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雪糕逐渐成为四季食品，尽管今年“双十一”落下帷幕，但雪糕品牌在各大平台 “角逐”依然激烈。
今年“双11”，钟薛高拿下了天猫冰品类目销售额第一，这是钟薛高第四次摘下天猫双十一销冠。在传统冰品行业冬季遇冷的情况下，钟薛高的销售依然火爆。尽管近些年国产雪糕品牌在“国潮焕新”的风潮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已经占据国内销售市场的大半江山，但国产雪糕品牌和海外巨头的竞争依旧激烈。以钟薛高等为代表的国产品牌，如何在接下来的赛道中胜出，就需要各显神通了。
到底谁在为钟薛高买单？
提起国产雪糕，很难忽视存在感强，且今年夏天颇具话题的新消费雪糕品牌钟薛高。公开资料显示，钟薛高2018年于天猫平台起家，2019年末开始尝试进入线下渠道。新消费品牌分析人士告诉记者，钟薛高走的是“逆传统路线”——凭线上迅速打开知名度为线下造势，线下扩大消费触点又反哺线上的商业逻辑。分析人士称，通常来说，线下销售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寻找经销商、铺货、定制冰柜。钟薛高的线上销售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之“轻装上阵”。而且今年618、双十一，钟薛高在天猫、京东POP的连续夺得销冠，证明了线上销售依旧是钟薛高的主战场。
与钟薛高销量相区别的，是消费者对钟薛高产品评价的“两极化”，尤其体现在产品口味喜好方面。截至11月11日，钟薛高天猫旗舰店近1000条评论中，提及外观的占3%，价格的占15.6%，社交占0.7%，而关于口味与品质的却占83.1%。由此可见，大众对于雪糕产品的选择，重点抉择因素还是品质与口味。
如何“调”众口？
在潮流个性化之外，核心口味仍是消费者选择的重中之重，钟薛高等新消费品牌又如何站稳脚跟？
“雪糕品牌不是全然生产小众口味雪糕，实际上那些大众口味、经典款产品才是他们的主战场。当所有品牌答相同的考卷，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个品牌的实力了”，业内人士称。
艾媒咨询调研数据显示，巧克力味、水果味、奶香味是中国消费者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均受到超五成消费者的喜爱。
据悉，巧克力味浓郁的丝绒可可，是钟薛高的“王牌产品”。钟薛高年销售额已超10亿元，每卖出十支钟薛高，有近三支是丝绒可可口味。除此之外，牛乳等经典口味雪糕，也受到消费者的好评。
雪糕爱好者陈丽告诉记者，尽管钟薛高出现一些风波，但是对比目前市面上的传统口味雪糕，钟薛高的产品以牛奶、稀奶油为主，乳味纯正，且配料表相对干净，吃起来还是比较安心，所以这个品牌依然是自己购买雪糕的首选。
另外，消费者选择钟薛高等国产雪糕大牌，与当前消费者对品牌的心理信赖度息息相关。据麦肯锡中国消费者特刊公布数据，后疫情时代，购物者变得更为谨慎。有89％的消费者表示，他们正在转而青睐自己信任的品牌。
冰淇淋市场专家表示，消费者还是期待能在能力范围内买好品质的产品，钟薛高能够连续四年在“双十一”取得不错的成绩，也说明他们所坚持的“产品主义”的理论依然适用，消费者会选择那些自己认为值得、可信赖的产品。
从新消费到传统渠道，国产雪糕品牌的“胜负心”
数据显示，国内冰淇淋市场发展速度非常迅猛，每年正在以20%—30%的速度不断飙升。2014年，国内冰淇淋市场规模仅有708亿元，2018年增长至1236亿元，2019年规模近1380亿元，消费位居世界首位，预计2021年有望超过1600亿元，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一。
剖析巨大的“蓝海”，线上销量日渐客观，线下市场依然是大多数雪糕品牌的“主战场”。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雪糕/冰淇淋线上线下的销售占比为5%和95%；到了2021年，雪糕/冰淇淋线上线下的销售占比为20%和80%。
当进入线下以及下沉市场，如何塑造物有所值物超所值的形象，如何继续维持产品创新，成为了钟薛高等新消费品牌需要攻克的命题。毕竟消费者已经不仅仅满足新奇有趣，他们既要时尚，也要口感，还追求性价比。
作为新消费雪糕品牌代表之一，那么钟薛高如何“落地”？分析人士称，国内市场机遇巨大，但是如何在巨大的机遇中找到坚实的方向非常重要。目前三四线城市消费者对新国货的关注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抢占先机的品牌有望在下沉市场里发现新的消费机遇。华南地区最大的渠道经销商林先生告诉记者，根据自己了解到的信息，钟薛高已经充分意识到线下渠道的重要性，目前其销售网络遍布全国200多个城市的超市、便利店、盒马、大型商超等，都可以买到钟薛高。
另外，年轻群体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Z世代的年轻人的个性需求，考验着品牌在年轻化建设上的营销破局能力，对于雪糕品牌也不例外。
