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仍处在最紧要、最吃劲的关头。为尽早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目标，以必胜决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吉州生态环境局闻令而动，迅速组建了一支党员干部突击队，奔赴抗疫第一线开展攻坚克难工作。
履职尽责 敢于斗争
每一个岗位都是一道防线。守好每一道防线，就守好了全域安全。吉州生态环境局全体干部职工以舍我其谁的绝对担当，扛起抗疫责任。未被封控的干部职工收拾行李、吃住在单位。在管控区的多个出入口开展24小时轮班值守管控，根据当前上级防控要求，协助开展核酸检测、运送物资等工作，对管控区内人员严格实施“足不出户”管理，防止疫情扩散。
奋勇争先 奔赴一线
吉州生态环境局党员干部刘茜、李耀锋主动请战，加入“吉州战疫突击队”，深入文山街道仓口社区、仁山坪社区等封控区开展防疫工作。吉州生态环境局“吉州战疫突击队”队员在防疫最前线亮身份、作表率，面对困难寸步不让，以坚强的党性树起必胜的信心！积极配合社区进行核酸采集信息录入、搬运物资、张贴通告、劝返登记等多项工作。
立足本职 协同发力
吉州生态环境局“吉州战疫突击队”队员在责任管控区巡查时，发现消防大队门口堆放了部分医疗涉疫废物有待处理。两位队员发挥专业优势，立即联系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涉疫废弃物进行应急收运处理。
同时，吉州生态环境局对涉疫污水处理工作也把牢各道关卡。9月12日凌晨12时05分，局长曾宪宾靠前指挥，带领相关工作人员赶赴吉州工业园地块，对新建隔离点选址建设提出相关建议。紧抓污水处理注意事项，把控污水处理全流程、医废收集转运程序。在新源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被封控期间，吉州生态环境局主动作为，前往高速公路收费站接送物资，全程保证“零接触”，确保各疫情防控点、隔离点涉疫废物处置到位。
当前，吉州保卫战进入总攻阶段。吉州生态环境局会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为贯彻“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考验，咬紧牙关、提振精神、保持状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环保铁军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吉州生态环境局：李玥、刘茜
履职尽责 敢于斗争
每一个岗位都是一道防线。守好每一道防线，就守好了全域安全。吉州生态环境局全体干部职工以舍我其谁的绝对担当，扛起抗疫责任。未被封控的干部职工收拾行李、吃住在单位。在管控区的多个出入口开展24小时轮班值守管控，根据当前上级防控要求，协助开展核酸检测、运送物资等工作，对管控区内人员严格实施“足不出户”管理，防止疫情扩散。
奋勇争先 奔赴一线
吉州生态环境局党员干部刘茜、李耀锋主动请战，加入“吉州战疫突击队”，深入文山街道仓口社区、仁山坪社区等封控区开展防疫工作。吉州生态环境局“吉州战疫突击队”队员在防疫最前线亮身份、作表率，面对困难寸步不让，以坚强的党性树起必胜的信心！积极配合社区进行核酸采集信息录入、搬运物资、张贴通告、劝返登记等多项工作。
立足本职 协同发力
吉州生态环境局“吉州战疫突击队”队员在责任管控区巡查时，发现消防大队门口堆放了部分医疗涉疫废物有待处理。两位队员发挥专业优势，立即联系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涉疫废弃物进行应急收运处理。
同时，吉州生态环境局对涉疫污水处理工作也把牢各道关卡。9月12日凌晨12时05分，局长曾宪宾靠前指挥，带领相关工作人员赶赴吉州工业园地块，对新建隔离点选址建设提出相关建议。紧抓污水处理注意事项，把控污水处理全流程、医废收集转运程序。在新源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被封控期间，吉州生态环境局主动作为，前往高速公路收费站接送物资，全程保证“零接触”，确保各疫情防控点、隔离点涉疫废物处置到位。
当前，吉州保卫战进入总攻阶段。吉州生态环境局会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为贯彻“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考验，咬紧牙关、提振精神、保持状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环保铁军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吉州生态环境局：李玥、刘茜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专项行动一年，路口事故数量下降近一半】行经斑马线时，机动车主动停车，先让行人通过；有条件的路口增设非机动车左转信号灯、二次过街设施，行人、非机动车过马路比以前轻松了；许多路口早晚高峰除了“柠檬黄”，还有“志愿蓝”……在北京各大路口，文明礼让逐步成为市民行动自觉。
2021年8月本市推出“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一年来，全市各类交通参与者礼让守序意识有效提升，路口未礼让行人事故数量下降45.5%，12345涉及未礼让行人派单月均同比下降44.6%，因未礼让行人造成伤亡事故、亡人、伤人数量分别同比下降62.5%、85.7%、45%，路口交通违法现象大幅减少。
路口秩序改善，不仅对新一轮首都文明城区创建起到有力助推作用，“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更是成为继“排队乘车”后，双奥之城的又一道靓丽风景线。
优化改造路口方便“慢行”
早高峰时段，门头沟区交通流量最大的双峪路口忙中有序，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行人安全通行。
良好的交通秩序，得益于“慢行系统”的建立。去年11月，门头沟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开展“交通文明示范路口”创建行动，规范主要路口标识标线、红绿灯等设施，增设文明驾驶等标识。
“我们缩减了原有导流带的面积，在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分别增设直行车道、左转车道、两条非机动车道，还施划了非机动车引导线和地面标识。”门头沟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副支队长王德新介绍，非机动车左转专用信号灯同时得以完善，加上信号配时的优化，确保在路口一次性左转，顺利通行。以往，行人过街总是担心时间紧张，改造中，特别增设3个安全岛，为行动不便、一次绿灯无法通过人行道的行人提供停留地。
