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豫园开出“小人书”店：玻璃柜里珍藏二手书，最贵一套50本卖上万元[话筒]】工作日的下午，上海豫园商城内的“小人书”店，店主王忠明正站在书架前埋头理书。不大的店内，满是再版小人书与二手小人书，封面色彩鲜艳、纸张旧旧的，有的还泛着黄点，都是岁月的痕迹。
两位看上去30来岁的游客走进了书店。“哇，我太喜欢这里了”“快看，这本书，我小时候看过！”游客惊喜地叫道。王忠明笑了。开店三个多月以来，他已经听到无数遍这样的话。
小人书，陪伴着几代人走过童年岁月，在这家小店又唤起很多人的回忆。
王忠明的“小人书”店，处在豫园最好的市口之一——老街上。16平方米的店面内，两面对着街区开放着，两面是墙壁，挨着墙壁摆上了书架，每层书架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小人书；店铺当中有一个小书架，随意地放着一堆小人书，供人翻阅。“别看我这里面积不大，但小人书种类有2000多种，很多书都是孤品。”王忠明有些自豪地说。
小人书也叫连环画，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因老少皆宜、通俗易懂，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风靡一时。
“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玩具也少，小孩子的休闲娱乐就是看小人书。”60后王忠明记得，自己小时候，一本小人书一般卖一两毛钱左右，租一本是一两分钱。“那时候的小儿书多是黑白的，也有彩色的，画风都特别精美。我最喜欢看古代经典故事、当代英雄故事，很有意思。”小人书的题材很多，不少脚本改编自中外名著、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等，如《水浒》《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都有小人书版；还有部分小人书的内容根据时事而作，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契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具有浓烈的时代特征。
上世纪80年代，小人书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成了“国人必读”。有媒体报道，1982年，全国出版小人书8.6亿册，相当于全国人民人手一册。王忠明从书架上随手拿起一本《偷拳》，书的封底上印着：这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84年，印刷数量达4380000册。“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印刷数量相当惊人。”
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动漫、手机的兴起，大家可玩可看的东西多了，小人书慢慢衰落了。再后来，小人书就转向收藏市场了，市面上不太看得到了。
再版书、二手书都有人买，有种情怀难割舍
在“小人书”店，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各个时期的小人书都能看到。
有的是“再版”的新书。如，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小人书版，一套由几十本小人书组成，装在一个大纸盒子里面，是前几年再版的，也是现在卖得最好的。有人会一下买两三套，说“回去给孩子看”或者“送给亲戚朋友的孩子看”。
有的是“再版”的老书，如一些革命英雄故事书，是本世纪初的再版书，都是新的，但算下来也有20来年历史了。
最有味道的是那些有年代的老版二手书。在一个一人高的书架上，陈列着一排排老版二手书，大都出版于小人书鼎盛时的上世纪80年代。这些小人书都是薄薄的一本，有20多页，看上去旧旧的，封面有些粗糙了，书页略泛黄，书的背面可能还留下当时书的主人的字迹，难以辨认。有人就是喜欢这种二手小人书，觉得有情怀、有味道。曾有位30来岁的女士，在这排书架前激动地给男朋友打电话，说自己“发现宝贝了”，然后对店员说“要买100本小人书”。店员拿出一大堆书，让她挑。她也不细读，只是看看封面，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最后结账付了3000多元。
最珍贵的一些二手小人书，被王忠明锁在了一个透明玻璃柜里，出版时间更早，现在的售价相比当时的定价翻了几千倍。如，一本《东郭先生》，封面上一位留着飘逸胡须的先生正俯下身与一只昂首的野狼“对话”，画面色彩淡雅，笔画勾勒细腻。这本书出版于1972年，当时的定价是0.11元，现在的售价已经超过了400元。一本连环画大家张令涛、胡若佛绘制的《朱痕记》，1956年的第一版，当时的定价是0.18元，现在的售价已是600元。
王忠明还给记者看了一套50本小人书组成的《东周列国故事》，1983年版，因为系列齐全、品相好，这套书现在能卖到万元。对这些有一定收藏价值的小人书，一般游客一听价格就不再打听了，偶尔碰上行家才会细细问。
