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我穿书了，但书里没我这个角色」为开头写一篇小说?
我穿书了，可是书里没有我这个角色。
再过两个小时，我就会被女主发现死在这张豪华大床上，死相还十分凄惨。
简单来说，就是我死法太过于残忍，死成了一团马赛克。
因为我是这本小说里出场就是一具尸体的路人甲。
此时我这个路人甲躺在床上，看了一眼旁边闹钟上的时间。
一想到小说中的描写，我不寒而栗。
而且最要命的是，我清楚的记得书中的情节，此时那个即将要杀死我的凶手，正躲在我家里的某一个角落。
我穿书了，可是书里没有我这个角色。
再过两个小时，我就会被女主发现死在这张豪华大床上，死相还十分凄惨。
简单来说，就是我死法太过于残忍，死成了一团马赛克。
因为我是这本小说里出场就是一具尸体的路人甲。
此时我这个路人甲躺在床上，看了一眼旁边闹钟上的时间。
一想到小说中的描写，我不寒而栗。
而且最要命的是，我清楚的记得书中的情节，此时那个即将要杀死我的凶手，正躲在我家里的某一个角落。
陳景祥：強檢舉棋不定 「合法欠租」虛招
本想寫《財政預算案》，但見到周一公布本地染疫個案高達3.4萬多宗，且疫情沒有緩和跡象，相比之下，其他議題已成次要；當務之急，是必須以雷霆手段，盡快遏止疫情擴散。
第5波疫情由1月中旬開始惡化，2月出現大爆發，2月9日首次破千宗（1161），政府專家梁卓偉教授在2月10日已預警，到3月中個案會大增，他估計每日感染人數可能多達約2.8萬。結果教授的推算原來太保守，不用到3月中，2月27日已錄得26026宗，到2月28日更高達34466宗，公立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專家警告在先，但到底過去近兩個月時間，政府做過什麼？
投票以分區為基礎 強檢何不按此行事？
疫情阻遏不了，情况反而急轉直下，確診數字飈升令人觸目驚心。政府表示要做全民強檢，但到執筆之時仍沒有何時開檢的確實日期；有報道指會在3月17日之後，即仍要等兩個多星期，這段時間內新增的染疫個案會有多少？屆時全民檢測找到的感染個案可能多達幾十萬，政府還有什麼地方把他們隔離？
政府曾透露檢測期長達3個星期，效率低得驚人。內地標準是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全員核酸檢測3天內要完成；香港在內地支援下，700多萬人應該5至7天就可以完成。最引起非議的是以身分證號碼作為強檢安排的次序，令人莫名其妙。香港投票以分區為基礎，出示身分證是為了核實身分及記錄已經投票，為何強檢不以此為基礎，按我們熟悉的方法去做？
事實上，現在圍封強檢已積累了大量經驗，全民檢測應該是圍封強檢的「加強版」，全港以分區為檢測單位，限定時間內（例如6天）完成，陰性者可以離開。這些流程操作，政府一向優為之，但這次全民強檢計劃卻翻來覆去，具體細節遲遲都未能敲定，過去的高效和專業「突然失蹤」，到底是何原因？
延租只把問題推遲 商戶說減租更實際
疫情令工商百業凋零，今年預算案「亮點」之一，是財政司長陳茂波破天荒提出以立法方式，禁止業主對經營指定行業的租戶追討欠租，為期3個月，可延長，最長半年。此議本是為了協助企業渡過目前難關，但預算案公布後有若干家連鎖食肆、零售商等宣布暫停營業或縮減服務。它們分店多，跟業主在租務上應有議價能力，而政府不惜以立例禁止業主追租，這些大集團理應可鬆一口氣，放心經營，但它們卻選擇暫時停業或縮減服務，原因相信是經營困難（生意大跌又怕員工染疫），令它們無法撐下去。
事實上，大集團和小商戶接受媒體訪問時，都對財爺的建議反應冷淡，因為幫助非常有限。他們都認為延期交租只是把問題推遲解決，財政壓力仍在；他們都認為減租更實際。業主「無良」，政府介入本應無可厚非，但理論上受惠的經營者卻並不領情，是否反映財爺摸不準商界實際困難，以致措施「不到位」，只是一記虛招？「合法欠租」的建議尚待草擬法例，然後交議會通過，遠水救不了近火，商舖寧願選擇暫停經營甚至結業！
行政長官競選在即 冀認真討論UBI
本地疫情反覆，限聚令時鬆時緊，經營者「今日唔知明日事」，根本無法正常營運。前景不明是營商大忌，現在疫情失控、確診個案急升，香港其實已陷入一場疫症危機，但政府似乎束手無策，社會正瀰漫一片焦慮不安情緒，民眾只能以不斷囤積食物和日用品「自救」。
疫情嚴峻，政府收緊限聚令，多個行業受打擊，各政黨在諮詢期已要求財爺再次「派糖」。陳茂波司長也從善如流，在今年預算案宣布向合資格的18 歲或以上市民發放1萬元電子消費券。這是陳茂波任內第3次派錢──第一次是2020年的現金發放計劃，向年滿18歲的港人每人派1萬元；去年則減半，改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代替現金；今年是第3次。
