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我们唯蜜瘦 和其 他微商的 区别
❶ 单品制 度
我 们36 5天都 只 发唯蜜 瘦 一个产品 ，其它 微商今天发 这个明天发 那 个，代理这个还没搞 清 楚，那 个新品 又出来了 ，到最 后都 不知 道到底要 卖哪 一款。
❷ 模式差 异化化
唯蜜瘦模 式：公司 +工 厂+ 旗舰 店+微商模式 +深圳（ 当地办 公室）+ 旗舰店+ 展会 +市集+线下 推广 。
所以你 看 到没？ 我们 都是 做实事，而 非故 弄玄虚，天 天街拍 高档酒 店晒 豪车别 墅。
❸ 3 65天不 打折不促 销不 降价 ！！
最 近我 起码收到 几 十个别的微商品 牌，双 十二 这活 动 那活动， 唯蜜瘦呢？ 木有任 何活动 。亲 爹亲妈也 不少一 分钱，土 豪随 意送。
❹ 退货制度
我 们任何 一批 货都有三个 月的退 货制度 ，无条 件！我问过大部 分微 商，没 有哪一个 有退货制 度 。就算天 猫淘宝京 东 ，也只是 一个星 期退货而 已 ！！但是 我们三 个月 内无条件 退货！ ！！
❺所有别的微 商都希 望代 理商卖完第一 批 货，马 上到 董事最高层 ，只要有 钱。
我们没有， 卖完第 一批 货，最 多也 只能跳 一个 级别，跳级 有要求， 不允许 代理 商盲目跳级 盲 目囤货。 我们全国 董事只 有300 多个 ，并且有 淘 汰制度。
❻ 对 价格控制超级严 格 ，公司不断 打假，基本每 个 月都会收 到公司的打 假审判书 。
任 何董事乱价 ，马上撤销资格， 不管 出 货量多大。
❼ 做 微商都 交保 证金，但我们 保证金都在上级 手 里，公司不 收。
你们知 道吗？这笔 钱 如果公司收 的话， 会有几 个亿，多大 一笔现金流 呀。
你要知 道很多微商， 公司都 是这样子 去 圈钱的， 圈完 走人。我们 代理的保 证 金都在 上级手 上，不做 秒退！
❽ 公司 没有任何的 巴厘 岛游等促销活 动，以 营销活动 要代理 囤货，唯 蜜瘦 没有 !从 来没有 ! 卖完 再拿 。
❾ 公司一切 制度都在围绕维 护代理商 利益开展 ，比如代 理培训 App， 比如产 品不断升 级， 比如品牌 的推 广运营 。并且公司的 工厂， 公司， 旗舰店，都是 实体投 资，大部分 微商都是贴 牌，并没 有实 体投 资一说。
就目 前来看， 唯蜜瘦 最靠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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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退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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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知 道吗？这笔 钱 如果公司收 的话， 会有几 个亿，多大 一笔现金流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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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人”之死之谜】[蜡烛]李文亮医生，一个只有34岁的年轻眼科医生，2020年1月8日被传染，1月12日住院，1月24日住进本院的呼吸内科重症监护室，由本院同事的医生护士治疗护理，肯定是得到了条件最好的治疗，但还是在2020年2月7日因“新冠”病毒肺炎去世；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没有特效药，因此病人自身的身体条件和医疗护理条件对病情走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从现在可见的疫情之初报告来看，老年人和健康条件差的患者占了死亡率的大部，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医生的因病去世是个特例。现在，媒体们都在哀悼李文亮医生，中央已经派专员赴武汉调整李医生事件的始末，我想，当然不止是调查他之前因在微信群发预警而被警方训诫的事，还会调查他在1月12日被确诊入院之后，一直到2月7日去世之前，这段时间的治疗状况，尤其是他的具体死亡过程，肯定会给出权威和严密的结论，以慰李医生在天之灵。
李医生，34岁，于1月8日被感染，1月12日，查了呼吸道病毒，做了CT，因高度怀疑是新冠病毒肺炎而正式住进自己任职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注意，他是以疑似病例入院的，到1月24日，李医生病情加重已无法下床，进入了呼吸内科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生活起居靠医生护士照料。1月31日中午12点14分，李医生在微博中发文称：经过治疗最近有进行一次检测，我的核酸显示为阴性了，但是目前仍然呼吸困难，无法活动。然而，两天后的2月1日，第三次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他用微博发了最后的一条信息，宣告自己被正式确诊：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也就是说，从1月24日到2月1日，接近10天时间里，虽李医生一直在重诊监护室，但他一直被诊断为疑似病例，直到第三次核酸检测出来之后才转为确诊病例，可以说，这20天，李医生是一个住在重症监护室的疑似病例患者。但在5天后的2月5日，李医生的病情即开始恶化。2月6日晚上7点，他被推进了急救室。2月7日凌晨3点48分，武汉中心医院官微发布消息：我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也就是说，李医生从确诊到身故，时间只有1周。
