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2025年生物经济总规模将达到4200亿元以上】#龙江生物经济腾飞号即刻出发#
30日上午，黑龙江省“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和《黑龙江省支持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解读新闻发布会举行。会上，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芦玉春做了主旨介绍。
芦玉春说，黑龙江省具备发展生物经济的资源、创新、产业、应用场景等优势，拥有雄厚的发展基础和极大的发展潜力。黑龙江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农业生物质资源全国第一。汇集了一批生物技术领域的顶尖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哈兽研专业研究全国领先。具备深厚的生物产业基础，哈尔滨市生物医药产业入选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黑龙江省还是全国最大生物发酵氨基酸和生物质燃料乙醇生产基地。发展生物经济，黑龙江省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大有可为，必有可为，必须为之。
芦玉春介绍，《黑龙江省“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共分为7个部分，从发展基础和面临形势、规划总体要求、坚持创新驱动、优化空间布局、构建产业体系、畅通发展路径、强化支撑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规划。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突出目标引领，加快推进生物经济倍增式发展。《规划》确定的黑龙江省生物经济发展主要目标是，经济规模迈上新台阶，成为黑龙江省战略性主导产业。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产业自主创新体系基本建立。产业融合实现新跨越，形成产业链齐全、配套完善的生物产业集群，到2025年全省生物经济总规模将达到4200亿元以上，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0%。
二是坚持创新驱动，部署抢占科技制高点。《规划》将科技创新放在各项任务最前面，提出从五个领域强化创新平台建设，从三个方面加快创新队伍培育，着力打造生物科技进步“新支点”和“动力源”。锚定生物科技前沿方向和市场需求，《规划》强调，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基础研究，开展前沿技术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力争在新一代基因组及操作技术研究、干细胞颠覆性技术研究等13个领域实现突破。
三是聚焦“无中生有、有中生优”，规划构建现代生物产业体系。《规划》紧紧抓住生物经济发展国际趋势、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深入研究“无”如何“招鸾引凤”，“有”怎样“锦上添花”，系统谋划了生物经济发展方向和任务，推动生物经济迈上新台阶，闯出新高度，实现新跨越。围绕打造千亿级国家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培育壮大生物医药、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寒地龙药和特医食品产业链。聚焦做大做强千亿级国际领先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生物发酵、生物基材料、合成生物产业链。立足构建千亿级龙江特色生物农业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生物育种、兽用生物制品和黑土地生物保护产业链。围绕建设百亿级生物能源、生物环保和生物医学工程产业示范基地，同步谋划了生物燃料、水污染生物治理、生物诊疗设备等9个产业链。
四是坚持因地制宜，优化生物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为统筹推进全省生物经济协调发展，《规划》提出了“一极、两区、一带”生物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一极”就是哈尔滨生物产业引领极。重点建设千亿级哈尔滨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和百亿级哈兽研国际生物谷，做强做优国家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示范区，将哈尔滨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东北亚区域带动力的生物经济新高地。“两区”就是松嫩平原生物产业核心区和泛三江平原生物产业示范区。要立足齐齐哈尔、大庆、绥化等地生物资源优势，打造特色精品生物园区，建设松嫩平原生物产业核心区。要聚焦牡丹江、佳木斯和四煤城在中药材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创建一批国家级、省级中药材特优区，建成生物医药、生物制造产业基地。“一带”就是林区寒地生物产业带。以大小兴安岭林区为重点，加快中药材、生物林业和生物农业产业发展，把“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
