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钱歌川：佛经的翻译方式】
叶恭绰著《遐庵谈艺录》中，有一篇题为《由旧日译述佛经的情况想到今天的翻译工作》的文章。内容主张我们必须仿效前人译经的方式来从事翻译，才可免除近代译书的粗制滥造的流弊。他虽不同意墨守成规，完全依照《译场》的办法进行，然他对于那种方式确是很赞成的。他的这种见解我们都具有同感，因为谁都知道翻译必须认真彻底，才能搞好，而翻译佛经的方式是最认真，而又最彻底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古代《译场》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
中国进行有系统的翻译工作，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直到北宋为止，前后达九百年之久，其间完全采用一种叫做《译场》的方式，即许多人通力合作，在严格的分工制度下从事翻译工作。我们普通人说到翻译，都是指的一个人执笔的翻译，而不是指许多人一块儿来译一部书。清朝末年的“译学馆”，乃至以后的编译机构都未曾作此尝试，虽个人的译作，也都没有什么成绩表现。
据曹仕邦的考证，中国在隋朝以前的译经方式，有点像现今的演讲讨论会，组织比较松懈，结果费时失事，事倍功半。因为隋朝以前是由主译公开在大众前一面翻译一面讲解，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跟主译辩论。那时主译的声望愈高，听者愈众，如鸠摩罗什在关中作主译时，便有徒众三千，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从分裂的中国各地来的，因什公名气大，三藏兼明，所以热心闻法的人，纷纷越境而凑辐长安。这数以千百计的听众，对译经的帮助，并不太大，至多只能收集思广益的效用，使真理愈辩愈明而已。
译场上讲经是对不懂梵文或西域文的华人，来讲解原用梵文或西域文写的佛经，所以主译先诵读原文的经文，然后再随口译为汉语，如果主译不通汉语，就由《传语》负责口译，再由一弟子负责记录，称为《笔受》，即是用笔来接受的意思。笔受的任务是主译随时口译多少，他就记录多少。有些佛经是梵僧来华后凭记忆背诵出来的，而不是他们携来的写在贝多罗叶上的原文，遇此情形，就得再增设一位专门负责记下梵文的笔受。
主译或传语将原文口译成汉语，再由笔受记录下来，只是完成了初步的工作，因为这儿口头译出的经文，还得由主译加以讲解，听众加以辩难，直到在场的人都彻底了解，毫无疑问时，才算定案。
现在新式的教学法，决不限于教师一人讲解，在一节课中常分为讲解、讨论、测验三个部分。现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的课程，每次也是规定一小时讲解，半小时讨论。佛教讲经，特别注重讨论，历来都要听众向法师质询和辩难，相传佛陀住世时讲安般守意经，弟子们无人能提出质问，佛陀只好自己化作两身，由一化身发问，另一化身作答，借着彼此的问答和辩论、引导弟子们进一步的了解经义。从这传说看来，可见讨论辩难是很早就实行有效的传统方式。后来在中国译经时，仍然要采用它，也是当然的。
译场上译经，除了传话和笔受的实际任务外，听众也各自作出笔记，作为讨论的张本。前人记载鸠摩罗什译维摩经的经过时，有两句名言说：“因纸墨以记其文外之言，借听众以集其成事之说”。前句指主译的解译经义，因为解经时听说的话，都非佛经本文，故称“文外之言”；后句所言，如听众不作笔记，他又从何借他们《听》到的《成事之说》，而将之集合整理起来呢？
集合听众的笔记，可助译文的写定。对翻译上听众常有一得之愚，足供大师采用，例如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时，曾拿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作参考，其中卷五受决品有一句话，法护译作《天上视世间，世间得见天上，天上世人往来交接》，罗什认为虽能保存原意，而嫌不够典雅。于是僧睿提议改译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公很高兴地接受了。
当笔受处理译文时，自然要完全掌握主译对经义的解释，所以除他本人所记的以外，还要集合听众的笔记来作参考，以便从许多记录中归纳出真义来。这样译成之后，还须跟原文校勘，才能成为定译。校勘工作最初由通汉文的主译自任，或归传语负责，后来另设专人。译文的用字问题，在检校时可作最后决定。这种校勘工作，极为认真，常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一校再校，慎重可想。
