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赞内蒙古# 【建大牧场 种好杂粮 清水河这条产业带不一般】在呼和浩特市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清水河县现场会采访，记者被一条波光粼粼、婀娜多姿的河流吸引。
原来，这是从清水河县穿行而过的黄河支流浑河。浑河两岸有迷人的风景，更有清水河高质量农牧业与三产深度融合发展产业带，这条产业带上建有全国最大的牧场、种有品质优良的小杂粮。
赛科星清水河奶牛核心育种场，就处在这条产业带上。
6月29日，记者来到这个育种场，透过参观通道的玻璃墙看到，80头奶牛正排队进入德国进口的自动化挤奶转盘机，药浴杀菌、拳握式验奶、擦拭、上杯巡杯流水操作，自动挤奶的场面有序而壮观。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遗传品质最高、技术集成要素最全的赛科星清水河奶牛核心育种场，总投资2.5亿元，设计存栏3500头奶牛。牧场自去年投运至今已有存栏奶牛2600余头。”赛科星集团总经理包俊杰告诉记者，“我们还建设了设计存栏1000头肉牛种场，培育并诞生了全国排名第一的后备种公牛优良品种。”
从赛科星清水河奶牛核心育种场宣传栏里，记者看到一组数字：每年可培育顶级乳用种牛500头，生产高产奶牛性控胚胎50000枚；每年可生产种用胚胎2000枚，生产鲜乳25000吨。
“我们将建成服务全区、辐射全国的优质奶牛种源基地。”包俊杰说。
近年来，羊乳产业迅速发展，市场占有率逐年攀升。清水河县抓住这一机遇全力支持羊乳业发展，在五良太乡菠菜营村引进优然牧业羊乳业项目。项目投资5.4亿元，着力打造世界单体最大、养殖规模5万只的奶山羊牧场。
“我们已从新西兰、澳大利亚进口8500多只纯种萨能奶山羊，现在除了在兰州隔离的1000多只，其余的都运回来了，明年还要进口2万多只。”在优然牧业清水河奶山羊场，负责人杨地坤指着眼前新建的40多栋羊舍向记者介绍。经过扩展繁育，很快会达到5万只。届时日产鲜奶可达63吨，年平均营业额2.5亿元。目前，该项目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智能化牧场管理系统来呵护这些奶山羊，保证羊群的饲养环境优良。
“这里的奶山羊引进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乳用山羊品种，产奶量高、奶品质好，主要满足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奶粉生产基地生产需求。”杨地坤补充道。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优然牧业是全球最大的原料奶供应商，其业务覆盖了育种、草业、饲料、奶牛养殖等，是国内唯一一家覆盖乳业上游全产业链的企业。
2022年，优然牧业实现营业收入180.51亿元，同比增长17.6%。
现在，优然牧业清水河奶山羊牧场每年就近收购青贮玉米6000余亩，农户卖青贮比卖玉米每亩地增收10%。同时解决用工290余人，每人每年纯收入达6万元左右。
不难看出，清水河县正在快马加鞭地推进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在实施奶业振兴和种业振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中，取得可喜成绩。
着力打造“绿色杂粮县”，努力建成“北方杂粮重要生产基地、全国绿色杂粮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是清水河县瞄准的又一个目标。
清水河县副县长白海林介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清水河县本着“农牧结合、为养而种、靠牧增收”的发展思路，鼓励农民发展以小香米、黑豆、黄豆、荞麦等为代表的小杂粮种植，走绿色生态路，打特色优质牌，让“小杂粮”变身为带动农民脱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来到“小香米之乡”——高茂泉村，这里，在浑河水滋润下土地肥沃、庄稼茂盛。
高茂泉村曾经是清水河县有名的贫困村，近年来，村里依托内蒙古蒙清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展以小香米为主的小杂粮、小杂豆产业，以“支部+公司+农户”模式，形成“种、产、加工、销售”的“链”式发展格局，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当地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如今，这个昔日的贫困村，凭借踏实苦干，已经成为首府地区有名的“幸福村”。
高茂泉村的华丽蝶变，是清水河县打造“绿色杂粮县”、推进绿色杂粮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的一个缩影。