王忠明是一名连环画收藏爱好者，店内的小人书都是他多年的珍藏。“这些小人书只是我的收藏品中很少的一部分。”王忠明从30来岁开始收藏小人书，现在已经有了10万本小人书。他专门租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作为仓库，存放这些小人书。
在上海，像王忠明这样的连环画收藏爱好者有数百人，他们有个圈子叫“连友圈”，大家经常联系，交换信息与藏品，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小人书”店一开，这里一下成了“连友”的聚会地。正说着，一位戴着礼帽、说着上海话的老“爷叔”走进了店内，熟门熟路地翻起书架上的二手小人书。他也是一位“连友”，家住浦东；但隔三岔五就跑到王忠明的店“玩”，到处看看，陪王忠明聊聊天，听到有顾客问关于小人书的问题，他会很懂行地向顾客解释，不亦乐乎。
“小人书”店开业三个月来，客流量、客群年龄与经营效果都出乎王忠明的意料。
豫园老街，本就是豫园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今年春节长假，这条街“爆”了，连着几天都人山人海。“小人书”店也从早到晚都是人，路过的游客觉得好奇，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业态，都要进来看一下。在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店内的顾客也没有断过，据说休息日客流还要多。
原来王忠明预想的买书人可能是上了年纪的顾客，但没想到最有购买力的是70后、80后甚至90后。有的是年轻父母，买给孩子看，让他们看看爸妈小时候看的书；有的是买给自己看，怀旧一把；还有个90后一出手就买了1000多元的小人书，说要让自己60后的爸爸找找小时候的记忆。
“上海豫园对老街的业态正在调整升级，对小人书店的运营给予了很多支持。我对小店经营很有信心。”王忠明对小店的经营有信心，还与豫园游客的高素质有关：店内至今没有丢过一本书，也几乎没有书，因为触摸、翻阅而破损。这让王忠明很放心地从仓库中又搬来一批好书。
“我希望小人书店不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店，还能成为一个文化传播、传承的地方。顾客哪怕不买书，就是来翻翻、看看，也好。让陪伴了我们童年的小人书，不要消失在记忆中。”王忠明说。
两位看上去30来岁的游客走进了书店。“哇，我太喜欢这里了”“快看，这本书，我小时候看过！”游客惊喜地叫道。王忠明笑了。开店三个多月以来，他已经听到无数遍这样的话。
小人书，陪伴着几代人走过童年岁月，在这家小店又唤起很多人的回忆。
王忠明的“小人书”店，处在豫园最好的市口之一——老街上。16平方米的店面内，两面对着街区开放着，两面是墙壁，挨着墙壁摆上了书架，每层书架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小人书；店铺当中有一个小书架，随意地放着一堆小人书，供人翻阅。“别看我这里面积不大，但小人书种类有2000多种，很多书都是孤品。”王忠明有些自豪地说。
小人书也叫连环画，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因老少皆宜、通俗易懂，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风靡一时。
“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玩具也少，小孩子的休闲娱乐就是看小人书。”60后王忠明记得，自己小时候，一本小人书一般卖一两毛钱左右，租一本是一两分钱。“那时候的小儿书多是黑白的，也有彩色的，画风都特别精美。我最喜欢看古代经典故事、当代英雄故事，很有意思。”小人书的题材很多，不少脚本改编自中外名著、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等，如《水浒》《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都有小人书版；还有部分小人书的内容根据时事而作，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契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具有浓烈的时代特征。
上世纪80年代，小人书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成了“国人必读”。有媒体报道，1982年，全国出版小人书8.6亿册，相当于全国人民人手一册。王忠明从书架上随手拿起一本《偷拳》，书的封底上印着：这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84年，印刷数量达4380000册。“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印刷数量相当惊人。”
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动漫、手机的兴起，大家可玩可看的东西多了，小人书慢慢衰落了。再后来，小人书就转向收藏市场了，市面上不太看得到了。
再版书、二手书都有人买，有种情怀难割舍
