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是懂得保持分寸
文/林子树
来源于樊登读书会
罗振宇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去一家银行办事，因为业务比较复杂，银行柜台的经理大概为他办了一个多小时，办理过程中，经理一丝不苟，非常认真，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大概过了半个月，他在超市偶然遇到了那位经理，闲聊之下，罗振宇才知道，原来经理是自己节目的忠实听众，不仅如此，他还说了很多对节目的感想。
罗振宇觉得很奇怪，问经理：“那天在银行你为何不说认识我呢？”
没想到经理说：“那个时候，你是客户，我在工作，在工作场合，我不宜谈和业务无关的任何话。”
这个经理是个智者，他深谙界限感的重要性，知道怎样把握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感，知道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是什么身份就说什么话。
一个人只有明确自己的界限，才能做出得体的处理。一个懂得界限感的人，会让人如沐春风。
有界限感的人是值得相处的人，他们懂得替别人着想，也更了解自己。
界限感说到底是人际交往的高素养表现，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智慧，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前两天，有个朋友在微信上和我诉苦。
朋友芸是一名作家，这几年在圈子里小有名气，经常有写作爱好者向她请教写作知识，朋友芸为人爽快，只要有时间，就会倾囊相授。
前段时间有一位写作爱好者找到她，她们聊得非常愉快，朋友芸答应有时间就帮她。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朋友芸大跌眼镜。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论是清闲还是忙碌，她隔一会儿就会收到对方的语音聊天。
甚至是个别词语的处理也要问朋友芸的意见，最主要的是她完全忘了自己跟芸的关系，仿佛芸为她服务是理所应当的。
朋友芸本以为过几天就好了，但没想到往后愈演愈烈，这个人丝毫不懂得界限感，只要自己有时间就会发语音邀请。
芸说：“有天晚上我儿子刚睡着，她发语音又把孩子吵醒了，折腾了大半天也不睡。”
我说：“你向她表达自己的不满了吗？”朋友说：“当然。”
芸委婉地跟对方说了下，但没想到对方竟然觉得她小题大做，后来，没有丝毫办法的芸只好把对方拉黑了。
这位写作者说到底就是不懂得界限感，肆无忌惮地打扰别人，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和困扰。
界限感是一个人修养的支点，如果不分时间地点地打扰，肯定会让人心生厌烦。每个人都很忙，没人有义务解答你所有的问题。
有界限感的人一定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不会随便干涉别人的生活，他们懂得界限感的重要性，懂得相处之道。
之前有个新闻，一位妈妈在女儿收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第一时间把录取通知书晒到了自己的好友群，不仅如此，她还非常骄傲地发了一段话：“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大气。”
这位妈妈本以为自己会被夸奖几句，却没想到自己竟然被踢出了班级群，她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其实，这位妈妈就是不懂界限感，她不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女儿考上清华当然是喜事一件，别的家长可能正因为孩子没考上而心烦，一个不懂得换位思考的人，自然会让人反感。
聪明的人，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换句话说，不将自己的事情强行分享给别人的人才是生活的智者，他们懂得界限感的重要性。
《最愚蠢的一代》里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明白白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别人毫无意义。
一个有界限感的人，懂得换位思考，他们会尊重别人的不同，尽量不打扰对方。
其实界限感的存在并不是要划清彼此的界限，也不是让我们滋生隔膜、形似疏离，而是尊重对方的决定和想法，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规避一些潜在的争执。
比如刺猬在天冷时彼此靠拢取暖，但会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互相刺伤。
王梓恒老师在《家庭关系痛苦的根源》一文中这样说道：“明确哪些事是自己的事，哪些事是别人的事，守住自己的界限，也不要侵犯他人的界限。”
就算彼此的关系再好，也需要界限感。再亲密无间，也不能随意在别人的生活里走来走去。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博士认为人和人的关系有四种距离，由疏到近分别是公共距离、社交距离、个人距离和亲密距离。
没有界限感的人，总是把握不好人际交往的尺度，说出来的话让人难以忍受，做出来的事情让人生厌。
有界限的人则能分清自己的世界和他人的世界，做好自己，不打扰别人。
无论何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一种理想的亲密状态。保持各自人格的独立，才是一段稳定关系的基础和前提。
最好的关系并不是彼此纠缠，而是懂得界限感，给自己和他人的交往留点空间。
备注：本信息图文均转摘于网络，版权属于原创作者。
文/林子树
来源于樊登读书会
罗振宇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去一家银行办事，因为业务比较复杂，银行柜台的经理大概为他办了一个多小时，办理过程中，经理一丝不苟，非常认真，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大概过了半个月，他在超市偶然遇到了那位经理，闲聊之下，罗振宇才知道，原来经理是自己节目的忠实听众，不仅如此，他还说了很多对节目的感想。