为保障《规划》实施，黑龙江配套制定了20条具体支持政策，真金白银扶持企业。共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支持开展科技创新。对国家级创新平台及其分支机构、省级创新平台和符合条件的研发机构，分别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对解决重点领域“卡脖子”难题明确给予奖励。二是支持壮大产业集群。对建立的国家级、省级生物产业战略联盟给予资金支持。对取得生物医药产品和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并首次在黑龙江省生产，或盘活省内闲置品种的企业，以及以黑龙江省道地大宗药材为主要原料的新投产项目明确了奖励标准。三是支持培育市场主体。对到黑龙江省设立总部的头部企业，明确了奖励金额和奖励时限。对于进入“独角兽”和“瞪羚”的企业给予特殊奖励。对开展产业链招商、存量企业扩大投资、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等分别给予激励政策。四是支持强化基础保障。要利用专项资金和政府债券支持生物产业园区建设，对租用园区厂房的在租金上给予灵活政策，还在生产要素保障和多元化融资支持等方面进行了政策安排。五是支持优化产业生态。对鼓励企业拓宽销售渠道、支持省内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推动自贸片区制度创新、建设国际科研平台等方面明确了支持措施。
30日上午，黑龙江省“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和《黑龙江省支持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解读新闻发布会举行。会上，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芦玉春做了主旨介绍。
芦玉春说，黑龙江省具备发展生物经济的资源、创新、产业、应用场景等优势，拥有雄厚的发展基础和极大的发展潜力。黑龙江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农业生物质资源全国第一。汇集了一批生物技术领域的顶尖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哈兽研专业研究全国领先。具备深厚的生物产业基础，哈尔滨市生物医药产业入选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黑龙江省还是全国最大生物发酵氨基酸和生物质燃料乙醇生产基地。发展生物经济，黑龙江省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大有可为，必有可为，必须为之。
芦玉春介绍，《黑龙江省“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共分为7个部分，从发展基础和面临形势、规划总体要求、坚持创新驱动、优化空间布局、构建产业体系、畅通发展路径、强化支撑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规划。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突出目标引领，加快推进生物经济倍增式发展。《规划》确定的黑龙江省生物经济发展主要目标是，经济规模迈上新台阶，成为黑龙江省战略性主导产业。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产业自主创新体系基本建立。产业融合实现新跨越，形成产业链齐全、配套完善的生物产业集群，到2025年全省生物经济总规模将达到4200亿元以上，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0%。
二是坚持创新驱动，部署抢占科技制高点。《规划》将科技创新放在各项任务最前面，提出从五个领域强化创新平台建设，从三个方面加快创新队伍培育，着力打造生物科技进步“新支点”和“动力源”。锚定生物科技前沿方向和市场需求，《规划》强调，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基础研究，开展前沿技术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力争在新一代基因组及操作技术研究、干细胞颠覆性技术研究等13个领域实现突破。
三是聚焦“无中生有、有中生优”，规划构建现代生物产业体系。《规划》紧紧抓住生物经济发展国际趋势、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深入研究“无”如何“招鸾引凤”，“有”怎样“锦上添花”，系统谋划了生物经济发展方向和任务，推动生物经济迈上新台阶，闯出新高度，实现新跨越。围绕打造千亿级国家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培育壮大生物医药、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寒地龙药和特医食品产业链。聚焦做大做强千亿级国际领先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生物发酵、生物基材料、合成生物产业链。立足构建千亿级龙江特色生物农业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生物育种、兽用生物制品和黑土地生物保护产业链。围绕建设百亿级生物能源、生物环保和生物医学工程产业示范基地，同步谋划了生物燃料、水污染生物治理、生物诊疗设备等9个产业链。
四是坚持因地制宜，优化生物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为统筹推进全省生物经济协调发展，《规划》提出了“一极、两区、一带”生物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一极”就是哈尔滨生物产业引领极。重点建设千亿级哈尔滨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和百亿级哈兽研国际生物谷，做强做优国家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示范区，将哈尔滨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东北亚区域带动力的生物经济新高地。“两区”就是松嫩平原生物产业核心区和泛三江平原生物产业示范区。要立足齐齐哈尔、大庆、绥化等地生物资源优势，打造特色精品生物园区，建设松嫩平原生物产业核心区。要聚焦牡丹江、佳木斯和四煤城在中药材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创建一批国家级、省级中药材特优区，建成生物医药、生物制造产业基地。“一带”就是林区寒地生物产业带。以大小兴安岭林区为重点，加快中药材、生物林业和生物农业产业发展，把“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