李医生从1月24日即大年三十进入因病情加重而进入呼吸内科的重症监护室，到1月31日，他在微博上称自己呼吸困难，无法活动，但核酸检测仍为阴性，这中间有1周时间，而正是在这1周时间里，“李文亮”这3个字通过大量的媒体传播被天下皆知，我不掌握所有线索，但也很容易查到的如财新网、中国青年报、第一财经、中国经营报、红星新闻、澎湃新闻、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等多家媒体对李医生的采访（实际接受的采访肯定更多），2月1日下午，李医生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他已经答应家人安心养病，暂不接受媒体采访，但在此前，天的1月31日，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拨付“守护者后盾行动”项目成立以来的第一笔10万元“特别贡献支持”款项，受益人正是李医生，该基金会负责人介绍，李医生的行为客观上让更多人对病毒有了提前的防范。
那时候，李医生已经被称为吹哨人了。
这就是说，在相伴着上述媒体以及其他媒体对李医生的连续不断的采访过程，以及媒体把他塑造成“新冠”疫情吹哨人的过程里，大约不到10天吧，已经于大年三十就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李医生，最终在第三次核酸检测后，呈阳性，从疑似病例成为确诊病例，直到因病2月7日身故。而在李医生被塑造成“新冠”疫情吹哨人的这段日子里，除了接受采访，他自己还在发微博，还在使用微信与记者互动，甚至2月4日还登陆了丁香园账户，等等。
本人曾做过十几年的记者，曾采访过许多人，也接受过许多次的采访，我不知道重病中的李医生在突然成名之后，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状态如何，反正就我所知，无论是采访，还是接受采访，都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采访过程中的脑力激荡，采访之前的各种各样必要准备，还有采访之后难以平抑的兴奋冲动，我相信李医生接受媒体的一次采访，即使采访时间只有1小时，加上之前之后的准备和兴奋，他有可能真假难辨小半天处于精神高度兴奋中，这样的采访我不知道在他于1月24日住进重症监护室之后，到1月31日有过多少次（2月1日被确诊之后，他曾宣布不再接受采访），但只要有过一次两次，对他的康复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其实，更不要小看通过网络途径完成的采访，那也许比当面采访耗费被采访者的精力会更大，尤其是这个过程中还需要他用手机连续输入文字，做这些事情对个人精力的消耗，大家自己就可以去体会。
我用百度查询了一些媒体之前对于李医生的采访报道，在仔细看过两三个小时之后，有一个初步的感觉是，一个如李医生这样的，已经早在半个月前就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病人，一边治着病，一边又不断受到媒体的“热烈”采访，这应该与一个重症病人本应得到足够时间休息的要求相去甚远，不管李医生自己是不是喜欢这样的治疗过程，但重病终究是重病，而且又是这种此前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如此烈度的“新冠”病毒，你一个病人根本就得不到充足的休息时间，根本就没有充分的松驰心境和平静心情，我想，就是铁打的估计也坚持不下来。
另外，李文亮医生一家共有3个“新冠”肺炎患者，他和他的父母，可能父母的肺炎还是由他传染的，然而，年迈的父母却都治好了，他却病死，我对此一直很疑惑，也希望能找到真实的答案。因为关于李医生的事，我是在他于2月7日身故之后，才由着他沸腾而起的名誉去回头索骥，因此了解的一定并不充分，很片面，所以，也不想在这里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李医生之死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当吹哨人的冲动，只是想提醒更多了解实情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查寻，去做结论，我想，这至少对未来其他的“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和康复还是有益的。
[蜡烛]愿李医生安息！愿所有死在这场罕见大疫中的同胞们安息！