隋唐后译经的方式稍有改变。隋炀帝时设置翻译馆及翻经博士。当时的高僧彦琮，俗姓李氏，尤精于译事。译经一百馀卷，合二十三部，晚年著《辩正论》以流传后世，作为翻译佛经的准则。他说佛哲传经，深浅随缘，译事不易；虽精心审度，仍难臻恰当，为求圆满至善，宜有八备。所谓八备，就是参预译场的人所应具备的八种条件。彦琼的翻译八备，原文如下：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
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
襟抱平恕，器重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
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
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
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其中第一个必备的条件是：应具备诚心、善心、恒心。自己对工作本身，诚心地爱好，而又立志要帮助不懂原文的人，以献身译经事业的精神，来从事翻译，所以不怕年长月久的工作。
第二个必备的条件是：从事翻译的人，要遵守一切戒规，并有良好的品德修养。
第三个必备的条件是：佛典分经、律、论三大类，合称三藏。两乘指大小乘，包含深玄义理，以慈悲博爱，拯救众生的是大乘，修行者见解狭小，倾于烦琐理论的是小乘。翻译的人应先通晓经论律规，译出经来，才能意义允当，通畅明达。
第四个必备的条件是：坟史指三坟、五典、三史等书。要博览中国的经史，对于用典遣词，才能适切地运用，不至拙于应付。
第五个必备的条件是：要有忠恕之心，虚怀若谷，才能集思广益，不至固执己见。
第六个必备的条件是：重道、淡泊、平实。要崇信道术，才能不求名利，一意弘扬佛法，决不好高立异。
第七个必备的条件是：要精通梵文，明悉译事，才不至有失经义。
第八个必备的条件是：苍雅指古时辞典的三苍尔雅，篆隶指秦汉时代的文字，翻译者须有良好的国学根基，对古辞书与文字学均有相当研究，所译才能文从字顺。
以上八项原来虽是为翻译佛经而说的，但对于从事任何翻译工作的人，都是很实际的指导原则。
隋朝设置翻经馆时，曾“下敕搜举翘楚”，又“置十大德监掌翻译”，可见过去那种演讲讨论会式的译经方式，至此己趋于淘汰，转而向精选助手方面求发展了。唐初，西僧波颇译宝星陀罗尼经时，诏选助手十九人，分证义、译语、执笔三种职务，所谓证义是新方式中的一个特色，前所未有，其任务是“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及“与主译评量梵文”。前者指审查译文，后者指他们跟主译讨论原本义理。
波颇的助手慧颐，为文笔知名之士，玄奘助手负责证义的灵润，未进译场前已是一个精通义理，善于讲经的人了。他能“问难深微”，遇上已译经文“词理有碍，格言正之”，而为“众所详准”。玄奘另一位证义助手道因，也是了不起的人，因玄奘“每有难文”，不易译出的，必找道因“同加参酌”。从前老早就有了的“笔受”，后来更分出“缀文”和“润文”两方面，因为穷一人的精力综理全部译文，未免过劳，于是渐增笔受人数。唐贞观二十一年，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时，“承义笔受”的有八人，“受旨缀文”的又有八人，到了显庆元年，玄奘的译场中又增加“润文官”一个职位。这是唐高宗应玄奘的要求，下敕命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六位文臣，给新译的佛经“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负责缀文的道宣，撰有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广弘明集等书，他本身又是律宗的祖师。由此可见，译场的人数虽然减少，但参预的人各具专长，使译场成了专家的集会所了。
润文官大都是敕派，但也有自己请求的，如大宝积经进行翻译时，中书侍郎崔湜走到翻经院，见在场的人皆一时之选，不禁有《清流尽在此矣》之叹，于是上奏要求加入润色。崔湜自动参加译经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译场中人不论僧俗，都是饱学之士，无异是一个学术集会，他参加进来，在翻译工作之馀便有机会和他们切磋琢磨，以增进自己的学术修养。由这故事便可见译场的学术空气是何等的浓厚。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译场助手的分工情形。东晋南北朝时是没有“证义”的，那时译场中负实际责任的是“传语”和“笔受”，正所谓“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文质系乎执笔”，即传语负责意义，笔受负责辞藻，故笔受之选以文学修养为首屈一指，懂不懂梵文倒无所谓。