非机动车道过窄、信号灯配时不合理，一直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自去年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交管部门狠抓路口设施改造，系统优化路口通行秩序。
全市打造市区两级文明交通示范路口410处，优化交通流线，“一口一策”增补“礼让行人”地面标识801组、交通标志307面、反光道钉5138个。43处路口设置非机动车一次左转，71处路口设置机动车右转必停，67处路口增设二次过街设施。
其他区也在行动，减少人车交织，保障行人过街安全。在大兴区兴华大街与金星西路路口，安全岛上摆放了4把蓝色遮阳伞。
“之前发现一个现象，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行人和非机动车急着穿行、抢灯，我们希望通过伫立遮阳伞，让大家有条件停一停等一等。”大兴区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科副科长王犇介绍，遮阳伞长宽可达3.5米，投用在全区交通流量大的20多个路口。
“两公”“两车”带头示范引领
早上9点左右，北京公交集团客三分公司十七车队驾驶员崔志勇将车稳稳地停在一处斑马线前，看到行人还在犹豫不敢先行，坐在车内的崔志勇赶紧伸手，做了一个“请先走”的手势，对方也点头“回敬”，然后迅速通过路口。等行人全部通过，崔志勇才开始右转。
距人行横道30米减速、20米预备刹车、10米踏刹车……“321礼让行人操作法”已经铭记在崔志勇和公交集团所有驾驶员心中。“以前都是人让车，这种观念在转变。我们每天上路跑，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崔志勇说。
实地体验、换位思考、线上授课……每月的11日和22日，公交集团会组织驾驶员在重点路口开展主题活动。出租行业也将文明礼让纳入日常检查，礼让活动朝着常态化发展。
与此同时，“公务员”“公务车”率先垂范、带头践行。市直机关工委号召全市党员干部遵守交通规则、驾车礼让行人，就近就便认领路口，目前已有44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认领并值守47处重点路口。
从7月底开始，工作日早上7点半到8点半，下午5点半到6点半，通州区文旅局的徐延和同事们都会来到新华东街与车站路的交叉路口开启服务。包括他在内的8名志愿者和8名文明引导员、4名交警分工协作，手执“请等待”引导牌、“文明礼让我先行”引导旗，劝导不文明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环境。
路口的变化也被他们看在眼里，“比起刚开始时，现在大家更遵守交通规则了，司机主动礼让，非机动车闯红灯的也越来越少。”徐延说。
773个项目吸引志愿者2.5万人次参与
早高峰时段，朝阳路与定福庄北街交汇路口的那抹“志愿蓝”格外显眼。8名身着“毛景鸾志愿服务工作室”湛蓝色服装的志愿者正在进行文明引导，年过八旬的毛景鸾也在其中。他是一名有着20年志愿服务经历的“老志愿者”，而他的身体力行正在带动身边人加入。
今年8岁的宁悦文是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礼让斑马线活动，上岗前她和其他志愿者特意参加了线上交通知识培训。“平时主要是辖区市民加入，假期我们动员周边的学生们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把志愿精神传下去。”毛景鸾说。
依托“志愿北京”平台，去年8月以来，团市委已经发布“礼让斑马线”项目773个，参与志愿者达2.5万人次，累计服务时长20万小时，大家争做“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的倡导者、实践者、守护者、推动者。
一条小小的斑马线，反映着一座城市的文明水准。而路口秩序的提升，离不开每一名交通参与者，更需要久久为功。
“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专项行动已经列入北京冬奥文化遗产重要内容。北京还将保持常态长效管控力度不减，强执法、抓规范、促养成，并不断夯实提升路口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持续加强社会宣传，努力使“礼让行人”成为社会文明新时尚。（北京日报客户端）
2021年8月本市推出“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一年来，全市各类交通参与者礼让守序意识有效提升，路口未礼让行人事故数量下降45.5%，12345涉及未礼让行人派单月均同比下降44.6%，因未礼让行人造成伤亡事故、亡人、伤人数量分别同比下降62.5%、85.7%、45%，路口交通违法现象大幅减少。
路口秩序改善，不仅对新一轮首都文明城区创建起到有力助推作用，“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更是成为继“排队乘车”后，双奥之城的又一道靓丽风景线。
优化改造路口方便“慢行”
早高峰时段，门头沟区交通流量最大的双峪路口忙中有序，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行人安全通行。
良好的交通秩序，得益于“慢行系统”的建立。去年11月，门头沟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开展“交通文明示范路口”创建行动，规范主要路口标识标线、红绿灯等设施，增设文明驾驶等标识。
“我们缩减了原有导流带的面积，在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分别增设直行车道、左转车道、两条非机动车道，还施划了非机动车引导线和地面标识。”门头沟区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副支队长王德新介绍，非机动车左转专用信号灯同时得以完善，加上信号配时的优化，确保在路口一次性左转，顺利通行。以往，行人过街总是担心时间紧张，改造中，特别增设3个安全岛，为行动不便、一次绿灯无法通过人行道的行人提供停留地。
非机动车道过窄、信号灯配时不合理，一直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自去年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交管部门狠抓路口设施改造，系统优化路口通行秩序。