在“小人书”店，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各个时期的小人书都能看到。
有的是“再版”的新书。如，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小人书版，一套由几十本小人书组成，装在一个大纸盒子里面，是前几年再版的，也是现在卖得最好的。有人会一下买两三套，说“回去给孩子看”或者“送给亲戚朋友的孩子看”。
有的是“再版”的老书，如一些革命英雄故事书，是本世纪初的再版书，都是新的，但算下来也有20来年历史了。
最有味道的是那些有年代的老版二手书。在一个一人高的书架上，陈列着一排排老版二手书，大都出版于小人书鼎盛时的上世纪80年代。这些小人书都是薄薄的一本，有20多页，看上去旧旧的，封面有些粗糙了，书页略泛黄，书的背面可能还留下当时书的主人的字迹，难以辨认。有人就是喜欢这种二手小人书，觉得有情怀、有味道。曾有位30来岁的女士，在这排书架前激动地给男朋友打电话，说自己“发现宝贝了”，然后对店员说“要买100本小人书”。店员拿出一大堆书，让她挑。她也不细读，只是看看封面，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最后结账付了3000多元。
最珍贵的一些二手小人书，被王忠明锁在了一个透明玻璃柜里，出版时间更早，现在的售价相比当时的定价翻了几千倍。如，一本《东郭先生》，封面上一位留着飘逸胡须的先生正俯下身与一只昂首的野狼“对话”，画面色彩淡雅，笔画勾勒细腻。这本书出版于1972年，当时的定价是0.11元，现在的售价已经超过了400元。一本连环画大家张令涛、胡若佛绘制的《朱痕记》，1956年的第一版，当时的定价是0.18元，现在的售价已是600元。
王忠明还给记者看了一套50本小人书组成的《东周列国故事》，1983年版，因为系列齐全、品相好，这套书现在能卖到万元。对这些有一定收藏价值的小人书，一般游客一听价格就不再打听了，偶尔碰上行家才会细细问。
王忠明是一名连环画收藏爱好者，店内的小人书都是他多年的珍藏。“这些小人书只是我的收藏品中很少的一部分。”王忠明从30来岁开始收藏小人书，现在已经有了10万本小人书。他专门租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作为仓库，存放这些小人书。
在上海，像王忠明这样的连环画收藏爱好者有数百人，他们有个圈子叫“连友圈”，大家经常联系，交换信息与藏品，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小人书”店一开，这里一下成了“连友”的聚会地。正说着，一位戴着礼帽、说着上海话的老“爷叔”走进了店内，熟门熟路地翻起书架上的二手小人书。他也是一位“连友”，家住浦东；但隔三岔五就跑到王忠明的店“玩”，到处看看，陪王忠明聊聊天，听到有顾客问关于小人书的问题，他会很懂行地向顾客解释，不亦乐乎。
“小人书”店开业三个月来，客流量、客群年龄与经营效果都出乎王忠明的意料。
豫园老街，本就是豫园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今年春节长假，这条街“爆”了，连着几天都人山人海。“小人书”店也从早到晚都是人，路过的游客觉得好奇，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业态，都要进来看一下。在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店内的顾客也没有断过，据说休息日客流还要多。
原来王忠明预想的买书人可能是上了年纪的顾客，但没想到最有购买力的是70后、80后甚至90后。有的是年轻父母，买给孩子看，让他们看看爸妈小时候看的书；有的是买给自己看，怀旧一把；还有个90后一出手就买了1000多元的小人书，说要让自己60后的爸爸找找小时候的记忆。
“上海豫园对老街的业态正在调整升级，对小人书店的运营给予了很多支持。我对小店经营很有信心。”王忠明对小店的经营有信心，还与豫园游客的高素质有关：店内至今没有丢过一本书，也几乎没有书，因为触摸、翻阅而破损。这让王忠明很放心地从仓库中又搬来一批好书。
“我希望小人书店不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店，还能成为一个文化传播、传承的地方。顾客哪怕不买书，就是来翻翻、看看，也好。让陪伴了我们童年的小人书，不要消失在记忆中。”王忠明说。
文学作品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同时，文学作品也是文人们用语言艺术表现其心灵和理想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在几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无数杰出的文人、作家，他们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智慧。他们在追求文艺创作的过程中，更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个人理想，比如元代戏曲的蓬勃发展。