有評論提出，特區政府是否會把派錢「常規化」，效法澳門，成為每年一度的惠民措施？也有學者批評政府抗疫不力，財爺派錢是否想作為「掩口費」，紓緩市民不滿情緒？不管哪個原因，今時今日特區政府派錢是合適且對民眾直接有利的善政，而派錢跟我早前在《明報》觀點版討論過、有北歐小國開始實驗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類近。下屆行政長官競選即將舉行，我期待候選人會認真討論UBI這一概念。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 全民派錢有積極處
周永新教授在他的《明報》文章中，認為今年派錢只是應對Omicron對市民生活的殺傷力，是因時制宜的變通做法，不代表政府改變理財哲學（註1）。周教授的觀察是對的，我相信特區政府的思維沒有變；相比之下，澳門在「全民共享」理念上比香港更前衛。
澳門政府在2008年開始推出「現金分享計劃」（Wealth Partaking Scheme），至今已是連續第15年派錢，所有持有效或可續期澳門身分證的居民，都可獲發年度現金。至於派發金額，2008年為5000元（澳門元，以每名永久居民計，下同），其後金額不同，2014至2018年，每年派9000元；2019年起，每年派1萬元。
不少批評認為，澳門自回歸後開放賭權，政府庫房「水浸」，但社會民生建設卻停滯不前，貧富懸殊十分嚴重，政府於是以派錢方式「紓解民困」，也希望能紓緩民怨。
社會表面上經濟不斷增長，但基層勞工卻分享不到經濟成果，政府可以做什麼？通常的招數都是加稅、增加福利，由政府介入進行財富再分配。以香港情况來說，社會愈來愈富裕，但窮人數目卻不斷增加，不少建議認為政府應調高利得稅率，但多年來都未見行動（反對者指增加利得稅可能導致香港吸引外資的競爭力下降）。
很多「均富」措施都難以推行，唯有派錢是最直接、最簡單，也最令普羅大眾受惠的做法。澳門派錢名之為「現金分享」，正是有「均富」意味。
陳茂波司長在上任之初，對全民派錢的做法是不以為然的，他認為「錢要用得其所，解決深層次問題」；在2018 年公布預算案前夕，他接受電台訪問時說不認同澳門政府的派錢方式，指當年香港盈餘高，但「運用時不能夠短視，不能為取悅社會一部分人，『就大力做一些短期所謂派糖措施』」（註2）。
香港第一次全民派錢是在2011年，時任財爺曾俊華原計劃是向18歲及以上港人派6000元，注入強積金戶口，但遭各政黨猛烈批評，認為應派現金，最後政府俯從民意。
派錢的道理絕不複雜，只是還富於民，預算案發現收多了，就把盈餘一部分退回給民眾，其實十分公道。官僚思維，庫房坐擁大量盈餘，就可開展各項「鴻圖大計」，成就政府的「政績工程」！全民派錢是把主動權交還給民眾，由人民自主支配──而民眾雖然收了錢，卻不一定會多謝政府！兩者相比，當官的自然希望把錢留在庫房。
陳茂波司長雖然不贊成派糖，但他任內派了3次，坊間卻認為這是他任內最大「政績」，其實相當諷刺！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因時制宜，正如UBI，一直以來被視為極端「異見」，但這幾年勞工階層的困窘境况，終於令人明白全民派錢其實也有積極實際的作用。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明報》
本想寫《財政預算案》，但見到周一公布本地染疫個案高達3.4萬多宗，且疫情沒有緩和跡象，相比之下，其他議題已成次要；當務之急，是必須以雷霆手段，盡快遏止疫情擴散。
第5波疫情由1月中旬開始惡化，2月出現大爆發，2月9日首次破千宗（1161），政府專家梁卓偉教授在2月10日已預警，到3月中個案會大增，他估計每日感染人數可能多達約2.8萬。結果教授的推算原來太保守，不用到3月中，2月27日已錄得26026宗，到2月28日更高達34466宗，公立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專家警告在先，但到底過去近兩個月時間，政府做過什麼？
投票以分區為基礎 強檢何不按此行事？
疫情阻遏不了，情况反而急轉直下，確診數字飈升令人觸目驚心。政府表示要做全民強檢，但到執筆之時仍沒有何時開檢的確實日期；有報道指會在3月17日之後，即仍要等兩個多星期，這段時間內新增的染疫個案會有多少？屆時全民檢測找到的感染個案可能多達幾十萬，政府還有什麼地方把他們隔離？
