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 忍冬纹，古代寓意纹样。忍冬为一种蔓生植物，俗呼“金银花”、“金银藤”，通称卷草，其花长瓣垂须，黄白相半，因名金银花。凌冬不凋，故有忍冬之称。又称卷草纹。东汉末期开始出现，南北朝时最流行，因它越冬而不死，所以被大量运用在佛教上，比作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以后又广泛用于绘画和雕刻等艺术品的装饰上。
忍冬纹是魏晋南北朝流行的一种植物纹，此时忍冬纹较为清瘦和程式化，一般为三叶片和多叶片，但是其变化是多种多样的。汉代铜镜的编式称卷云纹就是卷草纹的前身，到唐代演化成复杂的卷草，近代称香草。
莲花和忍冬纹样在我国古代装饰题材已经接近尾声。
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的“忍冬纹”,历来被认为是源于希腊并取材于中国人十分喜爱的忍冬花(金银花)。中国虽在秦汉时已用忍冬枝叶入药,但用金银花蕾入药却在明代,魏晋时期传入的外来纹样显然不可能取材于金银花。古代西亚和中亚盛行的“生命树”崇拜,形成了理想化的“圣树”,其中类似葡萄、有枝叶和丰硕果实的卷叶纹样就成了象征“生命树”的“忍冬纹”,它们随着中亚地区曾经十分兴旺的佛教和祆教流入中原,既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胡饰”,也是佛国天界和净土的象征,还可能与“厌火”的“藻纹”混为一体。

【夏”与“陶寺遗址”的关系之讨论】
在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明确一个结论，即：夏后氏是“夏”的继任者与传播者，而非开创者。

或许是“夏商周”这个说法过于深入人心，以至于中国主流的历史研究始终也没搞清楚“夏”与“夏后氏”的关系，所以但凡提及“夏”，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夏王朝或夏后氏，但这其实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却又少有历史学者愿意去指出这个错误。

关于“夏”，《左传》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其始于实沈，而这个实沈乃“高辛氏之子”。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左传》

很有必要补充一下，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学者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滥用引进于日本的“神话”这个概念，这是一种基于自我否定的懒惰且不负责任，而这个流毒至今仍未被肃清。

事实上，《左传》所载的实沈与高辛氏等皆为客观的历史角色，他们的事迹以传说的形式保留了下来，至少在春秋之际，时人尚知。

实沈的“夏”在《左传》中又被称之为“大夏”，而在《逸周书》中则称之为“西夏”，这个夏后来为唐氏所灭，《逸周书》载：“唐氏伐之，西夏以亡。”，《左传》称此唐氏为唐人，即：“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唐氏又是谁呢？答案其实可以在《夏书》中找到线索。

《左传》引《夏书》有：“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

这是太康失国后，夏后氏族人的哭诉之词，亦称《五子之歌》，这段话的奇怪之处在于，夏后氏为什么要提及“陶唐”，这个疑问其实自汉代以来始终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我们不妨从“冀方”着手，“冀”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最初的字形是一个头上有犄角的戴着鬼头面具的人，这可能与远古时期的巫术有关。

“冀”虽然现在是河北省的简称，但其发源地却在今天的山西省西南部，即山西河津县。

到了夏代，“冀方”的概念已经扩大化，其意等同于九州之首的冀州，是包括山西南部在内的很大一片区域，这里亦是“大夏”之所在。太康失国所失的正是冀方，而冀方最初是陶唐氏所开创的，因此才有《五子之歌》之说法。

也就是说，征服“大夏”的唐氏应该就是陶唐氏，所以同一个地方，在历经实沈和陶唐氏之后就有了两个名字，即：“夏”和“唐”。

大禹治水后亦于此建都，即以实沈的“夏”为氏，此事《国语》有载。

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国语》

禹一族的夏后氏之称由此而来。

商汤灭夏桀之后，此地复用陶唐氏的“唐”，即商代之唐国，周武王之子叔虞受封于此后，亦用“唐”，山西之“唐”自此延续下来，而“夏”被淡化了。

我们回过头去继续讲陶唐氏与夏后氏之间的过渡，这其实还要涉及到有虞氏。

有虞氏的“虞”的发源地亦在冀州，据考证为今山西平陆县境内，其始祖并非是我们所熟知的舜，而是幕，幕的历史功绩是辨识物候，即“听协风”。

至少在舜的父亲瞽叟时期，其家族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政治地位，瞽叟担任尧的乐师，在华夏上古，“乐”似乎担任着制度建设的重任，到了周代，这个工作交给了“礼”，但“乐”仍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礼乐制度由此而来。

另一个上古谜题是陶唐氏与帝尧的关系。

春秋时期的祁姓一族是陶唐氏的后代，作为祁姓的代表，范氏曾经讲过自己的祖先，有：“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也就是说，陶唐氏比有虞氏要早，其时间顺序为：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