罗振宇觉得很奇怪，问经理：“那天在银行你为何不说认识我呢？”
没想到经理说：“那个时候，你是客户，我在工作，在工作场合，我不宜谈和业务无关的任何话。”
这个经理是个智者，他深谙界限感的重要性，知道怎样把握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感，知道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是什么身份就说什么话。
一个人只有明确自己的界限，才能做出得体的处理。一个懂得界限感的人，会让人如沐春风。
有界限感的人是值得相处的人，他们懂得替别人着想，也更了解自己。
界限感说到底是人际交往的高素养表现，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智慧，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前两天，有个朋友在微信上和我诉苦。
朋友芸是一名作家，这几年在圈子里小有名气，经常有写作爱好者向她请教写作知识，朋友芸为人爽快，只要有时间，就会倾囊相授。
前段时间有一位写作爱好者找到她，她们聊得非常愉快，朋友芸答应有时间就帮她。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朋友芸大跌眼镜。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论是清闲还是忙碌，她隔一会儿就会收到对方的语音聊天。
甚至是个别词语的处理也要问朋友芸的意见，最主要的是她完全忘了自己跟芸的关系，仿佛芸为她服务是理所应当的。
朋友芸本以为过几天就好了，但没想到往后愈演愈烈，这个人丝毫不懂得界限感，只要自己有时间就会发语音邀请。
芸说：“有天晚上我儿子刚睡着，她发语音又把孩子吵醒了，折腾了大半天也不睡。”
我说：“你向她表达自己的不满了吗？”朋友说：“当然。”
芸委婉地跟对方说了下，但没想到对方竟然觉得她小题大做，后来，没有丝毫办法的芸只好把对方拉黑了。
这位写作者说到底就是不懂得界限感，肆无忌惮地打扰别人，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和困扰。
界限感是一个人修养的支点，如果不分时间地点地打扰，肯定会让人心生厌烦。每个人都很忙，没人有义务解答你所有的问题。
有界限感的人一定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不会随便干涉别人的生活，他们懂得界限感的重要性，懂得相处之道。
之前有个新闻，一位妈妈在女儿收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第一时间把录取通知书晒到了自己的好友群，不仅如此，她还非常骄傲地发了一段话：“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大气。”
这位妈妈本以为自己会被夸奖几句，却没想到自己竟然被踢出了班级群，她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其实，这位妈妈就是不懂界限感，她不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女儿考上清华当然是喜事一件，别的家长可能正因为孩子没考上而心烦，一个不懂得换位思考的人，自然会让人反感。
聪明的人，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换句话说，不将自己的事情强行分享给别人的人才是生活的智者，他们懂得界限感的重要性。
《最愚蠢的一代》里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明白白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别人毫无意义。
一个有界限感的人，懂得换位思考，他们会尊重别人的不同，尽量不打扰对方。
其实界限感的存在并不是要划清彼此的界限，也不是让我们滋生隔膜、形似疏离，而是尊重对方的决定和想法，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规避一些潜在的争执。
比如刺猬在天冷时彼此靠拢取暖，但会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互相刺伤。
王梓恒老师在《家庭关系痛苦的根源》一文中这样说道：“明确哪些事是自己的事，哪些事是别人的事，守住自己的界限，也不要侵犯他人的界限。”
就算彼此的关系再好，也需要界限感。再亲密无间，也不能随意在别人的生活里走来走去。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博士认为人和人的关系有四种距离，由疏到近分别是公共距离、社交距离、个人距离和亲密距离。
没有界限感的人，总是把握不好人际交往的尺度，说出来的话让人难以忍受，做出来的事情让人生厌。
有界限的人则能分清自己的世界和他人的世界，做好自己，不打扰别人。
无论何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一种理想的亲密状态。保持各自人格的独立，才是一段稳定关系的基础和前提。
最好的关系并不是彼此纠缠，而是懂得界限感，给自己和他人的交往留点空间。
备注：本信息图文均转摘于网络，版权属于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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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他是《盛京赋》的法文翻译者——
钱德明，让万千欧洲人记住盛京
□荆绍福
2010年，沈阳市档案馆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将1770年出版的法文版《御制盛京赋》（以下称《盛京赋》）这部书进行了全文拍摄，240年后，法文版《盛京赋》东归沈阳。