政府曾透露檢測期長達3個星期，效率低得驚人。內地標準是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全員核酸檢測3天內要完成；香港在內地支援下，700多萬人應該5至7天就可以完成。最引起非議的是以身分證號碼作為強檢安排的次序，令人莫名其妙。香港投票以分區為基礎，出示身分證是為了核實身分及記錄已經投票，為何強檢不以此為基礎，按我們熟悉的方法去做？
事實上，現在圍封強檢已積累了大量經驗，全民檢測應該是圍封強檢的「加強版」，全港以分區為檢測單位，限定時間內（例如6天）完成，陰性者可以離開。這些流程操作，政府一向優為之，但這次全民強檢計劃卻翻來覆去，具體細節遲遲都未能敲定，過去的高效和專業「突然失蹤」，到底是何原因？
延租只把問題推遲 商戶說減租更實際
疫情令工商百業凋零，今年預算案「亮點」之一，是財政司長陳茂波破天荒提出以立法方式，禁止業主對經營指定行業的租戶追討欠租，為期3個月，可延長，最長半年。此議本是為了協助企業渡過目前難關，但預算案公布後有若干家連鎖食肆、零售商等宣布暫停營業或縮減服務。它們分店多，跟業主在租務上應有議價能力，而政府不惜以立例禁止業主追租，這些大集團理應可鬆一口氣，放心經營，但它們卻選擇暫時停業或縮減服務，原因相信是經營困難（生意大跌又怕員工染疫），令它們無法撐下去。
事實上，大集團和小商戶接受媒體訪問時，都對財爺的建議反應冷淡，因為幫助非常有限。他們都認為延期交租只是把問題推遲解決，財政壓力仍在；他們都認為減租更實際。業主「無良」，政府介入本應無可厚非，但理論上受惠的經營者卻並不領情，是否反映財爺摸不準商界實際困難，以致措施「不到位」，只是一記虛招？「合法欠租」的建議尚待草擬法例，然後交議會通過，遠水救不了近火，商舖寧願選擇暫停經營甚至結業！
行政長官競選在即 冀認真討論UBI
本地疫情反覆，限聚令時鬆時緊，經營者「今日唔知明日事」，根本無法正常營運。前景不明是營商大忌，現在疫情失控、確診個案急升，香港其實已陷入一場疫症危機，但政府似乎束手無策，社會正瀰漫一片焦慮不安情緒，民眾只能以不斷囤積食物和日用品「自救」。
疫情嚴峻，政府收緊限聚令，多個行業受打擊，各政黨在諮詢期已要求財爺再次「派糖」。陳茂波司長也從善如流，在今年預算案宣布向合資格的18 歲或以上市民發放1萬元電子消費券。這是陳茂波任內第3次派錢──第一次是2020年的現金發放計劃，向年滿18歲的港人每人派1萬元；去年則減半，改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代替現金；今年是第3次。
有評論提出，特區政府是否會把派錢「常規化」，效法澳門，成為每年一度的惠民措施？也有學者批評政府抗疫不力，財爺派錢是否想作為「掩口費」，紓緩市民不滿情緒？不管哪個原因，今時今日特區政府派錢是合適且對民眾直接有利的善政，而派錢跟我早前在《明報》觀點版討論過、有北歐小國開始實驗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類近。下屆行政長官競選即將舉行，我期待候選人會認真討論UBI這一概念。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 全民派錢有積極處
周永新教授在他的《明報》文章中，認為今年派錢只是應對Omicron對市民生活的殺傷力，是因時制宜的變通做法，不代表政府改變理財哲學（註1）。周教授的觀察是對的，我相信特區政府的思維沒有變；相比之下，澳門在「全民共享」理念上比香港更前衛。
澳門政府在2008年開始推出「現金分享計劃」（Wealth Partaking Scheme），至今已是連續第15年派錢，所有持有效或可續期澳門身分證的居民，都可獲發年度現金。至於派發金額，2008年為5000元（澳門元，以每名永久居民計，下同），其後金額不同，2014至2018年，每年派9000元；2019年起，每年派1萬元。
不少批評認為，澳門自回歸後開放賭權，政府庫房「水浸」，但社會民生建設卻停滯不前，貧富懸殊十分嚴重，政府於是以派錢方式「紓解民困」，也希望能紓緩民怨。
社會表面上經濟不斷增長，但基層勞工卻分享不到經濟成果，政府可以做什麼？通常的招數都是加稅、增加福利，由政府介入進行財富再分配。以香港情况來說，社會愈來愈富裕，但窮人數目卻不斷增加，不少建議認為政府應調高利得稅率，但多年來都未見行動（反對者指增加利得稅可能導致香港吸引外資的競爭力下降）。
很多「均富」措施都難以推行，唯有派錢是最直接、最簡單，也最令普羅大眾受惠的做法。澳門派錢名之為「現金分享」，正是有「均富」意味。
陳茂波司長在上任之初，對全民派錢的做法是不以為然的，他認為「錢要用得其所，解決深層次問題」；在2018 年公布預算案前夕，他接受電台訪問時說不認同澳門政府的派錢方式，指當年香港盈餘高，但「運用時不能夠短視，不能為取悅社會一部分人，『就大力做一些短期所謂派糖措施』」（註2）。
