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总是不跟爸爸妈妈讲话# 大多数孩子跟父母交流都是无事不打扰且报喜不报忧的状态，但是生活啊，其实就是琐碎日常的堆砌品。岁月漫长，金榜题名、日进斗金这些喜事都是少之又少的，抛开这些“天大的喜事”，其实还可以跟父母聊一些日常的琐碎小事。
即使你现在已然是大孩子，但是在他们的眼里，你永远都是小孩子。你可以撒娇、可以耍无赖，你是他们的宝贝啊。所以在跟父母交流时，不要觉得难为情，其实可以将父母当成朋友一样去相处。
即便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比如在六一儿童节出门的时候看到了奇形怪状的云彩等等事情都可以讲给父母听。父母花费时间和精力将我们培养长大，不是为了让我们远离他们的。多沟通多交流，才能家和万事兴。 #青春许愿季#
即使你现在已然是大孩子，但是在他们的眼里，你永远都是小孩子。你可以撒娇、可以耍无赖，你是他们的宝贝啊。所以在跟父母交流时，不要觉得难为情，其实可以将父母当成朋友一样去相处。
即便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比如在六一儿童节出门的时候看到了奇形怪状的云彩等等事情都可以讲给父母听。父母花费时间和精力将我们培养长大，不是为了让我们远离他们的。多沟通多交流，才能家和万事兴。 #青春许愿季#
【 女性是由身体来定义的 】
理论关注的是关于现实、语言、权力、性别、性、身体和自我的本质等的重大问题，它为学生和学者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让他们就这些广泛的问题展开辩论，同时避免陷入学科内的琐碎争论中。
理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质疑那些通常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有关世界的解释。例如，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总是次要的，它客观地描述现象。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我们自己以及我们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这个被某些理论质疑的信念让大多数人能够日出而起，安然生活，而不必总是去怀疑个人身份或外部现实的本质。
在学术界，学科是一种类似于常识的形式，它允许我们继续做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不必反复猜测其意图、局限和最终价值。它使我们能够确定可以应付的研究对象，为我们的研究设定范围，并向那些了解我们工作背后的知识框架的共同体展示我们的研究发现。通过质疑这种方法的实用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跨学科的。
—————————
【女性主义与身体】
女性主义将文学与文化批评、社会科学、哲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等不同兴趣结合在一起，关注女性被再现和再现自身的方式，以及她们的被压迫和解放问题。但正如黛安·埃拉姆所说，女性主义理论“不仅仅是另一种跨学科合作”，它是对现有学科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挑战，而不仅仅是整合它们。首先，女性主义理论对学科展开批判的基础是已无法容忍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的权力安排，以及女性经验被贬低或排斥的方式。女性主义理论的议程经常反映出这种深刻的矛盾心理，不仅是关于学科，而且是关于学术工作和写作整体。
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于所谓的女权主义“第二波浪潮”，这场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影响范围不止于实现政治和社会平等，还涉及对父权制文化和心理背景的反思。在这一背景下，这种新女权主义的奠基性文本必然是跨学科的。例如，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涵盖了各个学科，旨在揭示女性是如何被文化构成和再现的。第一部分“命运”探讨了父权观念如何被嵌入生物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波伏娃认为，这些话语设想个人身份是由解剖学特征、无意识或经济力量决定的，而事实上，它是由社会和文化的更广泛运作产生的：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
该书的其余章节也借鉴使用了各种文献，如文学文本、视觉艺术、历史文献、传记以及玩偶和服装等日常用品，以展示女性身份是如何被社会态度和文化形式创造和约束的。因此，波伏娃的著作在两层意义上是跨学科的：其一是它借鉴了一些现有学科，揭示了它们在讨论妇女经验方面的不足；其二是它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各种文献，以证明父权制权力的普遍性。贝蒂·弗里丹的经典著作《女性的奥秘》采用了类似的双重方法：它质疑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功能主义”，认为它们自称的科学性是建立在否认女性真实经验的基础上的；它还讨论了一系列文本，如性调查、女性杂志、广告以及有关“幸福家庭主妇”的虚构表现，以揭示“女性神秘感”的力量，即认为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最能得到满足的看法。