全市打造市区两级文明交通示范路口410处，优化交通流线，“一口一策”增补“礼让行人”地面标识801组、交通标志307面、反光道钉5138个。43处路口设置非机动车一次左转，71处路口设置机动车右转必停，67处路口增设二次过街设施。
其他区也在行动，减少人车交织，保障行人过街安全。在大兴区兴华大街与金星西路路口，安全岛上摆放了4把蓝色遮阳伞。
“之前发现一个现象，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行人和非机动车急着穿行、抢灯，我们希望通过伫立遮阳伞，让大家有条件停一停等一等。”大兴区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科副科长王犇介绍，遮阳伞长宽可达3.5米，投用在全区交通流量大的20多个路口。
“两公”“两车”带头示范引领
早上9点左右，北京公交集团客三分公司十七车队驾驶员崔志勇将车稳稳地停在一处斑马线前，看到行人还在犹豫不敢先行，坐在车内的崔志勇赶紧伸手，做了一个“请先走”的手势，对方也点头“回敬”，然后迅速通过路口。等行人全部通过，崔志勇才开始右转。
距人行横道30米减速、20米预备刹车、10米踏刹车……“321礼让行人操作法”已经铭记在崔志勇和公交集团所有驾驶员心中。“以前都是人让车，这种观念在转变。我们每天上路跑，应该起到带头作用。”崔志勇说。
实地体验、换位思考、线上授课……每月的11日和22日，公交集团会组织驾驶员在重点路口开展主题活动。出租行业也将文明礼让纳入日常检查，礼让活动朝着常态化发展。
与此同时，“公务员”“公务车”率先垂范、带头践行。市直机关工委号召全市党员干部遵守交通规则、驾车礼让行人，就近就便认领路口，目前已有44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认领并值守47处重点路口。
从7月底开始，工作日早上7点半到8点半，下午5点半到6点半，通州区文旅局的徐延和同事们都会来到新华东街与车站路的交叉路口开启服务。包括他在内的8名志愿者和8名文明引导员、4名交警分工协作，手执“请等待”引导牌、“文明礼让我先行”引导旗，劝导不文明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环境。
路口的变化也被他们看在眼里，“比起刚开始时，现在大家更遵守交通规则了，司机主动礼让，非机动车闯红灯的也越来越少。”徐延说。
773个项目吸引志愿者2.5万人次参与
早高峰时段，朝阳路与定福庄北街交汇路口的那抹“志愿蓝”格外显眼。8名身着“毛景鸾志愿服务工作室”湛蓝色服装的志愿者正在进行文明引导，年过八旬的毛景鸾也在其中。他是一名有着20年志愿服务经历的“老志愿者”，而他的身体力行正在带动身边人加入。
今年8岁的宁悦文是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礼让斑马线活动，上岗前她和其他志愿者特意参加了线上交通知识培训。“平时主要是辖区市民加入，假期我们动员周边的学生们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把志愿精神传下去。”毛景鸾说。
依托“志愿北京”平台，去年8月以来，团市委已经发布“礼让斑马线”项目773个，参与志愿者达2.5万人次，累计服务时长20万小时，大家争做“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的倡导者、实践者、守护者、推动者。
一条小小的斑马线，反映着一座城市的文明水准。而路口秩序的提升，离不开每一名交通参与者，更需要久久为功。
“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专项行动已经列入北京冬奥文化遗产重要内容。北京还将保持常态长效管控力度不减，强执法、抓规范、促养成，并不断夯实提升路口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持续加强社会宣传，努力使“礼让行人”成为社会文明新时尚。（北京日报客户端）
【大职教视野下的高质量发展——访《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编委会执行副主任马树超】记者：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您主持过多个与职业教育质量相关的报告编写工作，例如《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等，这次是《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这些报告有哪些异同？
马树超：确实，我从2012年到2019年连续主持过8年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编写，最近两年担任《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写工作的总顾问。受国务院教育督导办的委托，我还在2016年主持《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的评估指标体系编制、发布、数据采集和评估报告编写工作，2018年和2020年作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参与评估报告的编制。这次受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作为编委会执行副主任和编写组总协调主持《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的研究与编制工作。这些报告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基于协助完善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考虑，目的是助推职业教育事业改革，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这些报告又都有着自己个性化的特点，比如这次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就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体现了第三方评价特色。职业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内部质量评价已逐渐走向制度化，但如何加强外部评价，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仍需探索与努力。