2015年，沈阳出版社请外交学院龙云教授将法文版《盛京赋》翻译成汉文，作为法汉对照本出版。《盛京赋》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法文版《盛京赋》翻译者钱德明及其翻译特色，《盛京赋》出版后在法国乃至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
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瑟夫-马里·亚密欧特（法语：Joseph-Marie Amiot），汉名钱德明。
钱德明于1718年2月8日出生在法国土伦，就读耶稣会办的学校，1737年19岁时加入耶稣会，1750年抵达澳门到中国传教。1751年8月22日后，钱德明定居北京，与其他传教士过着集体组织生活，1761年任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司库，1779年出任法国在华传教区会长。1754年，钱德明发愿研究中华文化，他担任法国科学院的通讯记者、乾隆帝的御用西方语言翻译官，甚至是法国驻华使团的精神领袖。18世纪六七十年代，耶稣会遭到解散，但钱德明仍留在北京继续传教。自1750年踏上澳门的土地始，至1793年10月8日病逝，钱德明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成为在华生活时间最长的法国传教士之一。
在这漫长的四十余年中，钱德明逐渐使自己的汉语知识臻于完善。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美术、天文、地理、医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自然学科。他能用汉文、法文以及满文、蒙文等文字著书立说。他的成果以翻译和著述为主，也包括大量通信，数量较大。其中《盛京赋》和《中国兵法》影响最大。他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钱德明撰写的满语辞典《鞑靼语-满语-法语辞典》于1789年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在此辞典出版前，满语于欧洲可说是一种未知的语言。1772年，他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这本书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直到138年后（1910年），完整英译版才公之于世。
钱德明将清朝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古乐经传》翻译成法文，著述了《中国古今音乐篇》。他将这两部著作连同关于中国音乐的一些其他零散著作及中国的一些乐曲、乐器寄往法国后，法国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音乐的热潮。钱德明被誉为“华乐西传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
钱德明亲自参与和见证了18世纪后半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他留下的大量法文著译作品从多个层面向法国和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和科学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通讯院士，是法国18世纪重要政治人物贝尔坦和诸多文人的笔友，《中国杂纂》的主要撰稿人，汉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钱德明将《盛京赋》翻译成法文
最早的《盛京赋》版本是乾隆八年（1743）至十三年（1748）之间，由清朝内府专门的刻书机构——武英殿木板刻印的，有满文和汉文两种版本。《盛京赋》的发放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并登记造册，所以能得到一部《盛京赋》非常不容易。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序言中写道：“我根本无法找到一份印刷版的《盛京赋》，印刷版数量非常少，除了皇宫、王府以及某些贵人的府邸外，别处无可寻觅。在那些主持印刷的官员的手里倒是可以找到该书未装订散页，但可惜它们要么粘有污墨，要么字迹不清，要么有其它类似的缺陷。于是人们就把这些散页集中起来，拼装成了若干本完整的《盛京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了其中一份，因为对《盛京赋》感兴趣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盛京赋》一书到手，钱德明如获至宝。他被含义深刻、趣味高雅、具有重大诗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盛京赋》所折服，决定要对这部当时的文学杰作进行翻译，传播给法国。一是向西方展示中国皇帝乾隆勤政风雅的正面形象，传递在乾隆治理下寰宇中最大的国家形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信息；二是通过乾隆皇帝谒陵祭祖、对先人追思和感怀活动，向西方展示中国的传统礼仪；三是希望引起欧洲学者对满文的兴趣，让西方更多地了解满族文化，以便促进其提出的法国能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设立主教区的建议尽早实现。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当中很少有人涉及诗体翻译，但是钱德明却翻译了不少诗歌，其中《盛京赋》的翻译，开辟了前人不曾研究过的领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译序中言明了法文版《盛京赋》的翻译方法：“我主要的注意力就是尽可能跟随原文：我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一行一行地跟随；我几乎都做到了；但我不敢妄自尊大说自己的翻译就没有毛病。不管怎样，我觉得已经说得够多了，能够给读者一个如实的赋和颂的看法。”这段话清楚地说明，钱德明遵循忠实和直接的翻译方法，希望让读者“如实”地了解中国文学中的赋和颂。但在实际翻译中，由于法、汉两种语言中实在没有完全价值等同的词语，尤其是关于满洲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的大量词汇在法语中没有相对应的替代词，译者不得不增加很多解释性的话语，另外，译者故意增加了很多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进行个人的创造和发挥，以传递更多的异文化因素，这大大增加了译文的篇幅。