香港第一次全民派錢是在2011年，時任財爺曾俊華原計劃是向18歲及以上港人派6000元，注入強積金戶口，但遭各政黨猛烈批評，認為應派現金，最後政府俯從民意。
派錢的道理絕不複雜，只是還富於民，預算案發現收多了，就把盈餘一部分退回給民眾，其實十分公道。官僚思維，庫房坐擁大量盈餘，就可開展各項「鴻圖大計」，成就政府的「政績工程」！全民派錢是把主動權交還給民眾，由人民自主支配──而民眾雖然收了錢，卻不一定會多謝政府！兩者相比，當官的自然希望把錢留在庫房。
陳茂波司長雖然不贊成派糖，但他任內派了3次，坊間卻認為這是他任內最大「政績」，其實相當諷刺！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因時制宜，正如UBI，一直以來被視為極端「異見」，但這幾年勞工階層的困窘境况，終於令人明白全民派錢其實也有積極實際的作用。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明報》
【津彩行大运丨揭开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武清十四仓遗址即将发掘】 京杭大运河武清段是天津境内的最后一段，作为进京前的最后一站，武清发挥着物流园的作用，南来的货物均在此储存分拣，而后运入京城。元朝时，政府在武清设立十四仓，为官方属性的物流仓储，十四仓从元朝到清朝，运行了600年，然而至今关于十四仓仍有许多谜题待解。2021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国家级文保单位十四仓遗址项目的发掘申请，今年，发掘工作将正式开始，作为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尘封百年的十四仓遗址将为我们讲述更多运河往事。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杨村北运河光明桥工地出土的铜塑像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遗址出土的精美酒具和钧窑盘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津云新闻记者 顾明君）
汇集河运海运的高规格物流园
武清区河西务镇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誉为“津门首驿”，1267年元政府建都北京后，为保障元大都物资供给，开始大规模组织漕运，自1275年起，循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运江南粮北上，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把衙门设立在“旅店丛集，居积百货”，“漕渠之咽喉”的“京东第一镇”河西务。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内外分置漕运司二，根据元《海云志》记载，“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事。”并在城北建十四仓，储备漕粮物资。
1289年，元朝开凿惠通河，漕船沿运河可直达北京，从1283年起，漕粮可从长江口海运至直沽，再转运至北京，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直沽地区都是漕船的必经之地，河西务也就显得分外重要。“十四仓在元朝时是高层漕运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一点可以从任命官员的层级看出，《元史》记载，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当时的县令不过七品，十四仓只是个仓储机构，管理者却与县令平级，可见其规模之大，体现了朝廷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武清区博物馆馆长沙福山说。
不时现身的运河旧物
大运河流经武清，留下了很多痕迹。“我们小时候就听老人说，哪里挖出过东西，或者哪里的河道捞上来了东西，这样的事并不算罕见。”武清区博物馆讲解员张敬告诉记者，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
根据现有记载，武清区境内多次发现过古沉船，主要有大良乡的杨驸马沉船、大沙河乡的三角坝沉船、下伍旗乡的陈庄沉船、双树乡的双树村沉船、杨村镇五街的五街沉船、大沙河乡的东西仓沉船、南菜村乡的聂官屯沉船。