为保障《规划》实施，黑龙江配套制定了20条具体支持政策，真金白银扶持企业。共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支持开展科技创新。对国家级创新平台及其分支机构、省级创新平台和符合条件的研发机构，分别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对解决重点领域“卡脖子”难题明确给予奖励。二是支持壮大产业集群。对建立的国家级、省级生物产业战略联盟给予资金支持。对取得生物医药产品和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并首次在黑龙江省生产，或盘活省内闲置品种的企业，以及以黑龙江省道地大宗药材为主要原料的新投产项目明确了奖励标准。三是支持培育市场主体。对到黑龙江省设立总部的头部企业，明确了奖励金额和奖励时限。对于进入“独角兽”和“瞪羚”的企业给予特殊奖励。对开展产业链招商、存量企业扩大投资、重点产业项目建设等分别给予激励政策。四是支持强化基础保障。要利用专项资金和政府债券支持生物产业园区建设，对租用园区厂房的在租金上给予灵活政策，还在生产要素保障和多元化融资支持等方面进行了政策安排。五是支持优化产业生态。对鼓励企业拓宽销售渠道、支持省内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推动自贸片区制度创新、建设国际科研平台等方面明确了支持措施。
【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 编者的话：美国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煽风点火。眼见火起，华盛顿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场”，生怕烧到自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一颗火星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纷纷围过来往洞里瞧，想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遮掩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军事生物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合理要求不会被美国所接受，因为美国推动生物武器的研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知在持续加深。我们只有理清美国对生物武器深度认知的过程，才能透过纷纷杂杂的事件以及真真假假的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明白美国“欲罢不能”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文章来源：中国能源报/仲蕊，上海证券报，高工氢电等网络公开资料，小易说氢能编辑整理
当前，在政策和市场双驱动下，氢能产业火热发展，带动了制氢环节的快速成长，设备企业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按照制氢的清洁程度，可将得到的氢气分为灰氢、蓝氢、绿氢，理论上绿氢才是未来真正的清洁能源，在制氢环节，电价和电解设备是导致当前绿氢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二者的成本占比分别达到50%和40%，电解槽是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制氢的关键装备，在制氢系统总成本中的占比近50%。
8月28日，隆基股份与中国化学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10万千瓦电解水制氢设备采购合同，引发业内关注。电解水制氢是重要的制取绿氢的方法，在充满电解液的电解槽中通入直流电，水分子在电极上发生电化学反应，即可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整个过程可实现零排放。 电解水制氢规模的提升，使电解槽市场迅速增长。据记者了解，包括氢能电堆企业在内的很多生产商考虑切入电解槽等设备线。“电解槽是电解水制氢的一个基本装备或技术装备。随着氢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制氢端的不足或成为卡脖子工程。而电解水本身是电堆的一个反向原理，所以电堆企业认为自身的技术和产品可以涉及这块。”一位氢能龙头上市公司负责人表示。上述人士也提到，“电堆企业如果要切入电解槽领域，首先必须解决膜电极的问题。”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未来电解槽的成本与性能有较大提升空间，企业纷纷涉及电解槽生产线，行业竞争也将对这个领域格局产生影响。
中国氢能产业协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氢气产量同比去年增加了 25%，其中利用新能源制氢的比例同比提高了30%。彭博新能源财经在最新的氢能市场展望中预测，由于我国上半年氢气产量的惊人增长，电解槽市场今年将翻一番，到2022年将翻四倍，达到180万千瓦以上，并且预计中国将占全球电解槽装机容量的60%-63%。
市场需求扩大
“目前，电解槽市场非常火爆，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国内一家电解槽供应商对记者表示。该供应商认为，氢能产业利好政策频出，让产业链中重要的制氢端成为投资热点，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更是让绿氢成为减碳脱碳的重要途径。
718所上半年在国内电解水制氢设备领域的市场占有率颇高，客户包括壳牌、国家能源、协鑫、宝武清能等，目前手上订单饱满，如6月中旬，其就已获得张家口等10家气象局的电解制氢设备意向订单，项目总预算金额为844.2万元。基于电解水制氢设备良好的市场前景，718所已扩容新建2大厂房，新厂房碱水电解设备年产能350台/套，PEM电解水制氢设备年产能120台/套。