为种好小杂粮，近年来清水河县多方筹资建设高标准农田8.8万亩、智慧农田2000亩、坡改梯11.5万亩；积极探索丘陵干旱山区发展农业生产新技术，先后研发了旱地膜下打窝穴播栽培技术和集雨覆膜旱作机播技术；强化产学研合作，积极与内大、内农大、内蒙古农科院、中国农科院等高校研究所在品种培育、品牌建设、动物防疫等领域合作，全方面开发杂粮营养价值。
同时，不断延伸产业链，加快推进清水河绿色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研发中心配套设施建设，推动绿色农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健康发展。
“经过不懈努力，目前清水河县已成为全区优质小杂粮的主要产区。全县粮食总播种面积稳定在65万亩，谷、糜、黍、豆等优质杂粮年均播种面积达到30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50％以上。”白海林说，清水河县已有清水河米醋、小香米、黄米、胡麻油、海红果、花菇6个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清水河豆腐等8个产品被认证为中国“一乡一品”农特产品，今年成功获评“中国小香米之乡”“中国黑黍子之乡”国字号招牌。蒙清、伊牛等杂粮品牌产品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名牌产品和著名商标，成功注册了“窑上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绿色杂粮已成为清水河县的地域符号和产业品牌。（内蒙古日报记者 郑学良 皇甫秀玲）
原来，这是从清水河县穿行而过的黄河支流浑河。浑河两岸有迷人的风景，更有清水河高质量农牧业与三产深度融合发展产业带，这条产业带上建有全国最大的牧场、种有品质优良的小杂粮。
赛科星清水河奶牛核心育种场，就处在这条产业带上。
6月29日，记者来到这个育种场，透过参观通道的玻璃墙看到，80头奶牛正排队进入德国进口的自动化挤奶转盘机，药浴杀菌、拳握式验奶、擦拭、上杯巡杯流水操作，自动挤奶的场面有序而壮观。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遗传品质最高、技术集成要素最全的赛科星清水河奶牛核心育种场，总投资2.5亿元，设计存栏3500头奶牛。牧场自去年投运至今已有存栏奶牛2600余头。”赛科星集团总经理包俊杰告诉记者，“我们还建设了设计存栏1000头肉牛种场，培育并诞生了全国排名第一的后备种公牛优良品种。”
从赛科星清水河奶牛核心育种场宣传栏里，记者看到一组数字：每年可培育顶级乳用种牛500头，生产高产奶牛性控胚胎50000枚；每年可生产种用胚胎2000枚，生产鲜乳25000吨。
“我们将建成服务全区、辐射全国的优质奶牛种源基地。”包俊杰说。
近年来，羊乳产业迅速发展，市场占有率逐年攀升。清水河县抓住这一机遇全力支持羊乳业发展，在五良太乡菠菜营村引进优然牧业羊乳业项目。项目投资5.4亿元，着力打造世界单体最大、养殖规模5万只的奶山羊牧场。
“我们已从新西兰、澳大利亚进口8500多只纯种萨能奶山羊，现在除了在兰州隔离的1000多只，其余的都运回来了，明年还要进口2万多只。”在优然牧业清水河奶山羊场，负责人杨地坤指着眼前新建的40多栋羊舍向记者介绍。经过扩展繁育，很快会达到5万只。届时日产鲜奶可达63吨，年平均营业额2.5亿元。目前，该项目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智能化牧场管理系统来呵护这些奶山羊，保证羊群的饲养环境优良。
“这里的奶山羊引进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乳用山羊品种，产奶量高、奶品质好，主要满足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奶粉生产基地生产需求。”杨地坤补充道。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优然牧业是全球最大的原料奶供应商，其业务覆盖了育种、草业、饲料、奶牛养殖等，是国内唯一一家覆盖乳业上游全产业链的企业。
2022年，优然牧业实现营业收入180.51亿元，同比增长17.6%。
现在，优然牧业清水河奶山羊牧场每年就近收购青贮玉米6000余亩，农户卖青贮比卖玉米每亩地增收10%。同时解决用工290余人，每人每年纯收入达6万元左右。
不难看出，清水河县正在快马加鞭地推进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在实施奶业振兴和种业振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中，取得可喜成绩。
着力打造“绿色杂粮县”，努力建成“北方杂粮重要生产基地、全国绿色杂粮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是清水河县瞄准的又一个目标。