钟薛高工作人员表示，钟薛高也关注到了年轻群体的消费需求，并已经有所动作。近日发起的无人售卖“只在黑夜开店的雪糕盲盒”吸引了不少粉丝打卡互动；与全国近600家咖啡馆联名共创“啡常钟薛高”、“巨开心”雪糕活动等，都是既展示自身优秀产品力，并且跟年轻人互动的方式。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卖冰淇淋要从冬天开始。”因为夏天冰淇淋销量的好坏可能和产品无关，而更多的来自于消费需求。但在冬天，当消费需求降低的时候，你的冰淇淋如果还能卖得好，那一定是品牌和产品做得好。虽然如今冬季吃冰淇淋并不是新鲜事，但对于冰淇淋品牌来说，要想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冬天还被消费者认可，那着实需要花费一些功夫。
只有淡季的思想，没有淡季的市场！只要是真正有品质的产品，只要经营者有一颗赤诚之心，目标顾客什么时候都不会少。
今年“双11”，钟薛高拿下了天猫冰品类目销售额第一，这是钟薛高第四次摘下天猫双十一销冠。在传统冰品行业冬季遇冷的情况下，钟薛高的销售依然火爆。尽管近些年国产雪糕品牌在“国潮焕新”的风潮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已经占据国内销售市场的大半江山，但国产雪糕品牌和海外巨头的竞争依旧激烈。以钟薛高等为代表的国产品牌，如何在接下来的赛道中胜出，就需要各显神通了。
到底谁在为钟薛高买单？
提起国产雪糕，很难忽视存在感强，且今年夏天颇具话题的新消费雪糕品牌钟薛高。公开资料显示，钟薛高2018年于天猫平台起家，2019年末开始尝试进入线下渠道。新消费品牌分析人士告诉记者，钟薛高走的是“逆传统路线”——凭线上迅速打开知名度为线下造势，线下扩大消费触点又反哺线上的商业逻辑。分析人士称，通常来说，线下销售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寻找经销商、铺货、定制冰柜。钟薛高的线上销售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之“轻装上阵”。而且今年618、双十一，钟薛高在天猫、京东POP的连续夺得销冠，证明了线上销售依旧是钟薛高的主战场。
与钟薛高销量相区别的，是消费者对钟薛高产品评价的“两极化”，尤其体现在产品口味喜好方面。截至11月11日，钟薛高天猫旗舰店近1000条评论中，提及外观的占3%，价格的占15.6%，社交占0.7%，而关于口味与品质的却占83.1%。由此可见，大众对于雪糕产品的选择，重点抉择因素还是品质与口味。
如何“调”众口？
在潮流个性化之外，核心口味仍是消费者选择的重中之重，钟薛高等新消费品牌又如何站稳脚跟？
“雪糕品牌不是全然生产小众口味雪糕，实际上那些大众口味、经典款产品才是他们的主战场。当所有品牌答相同的考卷，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个品牌的实力了”，业内人士称。
艾媒咨询调研数据显示，巧克力味、水果味、奶香味是中国消费者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均受到超五成消费者的喜爱。
据悉，巧克力味浓郁的丝绒可可，是钟薛高的“王牌产品”。钟薛高年销售额已超10亿元，每卖出十支钟薛高，有近三支是丝绒可可口味。除此之外，牛乳等经典口味雪糕，也受到消费者的好评。
雪糕爱好者陈丽告诉记者，尽管钟薛高出现一些风波，但是对比目前市面上的传统口味雪糕，钟薛高的产品以牛奶、稀奶油为主，乳味纯正，且配料表相对干净，吃起来还是比较安心，所以这个品牌依然是自己购买雪糕的首选。
另外，消费者选择钟薛高等国产雪糕大牌，与当前消费者对品牌的心理信赖度息息相关。据麦肯锡中国消费者特刊公布数据，后疫情时代，购物者变得更为谨慎。有89％的消费者表示，他们正在转而青睐自己信任的品牌。
冰淇淋市场专家表示，消费者还是期待能在能力范围内买好品质的产品，钟薛高能够连续四年在“双十一”取得不错的成绩，也说明他们所坚持的“产品主义”的理论依然适用，消费者会选择那些自己认为值得、可信赖的产品。
从新消费到传统渠道，国产雪糕品牌的“胜负心”
数据显示，国内冰淇淋市场发展速度非常迅猛，每年正在以20%—30%的速度不断飙升。2014年，国内冰淇淋市场规模仅有708亿元，2018年增长至1236亿元，2019年规模近1380亿元，消费位居世界首位，预计2021年有望超过1600亿元，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一。
剖析巨大的“蓝海”，线上销量日渐客观，线下市场依然是大多数雪糕品牌的“主战场”。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雪糕/冰淇淋线上线下的销售占比为5%和95%；到了2021年，雪糕/冰淇淋线上线下的销售占比为20%和80%。
当进入线下以及下沉市场，如何塑造物有所值物超所值的形象，如何继续维持产品创新，成为了钟薛高等新消费品牌需要攻克的命题。毕竟消费者已经不仅仅满足新奇有趣，他们既要时尚，也要口感，还追求性价比。
作为新消费雪糕品牌代表之一，那么钟薛高如何“落地”？分析人士称，国内市场机遇巨大，但是如何在巨大的机遇中找到坚实的方向非常重要。目前三四线城市消费者对新国货的关注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抢占先机的品牌有望在下沉市场里发现新的消费机遇。华南地区最大的渠道经销商林先生告诉记者，根据自己了解到的信息，钟薛高已经充分意识到线下渠道的重要性，目前其销售网络遍布全国200多个城市的超市、便利店、盒马、大型商超等，都可以买到钟薛高。