法文版《盛京赋》除了书籍出版的序、跋和正文外，新增加了定鼎中原之大清帝王谱系、参与此文学工程之亲王和重臣姓名及官阶、三十二体篆书缘起、《盛京赋》注释、鞑靼—满洲发祥地概要、《三清茶》诗等部分，特别是《盛京赋》注释包含149个问题，解释文字之长超过全书总字数的三分之一。
钱德明于1769年将《盛京赋》法译稿寄往法国国王图书馆。该馆馆长比尼翁收到法文译稿后，委托东方学家德经审核这部著作。德经校对了译稿并撰写了前言。1770年，法文版《盛京赋》由巴黎提亚尔出版社出版，这是《盛京赋》在西方传播的开始，也是这部作品最早的外文版。法文版《盛京赋》出版5年后，即1775年，钱德明才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他翻译的这部图书。
《盛京赋》促发了欧洲新一轮“中国热”
18世纪的欧洲，流行着“中国热”，这种热延续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将近一百年，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下至市井平民、上至王公贵族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第二个方面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这一方面的“中国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18世纪70年代初《盛京赋》和《中国兵法》的出版，引起了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为欧洲“中国热”添加了新的动力之源，促发了新一轮“中国热”的到来。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从《盛京赋》译文中解读出了符合自己想象的开明君主形象，一位爱好文艺和保护文艺的诗人皇帝。1770年，《盛京赋》出版后，他写道：“中国皇帝万岁，他写诗歌，与众人和睦相处。”随后，他写了题献给中国皇帝的诗歌。1776年，他评价乾隆是“一位比奥古斯丁还要伟大、让人敬畏、更加操劳的皇帝，他只为教化和人类的幸福而作诗”。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戏剧家狄德罗，对《盛京赋》整个译文做了忠实的摘要：第一部分是出版者前言，言及钱德明在北京已经居住二十余年，可以相信其翻译的准确度；第二部分是译者序言，译者称在法语中尽量忠实地保证思想的传递；第三部分是中方出版者献词，对诗歌的赞赏，对皇帝的尊崇；第四部分是圣旨，表达了履行该旨意和处理满文时的细致；第五部分是乾隆的序、赋、颂。狄德罗“以我的方式进行摘要”，但“是皇帝在言说”。这一摘要发表在欧洲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通讯》上。
法国启蒙思想家格里姆也赞扬了译文中所传达的道德理念和乾隆皇帝本人：“由这样的诗人（乾隆皇帝）治理的人民该多么幸福！”“这位君主在对子民父亲般的情感中教育长大，他将牢记品德高尚的祖先且将适时纪念他们视为自己的义务”。在赞美的同时，两人也对钱德明的翻译无法确切表达中国皇帝原著的意蕴和美感表示遗憾。
三位法国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地从法译本《盛京赋》中解读出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中国形象——开明的君主，幸福的子民，以及符合自然秩序的阐释和点评，极大地促进了这部著作在西方世界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古老中国在世界上的积极影响。
钱德明翻译的法文本《盛京赋》的出版，对其诞生地盛京（沈阳）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是乾隆皇帝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的唯一大赋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是大清陪都盛京（沈阳）发展历史在欧洲大地的第一次系统宣示。乘乾隆皇帝之势，盛京（沈阳）让万千欧洲人所了解，借《盛京赋》出版发行之东风，盛京（沈阳）这个名字在中法文化历史交流中久久回响。
他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他是《盛京赋》的法文翻译者——
钱德明，让万千欧洲人记住盛京
□荆绍福
2010年，沈阳市档案馆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将1770年出版的法文版《御制盛京赋》（以下称《盛京赋》）这部书进行了全文拍摄，240年后，法文版《盛京赋》东归沈阳。
2015年，沈阳出版社请外交学院龙云教授将法文版《盛京赋》翻译成汉文，作为法汉对照本出版。《盛京赋》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法文版《盛京赋》翻译者钱德明及其翻译特色，《盛京赋》出版后在法国乃至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
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瑟夫-马里·亚密欧特（法语：Joseph-Marie Amiot），汉名钱德明。