元蒙统治者废除了科举制度，致使无数文人才子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他们转战至元杂剧的创作中，将自己的抱负理想和饱受元蒙统治者摧残的世人的悲欢离合融合到戏曲作品中。原本带有俗世娱乐的戏曲在文人的文学加盟下愈加成熟，戏曲中的娱乐气质也逐渐被文人悲天悯人的思想淡化，逐渐走向悲情。中国古典戏曲也成了文人救世思想寄存的载体。
无论是《窦娥冤》还是《西厢记》都是文人们书写着他们人生的悲剧意识和思想观念。从悲情到悲境都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变迁，文人们将抽象的救世理念融洽到文学作品创作中，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中国最古典的戏曲作品中看文人悲观救世思想的形成。
一、作品中的悲剧情怀
戏曲作品是文人墨客对于现实生活中愤懑和悲苦的客观表达。在中国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中，抒写人生百态、悲欢离合的悲剧描写手法逐渐成为了文人们创作戏曲的风格。中国古典戏曲作品，虽然表面上是在展示故事、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在抒发作者本人的主观感情和个人的悲情感受。比如屈原的《离骚》，就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作品的源头代表。
这足以证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文人就已经对人生悲剧产生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可见人生的悲剧虽然不同、文人表述悲剧的题材虽然不同，但是人们对于悲剧的感受以及个人的悲悯情怀都是相同的。后世读者在卒读这些文学作品时也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一个作品都充满了作者和文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深深凝视。
可见在千年之前的文人们就已经会用抒情的创作风格来宣泄个人情感，而这一手法就渐渐地演变成中国古典戏曲的叙事风格，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浓重悲情观感。
1.元杂剧如何表达悲剧
元朝时期，民族矛盾突出，平凡百姓生活在元蒙压制之下，中原文化受到侵袭，与此同时文人地位逐渐降低，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打击了文人阶级，于是随着世人文艺作品的发展，元朝文人加入到了艺人行列，用他们的笔杆子描写一个个旷世传奇故事。
于是在金院本和说唱宫调的基础上，元朝出现了一个新的剧种——元杂剧。杂剧虽然剧本题材短小，但是在一个剧作过程中秉承着“四折一楔子”的剧本构成模式。四折就是我们现代剧本创作中常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阶段，所以说元杂剧的剧本都较为饱满和完整，故事创作流程十分成熟。
以元杂剧中的《窦娥冤》为例，作者将自己放在普通百姓的角色上，将自己代入，描绘了底层人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和困苦境遇。
窦娥就是在有原型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揭露当时统治者的黑暗、腐朽、没落，同时衬托出戏曲中人物的悲苦。当然反映现实中，又运用了理想化的手法来描绘结局。
窦娥结局是窦娥的冤死，招致了神灵的帮助，冤誓全部实现，这一理想化、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将故事营造在悲情氛围当中，就连文字都充满了诗意般的悲伤情绪。
虽然元杂剧与以往的文学体裁都不相同，但是同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元杂剧却将戏曲与诗作作品融合，拥有了诗意化特征。后来戏曲经过发展也就继承了元杂剧中在悲情意境和境遇中体现人生悲剧。
2.传奇戏曲如何表达悲剧
说到“传奇”，大家脑海第一印象或许是唐朝流行的小说“唐传奇”。除此之外，传奇还可以用来指宋元时期的诸宫调说唱艺术以及“南戏、杂剧”。但明朝以后，“传奇”一词就被后人用作长篇戏曲的称呼，传奇也在明朝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集结了戏曲的特点，传奇戏曲也是以叙述故事为主，但是因为篇幅较长，所以在叙事上更为深入。传奇的特点也让它在悲剧上的表达不同于元杂剧。比如元杂剧在表达悲剧中善于表现作者的主观情绪以及悲剧的意境表达，但是传奇戏曲篇幅较长，所以在叙事过程中常刻画人物的悲情境遇和人物所处的悲难苦境来表达悲剧色彩。
从个人情绪化的表达到人物境遇的营造，戏曲悲剧进行了很大的跨越，可见悲剧的刻画与戏曲类型有关。比如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就是元末戏曲创作者，高明创作的一部经典传奇戏曲。