另外，年轻群体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Z世代的年轻人的个性需求，考验着品牌在年轻化建设上的营销破局能力，对于雪糕品牌也不例外。
钟薛高工作人员表示，钟薛高也关注到了年轻群体的消费需求，并已经有所动作。近日发起的无人售卖“只在黑夜开店的雪糕盲盒”吸引了不少粉丝打卡互动；与全国近600家咖啡馆联名共创“啡常钟薛高”、“巨开心”雪糕活动等，都是既展示自身优秀产品力，并且跟年轻人互动的方式。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卖冰淇淋要从冬天开始。”因为夏天冰淇淋销量的好坏可能和产品无关，而更多的来自于消费需求。但在冬天，当消费需求降低的时候，你的冰淇淋如果还能卖得好，那一定是品牌和产品做得好。虽然如今冬季吃冰淇淋并不是新鲜事，但对于冰淇淋品牌来说，要想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冬天还被消费者认可，那着实需要花费一些功夫。
只有淡季的思想，没有淡季的市场！只要是真正有品质的产品，只要经营者有一颗赤诚之心，目标顾客什么时候都不会少。
福派 拜尔 力博得 usmile 飞利浦 飞科 奥克斯 千山 罗曼 舒克舒客的 softie 铂瑞 素士 电动牙刷28~~~~~两个人能否走在一起，时机很重要。你出现在他想要安定的时候，那么你就胜算很大。你出现在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的时候，那么就算你多美多优秀都是徒劳无用。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爱的时候刚刚好。如果可以，就让我们，晚点在一起，然后一辈子。要么没有，要么全部，要么现在，要么永不。我将不再期待，只是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亲亲][给你小心心][赞]
【超速逆行、猛闯红灯 #外卖小哥玩命飞驰为哪般#？】北京通州区，陈某在骑车给儿子送饺子途中被一辆超速行驶的外卖车撞倒身亡。外卖员涉嫌交通肇事罪，近日被通州检方提起公诉。#母亲给儿子送饺子途中被撞身亡外卖员被公诉#
大街上，一辆辆疾驰而过的外卖电动车穿梭在行人、机动车之间，骑手们一边看手机导航，一边争分夺秒地抢时间，甚至不惜超速、逆行、闯红灯……
11月4日，记者在北京市四环内一商业区见到了骑手郭坤。此时正是外卖高峰期，他接了4单外卖，从出发取餐到全部送达，要在50分钟内完成。刚出发不到2分钟，郭坤便取到了第一份外卖；快速转场后，他又用了6分钟取到第二份和第三份外卖；紧接着，他马不停蹄地跑向电动车，转战第四份外卖，可这一次并不顺利，到店后他发现这份外卖还没打好包，等待了4分钟才拿到手。
距离接单出发已经过去了12分钟，郭坤需要在剩下的38分钟内将4份外卖送到位。他根据各个订单的位置和配送时限，排列出最节省时间的配送顺序，而省时的方法之一就是抄近道。他开始骑着电动车加速越过道路中心虚线逆向行驶、闯红灯，终于赶在时间截止前将最后一份外卖送到了顾客手中。
整个配送过程，郭坤2次闯红灯、3次逆行，全程时速多次超过50公里。
“闯红灯、逆行、超速都不安全，可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按时送到。做骑手的哪个没闯过红灯？如果配送超时了，扣的钱比该挣的还多。”郭坤很无奈。
其实，这是骑手间“公开的秘密”。随着互联网订餐的快速增长，外卖送餐越来越方便人们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对速度的追求导致骑手们无视交通法规，事故发生率呈高发态势。
受访专家提出，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乱象，宜加强监管、联动治理、早治严治，不仅要在道路交通现场制止和纠正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还要从外卖平台公司入手，将交通守法的责任分解落实到平台公司、成为其运行的前提条件，将交通守法作为骑手准入门槛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和规范外卖送餐的“玩命”行规。
爆改车辆超速逆行 斜穿马路猛闯红灯
11月9日下午5时许，外卖骑手送餐的高峰时段。在北京市朝阳区一个连着商场与众多写字楼、居民楼的路口，外卖骑手在车流中穿行。记者观察发现，10分钟内有30多名骑手从路口经过，其中逆行、斜穿马路、闯红灯的多达18人。
该路口四周有很多餐饮店，数十辆外卖车将人行道占满，行人通行只能沿着马路边走。骑手们接单取餐后，骑着电动车直接沿人行道逆行驶入马路。
骑手李宏经常在这一带送外卖，配送半径最远达5公里，一笔订单的配送时长在30至60分钟不等。他告诉记者，一个骑手在高峰期，手上同时有六七个订单，配送时间几乎重叠，要想不超时只能尽量压缩每一单的配送时间。系统会给每一单提供路线导航，但配送时间是根据最短路线计算出来的，而最短路线包含了逆行路段。如果不逆行，就不可能每单都按时送到。
