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清之后，徐次京、惠孟臣、葭轩、郑宁候书法都很好。清乾嘉时期著名书画、篆刻家张燕昌说，见过八分书“雪庵珍赏”“徐氏次京”壶款，笔法古雅。同时期的文人吴骞见到壶底刻有唐诗“云入西津一片明”句，旁边署“孟臣制”款的砂壶，字为行书，笔法似褚遂良。
稍后的陈鸣远虽是花货大师，但其陶刻水平亦甚高，且首创了壶腹上镌刻铭文的装饰手法。其代表作之一的四足方壶上就有著名的陶刻铭文“且饮且读，不过满腹”，又有南瓜壶铭：“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张燕昌在《阳羡陶说》中评价陈鸣远铭刻时说：“余独赏其款字有晋唐风格，盖鸣远游踪所至多主名公巨族……见一壶底有铭曰‘汲甘泉，瀹芳茗，孔颜之乐在瓢饮’。”
上述史料可证实，至清前期，陶刻装饰已渐趋成熟，出现了一些擅长刻款的名家，但早期铭刻多限于名款，铭文刻绘装饰则多刻在砂壶底部，如《茗壶图录》里刊入“萧山市隐”壶，壶底亦刻有“闭门即是深山”句，篆书笔法；“渔童樵青”壶则刻有“吟花咏月，品竹评茶”句，都极具文人趣味。《茗壶图录》又有专章“款识”，概括了紫砂壶早期刻款的基本特点：“款识或以诗句，或以古语，或以姓名，或以别号，或以堂、亭、斋、馆诸号。或印或否，书体不一，大抵用真、行、草，间有用篆、隶者。印文有朱白、肥瘦诸体。”
可以说，乾隆嘉庆年间，紫砂壶陶刻装饰上各类书体皆备，已颇显主人志趣。但此时的陶刻仍以款识为主，壶腹上的刻绘不多，装饰性不强，尚未成为一种独立而重要的装饰手法。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的陈曼生出现，才使紫砂陶刻装饰出现了质的飞跃，他在铭文、书法、篆刻间尽情发挥，使陶刻几乎成为文人壶的独特标志，也成就了“壶随字贵，字依壶传”的佳话，将陶刻装饰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茗壶图录》记录有一款极珍贵的曼生壶“绣衣御史”一粒珠，其铭文曰：“中有智珠，使人不枯，列仙之儒。”其后朱石梅、瞿子冶、梅调鼎等文人和众多陶艺名手合作，将国画之山水、花鸟、人物亦移植于壶体，更丰富了陶刻装饰的内容和手法，终于完全确定了紫砂文人壶这一流派。
​（程龙伟笔记）#紫砂壶##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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