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我猛然回头 他己老去”，疫情下中国家庭透视】（ 文 ｜ 毛大庆 ）通过对这些亲友的帮助，以及对这些中国家庭的深入观察，我大致发现了三个问题。

老人之苦：毋庸多言，国内疫情管控“放开”之后，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老年人，其中又以70岁以上的深度老龄人口受到的影响最大，这个虽然还没有详尽的官方数据，但我们从新闻和社交媒体中传递出的信息，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

子女之累：替父母求医问药的子女，几乎都是在中国一线城市工作的，甚至还有一些如A君一样，已经身在海外。而他们正在竭尽全力为之找救命药的年迈的父母，则更多的是生活在二三四线城市，甚至还有生活在乡镇、乡村老家的。老年人与中青年人，两代人的时空距离过于遥远；

医护之困：据我了解，在这些老年人所居住的小城市或城镇、乡村地区，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从最初的退烧药，到后来的进口新冠特效药，还有最近的免疫球蛋白，这些专门针对疫情的药品物资，地方上的小医院根本没有储备，更不要提让医护人员为患者指导用药了。

在小城市和乡镇的医疗机构，应对疫情感染者最惯常的做法依然是打点滴、吃消炎药等常规手段。

一场大疫，中国式家庭的华丽外壳彻底脱落，中国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深层矛盾彻底暴露。

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提升了50%，以14亿人口的基数来看，这个城市化的速度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几十年来，中国的中小城市也在飞速发展，高楼大厦平地起，小城里的家家户户都有了私家车，日子越来越好，房价越来越高，消费越来越多元化。

放在没有灾荒与疫情的常态年份中，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别似乎并不明显，城市街区里都有麦当劳与星巴克，小镇青年也会穿耐克阿迪国潮服装，互联网似乎拉进了时空感。

但是，当突发情况出现时，城市资源禀赋让一座城市的应对能力高下立判。

疫情之下，中国的公共资源均等化问题暴露无遗，这也是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过程中的一大痛点。

正是由于这种大小城市之间在公共资源上的极度不平衡，才导致了传统中国式家庭的时空感越来越大。

现阶段，中国人口最显著的特征无疑是老龄化趋势，但在老龄化问题之下，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人户分离的比例过高。（ 本文为节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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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
还记得去年大年初一在电影院看的痛哭流涕，当时也不懂摩托车，只被两个小镇青年双向奔赴的悲剧戳到了，如今再看一遍还是被刀的很惨。
B站的观众还是很友好，能在一片骂声中仍然客观的给出一些评价，没有对刘浩存和影片的走向抱有那么大的恶意。
最后借用片尾弹幕的一句话：中国电影不应该被“春节档”三个字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