倘若订单超时，代价很高：根据超时时长，扣取一定比例的配送费，有时扣取比例甚至高达70%。
“骑手挣的都是辛苦钱，不得不快，所以闯红灯、逆行、超速就不足为奇了。”李宏说。
兼职骑手何婷婷刚入行时本想“老老实实地遵守交通规则”，却屡次“认认真真地迟到了”。她印象最深的一次迟到，发生在送外卖的第30天。
那天早上，她起床后打开外卖接单系统，把接单范围设置为5公里以内，接到了当天的第一个订单。接单后却发现，系统派她去5.9公里的地方取一份炸鸡排，再送到2.7公里左右的一个公司门口，时间不能超过45分钟。
到达取餐的商场用了35分钟，找到商场负一层的炸鸡店用了5分钟，此时送货倒计时只剩5分钟了。何婷婷的新国标电动车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5公里，开不了特别快，5.9公里的路程中还有很多十字路口需要等红绿灯。最后她超时11分钟，4.8元的运费被扣掉3.8元，超时罚款比例达79%。
有一次在城区送炸鸡，何婷婷偶遇一名骑手，对方看到了她的车，说：“你这小车不行，根本跑不动。”何婷婷问他：“你的车速度能到多少？”对方回复时速68公里，并称有些骑手把电动车改装后时速能达到85公里以上。
爆改电动车是违法的，可如果不改，虽然合规但却会超时。“骑手不得不快，因为每一天都活在催促声中，被商家催、被顾客催、被算法催，我们别无选择。”何婷婷在其公众号“陌生人肖像计划”《骑手日记》中这样写道。
交通事故不断增加 骑手路人权益受损
骑手经常超速、逆行、闯红灯，直接后果就是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数量不断上升。
以上海市为例，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起；2020年初至12月，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道路交通事故400多起。
11月10日上午，记者目睹了一起骑手引发的交通事故。当日11时许，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小区内，一名骑着电动车的外卖骑手将注意力放在手机导航上，正前方走过来一名路人，骑手反应过来后极速转弯，猛地撞向路边护栏，保温箱内的外卖撒落一地，骑手也摔到了马路上。
对于骑手来说，出了事故后，赔偿很难实现。
骑手刘林的手臂外侧有一道5厘米长的伤疤，这是他送外卖时被汽车撞伤后留下的。“司机有保险，保险公司让我提供收入证明计算误工费。我当时的月收入是1万元左右，可找平台开收入证明时，平台却说这与他们没有关系，最后保险公司根据最低工资标准赔付了。”刘林说。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还有被外卖骑手撞伤的路人。
北京市民张程对此深有同感，他傍晚在路上遛弯时都尽量远离外卖骑手，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听到耳旁一辆辆外卖电动车呼啸而过。有一次，他走路时正在想事情，一辆外卖电动车从身后极速驶来，等他感觉到耳边“咻”地一阵凉风反应过来时，车辆已经跑过去老远了，“时速估摸有80多公里”。
考核机制暗地作祟 数据压缩配送时间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外卖骑手“玩命”求快？
记者采访多名骑手发现，他们不惜以身犯险，屡次触犯交规，一方面是为了多接单多赚钱，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超时惩罚。
目前大部分外卖平台推行计件工资，骑手收入主要来源于“跑单量”提成，接单量越多赚得越多。此外，骑手的身份等级取决于骑手的“蜂值”，而“蜂值”是通过出勤率、接单量、响应率、好评率等多个维度计算出来的，“蜂值”越高，派单量越多。骑手们拼命跑单保数据，争“蜂值”，因为它和收入息息相关。
数据关怀的对面，是数据惩罚——骑手超时，会被扣钱；顾客投诉或给差评，也会被扣钱。
从今年6月到现在，郭坤大概超时了50单。扣取的具体金额，他所在平台会根据时间来判定：8分钟以上扣掉配送费的10%至20%；1小时以上属于严重超时，扣取比例另算。如果因普通超时被投诉，则罚款50元以上。
还有骑手提出，平台的路程运算法则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配送是根据路程来计算，不会根据商家出餐快慢、餐大餐小来判断时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陈龙曾加入外卖骑手团队，探寻骑手骑行乱象背后的原因。他发现，在骑手配送的过程中，平台系统通过智能手机、平台软件收集来自骑手、消费者、商家、商圈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应用到配送定价、骑手匹配、预计时间、路线规划、全程监控、量化考核等管理中。在这套管理模式下，骑手被严密管控着。
在系统设置中，配送时间是最重要的指标，而近年来骑手的配送时间不断被系统压缩。