清水河县副县长白海林介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清水河县本着“农牧结合、为养而种、靠牧增收”的发展思路，鼓励农民发展以小香米、黑豆、黄豆、荞麦等为代表的小杂粮种植，走绿色生态路，打特色优质牌，让“小杂粮”变身为带动农民脱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来到“小香米之乡”——高茂泉村，这里，在浑河水滋润下土地肥沃、庄稼茂盛。
高茂泉村曾经是清水河县有名的贫困村，近年来，村里依托内蒙古蒙清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展以小香米为主的小杂粮、小杂豆产业，以“支部+公司+农户”模式，形成“种、产、加工、销售”的“链”式发展格局，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当地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如今，这个昔日的贫困村，凭借踏实苦干，已经成为首府地区有名的“幸福村”。
高茂泉村的华丽蝶变，是清水河县打造“绿色杂粮县”、推进绿色杂粮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的一个缩影。
为种好小杂粮，近年来清水河县多方筹资建设高标准农田8.8万亩、智慧农田2000亩、坡改梯11.5万亩；积极探索丘陵干旱山区发展农业生产新技术，先后研发了旱地膜下打窝穴播栽培技术和集雨覆膜旱作机播技术；强化产学研合作，积极与内大、内农大、内蒙古农科院、中国农科院等高校研究所在品种培育、品牌建设、动物防疫等领域合作，全方面开发杂粮营养价值。
同时，不断延伸产业链，加快推进清水河绿色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研发中心配套设施建设，推动绿色农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健康发展。
“经过不懈努力，目前清水河县已成为全区优质小杂粮的主要产区。全县粮食总播种面积稳定在65万亩，谷、糜、黍、豆等优质杂粮年均播种面积达到30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50％以上。”白海林说，清水河县已有清水河米醋、小香米、黄米、胡麻油、海红果、花菇6个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清水河豆腐等8个产品被认证为中国“一乡一品”农特产品，今年成功获评“中国小香米之乡”“中国黑黍子之乡”国字号招牌。蒙清、伊牛等杂粮品牌产品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名牌产品和著名商标，成功注册了“窑上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绿色杂粮已成为清水河县的地域符号和产业品牌。（内蒙古日报记者 郑学良 皇甫秀玲）
苏女士一直都有宫外孕的问题，因此决定做高龄试管。她没想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宝宝出现了问题。苏女士的Y生告诉她，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并且必须立即做手术。苏女士感到非常焦虑和沮丧，因为她知道这对孩子来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但是，她也明白，只要孩子能够战胜这种疾病，他们一家人就会永远幸福。于是，苏女士决定勇敢面对这一切，为孩子做出最好的决定。
#高龄试管##试管婴儿双胞胎##试管婴儿促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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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童症厌的到底是什么#】关于“熊孩子”的话题，隔三差五就会成为热点。一般来说，人们评价“熊孩子”，评价的其实是对子女行为负有管理之责的家长。“熊孩子”问题的根源在于“熊家长”，也成为舆论场上的公约数。
不过，当声讨“熊孩子”成为一种固化的舆论范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网民对“熊孩子”的厌恶背后，是否存在仇视儿童、恐童厌童的倾向。不久前，作家苏小懒在微博记录了若干起家长带孩子乘火车受到苛待的情况，因为有乘客质疑孩子太吵，孩子被乘务员“邀请”到餐车车厢，甚至车厢连接处。
很快，苏小懒的微博成了家长们的“诉苦大会”。不少家长反映，仅仅因为孩子有点哭闹，他们就会遭到乘务员的“关照”。即便没有遭到实质性的区别对待，他们也承受着不容忽视的心理压力，面对周遭的沉默或凝视，仿佛带孩子出行就是给他人带来不便的“原罪”。