钱德明于1718年2月8日出生在法国土伦，就读耶稣会办的学校，1737年19岁时加入耶稣会，1750年抵达澳门到中国传教。1751年8月22日后，钱德明定居北京，与其他传教士过着集体组织生活，1761年任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司库，1779年出任法国在华传教区会长。1754年，钱德明发愿研究中华文化，他担任法国科学院的通讯记者、乾隆帝的御用西方语言翻译官，甚至是法国驻华使团的精神领袖。18世纪六七十年代，耶稣会遭到解散，但钱德明仍留在北京继续传教。自1750年踏上澳门的土地始，至1793年10月8日病逝，钱德明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成为在华生活时间最长的法国传教士之一。
在这漫长的四十余年中，钱德明逐渐使自己的汉语知识臻于完善。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美术、天文、地理、医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自然学科。他能用汉文、法文以及满文、蒙文等文字著书立说。他的成果以翻译和著述为主，也包括大量通信，数量较大。其中《盛京赋》和《中国兵法》影响最大。他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钱德明撰写的满语辞典《鞑靼语-满语-法语辞典》于1789年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在此辞典出版前，满语于欧洲可说是一种未知的语言。1772年，他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这本书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直到138年后（1910年），完整英译版才公之于世。
钱德明将清朝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古乐经传》翻译成法文，著述了《中国古今音乐篇》。他将这两部著作连同关于中国音乐的一些其他零散著作及中国的一些乐曲、乐器寄往法国后，法国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音乐的热潮。钱德明被誉为“华乐西传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
钱德明亲自参与和见证了18世纪后半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他留下的大量法文著译作品从多个层面向法国和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和科学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通讯院士，是法国18世纪重要政治人物贝尔坦和诸多文人的笔友，《中国杂纂》的主要撰稿人，汉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钱德明将《盛京赋》翻译成法文
最早的《盛京赋》版本是乾隆八年（1743）至十三年（1748）之间，由清朝内府专门的刻书机构——武英殿木板刻印的，有满文和汉文两种版本。《盛京赋》的发放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并登记造册，所以能得到一部《盛京赋》非常不容易。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序言中写道：“我根本无法找到一份印刷版的《盛京赋》，印刷版数量非常少，除了皇宫、王府以及某些贵人的府邸外，别处无可寻觅。在那些主持印刷的官员的手里倒是可以找到该书未装订散页，但可惜它们要么粘有污墨，要么字迹不清，要么有其它类似的缺陷。于是人们就把这些散页集中起来，拼装成了若干本完整的《盛京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了其中一份，因为对《盛京赋》感兴趣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盛京赋》一书到手，钱德明如获至宝。他被含义深刻、趣味高雅、具有重大诗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盛京赋》所折服，决定要对这部当时的文学杰作进行翻译，传播给法国。一是向西方展示中国皇帝乾隆勤政风雅的正面形象，传递在乾隆治理下寰宇中最大的国家形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信息；二是通过乾隆皇帝谒陵祭祖、对先人追思和感怀活动，向西方展示中国的传统礼仪；三是希望引起欧洲学者对满文的兴趣，让西方更多地了解满族文化，以便促进其提出的法国能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设立主教区的建议尽早实现。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当中很少有人涉及诗体翻译，但是钱德明却翻译了不少诗歌，其中《盛京赋》的翻译，开辟了前人不曾研究过的领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译序中言明了法文版《盛京赋》的翻译方法：“我主要的注意力就是尽可能跟随原文：我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一行一行地跟随；我几乎都做到了；但我不敢妄自尊大说自己的翻译就没有毛病。不管怎样，我觉得已经说得够多了，能够给读者一个如实的赋和颂的看法。”这段话清楚地说明，钱德明遵循忠实和直接的翻译方法，希望让读者“如实”地了解中国文学中的赋和颂。但在实际翻译中，由于法、汉两种语言中实在没有完全价值等同的词语，尤其是关于满洲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的大量词汇在法语中没有相对应的替代词，译者不得不增加很多解释性的话语，另外，译者故意增加了很多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进行个人的创造和发挥，以传递更多的异文化因素，这大大增加了译文的篇幅。
法文版《盛京赋》除了书籍出版的序、跋和正文外，新增加了定鼎中原之大清帝王谱系、参与此文学工程之亲王和重臣姓名及官阶、三十二体篆书缘起、《盛京赋》注释、鞑靼—满洲发祥地概要、《三清茶》诗等部分，特别是《盛京赋》注释包含149个问题，解释文字之长超过全书总字数的三分之一。