“订单的平均配送时长从2015年的38分钟，下降到2016年的31分钟，并进一步缩短至2017年的28分钟……不断压缩的时间意味着骑手流动的速度在加快。时间压缩一方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技术施加的对象——骑手去实现。”陈龙在论文中提出。
何婷婷也注意到了平台的问题。她印象最深的那次迟到经历中，取货和送货距离加起来接近9公里，而系统只给了她45分钟。
“近9公里的路程，有很多十字路口，意味着只要我遵守交通法规，每等一次红绿灯，就有半分钟或一分钟在倒计时里消失。加上各种扫码、找路，我把电动车开到最高时速，还超过了11分钟。”何婷婷说，平时这样的订单并不少见，一排一排地出现在外卖系统里，甚至有取货加送货达10公里的订单，要求骑手28分钟以内送达，就差把“午夜飞车”打在公屏上了。
交通法律实务专家、北京市凯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董来超长期关注外卖骑手权益问题，他总结骑手交通违法行为频发的原因，除了骑手自身交通规则意识不强、缺乏安全教育外，平台派单模式和算法是主要原因。
“平台派单模式不合理、扣单费用过高。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基本上都是依靠配送费提成，如果按照一笔订单获得5元左右的配送费算，那么一天如果送30单，骑手可以赚150元钱；但若超时，骑手通常就要被扣除一定比例的配送费；如果顾客退单，骑手更需要承担全部损失。”董来超说，此外，平台算法单一，计算预估到达时间过短，骑手需卖命飞奔。有的平台为了安抚用户，用户手机上显示的骑手到达时间和骑手手机上的到达时间不同，用户手机上的时间往往会早一到两分钟，这就导致骑手为了不拿差评，必须在路上飞奔。
在董来超看来，提供外卖的商家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很多商家出餐慢，他们可能在尚未出餐的情况下就已经点击了‘配餐完成’，这样就会导致骑手的等待时间变长，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受到挤压”。
平台规则亟待优化 联动监管刻不容缓
平衡外卖骑手“降速”与“收入”之间的矛盾迫在眉睫。
中国自行车协会一名负责人提出，与普通消费者相比，外卖骑手的电动自行车已不再仅仅是交通工具，而是生产工具，他们依靠电动自行车的高速度、长里程送单接单，快速完成工作谋求生存。未来需要研发推出适合外卖骑手的电动自行车产品，不断完善相关标准体系。
董来超则建议，平台调整考核规则、优化算法，“目前外卖平台没有建立起一整套激励外卖骑手减少交通违法行为的机制，比如对于没有出现交通违法的外卖骑手给予奖励等。可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分析，制定标准，将交通拥堵花费的时间从骑手考核中去除，同时将不合理的差评不予考虑”。
多名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提出，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乱象离不开联动监管，一是对平台的监管，二是对骑手的监管。
在董来超看来，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平台与骑手之间的法律关系亟待进行。
“目前骑手和平台公司之间的管理主体不明确，存在复杂的社会管理模式，如专送模式、劳务派遣模式、众包模式、个体模式、代理模式等，导致管理松散又松懈。因此需要完善立法明确管理主体，当骑手或平台公司权益受损时，能得到有理有据有法的社会救济。”董来超说。
他还发现，市面上几乎没有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交强险，不少外卖骑手没有购买保险或保险金额较低，当发生交通事故时，受伤的一方不论是向骑手本人还是向平台追偿难度都很大，因此建议设立“电动车交强险”。
“严格外卖骑手行业准入制度刻不容缓，建议让骑手持证上岗。确定一个社会管理主体对骑手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持证上岗，每年对骑手进行考核评估，如果交通违法行为达到一定次数，那么次年就不能通过年审，通过源头管理形成有效监督。”董来超说。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认为，外卖骑手交通违法是公共安全问题，应当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立大安全框架推动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走社会治理体系的路子，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外卖平台公司要切实担负起监管职责，将骑手交通安全纳入安全生产体系，建立安全生产风险分级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预防体系，定期对外卖骑手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定期发布道路交通安全警示片和警示案例等，增强外卖骑手交通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同时，对外卖骑手使用的交通工具严格把关，尽量统一配发交通工具，定期检验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张柱庭建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也可以依据平台公司的动态巡航设备进行调查取证，依法对骑手进行查处。
