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日语课，外教老师介绍弥生（三月）相关的俳句，展示这个月份特有的美。之后话锋一转，说“如此美丽的弥生，对日本人来说，却是无法避免的伤痛”，然后就为我们讲述了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的毁灭性破坏。
未受灾的普通群众谈及三月，都无法忽视心理的哀痛，更不用说亲自经历这一切的羽生，无法想象震灾在他心中留下了何种程度的创伤。无论过去多少年，都让人心疼。
これからの人生、無事でありますように。
未受灾的普通群众谈及三月，都无法忽视心理的哀痛，更不用说亲自经历这一切的羽生，无法想象震灾在他心中留下了何种程度的创伤。无论过去多少年，都让人心疼。
これからの人生、無事でありますように。
63年2月，在向希比尔提出离婚之前，他还是离开泰勒一天，带着希比尔去吃饭和看剧，因为这天是他和希比尔结婚14周年。
他从不和希比尔吵架的，也不知道心中巨大的怨气如何发泄。我估计他很享受和泰勒在一起肆意说脏话对骂的感觉，他和泰勒都很爱说脏话，骂人，尖叫。伯顿在泰勒面前可以不用演，也是解压方式。
可即便如此，泰勒在77年时对记者说，“理查德说话做事好像在表演，好像瞧不起人似的，不像我和约翰，我们是拍档，我们是平等的。”
伯顿的情绪是极端的，一会儿兴高采烈，一会儿怒不可遏，叫人胆战心惊。
他哥哥在83年底84年初和他住了一段时间，发现他和萨莉在一起很开心，他各种讨人喜欢，还以为他的病有了好转，然而第二天他就莫名其妙发脾气，骂萨莉，驱逐她。
萨莉一声不吭，等到他骂完了，一个人进卧室关门了，就小声求助伯顿哥哥，她要不要走。
哥哥说，“里奇大多数时候很好，但有的时候会变得很难搞，很难对付，我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没办法。但我建议你不要走，你走了再想回来就难了。”
68年时候有一次拍摄到下午五点钟，电影合同规定他每天工作到下午五点钟，按理说现在他应该下班了，然而导演却叫住了他，客客气气地请他重演了一遍。他没有拒绝，很配合，这一次他演得很好，一条过。导演各种感谢他，因为他多用了他5分钟。
话音未落，他突然破口大骂，暴怒，咆哮声连墙壁上的画框都震动，屋顶差点没让他掀翻，所有人都吓蒙了，惊恐万状。
他骂了导演好一顿，全是脏话。只是过后他一点也不生气的样子，平静得不得了，好像没有刚才那回事一样。
其实他完全可以拒绝啊，为什么不拒绝，很配合，事后又突然发疯？弄得剧组的人都好害怕他。
59年在好莱坞拍《荆棘》的时候，导演规定他下午5点之前不能喝酒，他就真的不喝。但他随身带着一个挂钟，在哪个布景拍戏，就把它挂在哪里，经常抬头看走针。
每天看着秒针走到12，他的贴身男仆鲍勃就必须把一杯加冰的伏特加准时递到他伸出来的手上。
有一天秒针过了大约五六秒，鲍勃这才递上酒杯。
伯顿顿时暴怒，大喊大叫，“该死，鲍勃，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我感觉这些行为不太正常，没听说过哪个人会有这么离谱的行为，晚了几秒钟都要大怒，感觉是完美主义到了偏执的地步。
他特别害怕生病，连“生病”“打针”“吃药”都不能听到，看到注射器他会浑身发抖，泰勒叫他吃药他会一下子变很凶。他自己痛得快要哭出来了，也坚决不承认自己病了，别人问他，就说“只是有一点点不舒服”。
所以泰勒很畏惧他，64年婚后几个月，有两次她发烧了不敢让他知道。
她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有一次我得了流感，所以我躺在床上看电视，当演完《哈姆雷特》之后，理查德走了进来，轻微地摇晃着，他对某些事情非常生气。我以为他在生气我的因病卧床，因为他实在无法忍受疾病。”
还有一次她拍戏时候发烧了，难受的在化妆间里哭还不敢告诉伯顿，委屈得要死。
有人回忆说：“我还记得我们在巴黎拍摄《春风无限恨》时，有一次丽兹觉得不舒服，她当时正在化妆间。我进去的时候，她在发烧，难受得直哭，我赶忙跑到理查德的化妆间对他说，‘伊丽莎白真的病了。’
‘见她的鬼。’他这样说。
‘理查德，这可是你妻子，她真的病了，你还是去看看她吧。’
“我的故事刚讲到一半，她竟敢来打扰！’