考克利尔竞立1000Nm³/h水电解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并有较高市场占有率。宝丰能源“国家级太阳能电解水制氢综合示范项目”今年4月开建，考克利尔竞立确定为其提供22台1000Nm³/h电解制氢设备；近日其又为法国液化空气集团提供5台功能定制化设备，目前已有1台1000Nm³/h电解制氢设备完成验收，8月会再交付2台。公司市场订单也是非常可观。
山东赛克赛斯上半年电解水制氢设备的销售额已达到4000万元，小型PEM电解水制氢装置销量达1500台；大型设备订单持续不断，包括出口伊朗。“今年到现在一直没闲着，订单非常火爆，PEM电解水制氢设备有一个月的时间甚至供不应求。”该公司工程部总监侯力军说。
其他企业，光伏巨头之一阳光电源在今年3月发布了发布国内首款、最大功率SEP50PEM制氢电解槽。该PEM制氢电解槽核心部件均为国产。为了配合市场需求，阳光电源已开始规划建设全自动化电解槽组装生产线。
“2020年，绿氢成为多国首选的未来绿色燃料，多国宣布重金投资氢能产业，总额超过1500亿美元、超过7000万千瓦的绿氢项目正在开发之中。水电解制氢技术作为制取氢气的重要方法，尤其利用可再生能源电解制氢是目前规模化制取绿氢的唯一方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一位制氢设备技术专家对记者表示。与订单“火爆”相应，对电解水制氢设备领域展开布局的企业也在持续增多（如下图）。今年以来，基本每个月都有背景强大或资金雄厚的企业高调入局。
“事实上，除了氢燃料电池等氢能交通领域，氢气应用端还包括将氢气作为化工原料投入到化工生产中、或作为还原剂进行氢能冶金等。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让越来越多的大型能源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氢气，大举布局制氢产业线，主动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替代煤化工制氢、天然气裂解制氢等传统制氢方式，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海鹏指出。与此同时，氢能产业利好政策不断释放，产业发展势头火热，甚至出现企业“沾氢即火”现象。李海鹏说：“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越来越低，制氢经济性亦初步显现。多重因素影响下，制氢端获得更多重视，氢气需求飙升，电解槽这样的制氢设备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
成本不断下降
据《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预测，到2050年，氢能在中国能源体系中的占比约为10%，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将成为有效供氢主体，吸引多家企业大举布局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产线。“我国发展绿氢具备良好的资源禀赋，随着碳排放成本的提高和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进步与规模扩大，其发电成本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同时，我国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为发展绿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上述专家表示。在绿氢发展呼声高涨背景下，电解水制氢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与之相应的电解水制氢设备市场也整体向好。就今年上半年而言，宣布投建电解水制氢项目的就有晶科能源、亿利集团、天合光能、协鑫集团等。每一家企业“卡位”，都意味释放出数台甚至数十台的市场订单。整体市场需求不容小觑。 此外，双碳目标下，煤化工、石油精炼等企业急需进行战略转型，需要实现能源的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引进电解水制氢与原有的产业链进行有效融合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环保效益的双赢。 宝丰能源“国家级太阳能电解水制氢综合示范项目”即是一个有力说明。该项目负责人王箕嵘表示，该项目引进了单套产能1000Nm³/h的电解水制氢设备全部投产后，项目将每年可减少煤炭资源消耗25.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4.5万吨。未来，宝丰能源将继续扩大光伏发电及电解水制氢规模。 今年5月，河钢集团在张家口启动河钢宣钢氢能源开发和利用工程示范项目。项目二期工程充分利用能源优势，引进电解水设备，真正实现还原过程零碳排放。 “这样的企业还会越来越多。双碳目标下国内煤化工、石油精炼等企业陆续进行战略转型，极大地拉动电解水制氢设备的出货规模。”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光伏巨头隆基也宣布进军氢能产业，大力发展光伏制氢。
万联证券指出，由于电费占整个水电解制氢生产费用的80%左右，因此水电解制氢成本的关键在于耗能问题。对此，上述专家表示，水电解制取氢气的成本包括设备制造成本和运行过程中的电费，前期投入成本主要是水电解制氢设备的制造成本，随着电解槽关键技术的不断成熟，能耗和设备价格也将不断下降，可直接改善水电解制氢的成本。“电解槽设备成本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将在2030年前下降60%-80%，其制氢系统的耗电量和运维成本也将随之降低。”上述专家表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降低，5-10年内，电解水制氢成本将降至20元/千克以内，具备经济性。按照目前碳配额试行市场40元/吨的交易价格计算，煤制氢需要增加0.1元/立方米的氢气碳配额成本。因此，当碳配额交易价格达到200元/吨时，绿氢成本将和灰氢持平。
储运仍是难题