作为外卖服务的享受者，张程虽然对骑手们的风驰电掣颇有异议，但他也提出顾客应该对外卖预估送达时间有一个合理预期，充分考虑到交通拥堵花费的时间，给骑手更多理解。不过骑手的时速应该有所规范，比如夜深人静时时速是多少，上下班高峰期时速又是多少。
他还提出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在城市交通规划中考虑建立“外卖快轨”或者“外卖专用车道”，“这样就不会抢行人和机动车的空间，也能更好地保障外卖骑手的安全”。( 文中骑手除何婷婷外均为化名)（综合法治日报等）
大街上，一辆辆疾驰而过的外卖电动车穿梭在行人、机动车之间，骑手们一边看手机导航，一边争分夺秒地抢时间，甚至不惜超速、逆行、闯红灯……
11月4日，记者在北京市四环内一商业区见到了骑手郭坤。此时正是外卖高峰期，他接了4单外卖，从出发取餐到全部送达，要在50分钟内完成。刚出发不到2分钟，郭坤便取到了第一份外卖；快速转场后，他又用了6分钟取到第二份和第三份外卖；紧接着，他马不停蹄地跑向电动车，转战第四份外卖，可这一次并不顺利，到店后他发现这份外卖还没打好包，等待了4分钟才拿到手。
距离接单出发已经过去了12分钟，郭坤需要在剩下的38分钟内将4份外卖送到位。他根据各个订单的位置和配送时限，排列出最节省时间的配送顺序，而省时的方法之一就是抄近道。他开始骑着电动车加速越过道路中心虚线逆向行驶、闯红灯，终于赶在时间截止前将最后一份外卖送到了顾客手中。
整个配送过程，郭坤2次闯红灯、3次逆行，全程时速多次超过50公里。
“闯红灯、逆行、超速都不安全，可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按时送到。做骑手的哪个没闯过红灯？如果配送超时了，扣的钱比该挣的还多。”郭坤很无奈。
其实，这是骑手间“公开的秘密”。随着互联网订餐的快速增长，外卖送餐越来越方便人们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对速度的追求导致骑手们无视交通法规，事故发生率呈高发态势。
受访专家提出，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乱象，宜加强监管、联动治理、早治严治，不仅要在道路交通现场制止和纠正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还要从外卖平台公司入手，将交通守法的责任分解落实到平台公司、成为其运行的前提条件，将交通守法作为骑手准入门槛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和规范外卖送餐的“玩命”行规。
爆改车辆超速逆行 斜穿马路猛闯红灯
11月9日下午5时许，外卖骑手送餐的高峰时段。在北京市朝阳区一个连着商场与众多写字楼、居民楼的路口，外卖骑手在车流中穿行。记者观察发现，10分钟内有30多名骑手从路口经过，其中逆行、斜穿马路、闯红灯的多达18人。
该路口四周有很多餐饮店，数十辆外卖车将人行道占满，行人通行只能沿着马路边走。骑手们接单取餐后，骑着电动车直接沿人行道逆行驶入马路。
骑手李宏经常在这一带送外卖，配送半径最远达5公里，一笔订单的配送时长在30至60分钟不等。他告诉记者，一个骑手在高峰期，手上同时有六七个订单，配送时间几乎重叠，要想不超时只能尽量压缩每一单的配送时间。系统会给每一单提供路线导航，但配送时间是根据最短路线计算出来的，而最短路线包含了逆行路段。如果不逆行，就不可能每单都按时送到。
倘若订单超时，代价很高：根据超时时长，扣取一定比例的配送费，有时扣取比例甚至高达70%。
“骑手挣的都是辛苦钱，不得不快，所以闯红灯、逆行、超速就不足为奇了。”李宏说。
兼职骑手何婷婷刚入行时本想“老老实实地遵守交通规则”，却屡次“认认真真地迟到了”。她印象最深的一次迟到，发生在送外卖的第30天。
那天早上，她起床后打开外卖接单系统，把接单范围设置为5公里以内，接到了当天的第一个订单。接单后却发现，系统派她去5.9公里的地方取一份炸鸡排，再送到2.7公里左右的一个公司门口，时间不能超过45分钟。
到达取餐的商场用了35分钟，找到商场负一层的炸鸡店用了5分钟，此时送货倒计时只剩5分钟了。何婷婷的新国标电动车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5公里，开不了特别快，5.9公里的路程中还有很多十字路口需要等红绿灯。最后她超时11分钟，4.8元的运费被扣掉3.8元，超时罚款比例达79%。
有一次在城区送炸鸡，何婷婷偶遇一名骑手，对方看到了她的车，说：“你这小车不行，根本跑不动。”何婷婷问他：“你的车速度能到多少？”对方回复时速68公里，并称有些骑手把电动车改装后时速能达到85公里以上。