钱德明于1769年将《盛京赋》法译稿寄往法国国王图书馆。该馆馆长比尼翁收到法文译稿后，委托东方学家德经审核这部著作。德经校对了译稿并撰写了前言。1770年，法文版《盛京赋》由巴黎提亚尔出版社出版，这是《盛京赋》在西方传播的开始，也是这部作品最早的外文版。法文版《盛京赋》出版5年后，即1775年，钱德明才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他翻译的这部图书。
《盛京赋》促发了欧洲新一轮“中国热”
18世纪的欧洲，流行着“中国热”，这种热延续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将近一百年，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下至市井平民、上至王公贵族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第二个方面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这一方面的“中国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18世纪70年代初《盛京赋》和《中国兵法》的出版，引起了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为欧洲“中国热”添加了新的动力之源，促发了新一轮“中国热”的到来。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从《盛京赋》译文中解读出了符合自己想象的开明君主形象，一位爱好文艺和保护文艺的诗人皇帝。1770年，《盛京赋》出版后，他写道：“中国皇帝万岁，他写诗歌，与众人和睦相处。”随后，他写了题献给中国皇帝的诗歌。1776年，他评价乾隆是“一位比奥古斯丁还要伟大、让人敬畏、更加操劳的皇帝，他只为教化和人类的幸福而作诗”。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戏剧家狄德罗，对《盛京赋》整个译文做了忠实的摘要：第一部分是出版者前言，言及钱德明在北京已经居住二十余年，可以相信其翻译的准确度；第二部分是译者序言，译者称在法语中尽量忠实地保证思想的传递；第三部分是中方出版者献词，对诗歌的赞赏，对皇帝的尊崇；第四部分是圣旨，表达了履行该旨意和处理满文时的细致；第五部分是乾隆的序、赋、颂。狄德罗“以我的方式进行摘要”，但“是皇帝在言说”。这一摘要发表在欧洲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通讯》上。
法国启蒙思想家格里姆也赞扬了译文中所传达的道德理念和乾隆皇帝本人：“由这样的诗人（乾隆皇帝）治理的人民该多么幸福！”“这位君主在对子民父亲般的情感中教育长大，他将牢记品德高尚的祖先且将适时纪念他们视为自己的义务”。在赞美的同时，两人也对钱德明的翻译无法确切表达中国皇帝原著的意蕴和美感表示遗憾。
三位法国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地从法译本《盛京赋》中解读出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中国形象——开明的君主，幸福的子民，以及符合自然秩序的阐释和点评，极大地促进了这部著作在西方世界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古老中国在世界上的积极影响。
钱德明翻译的法文本《盛京赋》的出版，对其诞生地盛京（沈阳）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是乾隆皇帝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的唯一大赋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是大清陪都盛京（沈阳）发展历史在欧洲大地的第一次系统宣示。乘乾隆皇帝之势，盛京（沈阳）让万千欧洲人所了解，借《盛京赋》出版发行之东风，盛京（沈阳）这个名字在中法文化历史交流中久久回响。
化学名人
范霍夫
雅可比·亨利克·范霍夫，荷兰化学家，他关于分子的空间立体结构的假说，不仅能够解释旋光异构现象，而且还能解释诸如顺丁烯二酸和反丁烯二酸、顺甲基丁烯二酸和反甲基丁烯二酸等另一类非旋光异构现象。分子的空间结构假说的诞生，立刻在整个化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有识之上看到了新假说的深刻含义，纷纷称赞范霍夫这一创举。
中文名
雅可比·亨利克·范霍夫
外文名
Jacobus He nricus Varrt Hoff
国籍
荷兰
出生日期
1852
逝世日期
1911
职业
物理化学家
毕业院校
莱顿大学
代表作品
《化学动力学研究》
性别
男
学术成果
从1877年之后，范霍夫开始注意研究化学动力学和化学亲合力问题。1884年，他出版了《化学动力学研究》一书。书中他不仅阐明了反应速度等化学动力学问题，而且还专门论述了化学平衡理论和以自由能为基础的亲合力理论。
这本书首先着重讨论了化学反应速度及其变化规律。他创造性地把反应速度分为单分子、双分子和多分子反应三种不同类型来研究。其次，范霍夫对于两个方向相反的反应（即可逆反应）采用了化学平衡的观点来研究。他首倡以双箭头符号来表明化学平衡的动态特性。最后，他还给化学亲合力下了明确的定义，并对它进行了研究。在物理化学领域中，范霍夫重点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是稀溶液的渗透压及有关规律。他做了许多关于溶液渗透压的实验，提出了一个能普遍适用的渗透压公式。
PV=iRT i>1
式中P是溶液的渗透压，V是其体积；R是理想气体常数，T是溶液的绝对温度。