在埃莱娜·西苏、露丝·伊利格瑞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中，这种广泛的跨学科关注延伸到精神分析理论、语言学和解构主义等领域，虽富有成效，但也相当棘手。这些理论家试图将精神分析和解构主义应用于女性主义的议程，用它们来揭示语言和父权秩序是如何通过等级化的二元对立结构（如男性/女性和主动/被动）来建构意义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除了强调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外，还强调心理和身体经验。西苏、伊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都利用了拉康对“想象界”和“象征界”所做的区分，想象界是孩子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此时的孩子仍然是母亲的一部分；后者是由语言和“父亲法则”统治的后俄狄浦斯阶段，用以揭示女性欲望是如何被压抑的。所有这些批评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倡导一种源自前俄狄浦斯阶段、受前语言力量所驱动的“身体写作”，并试图通过一种与“女性”相关联的流畅、矛盾的写作风格来打破父权制对女性经验的排斥。
这些批评家被指责为解剖学或心理本质主义，他们将一种特定的女性本质界定为西苏所谓的“女性写作”。也许更公平的说法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存在一种根本的矛盾，其根源在于它不愿意被局限于一个知识领域。得益于拉康和德里达对主体的语言建构性的洞察，女性主义理论尽量与女性的实际身体经验相结合，力图摆脱被束缚于语言领域、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地位。例如，克里斯蒂娃批评德里达的文字学“放弃了主体”，对语言之外的身体或社会自我缺乏认识。她和伊利格瑞将主体视为密切相关的生理和表意过程的产物，这就要求必须把精神分析学、哲学、文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知识与科学结合起来。伊利格瑞认为，在理解妇女状况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源自“对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思考不足”，并批评哲学和科学之间缺乏对话而导致这两个领域的贫困：
作为一名哲学家，我对现实和知识的所有领域都感兴趣。在文化史上直到最近，哲学和科学才被分开——这是方法论专业化的结果，使它们超出了任何人和所有人的能力范围。当前科学的超技术趋势导致了越来越复杂的公式的产生，人们相信，这些公式越来越符合真理。因此，这是一个在智慧之光下逃避思考的真理，也包括科学家自己的真理。
这种将科学和人文结合在一起的意图在女性主义理论对身体的关注中最为明显。近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特别是女性主义理论对身体方面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颠覆传统的学科划分。传统的学科划分将这一研究领域让给了科学，特别是医学和生物学，而将所谓的心灵的自主产物留给了非科学。尤其是克里斯蒂娃，她用“chora”这个概念来指明身体是生物学和语言/文化的双重产物。她部分借用了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使用的这个术语，在那里，它被用来指一种连接心灵和身体、思想世界和感官世界的流动状态。但这个术语也从生物学术语“绒毛膜”衍生而来，绒毛膜是鸟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胚胎的外膜，让母体和胎儿之间形成联系。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绒毛膜形成血管，血管嵌入母亲子宫内壁的膜（或称子宫内膜），绒毛膜和子宫内膜共同形成胎盘，使母亲能够为未出生的胎儿提供营养和其他需要。
克里斯蒂娃用“chora”一词将这些哲学和生物学意义结合在一起。她将其定义为母亲和胎儿之间的滋养、子宫般的空间，这既是前语言的、流动的、父权象征秩序之外的空间，也是胎儿开始与母亲分离并成为个体主体的点。更笼统地说，克里斯蒂娃认为怀孕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经历，这种经历打破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既定的界限，颠覆了个体身份的传统观念。从这些论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正如迈克尔·佩恩所指出的，“与拉康和德里达不同，当克里斯蒂娃在文中写到身体时，她给人一种有血有肉、有荷尔蒙的感觉”。同时，她认为生理学、心理学和语言之间有着传统学科无法理解的密切联系。
传统上把生物学和文化相分离的做法的另一个问题是，身体既是一种物质、生物实体，也是一种文化产品，我们可以通过节食、穿孔、文身、硅胶植入或整形手术来改变它。对克里斯蒂娃来说，身体的重要性在日常文化中常常被否认或贬低，这一现象的一个症状是，女性是由身体来定义的（例如，通过月经和怀孕），而男性不是。她认为，为了在象征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女性主体必须通过将身体归类为不洁来压抑其物质本性。她用“贱斥”一词来描述从体内排出的经血、呕吐物和排泄物等污物：贱斥是被排除的东西，“被排除在可能的、可容忍的、可想象的事物范围之外”。因此，克里斯蒂娃的作品提请人们注意身体的物质性，特别是女性身体的物质性，同时也指出，我们能够接触和理解的身体，往往是文化和表现的非物质化产物，通过对那些无法书写或表现的方面的“贱斥”而产生。
——————————
本文节选自《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有删改 （英）乔·莫兰 著 陈后亮 宁艺阳 译
https://t.cn/A6pbeY1v