爆改电动车是违法的，可如果不改，虽然合规但却会超时。“骑手不得不快，因为每一天都活在催促声中，被商家催、被顾客催、被算法催，我们别无选择。”何婷婷在其公众号“陌生人肖像计划”《骑手日记》中这样写道。
交通事故不断增加 骑手路人权益受损
骑手经常超速、逆行、闯红灯，直接后果就是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数量不断上升。
以上海市为例，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起；2020年初至12月，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道路交通事故400多起。
11月10日上午，记者目睹了一起骑手引发的交通事故。当日11时许，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小区内，一名骑着电动车的外卖骑手将注意力放在手机导航上，正前方走过来一名路人，骑手反应过来后极速转弯，猛地撞向路边护栏，保温箱内的外卖撒落一地，骑手也摔到了马路上。
对于骑手来说，出了事故后，赔偿很难实现。
骑手刘林的手臂外侧有一道5厘米长的伤疤，这是他送外卖时被汽车撞伤后留下的。“司机有保险，保险公司让我提供收入证明计算误工费。我当时的月收入是1万元左右，可找平台开收入证明时，平台却说这与他们没有关系，最后保险公司根据最低工资标准赔付了。”刘林说。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还有被外卖骑手撞伤的路人。
北京市民张程对此深有同感，他傍晚在路上遛弯时都尽量远离外卖骑手，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听到耳旁一辆辆外卖电动车呼啸而过。有一次，他走路时正在想事情，一辆外卖电动车从身后极速驶来，等他感觉到耳边“咻”地一阵凉风反应过来时，车辆已经跑过去老远了，“时速估摸有80多公里”。
考核机制暗地作祟 数据压缩配送时间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外卖骑手“玩命”求快？
记者采访多名骑手发现，他们不惜以身犯险，屡次触犯交规，一方面是为了多接单多赚钱，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超时惩罚。
目前大部分外卖平台推行计件工资，骑手收入主要来源于“跑单量”提成，接单量越多赚得越多。此外，骑手的身份等级取决于骑手的“蜂值”，而“蜂值”是通过出勤率、接单量、响应率、好评率等多个维度计算出来的，“蜂值”越高，派单量越多。骑手们拼命跑单保数据，争“蜂值”，因为它和收入息息相关。
数据关怀的对面，是数据惩罚——骑手超时，会被扣钱；顾客投诉或给差评，也会被扣钱。
从今年6月到现在，郭坤大概超时了50单。扣取的具体金额，他所在平台会根据时间来判定：8分钟以上扣掉配送费的10%至20%；1小时以上属于严重超时，扣取比例另算。如果因普通超时被投诉，则罚款50元以上。
还有骑手提出，平台的路程运算法则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配送是根据路程来计算，不会根据商家出餐快慢、餐大餐小来判断时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陈龙曾加入外卖骑手团队，探寻骑手骑行乱象背后的原因。他发现，在骑手配送的过程中，平台系统通过智能手机、平台软件收集来自骑手、消费者、商家、商圈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应用到配送定价、骑手匹配、预计时间、路线规划、全程监控、量化考核等管理中。在这套管理模式下，骑手被严密管控着。
在系统设置中，配送时间是最重要的指标，而近年来骑手的配送时间不断被系统压缩。
“订单的平均配送时长从2015年的38分钟，下降到2016年的31分钟，并进一步缩短至2017年的28分钟……不断压缩的时间意味着骑手流动的速度在加快。时间压缩一方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技术施加的对象——骑手去实现。”陈龙在论文中提出。
何婷婷也注意到了平台的问题。她印象最深的那次迟到经历中，取货和送货距离加起来接近9公里，而系统只给了她45分钟。
“近9公里的路程，有很多十字路口，意味着只要我遵守交通法规，每等一次红绿灯，就有半分钟或一分钟在倒计时里消失。加上各种扫码、找路，我把电动车开到最高时速，还超过了11分钟。”何婷婷说，平时这样的订单并不少见，一排一排地出现在外卖系统里，甚至有取货加送货达10公里的订单，要求骑手28分钟以内送达，就差把“午夜飞车”打在公屏上了。
交通法律实务专家、北京市凯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董来超长期关注外卖骑手权益问题，他总结骑手交通违法行为频发的原因，除了骑手自身交通规则意识不强、缺乏安全教育外，平台派单模式和算法是主要原因。