“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中心与负荷中心呈逆向分布，国内缺乏低成本的高密度储运技术，进而限制了我国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制氢潜力。”上述专家坦言，氢的储存和运输高度依赖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难点。国内以高压气态储氢为主，相较于低温液态储氢，高压气态储氢在长距离运输上十分不具有优势，因此大力发展液氢技术和输氢管道等装备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国网能源研究院数据，2019年我国陆上风电度电成本约0.315-0.565元/千瓦时，且在未来仍有一定的下降空间，预计到2025年度电成本在0.245-0.512元/每千瓦时。基于此，上述专家补充称，就地制氢也是解决长距离运输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用氢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利用海上可再生能源制氢是一种很有前景的制氢技术路径，同时也可避免氢气长距离运输。“市场热的现状下，冷思考必不可少。”李海鹏提醒称，对制氢端而言，电解槽作为化工类设备，工况复杂，涉及到电化学、机械、化工等专业领域，因此不能仅仅依赖需求增长，而应继续深耕技术，才能实现电解槽设备的大规模技术进步。 https://t.cn/RTv4Kyo
当前，在政策和市场双驱动下，氢能产业火热发展，带动了制氢环节的快速成长，设备企业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按照制氢的清洁程度，可将得到的氢气分为灰氢、蓝氢、绿氢，理论上绿氢才是未来真正的清洁能源，在制氢环节，电价和电解设备是导致当前绿氢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二者的成本占比分别达到50%和40%，电解槽是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制氢的关键装备，在制氢系统总成本中的占比近50%。
8月28日，隆基股份与中国化学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10万千瓦电解水制氢设备采购合同，引发业内关注。电解水制氢是重要的制取绿氢的方法，在充满电解液的电解槽中通入直流电，水分子在电极上发生电化学反应，即可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整个过程可实现零排放。 电解水制氢规模的提升，使电解槽市场迅速增长。据记者了解，包括氢能电堆企业在内的很多生产商考虑切入电解槽等设备线。“电解槽是电解水制氢的一个基本装备或技术装备。随着氢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制氢端的不足或成为卡脖子工程。而电解水本身是电堆的一个反向原理，所以电堆企业认为自身的技术和产品可以涉及这块。”一位氢能龙头上市公司负责人表示。上述人士也提到，“电堆企业如果要切入电解槽领域，首先必须解决膜电极的问题。”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未来电解槽的成本与性能有较大提升空间，企业纷纷涉及电解槽生产线，行业竞争也将对这个领域格局产生影响。
中国氢能产业协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氢气产量同比去年增加了 25%，其中利用新能源制氢的比例同比提高了30%。彭博新能源财经在最新的氢能市场展望中预测，由于我国上半年氢气产量的惊人增长，电解槽市场今年将翻一番，到2022年将翻四倍，达到180万千瓦以上，并且预计中国将占全球电解槽装机容量的60%-63%。
市场需求扩大
“目前，电解槽市场非常火爆，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国内一家电解槽供应商对记者表示。该供应商认为，氢能产业利好政策频出，让产业链中重要的制氢端成为投资热点，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更是让绿氢成为减碳脱碳的重要途径。
718所上半年在国内电解水制氢设备领域的市场占有率颇高，客户包括壳牌、国家能源、协鑫、宝武清能等，目前手上订单饱满，如6月中旬，其就已获得张家口等10家气象局的电解制氢设备意向订单，项目总预算金额为844.2万元。基于电解水制氢设备良好的市场前景，718所已扩容新建2大厂房，新厂房碱水电解设备年产能350台/套，PEM电解水制氢设备年产能120台/套。
考克利尔竞立1000Nm³/h水电解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并有较高市场占有率。宝丰能源“国家级太阳能电解水制氢综合示范项目”今年4月开建，考克利尔竞立确定为其提供22台1000Nm³/h电解制氢设备；近日其又为法国液化空气集团提供5台功能定制化设备，目前已有1台1000Nm³/h电解制氢设备完成验收，8月会再交付2台。公司市场订单也是非常可观。
山东赛克赛斯上半年电解水制氢设备的销售额已达到4000万元，小型PEM电解水制氢装置销量达1500台；大型设备订单持续不断，包括出口伊朗。“今年到现在一直没闲着，订单非常火爆，PEM电解水制氢设备有一个月的时间甚至供不应求。”该公司工程部总监侯力军说。
其他企业，光伏巨头之一阳光电源在今年3月发布了发布国内首款、最大功率SEP50PEM制氢电解槽。该PEM制氢电解槽核心部件均为国产。为了配合市场需求，阳光电源已开始规划建设全自动化电解槽组装生产线。
“2020年，绿氢成为多国首选的未来绿色燃料，多国宣布重金投资氢能产业，总额超过1500亿美元、超过7000万千瓦的绿氢项目正在开发之中。水电解制氢技术作为制取氢气的重要方法，尤其利用可再生能源电解制氢是目前规模化制取绿氢的唯一方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一位制氢设备技术专家对记者表示。与订单“火爆”相应，对电解水制氢设备领域展开布局的企业也在持续增多（如下图）。今年以来，基本每个月都有背景强大或资金雄厚的企业高调入局。
