巴“读书的就是有希望之人！我虽有幸成为顺利过了“岩巴”的人之一，但自己知道那只是人生的一道坎。人的一生，必须在困难面前不畏惧，不断跨过一道道坎，才不会被历史所淘汰。灵岐河的爱情故事，其实也在暗示我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不忘初心，坚守信念，总有一天，会手牵手，再也不分开，过上幸福的生活。
灵岐与灵渠，一个是天华造物，一个是人间伟业。我相信，它们将世间永存！
上一次来到兴安，是6月底，曾写下题为《重游兴安》的小文，内容是：隔月余，再出发，风雨兼程赴湘江；学党史，悟思想，缅怀先烈记初心。北长城，南灵渠，世界奇观气势宏；古四贤，蔭子孙，中华英贤从不缺；酒满杯，一口闷，赛过灵渠树吞碑！
而今，再一次来到兴安，有兄弟情深，有姐妹做伴，一切都很顺意。况且有寿青老弟的散文集相随，书中许多情节，又何尝不是在写我自己的故事呢。
而今晚，兄弟相邀，共聊人生。夜已深，情难却。
只能用一首小诗收拾今晚的心情：
灵岐河水潺潺流，
寿青文集如丝绦。
灵渠枢纽真精巧，
他乡故知共聚聊。
写于2021年9月17日子夜
今天，因公出差桂林市兴安县。说起兴安，今年特别有缘份，几个月之内，竟然三次造访兴安。此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意想到的。
兴安距我的家乡田东县大约660公里。从田东坐动车到南宁再转乘高铁，前后花了近七个小时的时间。虽然所花时间不算短，但并不觉得有多累。要是十年前，来一趟兴安那都累成狗了。
记得第一次来到兴安，已经是2005年的事了。当年带着妻儿，到柳州鹿寨与朋友一家汇合，在鹿寨小住一晚，第二天两家人一起驾车到兴安乐满地开心地游玩了半天。当年年轻气盛，加上是好友相约，一路兴趣盎然，收获甚多。许多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年谁也不会想到，如今高铁都修到了我们的家乡，出门如此之方便。发达的交通路网，把两片红色的士地拉近了许多。
今天所乘坐的复兴号显得高档又舒适，比以往所乘坐的和谐号应该是高出一个档次。有这样舒适又方便的环境，虽然路途遥远，倒不觉有多少疲惫。路过桂林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甜甜的说，已安排车辆到兴安北站接我们。刹那，全身立刻轻松起来，原先的拼车规划也就自动作废了。向窗外望去，月亮已高高挂在空中，在蓝天与云霞的映衬下，格外显眼。此时，我不禁想起，中秋节过几天就到了，不知朋友们是否已准备好过节的物品。
这次外出，虽然路上时间长，但车上的我并不无聊。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手里捧着一本重要的书籍，那是陆寿青老弟的散文集《从家乡出发》。是它，陪我走过千山万水，是它让我忙却舟车劳顿。快速滚动的车轮，把我和书中承载着的许多美妙的关于灵岐河的故事一路远行，带到了兴安。
兴安与田东，没有太多的渊源。但今天，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芒乡红城与红色兴安，紧密地连接起来。北有长城，南有灵渠，兴安有厚重的历史底蕴。而田东，曾名恩隆，有皇恩浩荡之意。没有必要去刻意划分谁的历史更久远。湘江战役，百色起义，都有其不同的历史意义。我要说的是，兴安和田东，都是红色的土地，人们都不应该忘记！正如湘江的啤酒鱼，灵岐河的原味河鲜，味道虽各不相同，但却各有千秋。必须承认，它们都是美味佳肴！
而陆寿青老弟的散文，之所以让我爱不释手。一方面是他文学功底绝对深厚，故事真实，贴近生活，书写精彩，这是大家所共同认可的。而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结。