范霍夫还证明，对许多物质来说：i值均为1，即渗透压关系式为PV=RT。同时，他还对此式的应用以及i不等于的体系（电解质溶液）进行了大量研究。范霍夫从化学动力学开始，进而广泛地研究了热力学，特别是有关稀溶液的渗透压问题。他把化学动力学、热力学和物理测定统一起来，建立了物理化学的基础。正如范霍夫在创建立体化学时的遭遇一样，物理化学的诞生也遇到了不少挫折。瑞典有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名叫斯特万·阿累尼乌斯。他根据自己对溶液导电性的研究，提出了关于溶液的电离假说。但这一新理论的出现立即遭到国内不少学者的强烈反对。为了寻求理解与支持，阿累尼乌斯把自己的论文寄给范霍夫请求诣正。想不到身处异国的范霍夫一口气读完了论文后，不仅马上领会了阿累尼乌斯的基本观点，并且由此受到了极大启迪。他的脑子豁然开朗：电离作用！对，电离作用！这正是电解质溶液i>=1的原因。范霍夫认为，如果溶液中的电解质确实分解为离子，那么溶液中的粒子数就会增多。同样地，如果是由于粒子撞击半透膜隔层而引起的渗透压力，则很容易理解测量压力为什么会高于计算压力值。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论文并写信告诉了阿累尼乌斯，表示完全赞同电离学说。
范霍夫关于电解质溶液的渗透压的文章在斯德哥尔摩发表后，引起了德国科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极大兴趣。几个月后，他专程来到阿姆斯特丹，同范霍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俩一致认为阿累尼乌斯的电离学说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奥斯特瓦尔德对范霍夫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理论的开端，它将会成为研究溶液特性的基础。而您本人的研究，将会证实和发展这个理论。”他还倡议道：“事业需要大家更紧密地进行合作，把一切力量都联合起来。”当他得知阿累尼乌斯已决定要来阿姆斯特丹同范霍夫一起进行实验，随后还要去里加拜访他时，非常高兴。1887年8月初，他们共同创办的《物理化学杂志》第一期在莱比锡问世。这标志着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一物理化学的诞生。范霍夫同阿累尼乌斯、奥斯特瓦尔德的友谊与协作，使他们突破了国界和学科的局限，共同为新学科的创立奠基、为新兴的基本理论的确立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固此，他们被誉为“物理化学的三剑客”。范霍夫毕生从事有机立体化学与物理化学的广泛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1901年12月10日，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在瑞典科学院举行的隆重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演讲，他着重讲到了关于溶液的理论方面的科学成就。[3]
人物贡献
范霍夫在化学上的这些开创性贡献，表明他高于前人和他的同代人，从而得到了崇高的荣誉。这当然与他自幼热爱化学和在数学、物理学等方面的广博而深逢的知识素养分不开。然而，注意哲学修养、不断探求科学方法更使他具有非凡的创造想像能力，小时候对化学实验的浓厚兴趣，后来变成了他取得各项成果的基础。他重视实验，但又不像当时绝大多数科学家那样局限于狭隘的经验。他善于巧妙地运用数学方法去整理实验结果，并注意用类比等逻辑推理从数学方程式里面推导出一些理论上的新绪论，这是他创立物理化学新学科的重要方法。而在立体化学创立过程中，则主要体现了他列模型方法以及科学假说方法的深刻理解和灵活应用、他总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去把握问题的精髓，胜人一筹。
自1885年以后，范霍夫一直被选为荷兰皇家科学院成员。还先后当选为哥根廷皇家科学院、伦敦化学会、美国化学会以及德国研究院的外籍成员，获得了许多荣誉奖章。1901年他在接受了诺贝尔化学奖以后，应邀访问了美国、德国等一些经济、文化先进国家，多次得到荣誉博士学位。但他始终念念不忘报效自己的祖国。当科研工作遇到困难时，他也曾多次出国从事研究。然而，外国的高薪聘请、优越舒适的生活条件都役能挽留住这位荷兰人。一旦国内有了适当的设备条件，他就毅然返回祖国。他以罕见的热情与干劲勤奋终生，他常常废寝忘食，计以继夜地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年近花甲时，范霍夫终固长期积劳成疾，彼越来越重的肺结核病困扰着。在当时，这是种使人类束手无策的“不治之症”，使他日趋虚弱，身体消瘦，呼吸不畅。在朋友们的劝助下，他在柏林做了手术治疗，却仍不能恢复昔日的工作能力。顽强的范霍夫每天躺在病床上仍离不了看书、整理资料和写日记。精神稍好一点，他就躺不住了，要求医生允许他去工作。一离开病床，他仿佛忘了病痛，又沉浸在研究工作之中。刚到瑞士不久的阿累尼乌斯，立即专程来柏林看望这位同行挚友。当他看到这位科学剑客被病魔折磨得已不像样子时，心里非常难过。阿累尼乌斯强忍着内心的不安，仍以炽烈的友情去宽慰他的异国战友，鼓励他安心休养，以便东山再起。然而这终归只是一种愿望，这次会面竟是两位化学巨匠的诀别。1911年3月1日，年仅59岁的范霍夫不幸早逝。一颗科学巨星的陨落，震惊了世界化学界。荷兰人民经受了失去一位忠实儿子的痛苦。为了永远地怀念他，范霍夫的遗体火化后，人们将他的骨灰安放在柏林达莱姆公墓，供后人瞻仰。[2]
（本文章的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范霍夫
雅可比·亨利克·范霍夫，荷兰化学家，他关于分子的空间立体结构的假说，不仅能够解释旋光异构现象，而且还能解释诸如顺丁烯二酸和反丁烯二酸、顺甲基丁烯二酸和反甲基丁烯二酸等另一类非旋光异构现象。分子的空间结构假说的诞生，立刻在整个化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有识之上看到了新假说的深刻含义，纷纷称赞范霍夫这一创举。
中文名
雅可比·亨利克·范霍夫
外文名
Jacobus He nricus Varrt Hoff
国籍
荷兰
出生日期
1852
逝世日期
1911
职业
物理化学家
毕业院校
莱顿大学
代表作品
《化学动力学研究》
性别
男
学术成果
从1877年之后，范霍夫开始注意研究化学动力学和化学亲合力问题。1884年，他出版了《化学动力学研究》一书。书中他不仅阐明了反应速度等化学动力学问题，而且还专门论述了化学平衡理论和以自由能为基础的亲合力理论。