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我国成立时间最早的职业教育专门机构，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之一，开展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价既有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也是自身履职尽责的应有作为。二是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模型。为了客观呈现各地职业教育发展差异，我们设计并计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三是实现了全口径职业教育评价。早在1925年，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就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我们面向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对全国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发展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整体性评价，实现了全口径评价，具有“大职业教育主义”特色。
记者：翻看这本报告，我们发现，报告分为“机遇与挑战”“现状与评价”“分析与建议”三个部分，非常简洁，这种结构是基于什么考虑？
马树超：今年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是在去年《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基础上编写的，很多具体的数字和成就在发展报告里已经描述很清楚了，今年我们侧重评价，以省域为评价基本单位，从区域视角进行第三方评价。
报告第一部分“机遇与挑战”，其实是宏观背景评价。机遇偏重于“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挑战则从四个方面提出问题。第一是办学导向上，要直面民生与就业结构性矛盾，我们在专栏里清晰指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发生动摇；第二是资源配置上，要适应人力资源强国建设要求，在专栏里指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投入不乐观；第三是内涵提升上，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在专栏里指出了新技术革命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第四是增强适应性上，现代职教体系亟待自我完善，在专栏里指出了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几个质量问题。
第二部分“现状与评价”，主要从区域、院校、服务、环境四个维度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进行评价，是报告的主体部分。
第三部分“分析与建议”，我们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第一是聚精会神狠抓发展质量，主要想表达的是我们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行政部门要落实抓质量的主导责任，职业院校要明确抓质量的主体地位，教师队伍要发挥抓质量的关键作用。第二是内外合力优化发展环境，包括平衡供需结构，营造充分就业的社会环境；强化职教科研，改善教育教学的治理环境；落实政策保障，完善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加大宣传力度，把正信息社会的舆论环境；提升技能价值，加强监督监管的法治环境。2021年是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元年，在这一节里，我们试图给出从学历型社会转向技能型社会的路径。
记者：在这本报告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观点都很值得深思。
马树超：确实是，我们可以在报告中找到10个“点睛”的观点。
第一个是回答什么是职业教育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并非仅仅体现在学历高或层次高、项目多和获奖多，而应主要体现在面向合适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上。”
第二个是分析升学趋势明显带来三大不利影响，“一是不利于缓解全国性‘技工荒’问题，导致中国制造质量难以提升；二是不利于企业获得技术技能人才红利，导致企业对校企合作失去信心；三是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导致职业教育普教化、应试化，丧失类型特色。”
第三个是说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但不是另类教育，“既不能因为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就关起门来使其成为‘孤岛教育’；也不能因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就将其办成普通教育的‘影子教育’。”
第四个是关于职教本科，“发挥政策正向激励作用，避免政策偏差的‘逆向选择’。支持坚持就业导向、人才培养质量高的优质专科高职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支持优质专科高职学校中产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的专业实施职业本科教育，避免因政策偏差而影响职业本科教育的公信力。”
第五个是关于就业和升学，“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将由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转向提高劳动者职业能力，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建议要分别统计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升学率。
第六个是关于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要创造条件，组建由教学专家、企业专家、信息技术专家组成的‘三栖’教学团队。”