我出生于田东县朔良镇南立村，与陆寿青老弟的外婆家只是一山之隔，而且我的岳母与他的母亲都是元色村那色人，是姐妹。我们都在灵岐河畔长大，同饮一江水，同食一河鱼。况且，我们在文化上同根同源，区别是在壮话的音调的差异，正如他书中所说的，我是“布侬“，他为“布调”。值得一提的是，我和他同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广西民族学院，那是广西民族大学的前身。我与他既是师兄弟又是老表，可以算是不远的远房亲戚了。
十年前，我有幸现场聆听了著名作家东西的讲课。记得东西老师有句名言，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努力地用五官以及脊背去感知这个世界 。而对于我来说，我用我的双脚仗量了灵岐河流域的山山水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但灵岐河对我有养育之恩。正如陆寿青老弟在他的散文集里描述的那样。他跨过“岩松”不回头，最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精彩人生路，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家乡的养育。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可是，我们已不是当年少年轻狂。而对于我来说，我也有类似于寿青“岩松"的“岩巴”。与寿青老弟的“岩松”一样，“岩巴“寄托无数父老乡亲的期望，希望自己儿女有朝一日能顺利跨过“岩巴“。相传，过去灵岐河流域的义圩、朔良、那拔一带，流传一句古话，就是说过了“岩巴”就是“成人”了，意思是跨过“岩巴“读书的就是有希望之人！我虽有幸成为顺利过了“岩巴”的人之一，但自己知道那只是人生的一道坎。人的一生，必须在困难面前不畏惧，不断跨过一道道坎，才不会被历史所淘汰。灵岐河的爱情故事，其实也在暗示我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不忘初心，坚守信念，总有一天，会手牵手，再也不分开，过上幸福的生活。
灵岐与灵渠，一个是天华造物，一个是人间伟业。我相信，它们将世间永存！
上一次来到兴安，是6月底，曾写下题为《重游兴安》的小文，内容是：隔月余，再出发，风雨兼程赴湘江；学党史，悟思想，缅怀先烈记初心。北长城，南灵渠，世界奇观气势宏；古四贤，蔭子孙，中华英贤从不缺；酒满杯，一口闷，赛过灵渠树吞碑！
而今，再一次来到兴安，有兄弟情深，有姐妹做伴，一切都很顺意。况且有寿青老弟的散文集相随，书中许多情节，又何尝不是在写我自己的故事呢。
而今晚，兄弟相邀，共聊人生。夜已深，情难却。
只能用一首小诗收拾今晚的心情：
灵岐河水潺潺流，
寿青文集如丝绦。
灵渠枢纽真精巧，
他乡故知共聚聊。
写于2021年9月17日子夜
袁科九与他的九幢十三厢
一一传说故事
古城镇大袁社区财住自然村，旧称财住园。坐落古城镇西南，东西走向，面朝南，背靠小龙山南麓，湾陈河从村西流过，注入滁河。该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一块风水宝地。财住园居住的袁氏居民属古城镇袁氏大房公后裔。据“袁氏宗谱”记载，明朝初年袁氏始祖兄弟五人，携家人一道以江苏句容迁往合肥东乡定居。五兄弟分家时，将原来同吃一锅饭的铁锅凿成五块，五兄弟各执一块，并分传给本支的子孙，以防战乱失散年久认家。即把五块锅铁合为一口锅，视为一家人。这就是“破锅袁”的由来。充分体现了袁氏祖先有无穷的智慧。