等他终于把故事讲完的了，我才把他拉了出来。可是上车的时候，他连扶伊丽莎白一下都不肯，在回旅馆的路上也不和她讲话，连一点同情或者关心都没有表示。
看到这个情形，我就打电话请一位私人医生到酒店来。但当我们回到旅馆时，理查德却又要我们在大厅里等着他去喝酒。他对伊丽莎白太无情了。”
“我看，那类事情，理查德在不清醒的时候可能还会容忍些，”一位朋友说，“他对任何疾病都不能忍受，所以不难想象他清醒的时候会是什么态度。”
他从不和希比尔吵架的，也不知道心中巨大的怨气如何发泄。我估计他很享受和泰勒在一起肆意说脏话对骂的感觉，他和泰勒都很爱说脏话，骂人，尖叫。伯顿在泰勒面前可以不用演，也是解压方式。
可即便如此，泰勒在77年时对记者说，“理查德说话做事好像在表演，好像瞧不起人似的，不像我和约翰，我们是拍档，我们是平等的。”
伯顿的情绪是极端的，一会儿兴高采烈，一会儿怒不可遏，叫人胆战心惊。
他哥哥在83年底84年初和他住了一段时间，发现他和萨莉在一起很开心，他各种讨人喜欢，还以为他的病有了好转，然而第二天他就莫名其妙发脾气，骂萨莉，驱逐她。
萨莉一声不吭，等到他骂完了，一个人进卧室关门了，就小声求助伯顿哥哥，她要不要走。
哥哥说，“里奇大多数时候很好，但有的时候会变得很难搞，很难对付，我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没办法。但我建议你不要走，你走了再想回来就难了。”
68年时候有一次拍摄到下午五点钟，电影合同规定他每天工作到下午五点钟，按理说现在他应该下班了，然而导演却叫住了他，客客气气地请他重演了一遍。他没有拒绝，很配合，这一次他演得很好，一条过。导演各种感谢他，因为他多用了他5分钟。
话音未落，他突然破口大骂，暴怒，咆哮声连墙壁上的画框都震动，屋顶差点没让他掀翻，所有人都吓蒙了，惊恐万状。
他骂了导演好一顿，全是脏话。只是过后他一点也不生气的样子，平静得不得了，好像没有刚才那回事一样。
其实他完全可以拒绝啊，为什么不拒绝，很配合，事后又突然发疯？弄得剧组的人都好害怕他。
59年在好莱坞拍《荆棘》的时候，导演规定他下午5点之前不能喝酒，他就真的不喝。但他随身带着一个挂钟，在哪个布景拍戏，就把它挂在哪里，经常抬头看走针。
每天看着秒针走到12，他的贴身男仆鲍勃就必须把一杯加冰的伏特加准时递到他伸出来的手上。
有一天秒针过了大约五六秒，鲍勃这才递上酒杯。
伯顿顿时暴怒，大喊大叫，“该死，鲍勃，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我感觉这些行为不太正常，没听说过哪个人会有这么离谱的行为，晚了几秒钟都要大怒，感觉是完美主义到了偏执的地步。
他特别害怕生病，连“生病”“打针”“吃药”都不能听到，看到注射器他会浑身发抖，泰勒叫他吃药他会一下子变很凶。他自己痛得快要哭出来了，也坚决不承认自己病了，别人问他，就说“只是有一点点不舒服”。
所以泰勒很畏惧他，64年婚后几个月，有两次她发烧了不敢让他知道。
她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有一次我得了流感，所以我躺在床上看电视，当演完《哈姆雷特》之后，理查德走了进来，轻微地摇晃着，他对某些事情非常生气。我以为他在生气我的因病卧床，因为他实在无法忍受疾病。”
还有一次她拍戏时候发烧了，难受的在化妆间里哭还不敢告诉伯顿，委屈得要死。
有人回忆说：“我还记得我们在巴黎拍摄《春风无限恨》时，有一次丽兹觉得不舒服，她当时正在化妆间。我进去的时候，她在发烧，难受得直哭，我赶忙跑到理查德的化妆间对他说，‘伊丽莎白真的病了。’
‘见她的鬼。’他这样说。
‘理查德，这可是你妻子，她真的病了，你还是去看看她吧。’
“我的故事刚讲到一半，她竟敢来打扰！’
等他终于把故事讲完的了，我才把他拉了出来。可是上车的时候，他连扶伊丽莎白一下都不肯，在回旅馆的路上也不和她讲话，连一点同情或者关心都没有表示。
看到这个情形，我就打电话请一位私人医生到酒店来。但当我们回到旅馆时，理查德却又要我们在大厅里等着他去喝酒。他对伊丽莎白太无情了。”
“我看，那类事情，理查德在不清醒的时候可能还会容忍些，”一位朋友说，“他对任何疾病都不能忍受，所以不难想象他清醒的时候会是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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