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好人# 【商丘好人｜社会道德基础就应当这样构筑和抬升】作者简介：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正师职研究员。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轮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全军统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家，是泰山学者特聘专家。担任了人民大学、兰州大学等数十家院校的客座教授、顾问，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中青年专家，入选全军首批创新型人才，入选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先后获人民网“2012年度、2013年度最受欢迎十大访谈嘉宾”，新浪网“2013年度最有价值专栏作家”。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案例分享|在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相对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不能对抗在先取得的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
在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相对人明知商标权人和在先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相对人未解除在先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仍和商标权人签订许可合同，导致先后两个独占许可合同的许可期间存在重叠的，在后合同并非无效，但在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相对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不能依据在后合同获得商标的许可使用权，在先取得的独占许可使用权可以对抗在后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关系。
现将上海帕弗洛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艺想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被告毕加索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一案整理如下：
案情简介
原告上海帕弗洛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帕弗洛公司)因与被告上海艺想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想公司)、被告毕加索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加索公司)发生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帕弗洛公司、艺想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30日进行了审理。
一审法院观点
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观点
（一）原告帕弗洛公司获得了涉案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
三方协议书、商标注册证明、被告毕加索公司出具的授权证明书和毕加索公司与帕弗洛公司所签订的授权契约书等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反映出涉案商标由台湾帕弗洛公司从毕加索公司处获得授权后转授权给帕弗洛公司使用的事实。毕加索公司在书面答辩意见中也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帕弗洛公司获得涉案商标使用权的合同关系真实有效。根据毕加索公司的书面答辩意见，确认其所出具的两份授权证明书系真实有效，而2008年9月8日其所出具的第二份授权证明书载明“权利内容：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制造与销售”，可以表明商标权利人授权帕弗洛公司使用涉案商标的授权方式符合我国商标法律规定的独占实施许可方式。因此，帕弗洛公司在2008年9月10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享有涉案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
（二）本案系争合同不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无效合同
被告毕加索公司和被告艺想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两份合同所指向的商标使用许可关系真实存在，艺想公司亦支付了部分商标使用费作为对价。因此，艺想公司签订系争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取涉案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艺想公司虽然曾经实施过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其通过与商标权利人订立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获取涉案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后，在其产品上使用涉案商标并不构成商标仿冒行为，也不必然构成对原告帕弗洛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因此，艺想公司签订系争合同的目的并非出于损害帕弗洛公司的合法权益，也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的主观恶意。艺想公司在与毕加索公司进行合同磋商时得知帕弗洛公司享有独占许可使用权的事实，但已经要求毕加索公司撤销其与帕弗洛公司的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故不能仅因艺想公司明知帕弗洛公司享有独占许可使用权的事实就认定其具有损害帕弗洛公司利益的主观恶意。毕加索公司作为商标权人，在涉案商标已经授权帕弗洛公司独占实施期间内，擅自与艺想公司签订新的独占实施许可合同，致使帕弗洛公司作为独占许可使用权人无法正常使用涉案商标，帕弗洛公司可以按照其与毕加索公司之间的相关合同约定维护其合法权益。“系争合同特别设置了针对帕弗洛公司不允许一方私自和解的条款”系艺想公司为保护自身合同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并不能证实其有损害帕弗洛公司合法利益的主观恶意。艺想公司在与毕加索公司签订了独占实施使用合同并支付了相应独占实施许可费用后，作为涉案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人向工商行政部门提出投诉并非恶意损害帕弗洛公司合法利益的行为。毕加索公司、艺想公司投诉书内容相似亦不能证实两者具有合意损害帕弗洛公司利益的行为事实。
（三）系争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原告帕弗洛公司所主张的商标法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一项的内容是对我国商标法所规定的三种商标使用许可方式的定义，不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因此，系争合同的订立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帕弗洛公司据此主张系争合同无效，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审法院观点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观点：
（一）上诉人艺想公司与被上诉人毕加索公司于2012年2月签订的系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