“事实上，除了氢燃料电池等氢能交通领域，氢气应用端还包括将氢气作为化工原料投入到化工生产中、或作为还原剂进行氢能冶金等。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让越来越多的大型能源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氢气，大举布局制氢产业线，主动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制氢，替代煤化工制氢、天然气裂解制氢等传统制氢方式，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海鹏指出。与此同时，氢能产业利好政策不断释放，产业发展势头火热，甚至出现企业“沾氢即火”现象。李海鹏说：“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越来越低，制氢经济性亦初步显现。多重因素影响下，制氢端获得更多重视，氢气需求飙升，电解槽这样的制氢设备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
成本不断下降
据《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预测，到2050年，氢能在中国能源体系中的占比约为10%，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将成为有效供氢主体，吸引多家企业大举布局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产线。“我国发展绿氢具备良好的资源禀赋，随着碳排放成本的提高和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进步与规模扩大，其发电成本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同时，我国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为发展绿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上述专家表示。在绿氢发展呼声高涨背景下，电解水制氢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与之相应的电解水制氢设备市场也整体向好。就今年上半年而言，宣布投建电解水制氢项目的就有晶科能源、亿利集团、天合光能、协鑫集团等。每一家企业“卡位”，都意味释放出数台甚至数十台的市场订单。整体市场需求不容小觑。 此外，双碳目标下，煤化工、石油精炼等企业急需进行战略转型，需要实现能源的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引进电解水制氢与原有的产业链进行有效融合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环保效益的双赢。 宝丰能源“国家级太阳能电解水制氢综合示范项目”即是一个有力说明。该项目负责人王箕嵘表示，该项目引进了单套产能1000Nm³/h的电解水制氢设备全部投产后，项目将每年可减少煤炭资源消耗25.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4.5万吨。未来，宝丰能源将继续扩大光伏发电及电解水制氢规模。 今年5月，河钢集团在张家口启动河钢宣钢氢能源开发和利用工程示范项目。项目二期工程充分利用能源优势，引进电解水设备，真正实现还原过程零碳排放。 “这样的企业还会越来越多。双碳目标下国内煤化工、石油精炼等企业陆续进行战略转型，极大地拉动电解水制氢设备的出货规模。”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光伏巨头隆基也宣布进军氢能产业，大力发展光伏制氢。
万联证券指出，由于电费占整个水电解制氢生产费用的80%左右，因此水电解制氢成本的关键在于耗能问题。对此，上述专家表示，水电解制取氢气的成本包括设备制造成本和运行过程中的电费，前期投入成本主要是水电解制氢设备的制造成本，随着电解槽关键技术的不断成熟，能耗和设备价格也将不断下降，可直接改善水电解制氢的成本。“电解槽设备成本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将在2030年前下降60%-80%，其制氢系统的耗电量和运维成本也将随之降低。”上述专家表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降低，5-10年内，电解水制氢成本将降至20元/千克以内，具备经济性。按照目前碳配额试行市场40元/吨的交易价格计算，煤制氢需要增加0.1元/立方米的氢气碳配额成本。因此，当碳配额交易价格达到200元/吨时，绿氢成本将和灰氢持平。
储运仍是难题
“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中心与负荷中心呈逆向分布，国内缺乏低成本的高密度储运技术，进而限制了我国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制氢潜力。”上述专家坦言，氢的储存和运输高度依赖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难点。国内以高压气态储氢为主，相较于低温液态储氢，高压气态储氢在长距离运输上十分不具有优势，因此大力发展液氢技术和输氢管道等装备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国网能源研究院数据，2019年我国陆上风电度电成本约0.315-0.565元/千瓦时，且在未来仍有一定的下降空间，预计到2025年度电成本在0.245-0.512元/每千瓦时。基于此，上述专家补充称，就地制氢也是解决长距离运输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用氢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利用海上可再生能源制氢是一种很有前景的制氢技术路径，同时也可避免氢气长距离运输。“市场热的现状下，冷思考必不可少。”李海鹏提醒称，对制氢端而言，电解槽作为化工类设备，工况复杂，涉及到电化学、机械、化工等专业领域，因此不能仅仅依赖需求增长，而应继续深耕技术，才能实现电解槽设备的大规模技术进步。 https://t.cn/RTv4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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