这本书首先着重讨论了化学反应速度及其变化规律。他创造性地把反应速度分为单分子、双分子和多分子反应三种不同类型来研究。其次，范霍夫对于两个方向相反的反应（即可逆反应）采用了化学平衡的观点来研究。他首倡以双箭头符号来表明化学平衡的动态特性。最后，他还给化学亲合力下了明确的定义，并对它进行了研究。在物理化学领域中，范霍夫重点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是稀溶液的渗透压及有关规律。他做了许多关于溶液渗透压的实验，提出了一个能普遍适用的渗透压公式。
PV=iRT i>1
式中P是溶液的渗透压，V是其体积；R是理想气体常数，T是溶液的绝对温度。
范霍夫还证明，对许多物质来说：i值均为1，即渗透压关系式为PV=RT。同时，他还对此式的应用以及i不等于的体系（电解质溶液）进行了大量研究。范霍夫从化学动力学开始，进而广泛地研究了热力学，特别是有关稀溶液的渗透压问题。他把化学动力学、热力学和物理测定统一起来，建立了物理化学的基础。正如范霍夫在创建立体化学时的遭遇一样，物理化学的诞生也遇到了不少挫折。瑞典有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名叫斯特万·阿累尼乌斯。他根据自己对溶液导电性的研究，提出了关于溶液的电离假说。但这一新理论的出现立即遭到国内不少学者的强烈反对。为了寻求理解与支持，阿累尼乌斯把自己的论文寄给范霍夫请求诣正。想不到身处异国的范霍夫一口气读完了论文后，不仅马上领会了阿累尼乌斯的基本观点，并且由此受到了极大启迪。他的脑子豁然开朗：电离作用！对，电离作用！这正是电解质溶液i>=1的原因。范霍夫认为，如果溶液中的电解质确实分解为离子，那么溶液中的粒子数就会增多。同样地，如果是由于粒子撞击半透膜隔层而引起的渗透压力，则很容易理解测量压力为什么会高于计算压力值。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论文并写信告诉了阿累尼乌斯，表示完全赞同电离学说。
范霍夫关于电解质溶液的渗透压的文章在斯德哥尔摩发表后，引起了德国科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极大兴趣。几个月后，他专程来到阿姆斯特丹，同范霍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俩一致认为阿累尼乌斯的电离学说是一种了不起的创造。奥斯特瓦尔德对范霍夫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理论的开端，它将会成为研究溶液特性的基础。而您本人的研究，将会证实和发展这个理论。”他还倡议道：“事业需要大家更紧密地进行合作，把一切力量都联合起来。”当他得知阿累尼乌斯已决定要来阿姆斯特丹同范霍夫一起进行实验，随后还要去里加拜访他时，非常高兴。1887年8月初，他们共同创办的《物理化学杂志》第一期在莱比锡问世。这标志着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一物理化学的诞生。范霍夫同阿累尼乌斯、奥斯特瓦尔德的友谊与协作，使他们突破了国界和学科的局限，共同为新学科的创立奠基、为新兴的基本理论的确立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固此，他们被誉为“物理化学的三剑客”。范霍夫毕生从事有机立体化学与物理化学的广泛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1901年12月10日，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在瑞典科学院举行的隆重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演讲，他着重讲到了关于溶液的理论方面的科学成就。[3]
人物贡献
范霍夫在化学上的这些开创性贡献，表明他高于前人和他的同代人，从而得到了崇高的荣誉。这当然与他自幼热爱化学和在数学、物理学等方面的广博而深逢的知识素养分不开。然而，注意哲学修养、不断探求科学方法更使他具有非凡的创造想像能力，小时候对化学实验的浓厚兴趣，后来变成了他取得各项成果的基础。他重视实验，但又不像当时绝大多数科学家那样局限于狭隘的经验。他善于巧妙地运用数学方法去整理实验结果，并注意用类比等逻辑推理从数学方程式里面推导出一些理论上的新绪论，这是他创立物理化学新学科的重要方法。而在立体化学创立过程中，则主要体现了他列模型方法以及科学假说方法的深刻理解和灵活应用、他总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去把握问题的精髓，胜人一筹。
自1885年以后，范霍夫一直被选为荷兰皇家科学院成员。还先后当选为哥根廷皇家科学院、伦敦化学会、美国化学会以及德国研究院的外籍成员，获得了许多荣誉奖章。1901年他在接受了诺贝尔化学奖以后，应邀访问了美国、德国等一些经济、文化先进国家，多次得到荣誉博士学位。但他始终念念不忘报效自己的祖国。当科研工作遇到困难时，他也曾多次出国从事研究。然而，外国的高薪聘请、优越舒适的生活条件都役能挽留住这位荷兰人。一旦国内有了适当的设备条件，他就毅然返回祖国。他以罕见的热情与干劲勤奋终生，他常常废寝忘食，计以继夜地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年近花甲时，范霍夫终固长期积劳成疾，彼越来越重的肺结核病困扰着。在当时，这是种使人类束手无策的“不治之症”，使他日趋虚弱，身体消瘦，呼吸不畅。在朋友们的劝助下，他在柏林做了手术治疗，却仍不能恢复昔日的工作能力。顽强的范霍夫每天躺在病床上仍离不了看书、整理资料和写日记。精神稍好一点，他就躺不住了，要求医生允许他去工作。一离开病床，他仿佛忘了病痛，又沉浸在研究工作之中。刚到瑞士不久的阿累尼乌斯，立即专程来柏林看望这位同行挚友。当他看到这位科学剑客被病魔折磨得已不像样子时，心里非常难过。阿累尼乌斯强忍着内心的不安，仍以炽烈的友情去宽慰他的异国战友，鼓励他安心休养，以便东山再起。然而这终归只是一种愿望，这次会面竟是两位化学巨匠的诀别。1911年3月1日，年仅59岁的范霍夫不幸早逝。一颗科学巨星的陨落，震惊了世界化学界。荷兰人民经受了失去一位忠实儿子的痛苦。为了永远地怀念他，范霍夫的遗体火化后，人们将他的骨灰安放在柏林达莱姆公墓，供后人瞻仰。[2]
（本文章的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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