按时间顺序，陶唐氏应该是被有虞氏取代，但所有文献资料都不曾记载下来，儒家为了解释这个问题，用两个人物来对应两个统治部族强行解释，即帝尧等同于陶唐氏，帝舜等同于有虞氏。

这样做虽然可以实现完美的禅让之说，但却导致了时间上的错乱以及朝代的短命，例如祁姓陶唐氏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部族，其起源甚至比黄帝还要久远，《吕览》和《左传》都有所提及，这显然不是帝尧可以等同的。

关于帝尧与陶唐氏的关系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有过论述，这里只讲结论：帝尧与帝舜其实都是虞代的首领。儒家所讲的禅让也并非如韩非所讲的是谎言，但这个禅让有一个大的前提，即在部族内部实现。

也就是说，帝尧与帝舜应该是来自同一部族的两个支系，施行着族内轮政，当帝尧征服陶唐氏之后，他也就成了下一代的陶唐氏。

这里又涉及到了“氏”的传承问题，关于“氏”的传承问题，前面已有所提及，不再赘述，总之，“氏”与土地的关系更为紧密，并非是某个部族或家族的专属，而是经常会出现新的统治者沿用原来统治者的“氏”。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捋清“夏”的历史脉络了。

可知的最早的“夏”来自实沈（也可能更早），实沈是来自东方的高辛氏之后，然后是陶唐氏（祁姓之祖）取而代之，帝尧（狸姓之祖）又取代了陶唐氏，也许是由于洪水的缘故，尧舜集团向东方迁徙，“夏”留给了禹，最后成了禹的都城，禹传给启，启传给太康，最后毁于后羿和寒浞之手，而夏后氏辗转逃到今河南和山东境内，“夏”也随之实现了地名漂移，等到少康复国后，“夏”的概念逐渐扩大化至夏后氏统治的整个中原地区。

讲完了“夏”，我们再聊聊陶寺遗址。

实沈晚于高辛氏，高辛氏晚于帝颛顼，其时间节点不会早于距今4500年，太康失国是夏代早期的历史事件，其时间不会晚于距今3800年，而陶寺遗址恰好落在这个区间内。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实沈到太康都是以陶寺遗址为都城，而是说陶寺遗址与“夏虚”的政权的更迭是密切相关的，晋南一带不排除有比陶寺遗址更具规模的其它遗址，但无论是作为都城还是城市，陶寺遗址都是她那个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问题是，陶寺遗址并非是从一而终的，而是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实沈时代、陶唐氏时代、帝尧时代以及夏王朝早期，显然，陶寺遗址并非是单一文化的，而是多元文化的重叠，但其底色应该还是源于实沈，那么来自东方的实沈一族以其年代推算，其对应的其实是龙山文化早期或中期，其内核应该是以少昊与颛顼为起点的山东龙山文化。

诡异的是，数百年之后，陶寺遗址最后同样毁于来自东方的有穷氏，也算是有始有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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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今日午餐时
经典粤菜

白切鸡

白切鸡又叫白斩鸡，是粤菜系鸡肴中最普通的一种，属浸鸡类。其特点为制作简易，刚熟不烂，不加配料且保持原味。白切鸡皮爽肉滑，清淡鲜美，驰名粤港澳。清平鸡也是白切鸡的一种。白切鸡始于清代的民间酒店，因烹鸡时不加调味白煮而成，食用时随吃随斩，故又称“白斩鸡”。又因其用料，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出品的三黄鸡(脚黄、皮黄、嘴黄)，故又称三黄油鸡。后来广东各饭店和熟食店都经营“白斩鸡”，不仅用料精细，而且还用熬熟的“虾子酱油”同鸡一起上桌蘸食。此菜色泽金黄，皮脆肉嫩，滋味异常鲜美，久吃不厌。

粤菜即广东菜，是中国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之一。狭义上的粤菜指广府菜（即广州府菜），广义上又包含潮州菜（潮汕菜）、东江菜（也称客家菜）。
粤菜源自中原，传承了孔子所倡导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中原饮食风格，因此粤菜做法比较复杂、精细，如广府菜中的煲仔饭、烤乳猪源自周代“八珍”美食；烧鹅源自宋朝名菜烤鸭；点心从中原传到广东后演变出虾饺、干蒸烧卖等广式点心。
广府菜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和韶关等地，广府菜是粤菜的代表，自古有“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食在广州，味在西关”的美誉，
潮州菜发源于广东潮汕地区，潮菜是粤菜的主干与粤菜的代表，也有“食在广州、味在潮州”的说法。
广东客家菜主要流行在梅州、惠州、河源、韶关、深圳等地，范围包括梅江、东江和北江流域。
高凉菜属于粤西菜式源头之一，发源于古代高凉郡，包括粤西地区茂名、阳江等地。湛江地区的代表菜式是湛江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