这部戏曲讲述了书生蔡伯喈与农妇赵五娘的爱情悲剧，虽然故事的结尾是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在整个戏曲中表现的却是人文悲剧，这里没有再专注于表达作者的主观悲悯情怀，反而从人物的悲剧遭遇来体现悲剧的构成。戏曲中蔡伯喈被人强制逼婚以及农妇赵五娘在家乡照顾公婆，日子艰苦，都是对人物遭遇的描述。可见戏曲作者的悲剧叙述逐渐倾向成熟。
3.传统戏曲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崛起
西方戏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分化出了不同剧种，以意大利为例，西方戏剧出了喜剧、悲剧等。悲剧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包含着人文主义情怀，所以最能作为戏曲成熟的标志特征。比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等都是欧洲戏剧成熟的标志。而中国戏曲发展过程较为漫长，所以悲剧意识崛起在传统戏曲文化中较为迟缓。但是随着文人的加入以及戏曲艺术的发展，中国式悲剧逐渐成形。
在早期传统戏曲中，作者专注于在悲剧中加以自己的主观描述或是情绪化的表达，但随着作者文学创作的成熟，传统戏曲的悲剧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比如在叙事中加入了人物的悲情塑造，以及故事情节的悲情化处理和悲悯意境的阐述。此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中悲剧意识正式崛起。
二、戏曲中文人救世思想的形成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都有着中华特有的风骨，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无数文人保持着积极入世的情怀，他们以家、国为念，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家族的兴亡，读书入仕。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文人救世思想的表达。
而渐渐地，文人的风骨和救世思想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比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君子之哀的历史戏曲。在戏曲中，作者一改常态，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与明朝兴亡融合在一起，所以有“以离合之情，述家国之情”的说法。
戏剧中，李香君虽为女主，但是性格果断，更有一种女子豪杰之感，甚至超过普通男子。只是在家国面前，男女主的爱情始终太过渺小，所以两人的爱情以悲剧收场。可见在戏曲发展过程中，文人的救世思想已然形成。
1. 劝人向善的普世价值观
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文人们也希望世人能够时刻保持善良，于是他们在戏曲创作过程中委婉地将劝人向善的价值观传达出去，希望能够换来世人的一丝善良。比如很多戏曲中都是表现着正能量的主题思想，哪怕是《窦娥冤》里，最后的结局也是窦娥的父亲做官回来为窦娥主持公道，批判世道的黑暗。
2. 因愤而起的作者思维
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人思想感情和情绪化的表达，比如李白常常在酒醉后的酒席上兴起作诗，《将进酒》就是李白酒桌上所作的一首诗。而很多戏曲也是在文人对世间万事的感慨的表达，一些文人常常“因愤而起”而创作戏曲。
三、总结；
从元曲四大家到明代的汤显祖，这一批的戏剧作家都是生活在底层社会中，与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他们亲眼目睹了无数黑暗的现实和穷苦百姓的悲欢离合、眼泪、欢笑。
这些黑暗或多或少的都刺痛了文人作家们的双眼，但是面对阴暗和肮脏的交易，他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反抗，只能通过自己的文字去痛斥这黑暗的现实。于是越来越多的戏曲作品出现，它们就成了我们眼中带有悲剧性的戏曲，这些作品成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珍宝。这些悲剧戏曲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在向观众传达文人的救世思想和积极的普世价值，最终成为表现中国文化、反映社会生活的中国传统“悲剧作品”。
元蒙统治者废除了科举制度，致使无数文人才子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他们转战至元杂剧的创作中，将自己的抱负理想和饱受元蒙统治者摧残的世人的悲欢离合融合到戏曲作品中。原本带有俗世娱乐的戏曲在文人的文学加盟下愈加成熟，戏曲中的娱乐气质也逐渐被文人悲天悯人的思想淡化，逐渐走向悲情。中国古典戏曲也成了文人救世思想寄存的载体。