李医生，34岁，于1月8日被感染，1月12日，查了呼吸道病毒，做了CT，因高度怀疑是新冠病毒肺炎而正式住进自己任职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注意，他是以疑似病例入院的，到1月24日，李医生病情加重已无法下床，进入了呼吸内科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生活起居靠医生护士照料。1月31日中午12点14分，李医生在微博中发文称：经过治疗最近有进行一次检测，我的核酸显示为阴性了，但是目前仍然呼吸困难，无法活动。然而，两天后的2月1日，第三次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他用微博发了最后的一条信息，宣告自己被正式确诊：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也就是说，从1月24日到2月1日，接近10天时间里，虽李医生一直在重诊监护室，但他一直被诊断为疑似病例，直到第三次核酸检测出来之后才转为确诊病例，可以说，这20天，李医生是一个住在重症监护室的疑似病例患者。但在5天后的2月5日，李医生的病情即开始恶化。2月6日晚上7点，他被推进了急救室。2月7日凌晨3点48分，武汉中心医院官微发布消息：我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也就是说，李医生从确诊到身故，时间只有1周。
李医生从1月24日即大年三十进入因病情加重而进入呼吸内科的重症监护室，到1月31日，他在微博上称自己呼吸困难，无法活动，但核酸检测仍为阴性，这中间有1周时间，而正是在这1周时间里，“李文亮”这3个字通过大量的媒体传播被天下皆知，我不掌握所有线索，但也很容易查到的如财新网、中国青年报、第一财经、中国经营报、红星新闻、澎湃新闻、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等多家媒体对李医生的采访（实际接受的采访肯定更多），2月1日下午，李医生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他已经答应家人安心养病，暂不接受媒体采访，但在此前，天的1月31日，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拨付“守护者后盾行动”项目成立以来的第一笔10万元“特别贡献支持”款项，受益人正是李医生，该基金会负责人介绍，李医生的行为客观上让更多人对病毒有了提前的防范。
那时候，李医生已经被称为吹哨人了。
这就是说，在相伴着上述媒体以及其他媒体对李医生的连续不断的采访过程，以及媒体把他塑造成“新冠”疫情吹哨人的过程里，大约不到10天吧，已经于大年三十就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李医生，最终在第三次核酸检测后，呈阳性，从疑似病例成为确诊病例，直到因病2月7日身故。而在李医生被塑造成“新冠”疫情吹哨人的这段日子里，除了接受采访，他自己还在发微博，还在使用微信与记者互动，甚至2月4日还登陆了丁香园账户，等等。
本人曾做过十几年的记者，曾采访过许多人，也接受过许多次的采访，我不知道重病中的李医生在突然成名之后，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状态如何，反正就我所知，无论是采访，还是接受采访，都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采访过程中的脑力激荡，采访之前的各种各样必要准备，还有采访之后难以平抑的兴奋冲动，我相信李医生接受媒体的一次采访，即使采访时间只有1小时，加上之前之后的准备和兴奋，他有可能真假难辨小半天处于精神高度兴奋中，这样的采访我不知道在他于1月24日住进重症监护室之后，到1月31日有过多少次（2月1日被确诊之后，他曾宣布不再接受采访），但只要有过一次两次，对他的康复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其实，更不要小看通过网络途径完成的采访，那也许比当面采访耗费被采访者的精力会更大，尤其是这个过程中还需要他用手机连续输入文字，做这些事情对个人精力的消耗，大家自己就可以去体会。
我用百度查询了一些媒体之前对于李医生的采访报道，在仔细看过两三个小时之后，有一个初步的感觉是，一个如李医生这样的，已经早在半个月前就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病人，一边治着病，一边又不断受到媒体的“热烈”采访，这应该与一个重症病人本应得到足够时间休息的要求相去甚远，不管李医生自己是不是喜欢这样的治疗过程，但重病终究是重病，而且又是这种此前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如此烈度的“新冠”病毒，你一个病人根本就得不到充足的休息时间，根本就没有充分的松驰心境和平静心情，我想，就是铁打的估计也坚持不下来。
另外，李文亮医生一家共有3个“新冠”肺炎患者，他和他的父母，可能父母的肺炎还是由他传染的，然而，年迈的父母却都治好了，他却病死，我对此一直很疑惑，也希望能找到真实的答案。因为关于李医生的事，我是在他于2月7日身故之后，才由着他沸腾而起的名誉去回头索骥，因此了解的一定并不充分，很片面，所以，也不想在这里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李医生之死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当吹哨人的冲动，只是想提醒更多了解实情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查寻，去做结论，我想，这至少对未来其他的“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和康复还是有益的。
[蜡烛]愿李医生安息！愿所有死在这场罕见大疫中的同胞们安息！
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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