婴幼儿哭闹是很难避免的，在不少情况下，婴幼儿发出吵闹声并不是因为家长教育不当或养育不周，而是天性使然。要求婴幼儿在公共场合不闹也不哭，相当于要求孩子克制本能。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将孩子吵闹引发的不适感完全归结于家长失责，或许对生儿养女的家长不够公平。
“厌童症”是怎样产生的？评论者沈彬的文章提供了一个解释视角：“在‘秩序’‘公德’的外衣之下，包裹着对儿童的戾气、对生育的厌恶，却被当成了爽文来吸引流量。”在作者看来，“熊孩子新闻”已经成为“新黄色新闻”里的流量担当，通过扩大舆论场的撕裂和冲突，制造了一种“仇童的狂欢”。
不可否认，身处流量至上的舆论空间，一些网民形成或巩固了极化的思维方式。在网络上，盛行“拉踩”“引战”，这一方面容易导致具体事件中的网络暴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不少人的思维愈发刻板、固执。受这种思维左右产生的认知就是：孩子一闹，就是家长的错；家长一辩解，就是不负责任。
不过，仅仅因为某些自媒体的渲染和炒作，就能让公众观感里的孩子从“小天使”变成了“小恶魔”了吗？答案必然不是单个维度的，“厌童症”的背后，其实也埋藏着某种带有共性的社会情绪。
不久前，科普作者河森堡认为：“生养孩子是一个超长线的投资，需要付出无数的时间和心力，一个只在乎当下的人，自己不会做生养孩子的选择，也一样难以容忍别人的孩子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抚养孩子、教育孩子，毫无疑问需要付出大量成本。这个成本，既包括家庭成本，也包括创造友好生育养育环境的社会成本。当然，绝大多数社会成本，已经通过公民纳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支出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不生孩子、不养孩子的社会成员，就能不承担任何支持下一代成长的成本。
比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为孕妇和孩子让座是乘客的义务；在学校、幼儿园附近，经营主体依法不得从事特定经营项目；载有未成年学生的校车在公共道路上短暂停车时，后方车辆应该耐心等待……对婴幼儿在公共空间的吵闹给予适度的容忍，也是上述社会成本的一种体现。
此外，这种容忍并非无条件的，也不是毫无底线的。像图书馆、剧院、音乐厅等公共文化场所，很多都设置有未成年的专门开放区域，或者谢绝容易吵嚷的未成年人进入，这就是当忍耐儿童天性的成本明显超出公共利益所能承受的范围时，社会规则所做出的必要限制——如果无法防止孩子突然哭闹打断一场音乐会演出，最好的办法就是限制孩子进入。
其实，所谓“厌童症”的矛盾，更多发生在“不得不”的情况下。在社会流动迁徙常态化的今天，父母带孩子乘坐高铁、飞机当然是天经地义的，而高铁一直以来提倡的安静氛围，似乎又与孩子的特性不相兼容，这种矛盾才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会激化和放大。
就像《新周刊》一篇题为《“厌童症”这顶帽子，年轻人不认》的文章所说：“一味搬来传统观念指责年轻人自私，将年轻人不婚不育的苦衷与‘厌孩’挂钩，只会增加敌意与愤怒，掩盖问题的本质——在经过短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城市似乎难以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因而出现了空间的相互挤占。”
这篇文章给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新鲜，却直击根本：“建立儿童友好、母婴友好的社会空间，它并不单纯依靠其他社会成员的自我道德约束，而更需要一个包容、便利的育儿环境。”
一个对孩子更友好的社会，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支持与容忍，也有赖于切切实实的投入。具体到“熊孩子”乘坐高铁的问题，此次关于设立“儿童车厢”“母婴车厢”的提议又起。这些建议并非不切实际的想象，而是瑞士、芬兰等发达国家的现实经验。这些“儿童车厢”不仅提供了专门服务带孩子家庭的乘坐空间，更设置有儿童游乐室、婴儿尿布台等人性化设施。
比“禁止孩童入内”更文明的，是探索“鼓励孩童释放天性”的空间，从而让不同需求的社会群体能融洽相处。就这个角度而言，很多人的所谓“厌童症”，厌的并非无辜的孩子，而是没有充分实现儿童友好的社会环境。（中国青年报）
不过，当声讨“熊孩子”成为一种固化的舆论范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网民对“熊孩子”的厌恶背后，是否存在仇视儿童、恐童厌童的倾向。不久前，作家苏小懒在微博记录了若干起家长带孩子乘火车受到苛待的情况，因为有乘客质疑孩子太吵，孩子被乘务员“邀请”到餐车车厢，甚至车厢连接处。