2002年5月31日，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出土了两座硕大的护法铜像和一座石碑，石碑记载这些物品均属于杨村玄帝庙，庙建于明初期或中期，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两座铜像分别是马灵耀和赵公明，铜像均与真人等高，通高176厘米，现陈列于武清区博物馆内。
在农田里，农民耕作时也不时会挖出东西，“因为十四仓遗址距离地表并没有多远，搭个大棚挖深一点就可能挖到遗址层，这也是我们想要发掘十四仓遗址的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保护。”沙福山馆长说。
杨村北运河光明桥工地出土的铜塑像
十四仓猜想
十四仓分别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稳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根据勘探，十四仓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跨越从金到清多个朝代，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以东岗子散布瓷片最多，北岗子地下掩埋有墙砖、下水道等遗迹。元代时，十四仓是一片禁区，无人居住，现在遗址已基本被农田覆盖。
十四仓是随着清代漕运渠道的丰富而逐渐衰落的，虽然年代并不算十分久远，但关于十四仓的许多详情至今仍未找到清晰明确的记载。比如作为元朝时大都外围最大的漕粮仓库和码头，十四仓里到底都会储存哪些种类的货物，这些货物是如何分类存放的，每个仓的存储量能有多大，研究人员都希望通过对十四仓遗址的发掘找到答案。“十四个仓中，有5个仓格外特殊，它们是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根据《元史》记载，这5个仓各置监支纳一员，正七品，大使二员，从七品，列使二员，正八品，而剩下的9个仓都是大使、列使各一员。这五个仓为什么要多派两个人手，里面储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沙福山说。
另有传闻十四仓东南侧曾有“海子”为停船处，海子附近的隆起高地为码头，运河的大船在海子处换成小船向十四仓运输货物，急用的货物通过陆运进入北京。这一传闻是否真实，或许也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到答案。
十四仓盲盒
普通民众关注考古发掘，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土文物的价值上，虽然考古工作者从不以出土文物的等级衡量考古项目的价值，但不可否认出土文物确实给考古工作带来了一些“开盲盒“式的惊喜，诸如海昏侯墓中成堆的褭蹏金，纵使是见多识广的考古专家也为之震惊。
1982年，天津市文物部门发掘了十四仓遗址的局部，发现了成排的房屋基址和水下管道等遗迹，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元代遗物，包括有“皇甫”“南京”等铭记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小瓷人、铜镜，以及定、钧、磁州、龙泉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部分文物陈列在武清区博物馆内，像是影青凸凤纹梨式执壶、青白釉印花鸟纹扁壶这样的出土文物，虽然品相已不完整，但仍能看出其做工精美。“这些物品有的是当时看守十四仓的人的日常用品，有的是仓内存储的物品，从十四仓的规格来推算，仓内应该是有官窑的。”沙福山馆长说。
十四仓遗址出土的精美酒具和钧窑盘
2021年，十四仓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预计于2022年3月开始着手准备发掘工作。十四仓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为数不多的仍存待解之谜的文物遗址，京杭大运河元代仓储最后的秘密，或将被解开。（津云新闻记者 顾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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