无论是《窦娥冤》还是《西厢记》都是文人们书写着他们人生的悲剧意识和思想观念。从悲情到悲境都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变迁，文人们将抽象的救世理念融洽到文学作品创作中，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中国最古典的戏曲作品中看文人悲观救世思想的形成。
一、作品中的悲剧情怀
戏曲作品是文人墨客对于现实生活中愤懑和悲苦的客观表达。在中国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中，抒写人生百态、悲欢离合的悲剧描写手法逐渐成为了文人们创作戏曲的风格。中国古典戏曲作品，虽然表面上是在展示故事、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在抒发作者本人的主观感情和个人的悲情感受。比如屈原的《离骚》，就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作品的源头代表。
这足以证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文人就已经对人生悲剧产生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可见人生的悲剧虽然不同、文人表述悲剧的题材虽然不同，但是人们对于悲剧的感受以及个人的悲悯情怀都是相同的。后世读者在卒读这些文学作品时也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一个作品都充满了作者和文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深深凝视。
可见在千年之前的文人们就已经会用抒情的创作风格来宣泄个人情感，而这一手法就渐渐地演变成中国古典戏曲的叙事风格，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浓重悲情观感。
1.元杂剧如何表达悲剧
元朝时期，民族矛盾突出，平凡百姓生活在元蒙压制之下，中原文化受到侵袭，与此同时文人地位逐渐降低，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打击了文人阶级，于是随着世人文艺作品的发展，元朝文人加入到了艺人行列，用他们的笔杆子描写一个个旷世传奇故事。
于是在金院本和说唱宫调的基础上，元朝出现了一个新的剧种——元杂剧。杂剧虽然剧本题材短小，但是在一个剧作过程中秉承着“四折一楔子”的剧本构成模式。四折就是我们现代剧本创作中常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阶段，所以说元杂剧的剧本都较为饱满和完整，故事创作流程十分成熟。
以元杂剧中的《窦娥冤》为例，作者将自己放在普通百姓的角色上，将自己代入，描绘了底层人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和困苦境遇。
窦娥就是在有原型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揭露当时统治者的黑暗、腐朽、没落，同时衬托出戏曲中人物的悲苦。当然反映现实中，又运用了理想化的手法来描绘结局。
窦娥结局是窦娥的冤死，招致了神灵的帮助，冤誓全部实现，这一理想化、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将故事营造在悲情氛围当中，就连文字都充满了诗意般的悲伤情绪。
虽然元杂剧与以往的文学体裁都不相同，但是同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元杂剧却将戏曲与诗作作品融合，拥有了诗意化特征。后来戏曲经过发展也就继承了元杂剧中在悲情意境和境遇中体现人生悲剧。
2.传奇戏曲如何表达悲剧
说到“传奇”，大家脑海第一印象或许是唐朝流行的小说“唐传奇”。除此之外，传奇还可以用来指宋元时期的诸宫调说唱艺术以及“南戏、杂剧”。但明朝以后，“传奇”一词就被后人用作长篇戏曲的称呼，传奇也在明朝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集结了戏曲的特点，传奇戏曲也是以叙述故事为主，但是因为篇幅较长，所以在叙事上更为深入。传奇的特点也让它在悲剧上的表达不同于元杂剧。比如元杂剧在表达悲剧中善于表现作者的主观情绪以及悲剧的意境表达，但是传奇戏曲篇幅较长，所以在叙事过程中常刻画人物的悲情境遇和人物所处的悲难苦境来表达悲剧色彩。
从个人情绪化的表达到人物境遇的营造，戏曲悲剧进行了很大的跨越，可见悲剧的刻画与戏曲类型有关。比如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就是元末戏曲创作者，高明创作的一部经典传奇戏曲。
这部戏曲讲述了书生蔡伯喈与农妇赵五娘的爱情悲剧，虽然故事的结尾是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在整个戏曲中表现的却是人文悲剧，这里没有再专注于表达作者的主观悲悯情怀，反而从人物的悲剧遭遇来体现悲剧的构成。戏曲中蔡伯喈被人强制逼婚以及农妇赵五娘在家乡照顾公婆，日子艰苦，都是对人物遭遇的描述。可见戏曲作者的悲剧叙述逐渐倾向成熟。
3.传统戏曲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崛起