很快，苏小懒的微博成了家长们的“诉苦大会”。不少家长反映，仅仅因为孩子有点哭闹，他们就会遭到乘务员的“关照”。即便没有遭到实质性的区别对待，他们也承受着不容忽视的心理压力，面对周遭的沉默或凝视，仿佛带孩子出行就是给他人带来不便的“原罪”。
婴幼儿哭闹是很难避免的，在不少情况下，婴幼儿发出吵闹声并不是因为家长教育不当或养育不周，而是天性使然。要求婴幼儿在公共场合不闹也不哭，相当于要求孩子克制本能。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将孩子吵闹引发的不适感完全归结于家长失责，或许对生儿养女的家长不够公平。
“厌童症”是怎样产生的？评论者沈彬的文章提供了一个解释视角：“在‘秩序’‘公德’的外衣之下，包裹着对儿童的戾气、对生育的厌恶，却被当成了爽文来吸引流量。”在作者看来，“熊孩子新闻”已经成为“新黄色新闻”里的流量担当，通过扩大舆论场的撕裂和冲突，制造了一种“仇童的狂欢”。
不可否认，身处流量至上的舆论空间，一些网民形成或巩固了极化的思维方式。在网络上，盛行“拉踩”“引战”，这一方面容易导致具体事件中的网络暴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不少人的思维愈发刻板、固执。受这种思维左右产生的认知就是：孩子一闹，就是家长的错；家长一辩解，就是不负责任。
不过，仅仅因为某些自媒体的渲染和炒作，就能让公众观感里的孩子从“小天使”变成了“小恶魔”了吗？答案必然不是单个维度的，“厌童症”的背后，其实也埋藏着某种带有共性的社会情绪。
不久前，科普作者河森堡认为：“生养孩子是一个超长线的投资，需要付出无数的时间和心力，一个只在乎当下的人，自己不会做生养孩子的选择，也一样难以容忍别人的孩子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抚养孩子、教育孩子，毫无疑问需要付出大量成本。这个成本，既包括家庭成本，也包括创造友好生育养育环境的社会成本。当然，绝大多数社会成本，已经通过公民纳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支出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不生孩子、不养孩子的社会成员，就能不承担任何支持下一代成长的成本。
比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为孕妇和孩子让座是乘客的义务；在学校、幼儿园附近，经营主体依法不得从事特定经营项目；载有未成年学生的校车在公共道路上短暂停车时，后方车辆应该耐心等待……对婴幼儿在公共空间的吵闹给予适度的容忍，也是上述社会成本的一种体现。
此外，这种容忍并非无条件的，也不是毫无底线的。像图书馆、剧院、音乐厅等公共文化场所，很多都设置有未成年的专门开放区域，或者谢绝容易吵嚷的未成年人进入，这就是当忍耐儿童天性的成本明显超出公共利益所能承受的范围时，社会规则所做出的必要限制——如果无法防止孩子突然哭闹打断一场音乐会演出，最好的办法就是限制孩子进入。
其实，所谓“厌童症”的矛盾，更多发生在“不得不”的情况下。在社会流动迁徙常态化的今天，父母带孩子乘坐高铁、飞机当然是天经地义的，而高铁一直以来提倡的安静氛围，似乎又与孩子的特性不相兼容，这种矛盾才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会激化和放大。
就像《新周刊》一篇题为《“厌童症”这顶帽子，年轻人不认》的文章所说：“一味搬来传统观念指责年轻人自私，将年轻人不婚不育的苦衷与‘厌孩’挂钩，只会增加敌意与愤怒，掩盖问题的本质——在经过短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城市似乎难以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因而出现了空间的相互挤占。”
这篇文章给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新鲜，却直击根本：“建立儿童友好、母婴友好的社会空间，它并不单纯依靠其他社会成员的自我道德约束，而更需要一个包容、便利的育儿环境。”
一个对孩子更友好的社会，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支持与容忍，也有赖于切切实实的投入。具体到“熊孩子”乘坐高铁的问题，此次关于设立“儿童车厢”“母婴车厢”的提议又起。这些建议并非不切实际的想象，而是瑞士、芬兰等发达国家的现实经验。这些“儿童车厢”不仅提供了专门服务带孩子家庭的乘坐空间，更设置有儿童游乐室、婴儿尿布台等人性化设施。
比“禁止孩童入内”更文明的，是探索“鼓励孩童释放天性”的空间，从而让不同需求的社会群体能融洽相处。就这个角度而言，很多人的所谓“厌童症”，厌的并非无辜的孩子，而是没有充分实现儿童友好的社会环境。（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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