理论关注的是关于现实、语言、权力、性别、性、身体和自我的本质等的重大问题，它为学生和学者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让他们就这些广泛的问题展开辩论，同时避免陷入学科内的琐碎争论中。
理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质疑那些通常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有关世界的解释。例如，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总是次要的，它客观地描述现象。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我们自己以及我们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这个被某些理论质疑的信念让大多数人能够日出而起，安然生活，而不必总是去怀疑个人身份或外部现实的本质。
在学术界，学科是一种类似于常识的形式，它允许我们继续做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不必反复猜测其意图、局限和最终价值。它使我们能够确定可以应付的研究对象，为我们的研究设定范围，并向那些了解我们工作背后的知识框架的共同体展示我们的研究发现。通过质疑这种方法的实用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跨学科的。
—————————
【女性主义与身体】
女性主义将文学与文化批评、社会科学、哲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等不同兴趣结合在一起，关注女性被再现和再现自身的方式，以及她们的被压迫和解放问题。但正如黛安·埃拉姆所说，女性主义理论“不仅仅是另一种跨学科合作”，它是对现有学科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挑战，而不仅仅是整合它们。首先，女性主义理论对学科展开批判的基础是已无法容忍大学作为一种机构的权力安排，以及女性经验被贬低或排斥的方式。女性主义理论的议程经常反映出这种深刻的矛盾心理，不仅是关于学科，而且是关于学术工作和写作整体。
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于所谓的女权主义“第二波浪潮”，这场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影响范围不止于实现政治和社会平等，还涉及对父权制文化和心理背景的反思。在这一背景下，这种新女权主义的奠基性文本必然是跨学科的。例如，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涵盖了各个学科，旨在揭示女性是如何被文化构成和再现的。第一部分“命运”探讨了父权观念如何被嵌入生物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波伏娃认为，这些话语设想个人身份是由解剖学特征、无意识或经济力量决定的，而事实上，它是由社会和文化的更广泛运作产生的：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
该书的其余章节也借鉴使用了各种文献，如文学文本、视觉艺术、历史文献、传记以及玩偶和服装等日常用品，以展示女性身份是如何被社会态度和文化形式创造和约束的。因此，波伏娃的著作在两层意义上是跨学科的：其一是它借鉴了一些现有学科，揭示了它们在讨论妇女经验方面的不足；其二是它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各种文献，以证明父权制权力的普遍性。贝蒂·弗里丹的经典著作《女性的奥秘》采用了类似的双重方法：它质疑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功能主义”，认为它们自称的科学性是建立在否认女性真实经验的基础上的；它还讨论了一系列文本，如性调查、女性杂志、广告以及有关“幸福家庭主妇”的虚构表现，以揭示“女性神秘感”的力量，即认为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最能得到满足的看法。
在埃莱娜·西苏、露丝·伊利格瑞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中，这种广泛的跨学科关注延伸到精神分析理论、语言学和解构主义等领域，虽富有成效，但也相当棘手。这些理论家试图将精神分析和解构主义应用于女性主义的议程，用它们来揭示语言和父权秩序是如何通过等级化的二元对立结构（如男性/女性和主动/被动）来建构意义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除了强调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外，还强调心理和身体经验。西苏、伊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都利用了拉康对“想象界”和“象征界”所做的区分，想象界是孩子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此时的孩子仍然是母亲的一部分；后者是由语言和“父亲法则”统治的后俄狄浦斯阶段，用以揭示女性欲望是如何被压抑的。所有这些批评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倡导一种源自前俄狄浦斯阶段、受前语言力量所驱动的“身体写作”，并试图通过一种与“女性”相关联的流畅、矛盾的写作风格来打破父权制对女性经验的排斥。
