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乎!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圣人， 其出人也远矣， 犹且从师而问焉; 今之众人， 其下圣人也亦远矣， 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 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 愚人之所以为愚， 其皆出于此乎?
——《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 其为惑也， 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 其闻道也固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 生乎吾后， 其闻道也亦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 无长无少， 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也。
——《师说》

弘一大师:常随佛学举七事

华严经行愿品末卷所列十种广大行愿中，第八曰常随佛学。若依华严经文所载种种神通妙用，决非凡夫所能随学。但其他经律等，载佛所行事，有为我等凡夫作模范，无论何人皆可随学者，亦屡见之。今且举七事。

1、佛自扫地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柰耶杂事云：世尊在逝多林。见地不净，即自执帚，欲扫林中。时舍利子大目犍连大迦叶阿难陀等，诸大声闻，见是事已，悉皆执帚共扫园林。

时佛世尊及圣弟子扫除已。入食堂中，就座而坐。佛告诸比丘。凡扫地者有五胜利。一者自心清净。二者令他心清净。三者诸天欢喜。四者植端正业。五者命终之后当生天上。

2、佛自舁（音余，即共扛抬）弟子及自汲水

五分律，佛制饮酒戒缘起云：婆伽陀比丘、以降龙故，得酒醉。衣钵纵横。佛与阿难舁至井边。佛自汲水、阿难洗之等。

3、佛自修房

十诵律云：佛在阿罗毗国。见寺门楣损，乃自修之。

4、佛自洗病比丘及自看病

四分律云：世尊即扶病比丘起，拭身不净。拭已洗之。洗已复为浣衣晒干。有故坏卧草弃之。扫除住处，以泥浆涂洒，极令清净。更敷新草，并敷一衣。还安卧病比丘已，复以一衣覆上。西域记云：只桓东北有塔，即如来洗病比丘处。

又云：如来在日，有病比丘，含苦独处。佛问：汝何所苦?汝何独居？答曰：我性疏懒不耐看病，故今婴疾无人瞻视。佛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

5、佛为弟子裁衣

中阿含经云：佛亲为阿那律裁三衣。诸比丘同时为连合，即成。

6、佛自为老比丘穿针

此事知者甚多。今以忘记出何经律，不及检查原文。仅就所记忆大略之义录之。佛在世时，有老比丘补衣。因目昏花，未能以线穿针孔中。乃叹息曰：谁当为我穿针。佛闻之，即立起曰：我为汝穿之等。

7、佛自乞僧举过 (询问众僧，我有过错吗）

是为佛及弟子等结夏安居（在印度，夏季的雨季长达三个月，这是雨季期间草木、虫蚁繁殖最多，恐外出时误蹈，伤害生灵，而遭世人讥嫌，佛陀乃订定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为安居之期，在此期间，

出家人禁止外出，聚居一处精进修行，称为安居）竟，具仪自恣（僧众举出各自所犯之过失，于大众中发露忏悔而得清净，自生喜悦，称为“自恣”）时也。

增一阿含经云：佛坐草座（即是离本座，敷草于地而坐也。所以尔者，恣僧举过，舍骄慢故）告诸比丘言：我无过咎于众人乎？又不犯身口意乎？如是至三。

灵芝律师云：如来亦自恣者，示同凡法故，垂范后世故，令众省己故，使折我慢故。

如是七事，冀诸仁者勉力随学。远离骄慢，增长悲心，广植福业，速证菩提。是为余所希愿者耳！

读书札记：《风格三论》欧文•潘诺夫斯基 著 / 书中三篇论文均为潘诺夫斯基移居美国后所作，它们都有关“风格”。潘诺夫斯基没有像其他关注风格研究的学者（李格尔、沃尔夫林等）从纯粹形式分析的角度去探讨，而是将风格视为一个重要文化对象、以他娴熟和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展开讨论。

《何为巴洛克》一文中，对于潘诺夫斯基在文中所作的结论性判断，如“巴洛克时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第二次伟大高潮”“文艺复兴的文明只有到了巴洛克阶段才克服了其内在固有的冲突”“巴洛克的积极”等，我并不十分认同，但他将巴洛克研究放置在“文艺复兴——手法主义——巴洛克”这样的结构范围里去探讨，并且充分形成了在不同历史、时代和宗教思想下的相互比照判断，还是非常值得一读的。我不完全认同他的说法，主要是认为他忽视了“风格”以及形成风格的“语言”所传递和具备的独特的自有“品质”。这种“品质”具备着时代、社会、哲学等外在因素无法影响到的自有价值尺度。在我看来，尽管“巴洛克”是对“手法主义”的抗拒，但它还是无法与“文艺复兴”比肩的。它在造型上是偷懒的，它把应该经过严谨推敲应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艺术规律性因素表面化了，以表面视觉上的运动和流畅性来确立它的存在价值，也恰恰说明了它的软弱。对于潘诺夫斯基来说，或许最关键的核心在于：他忽视了“应有”的意义，而把“已有”当作了理所应当可以被接受和确立的了。

《劳斯莱斯汽车散热器的观念先例》通篇文章只在结束时提到论题，很惊艳。

勒口上潘诺夫斯基专辑书目，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