“平台派单模式不合理、扣单费用过高。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基本上都是依靠配送费提成，如果按照一笔订单获得5元左右的配送费算，那么一天如果送30单，骑手可以赚150元钱；但若超时，骑手通常就要被扣除一定比例的配送费；如果顾客退单，骑手更需要承担全部损失。”董来超说，此外，平台算法单一，计算预估到达时间过短，骑手需卖命飞奔。有的平台为了安抚用户，用户手机上显示的骑手到达时间和骑手手机上的到达时间不同，用户手机上的时间往往会早一到两分钟，这就导致骑手为了不拿差评，必须在路上飞奔。
在董来超看来，提供外卖的商家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很多商家出餐慢，他们可能在尚未出餐的情况下就已经点击了‘配餐完成’，这样就会导致骑手的等待时间变长，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受到挤压”。
平台规则亟待优化 联动监管刻不容缓
平衡外卖骑手“降速”与“收入”之间的矛盾迫在眉睫。
中国自行车协会一名负责人提出，与普通消费者相比，外卖骑手的电动自行车已不再仅仅是交通工具，而是生产工具，他们依靠电动自行车的高速度、长里程送单接单，快速完成工作谋求生存。未来需要研发推出适合外卖骑手的电动自行车产品，不断完善相关标准体系。
董来超则建议，平台调整考核规则、优化算法，“目前外卖平台没有建立起一整套激励外卖骑手减少交通违法行为的机制，比如对于没有出现交通违法的外卖骑手给予奖励等。可充分利用大数据智能分析，制定标准，将交通拥堵花费的时间从骑手考核中去除，同时将不合理的差评不予考虑”。
多名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提出，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乱象离不开联动监管，一是对平台的监管，二是对骑手的监管。
在董来超看来，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平台与骑手之间的法律关系亟待进行。
“目前骑手和平台公司之间的管理主体不明确，存在复杂的社会管理模式，如专送模式、劳务派遣模式、众包模式、个体模式、代理模式等，导致管理松散又松懈。因此需要完善立法明确管理主体，当骑手或平台公司权益受损时，能得到有理有据有法的社会救济。”董来超说。
他还发现，市面上几乎没有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交强险，不少外卖骑手没有购买保险或保险金额较低，当发生交通事故时，受伤的一方不论是向骑手本人还是向平台追偿难度都很大，因此建议设立“电动车交强险”。
“严格外卖骑手行业准入制度刻不容缓，建议让骑手持证上岗。确定一个社会管理主体对骑手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持证上岗，每年对骑手进行考核评估，如果交通违法行为达到一定次数，那么次年就不能通过年审，通过源头管理形成有效监督。”董来超说。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认为，外卖骑手交通违法是公共安全问题，应当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立大安全框架推动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走社会治理体系的路子，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外卖平台公司要切实担负起监管职责，将骑手交通安全纳入安全生产体系，建立安全生产风险分级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预防体系，定期对外卖骑手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定期发布道路交通安全警示片和警示案例等，增强外卖骑手交通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同时，对外卖骑手使用的交通工具严格把关，尽量统一配发交通工具，定期检验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张柱庭建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也可以依据平台公司的动态巡航设备进行调查取证，依法对骑手进行查处。
作为外卖服务的享受者，张程虽然对骑手们的风驰电掣颇有异议，但他也提出顾客应该对外卖预估送达时间有一个合理预期，充分考虑到交通拥堵花费的时间，给骑手更多理解。不过骑手的时速应该有所规范，比如夜深人静时时速是多少，上下班高峰期时速又是多少。
他还提出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在城市交通规划中考虑建立“外卖快轨”或者“外卖专用车道”，“这样就不会抢行人和机动车的空间，也能更好地保障外卖骑手的安全”。( 文中骑手除何婷婷外均为化名)（综合法治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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