住在财住园东南头的袁科九，人品极好，憨厚老实，为人做事不挖五盗六，乐施好善，尤其做得一手好豆腐，香、嫩、白净，十里扬名。这天早晨，他早早起床，挑起一担豆腐，跟往日一样上刘兴集赶集。当他走到大袁大冲塘时，四周浓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突然，迎面传来一阵橐橐的马蹄声敲碎了清晨的宁静。只见九个人骑着九匹战马，个个手执马鞭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刚到袁科九身边，领头的勒住缰绳，“吁”的一声，战马“塞”住了前蹄。双手抱拳问道：“请问财住园袁科九家怎么走”？袁科九一听是问路的，还是问自己家的，当时，袁科九就懵住了。不行，这一队人马来路不明，我也不认识，不能暴露自已的身份，让他们前到我家去吧。他边想边放下豆腐担，强按忐忑不安的心，指着远处被浓雾笼罩着的村影，回答道：“过了前面大袁集西嘴子，远处隐隐约约的那棵黄粟头树，就是财住园袁科九家” 。“谢了，老师傅”。说完，个个催动战马，杂沓在晨雾烟尘中。
袁科九看着远去的这队人马，心里犯嘀咕呀，他们找我有什么事呢？难道我违法了，还是……，心里五味杂陈。他担起豆腐担，头也不敢回，一路小跑着往刘兴集赶去。到了集市，他摆好豆腐摊卖起了豆腐。今日卖豆腐跟以往可不一样，以往卖豆腐他总是乐呵呵地招缆着顾客，今日则不安，魂不守舍的，丢三落四的，胡思乱想的，一点精神也没有。少顷，一担豆腐在恍恐不安中卖完了。以往卖完豆腐，他割上斤把肉，打上瓶把酒，挑上担子往家赶。今日，他街东跑到街西，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瞎逛。说白了，不敢回家了，也不知道早上遇到的一队人马是好人还是歹人。到了煮饭时分，赶集的人络络续续都下集。他总不能就待在集上呀。想了想，他还是壮起胆子，挑着担子下集了。
到了家门口，他拐进小巷子，放下担子，硬着头皮爬上墙头，偷偷往家里看，只见前院后院屋里屋外，静悄悄的，并无人马，只有老婆一人在做饭。鸡窝里的老母鸡还在“咯到、咯到”下着蛋呢。他放下心来，跳下墙头，挑着担子，走进家门。他放下担子，冲着妻子，劈头就问“早上有没有人到我家来”。妻子说“没有呀，我今天没有出门呀，怎么回事呀”？袁科九并一五一十地把早上遇到的奇事，向妻子描述了一遍。妻子也很侘异：“这就奇了怪了，到现在我连个人影也未见到呀？”妻子边说边干自己的事情。
袁科九一头雾水，明明一队人马问路，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害得我担心吊担的。他边想边打开后门，径直走进后院。进到后院一看，袁科九大惊失色，连忙招呼妻子：“老婆！快来看唷，发大财了。”妻子听到袁科九喊她，她也不知何故，丢下活计，跑到后院。只见院中的黄粟头树上挂了九根黄灿灿的金鞭。平坦的小院尽隆起九个土包。袁科九和妻子拿来铁锹，逐一挖开九个土包，九缸黄灿灿的金子，呈现在夫妻俩人面前，两人目瞪口呆。袁科九摆上香案，夫妻俩俯身尘埃，跪到嗑头，许上心愿。袁科九一边拜一边想：早晨遇到九匹战马，大概就是这九缸金子，每人手拿马鞭，大概就是这九根金鞭，肯定是财神爷给我送财来的，他千恩万谢！
之后。袁科九并在财住园，盖了一幢九路十三厢，走马转角楼的房子。据传，袁科九盖房子时，到巢湖柘皋耗木头，第一个扛木头的人，进人财住园，后一位扛木头的人，还未走出柘皋集，一路上，一人挨着一个人，你想想有多少人扛木头，规模空前。
现在的财住园东南头，还能看到袁科九当前走马转角楼的遗迹。
一一传说故事
古城镇大袁社区财住自然村，旧称财住园。坐落古城镇西南，东西走向，面朝南，背靠小龙山南麓，湾陈河从村西流过，注入滁河。该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一块风水宝地。财住园居住的袁氏居民属古城镇袁氏大房公后裔。据“袁氏宗谱”记载，明朝初年袁氏始祖兄弟五人，携家人一道以江苏句容迁往合肥东乡定居。五兄弟分家时，将原来同吃一锅饭的铁锅凿成五块，五兄弟各执一块，并分传给本支的子孙，以防战乱失散年久认家。即把五块锅铁合为一口锅，视为一家人。这就是“破锅袁”的由来。充分体现了袁氏祖先有无穷的智慧。