关于艺想公司与毕加索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并导致合同无效的问题，首先，艺想公司与上诉人帕弗洛公司生产销售类似书写工具产品，在同一市场展开竞争，且毕加索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中称已将其与帕弗洛公司的商标使用许可情况告知艺想公司；其次，艺想公司与毕加索公司在商标局2012年3月13日公告终止备案之前的2012年2月16日即签订系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虽然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于2012年1月1日终止，但并无证据表明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的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关系已经解除，不能仅依据备案之终止而推定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之解除；再者，艺想公司亦表示其知悉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之间的涉案商标使用许可关系。据此，可以认定艺想公司在与毕加索公司签订系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时，知晓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之间存在涉案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关系，因而在重复授权情况下，艺想公司并不属于在后被授权之善意第三人。
（二）上诉人艺想公司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仅意味着其对被上诉人毕加索公司与上诉人帕弗洛公司之间的涉案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关系是知情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与毕加索公司间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第三人利益之行为。
从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看，既需证明主观上存在加害故意，又需证明客观上存在串通行为。本案中尚无充分证据证明艺想公司有加害帕弗洛公司的主观恶意，亦无证据证明艺想公司和毕加索公司间存在串通行为，因此难以认定此种合同行为属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之行为。
（三）本案中上诉人艺想公司与被上诉人毕加索公司之间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已成立并生效，但合同已生效并不等于合同已被实际履行。
首先，艺想公司、毕加索公司均知悉上诉人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就涉案商标存在的独占使用许可关系，艺想公司相对于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之间的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关系而言，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其次，毕加索公司与帕弗洛公司之间就涉案商标存在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关系，且该独占使用许可合同正常履行，虽然毕加索公司与帕弗洛公司之间的涉案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于2012年1月1日终止，但在无证据表明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的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已被解除的情况下，应认定该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关系依然存续。由于艺想公司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因此帕弗洛公司依据其与毕加索公司间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取得的涉案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可以对抗艺想公司与毕加索公司之间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关系。鉴于毕加索公司实际上并未履行其与艺想公司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之义务，艺想公司也就不能据此系争合同获得涉案商标的使用权。由此，帕弗洛公司依据在先的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已经形成的商标使用的状态，应认定未被在后的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关系所打破，否则将有悖公平诚信原则、扰乱商标使用秩序并最终有损相关消费者利益。
#天猫超级品牌日# https://t.cn/RI9RdU5
在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相对人明知商标权人和在先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相对人未解除在先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仍和商标权人签订许可合同，导致先后两个独占许可合同的许可期间存在重叠的，在后合同并非无效，但在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相对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不能依据在后合同获得商标的许可使用权，在先取得的独占许可使用权可以对抗在后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关系。
现将上海帕弗洛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艺想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被告毕加索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一案整理如下：
案情简介
原告上海帕弗洛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帕弗洛公司)因与被告上海艺想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想公司)、被告毕加索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加索公司)发生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帕弗洛公司、艺想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30日进行了审理。
一审法院观点
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观点
（一）原告帕弗洛公司获得了涉案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
三方协议书、商标注册证明、被告毕加索公司出具的授权证明书和毕加索公司与帕弗洛公司所签订的授权契约书等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反映出涉案商标由台湾帕弗洛公司从毕加索公司处获得授权后转授权给帕弗洛公司使用的事实。毕加索公司在书面答辩意见中也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帕弗洛公司获得涉案商标使用权的合同关系真实有效。根据毕加索公司的书面答辩意见，确认其所出具的两份授权证明书系真实有效，而2008年9月8日其所出具的第二份授权证明书载明“权利内容：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制造与销售”，可以表明商标权利人授权帕弗洛公司使用涉案商标的授权方式符合我国商标法律规定的独占实施许可方式。因此，帕弗洛公司在2008年9月10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享有涉案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
（二）本案系争合同不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无效合同