第七个是关于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根据社会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和社会并非大学生越多越好，也不是拥有高学历的人越多越好。”“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最高的前三个国家依次是土耳其、希腊、韩国，其毛入学率分别为107%、100%、100%左右，但这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并非世界前三。可见，把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第八个是为职业院校教师减负，“教师面对需要付出更多精力的学生群体，却经常被各种教学以外的要求弄得无所适从、精疲力尽，很难把各种改革落实到课堂上，所以出现外面锣鼓喧天、课堂波澜不惊的情况。”
第九个是建议加强职业教育正面宣传和正面引导，“强化主流媒体和中小学教材宣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案例的功能。同时，加强负面舆情管控，防止破窗效应发生，构建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环境。”
第十个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要加快完善国家资格框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打通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之间的壁垒，推动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等值等效，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报记者 翟帆）
马树超：确实，我从2012年到2019年连续主持过8年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编写，最近两年担任《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写工作的总顾问。受国务院教育督导办的委托，我还在2016年主持《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的评估指标体系编制、发布、数据采集和评估报告编写工作，2018年和2020年作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参与评估报告的编制。这次受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作为编委会执行副主任和编写组总协调主持《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的研究与编制工作。这些报告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基于协助完善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考虑，目的是助推职业教育事业改革，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这些报告又都有着自己个性化的特点，比如这次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就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体现了第三方评价特色。职业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内部质量评价已逐渐走向制度化，但如何加强外部评价，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仍需探索与努力。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我国成立时间最早的职业教育专门机构，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之一，开展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价既有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也是自身履职尽责的应有作为。二是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模型。为了客观呈现各地职业教育发展差异，我们设计并计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三是实现了全口径职业教育评价。早在1925年，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就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我们面向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对全国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发展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整体性评价，实现了全口径评价，具有“大职业教育主义”特色。
记者：翻看这本报告，我们发现，报告分为“机遇与挑战”“现状与评价”“分析与建议”三个部分，非常简洁，这种结构是基于什么考虑？
马树超：今年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是在去年《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基础上编写的，很多具体的数字和成就在发展报告里已经描述很清楚了，今年我们侧重评价，以省域为评价基本单位，从区域视角进行第三方评价。