住在财住园东南头的袁科九，人品极好，憨厚老实，为人做事不挖五盗六，乐施好善，尤其做得一手好豆腐，香、嫩、白净，十里扬名。这天早晨，他早早起床，挑起一担豆腐，跟往日一样上刘兴集赶集。当他走到大袁大冲塘时，四周浓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突然，迎面传来一阵橐橐的马蹄声敲碎了清晨的宁静。只见九个人骑着九匹战马，个个手执马鞭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刚到袁科九身边，领头的勒住缰绳，“吁”的一声，战马“塞”住了前蹄。双手抱拳问道：“请问财住园袁科九家怎么走”？袁科九一听是问路的，还是问自己家的，当时，袁科九就懵住了。不行，这一队人马来路不明，我也不认识，不能暴露自已的身份，让他们前到我家去吧。他边想边放下豆腐担，强按忐忑不安的心，指着远处被浓雾笼罩着的村影，回答道：“过了前面大袁集西嘴子，远处隐隐约约的那棵黄粟头树，就是财住园袁科九家” 。“谢了，老师傅”。说完，个个催动战马，杂沓在晨雾烟尘中。
袁科九看着远去的这队人马，心里犯嘀咕呀，他们找我有什么事呢？难道我违法了，还是……，心里五味杂陈。他担起豆腐担，头也不敢回，一路小跑着往刘兴集赶去。到了集市，他摆好豆腐摊卖起了豆腐。今日卖豆腐跟以往可不一样，以往卖豆腐他总是乐呵呵地招缆着顾客，今日则不安，魂不守舍的，丢三落四的，胡思乱想的，一点精神也没有。少顷，一担豆腐在恍恐不安中卖完了。以往卖完豆腐，他割上斤把肉，打上瓶把酒，挑上担子往家赶。今日，他街东跑到街西，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瞎逛。说白了，不敢回家了，也不知道早上遇到的一队人马是好人还是歹人。到了煮饭时分，赶集的人络络续续都下集。他总不能就待在集上呀。想了想，他还是壮起胆子，挑着担子下集了。
到了家门口，他拐进小巷子，放下担子，硬着头皮爬上墙头，偷偷往家里看，只见前院后院屋里屋外，静悄悄的，并无人马，只有老婆一人在做饭。鸡窝里的老母鸡还在“咯到、咯到”下着蛋呢。他放下心来，跳下墙头，挑着担子，走进家门。他放下担子，冲着妻子，劈头就问“早上有没有人到我家来”。妻子说“没有呀，我今天没有出门呀，怎么回事呀”？袁科九并一五一十地把早上遇到的奇事，向妻子描述了一遍。妻子也很侘异：“这就奇了怪了，到现在我连个人影也未见到呀？”妻子边说边干自己的事情。
袁科九一头雾水，明明一队人马问路，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害得我担心吊担的。他边想边打开后门，径直走进后院。进到后院一看，袁科九大惊失色，连忙招呼妻子：“老婆！快来看唷，发大财了。”妻子听到袁科九喊她，她也不知何故，丢下活计，跑到后院。只见院中的黄粟头树上挂了九根黄灿灿的金鞭。平坦的小院尽隆起九个土包。袁科九和妻子拿来铁锹，逐一挖开九个土包，九缸黄灿灿的金子，呈现在夫妻俩人面前，两人目瞪口呆。袁科九摆上香案，夫妻俩俯身尘埃，跪到嗑头，许上心愿。袁科九一边拜一边想：早晨遇到九匹战马，大概就是这九缸金子，每人手拿马鞭，大概就是这九根金鞭，肯定是财神爷给我送财来的，他千恩万谢！
之后。袁科九并在财住园，盖了一幢九路十三厢，走马转角楼的房子。据传，袁科九盖房子时，到巢湖柘皋耗木头，第一个扛木头的人，进人财住园，后一位扛木头的人，还未走出柘皋集，一路上，一人挨着一个人，你想想有多少人扛木头，规模空前。
现在的财住园东南头，还能看到袁科九当前走马转角楼的遗迹。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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