被告毕加索公司和被告艺想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两份合同所指向的商标使用许可关系真实存在，艺想公司亦支付了部分商标使用费作为对价。因此，艺想公司签订系争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取涉案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艺想公司虽然曾经实施过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其通过与商标权利人订立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获取涉案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后，在其产品上使用涉案商标并不构成商标仿冒行为，也不必然构成对原告帕弗洛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因此，艺想公司签订系争合同的目的并非出于损害帕弗洛公司的合法权益，也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的主观恶意。艺想公司在与毕加索公司进行合同磋商时得知帕弗洛公司享有独占许可使用权的事实，但已经要求毕加索公司撤销其与帕弗洛公司的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故不能仅因艺想公司明知帕弗洛公司享有独占许可使用权的事实就认定其具有损害帕弗洛公司利益的主观恶意。毕加索公司作为商标权人，在涉案商标已经授权帕弗洛公司独占实施期间内，擅自与艺想公司签订新的独占实施许可合同，致使帕弗洛公司作为独占许可使用权人无法正常使用涉案商标，帕弗洛公司可以按照其与毕加索公司之间的相关合同约定维护其合法权益。“系争合同特别设置了针对帕弗洛公司不允许一方私自和解的条款”系艺想公司为保护自身合同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并不能证实其有损害帕弗洛公司合法利益的主观恶意。艺想公司在与毕加索公司签订了独占实施使用合同并支付了相应独占实施许可费用后，作为涉案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人向工商行政部门提出投诉并非恶意损害帕弗洛公司合法利益的行为。毕加索公司、艺想公司投诉书内容相似亦不能证实两者具有合意损害帕弗洛公司利益的行为事实。
（三）系争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原告帕弗洛公司所主张的商标法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一项的内容是对我国商标法所规定的三种商标使用许可方式的定义，不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因此，系争合同的订立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帕弗洛公司据此主张系争合同无效，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审法院观点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观点：
（一）上诉人艺想公司与被上诉人毕加索公司于2012年2月签订的系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
关于艺想公司与毕加索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并导致合同无效的问题，首先，艺想公司与上诉人帕弗洛公司生产销售类似书写工具产品，在同一市场展开竞争，且毕加索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中称已将其与帕弗洛公司的商标使用许可情况告知艺想公司；其次，艺想公司与毕加索公司在商标局2012年3月13日公告终止备案之前的2012年2月16日即签订系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虽然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于2012年1月1日终止，但并无证据表明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的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关系已经解除，不能仅依据备案之终止而推定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之解除；再者，艺想公司亦表示其知悉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之间的涉案商标使用许可关系。据此，可以认定艺想公司在与毕加索公司签订系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时，知晓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之间存在涉案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关系，因而在重复授权情况下，艺想公司并不属于在后被授权之善意第三人。
（二）上诉人艺想公司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仅意味着其对被上诉人毕加索公司与上诉人帕弗洛公司之间的涉案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关系是知情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与毕加索公司间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第三人利益之行为。
从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看，既需证明主观上存在加害故意，又需证明客观上存在串通行为。本案中尚无充分证据证明艺想公司有加害帕弗洛公司的主观恶意，亦无证据证明艺想公司和毕加索公司间存在串通行为，因此难以认定此种合同行为属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之行为。
（三）本案中上诉人艺想公司与被上诉人毕加索公司之间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已成立并生效，但合同已生效并不等于合同已被实际履行。
首先，艺想公司、毕加索公司均知悉上诉人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就涉案商标存在的独占使用许可关系，艺想公司相对于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之间的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关系而言，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其次，毕加索公司与帕弗洛公司之间就涉案商标存在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关系，且该独占使用许可合同正常履行，虽然毕加索公司与帕弗洛公司之间的涉案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于2012年1月1日终止，但在无证据表明帕弗洛公司与毕加索公司的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已被解除的情况下，应认定该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关系依然存续。由于艺想公司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因此帕弗洛公司依据其与毕加索公司间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取得的涉案商标独占许可使用权，可以对抗艺想公司与毕加索公司之间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关系。鉴于毕加索公司实际上并未履行其与艺想公司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之义务，艺想公司也就不能据此系争合同获得涉案商标的使用权。由此，帕弗洛公司依据在先的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已经形成的商标使用的状态，应认定未被在后的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关系所打破，否则将有悖公平诚信原则、扰乱商标使用秩序并最终有损相关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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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恬
【妙恬释义】
自然万物，唯【妙】不可尽言，亦唯【妙】尽可言之
故自然唯【妙】；唯【妙】，妙不可言！水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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