报告第一部分“机遇与挑战”，其实是宏观背景评价。机遇偏重于“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挑战则从四个方面提出问题。第一是办学导向上，要直面民生与就业结构性矛盾，我们在专栏里清晰指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发生动摇；第二是资源配置上，要适应人力资源强国建设要求，在专栏里指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投入不乐观；第三是内涵提升上，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在专栏里指出了新技术革命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第四是增强适应性上，现代职教体系亟待自我完善，在专栏里指出了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几个质量问题。
第二部分“现状与评价”，主要从区域、院校、服务、环境四个维度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进行评价，是报告的主体部分。
第三部分“分析与建议”，我们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第一是聚精会神狠抓发展质量，主要想表达的是我们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行政部门要落实抓质量的主导责任，职业院校要明确抓质量的主体地位，教师队伍要发挥抓质量的关键作用。第二是内外合力优化发展环境，包括平衡供需结构，营造充分就业的社会环境；强化职教科研，改善教育教学的治理环境；落实政策保障，完善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加大宣传力度，把正信息社会的舆论环境；提升技能价值，加强监督监管的法治环境。2021年是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元年，在这一节里，我们试图给出从学历型社会转向技能型社会的路径。
记者：在这本报告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观点都很值得深思。
马树超：确实是，我们可以在报告中找到10个“点睛”的观点。
第一个是回答什么是职业教育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并非仅仅体现在学历高或层次高、项目多和获奖多，而应主要体现在面向合适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上。”
第二个是分析升学趋势明显带来三大不利影响，“一是不利于缓解全国性‘技工荒’问题，导致中国制造质量难以提升；二是不利于企业获得技术技能人才红利，导致企业对校企合作失去信心；三是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导致职业教育普教化、应试化，丧失类型特色。”
第三个是说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但不是另类教育，“既不能因为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就关起门来使其成为‘孤岛教育’；也不能因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就将其办成普通教育的‘影子教育’。”
第四个是关于职教本科，“发挥政策正向激励作用，避免政策偏差的‘逆向选择’。支持坚持就业导向、人才培养质量高的优质专科高职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支持优质专科高职学校中产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的专业实施职业本科教育，避免因政策偏差而影响职业本科教育的公信力。”
第五个是关于就业和升学，“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将由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转向提高劳动者职业能力，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建议要分别统计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升学率。
第六个是关于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要创造条件，组建由教学专家、企业专家、信息技术专家组成的‘三栖’教学团队。”
第七个是关于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根据社会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和社会并非大学生越多越好，也不是拥有高学历的人越多越好。”“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最高的前三个国家依次是土耳其、希腊、韩国，其毛入学率分别为107%、100%、100%左右，但这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并非世界前三。可见，把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第八个是为职业院校教师减负，“教师面对需要付出更多精力的学生群体，却经常被各种教学以外的要求弄得无所适从、精疲力尽，很难把各种改革落实到课堂上，所以出现外面锣鼓喧天、课堂波澜不惊的情况。”
第九个是建议加强职业教育正面宣传和正面引导，“强化主流媒体和中小学教材宣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案例的功能。同时，加强负面舆情管控，防止破窗效应发生，构建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环境。”
第十个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要加快完善国家资格框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打通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之间的壁垒，推动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等值等效，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报记者 翟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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