这些批评家被指责为解剖学或心理本质主义，他们将一种特定的女性本质界定为西苏所谓的“女性写作”。也许更公平的说法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存在一种根本的矛盾，其根源在于它不愿意被局限于一个知识领域。得益于拉康和德里达对主体的语言建构性的洞察，女性主义理论尽量与女性的实际身体经验相结合，力图摆脱被束缚于语言领域、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地位。例如，克里斯蒂娃批评德里达的文字学“放弃了主体”，对语言之外的身体或社会自我缺乏认识。她和伊利格瑞将主体视为密切相关的生理和表意过程的产物，这就要求必须把精神分析学、哲学、文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知识与科学结合起来。伊利格瑞认为，在理解妇女状况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源自“对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思考不足”，并批评哲学和科学之间缺乏对话而导致这两个领域的贫困：
作为一名哲学家，我对现实和知识的所有领域都感兴趣。在文化史上直到最近，哲学和科学才被分开——这是方法论专业化的结果，使它们超出了任何人和所有人的能力范围。当前科学的超技术趋势导致了越来越复杂的公式的产生，人们相信，这些公式越来越符合真理。因此，这是一个在智慧之光下逃避思考的真理，也包括科学家自己的真理。
这种将科学和人文结合在一起的意图在女性主义理论对身体的关注中最为明显。近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特别是女性主义理论对身体方面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颠覆传统的学科划分。传统的学科划分将这一研究领域让给了科学，特别是医学和生物学，而将所谓的心灵的自主产物留给了非科学。尤其是克里斯蒂娃，她用“chora”这个概念来指明身体是生物学和语言/文化的双重产物。她部分借用了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使用的这个术语，在那里，它被用来指一种连接心灵和身体、思想世界和感官世界的流动状态。但这个术语也从生物学术语“绒毛膜”衍生而来，绒毛膜是鸟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胚胎的外膜，让母体和胎儿之间形成联系。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绒毛膜形成血管，血管嵌入母亲子宫内壁的膜（或称子宫内膜），绒毛膜和子宫内膜共同形成胎盘，使母亲能够为未出生的胎儿提供营养和其他需要。
克里斯蒂娃用“chora”一词将这些哲学和生物学意义结合在一起。她将其定义为母亲和胎儿之间的滋养、子宫般的空间，这既是前语言的、流动的、父权象征秩序之外的空间，也是胎儿开始与母亲分离并成为个体主体的点。更笼统地说，克里斯蒂娃认为怀孕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经历，这种经历打破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既定的界限，颠覆了个体身份的传统观念。从这些论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正如迈克尔·佩恩所指出的，“与拉康和德里达不同，当克里斯蒂娃在文中写到身体时，她给人一种有血有肉、有荷尔蒙的感觉”。同时，她认为生理学、心理学和语言之间有着传统学科无法理解的密切联系。
传统上把生物学和文化相分离的做法的另一个问题是，身体既是一种物质、生物实体，也是一种文化产品，我们可以通过节食、穿孔、文身、硅胶植入或整形手术来改变它。对克里斯蒂娃来说，身体的重要性在日常文化中常常被否认或贬低，这一现象的一个症状是，女性是由身体来定义的（例如，通过月经和怀孕），而男性不是。她认为，为了在象征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女性主体必须通过将身体归类为不洁来压抑其物质本性。她用“贱斥”一词来描述从体内排出的经血、呕吐物和排泄物等污物：贱斥是被排除的东西，“被排除在可能的、可容忍的、可想象的事物范围之外”。因此，克里斯蒂娃的作品提请人们注意身体的物质性，特别是女性身体的物质性，同时也指出，我们能够接触和理解的身体，往往是文化和表现的非物质化产物，通过对那些无法书写或表现的方面的“贱斥”而产生。
——————————
本文节选自《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有删改 （英）乔·莫兰 著 陈后亮 宁艺阳 译
https://t.cn/A6pbeY1v
分享@陈粒_ 的歌曲 https://t.cn/REYW2mG
中国美术馆60周年美术精品展数百甚至上千幅大大小小各种名作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挂着这张常玉的《马》，不是为人熟识的常玉的经典，但很常玉，在一个空房间里连空气都不能懂你的那种孤独。把照片发给了一个用常玉的画作头像的朋友，他发给我一张陈粒2018年的专辑，专辑名字就叫《在常玉的房间里》。我很少听陈粒，我经常说我对陈粒的人和音乐都没有感觉，然而就在那一刻，当我点开这张专辑的第一支曲子，第一个音符就让我彻底服了。五支专为常玉而作的曲子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字都是多余的，唯有掺杂着生活日常琐碎的音符，徘徊在常玉的房间里。
中国美术馆60周年美术精品展数百甚至上千幅大大小小各种名作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挂着这张常玉的《马》，不是为人熟识的常玉的经典，但很常玉，在一个空房间里连空气都不能懂你的那种孤独。把照片发给了一个用常玉的画作头像的朋友，他发给我一张陈粒2018年的专辑，专辑名字就叫《在常玉的房间里》。我很少听陈粒，我经常说我对陈粒的人和音乐都没有感觉，然而就在那一刻，当我点开这张专辑的第一支曲子，第一个音符就让我彻底服了。五支专为常玉而作的曲子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字都是多余的，唯有掺杂着生活日常琐碎的音符，徘徊在常玉的房间里。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