西方戏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分化出了不同剧种，以意大利为例，西方戏剧出了喜剧、悲剧等。悲剧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包含着人文主义情怀，所以最能作为戏曲成熟的标志特征。比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等都是欧洲戏剧成熟的标志。而中国戏曲发展过程较为漫长，所以悲剧意识崛起在传统戏曲文化中较为迟缓。但是随着文人的加入以及戏曲艺术的发展，中国式悲剧逐渐成形。
在早期传统戏曲中，作者专注于在悲剧中加以自己的主观描述或是情绪化的表达，但随着作者文学创作的成熟，传统戏曲的悲剧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比如在叙事中加入了人物的悲情塑造，以及故事情节的悲情化处理和悲悯意境的阐述。此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中悲剧意识正式崛起。
二、戏曲中文人救世思想的形成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都有着中华特有的风骨，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无数文人保持着积极入世的情怀，他们以家、国为念，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家族的兴亡，读书入仕。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文人救世思想的表达。
而渐渐地，文人的风骨和救世思想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比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君子之哀的历史戏曲。在戏曲中，作者一改常态，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与明朝兴亡融合在一起，所以有“以离合之情，述家国之情”的说法。
戏剧中，李香君虽为女主，但是性格果断，更有一种女子豪杰之感，甚至超过普通男子。只是在家国面前，男女主的爱情始终太过渺小，所以两人的爱情以悲剧收场。可见在戏曲发展过程中，文人的救世思想已然形成。
1. 劝人向善的普世价值观
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文人们也希望世人能够时刻保持善良，于是他们在戏曲创作过程中委婉地将劝人向善的价值观传达出去，希望能够换来世人的一丝善良。比如很多戏曲中都是表现着正能量的主题思想，哪怕是《窦娥冤》里，最后的结局也是窦娥的父亲做官回来为窦娥主持公道，批判世道的黑暗。
2. 因愤而起的作者思维
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人思想感情和情绪化的表达，比如李白常常在酒醉后的酒席上兴起作诗，《将进酒》就是李白酒桌上所作的一首诗。而很多戏曲也是在文人对世间万事的感慨的表达，一些文人常常“因愤而起”而创作戏曲。
三、总结；
从元曲四大家到明代的汤显祖，这一批的戏剧作家都是生活在底层社会中，与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他们亲眼目睹了无数黑暗的现实和穷苦百姓的悲欢离合、眼泪、欢笑。
这些黑暗或多或少的都刺痛了文人作家们的双眼，但是面对阴暗和肮脏的交易，他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反抗，只能通过自己的文字去痛斥这黑暗的现实。于是越来越多的戏曲作品出现，它们就成了我们眼中带有悲剧性的戏曲，这些作品成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珍宝。这些悲剧戏曲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在向观众传达文人的救世思想和积极的普世价值，最终成为表现中国文化、反映社会生活的中国传统“悲剧作品”。
【权威疫苗专家邵一鸣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中国八成人接种疫苗才能群体免疫# 】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亿背景下，疫苗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话题。27日上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截至26日，我国已接种新冠疫苗2276.7万剂次。针对疫苗接种、研制等话题，《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了一直参加中国新冠疫苗技术评审的世卫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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