北宋初年建筑的一所译经院，内分三堂：中堂为译经的所在，东序是为润文用的，西序是为证义用的，证义一门又分出许多新职，故有所谓“分职证义”，及“证义正员”等名义。其实，早在玄奘的译场中，证义中已分出的部门，便有“字学”及“证梵语梵文”。“字学”又叫“正字”，专审查译文用字的得失，属于中国音义训诂学的范畴。“证梵语梵文”又简称“证文”，专审查梵文原本的字音字义，是属于印度声明学的范畴。上面提到的崔湜，就会做润文官兼“正字”，如开元释教录卷九义净传上便提到义净的助手中，有“兵部侍郎崔湜，给事卢粲等润文正字”。到这时“正字”已由润文官兼任，有时索性取消了，但专管原文方面的“证梵语梵文”，却另行发展为好几种新职了。
第一种是“证译语”，首见于武则天时菩提流志的译场中，由一位出生和落发都在中国的印度籍僧人慧智担任此职，专审听他们的汉语口译有无错传主译的话。后来唐中宗时华人义净的译场中也设置得有这一职位，仍由外国居士担任。
第二种叫“证梵义”，武则天时义净译场中设置，职责为“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不失梵义”。
第三种叫“读梵本”，是义净时置，他本人梵文虽好，但要读诵得声调正确，仍以印度人为佳。
第四种叫“证梵本”，也是义净所设置的。这是为考证梵文原文的内容，注意梵文形式的表达，遇上原文有讲不清楚的地方，要能够加以解释，使原文意思能正确地表现出来，不致有误。
从这四种新职来看，翻译工作较玄奘时更有了进展，人们已体会到翻译以理解原文为第一要义，故不特把证义再细分为若干部门，且聘外国人为助，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证义”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如不空译场中有“证义”十一人，另有“校勘”三人，“检校”一人。般若译场中的“检勘”和“详定”，只是名义上的改变而已。北宋译场完全承袭唐代旧规，分工方面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了。
《遐庵談藝錄(附 遐翁詞全編)》 葉恭綽著，徐晋如编，华夏出版社，布面精装，仅印300册，影印香港太平书局1960年版，仿宋铅字印，宣纸线装，原书尺寸22×13.3 cm https://t.cn/A6SSxP3h
平装版https://t.cn/A6YBOTyb
本文来源：钱歌川：《翻译的基本知识》『钱歌川：佛经的翻译方式』https://t.cn/A6YBOKpH
叶恭绰著《遐庵谈艺录》中，有一篇题为《由旧日译述佛经的情况想到今天的翻译工作》的文章。内容主张我们必须仿效前人译经的方式来从事翻译，才可免除近代译书的粗制滥造的流弊。他虽不同意墨守成规，完全依照《译场》的办法进行，然他对于那种方式确是很赞成的。他的这种见解我们都具有同感，因为谁都知道翻译必须认真彻底，才能搞好，而翻译佛经的方式是最认真，而又最彻底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古代《译场》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
中国进行有系统的翻译工作，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直到北宋为止，前后达九百年之久，其间完全采用一种叫做《译场》的方式，即许多人通力合作，在严格的分工制度下从事翻译工作。我们普通人说到翻译，都是指的一个人执笔的翻译，而不是指许多人一块儿来译一部书。清朝末年的“译学馆”，乃至以后的编译机构都未曾作此尝试，虽个人的译作，也都没有什么成绩表现。
据曹仕邦的考证，中国在隋朝以前的译经方式，有点像现今的演讲讨论会，组织比较松懈，结果费时失事，事倍功半。因为隋朝以前是由主译公开在大众前一面翻译一面讲解，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跟主译辩论。那时主译的声望愈高，听者愈众，如鸠摩罗什在关中作主译时，便有徒众三千，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从分裂的中国各地来的，因什公名气大，三藏兼明，所以热心闻法的人，纷纷越境而凑辐长安。这数以千百计的听众，对译经的帮助，并不太大，至多只能收集思广益的效用，使真理愈辩愈明而已。
译场上讲经是对不懂梵文或西域文的华人，来讲解原用梵文或西域文写的佛经，所以主译先诵读原文的经文，然后再随口译为汉语，如果主译不通汉语，就由《传语》负责口译，再由一弟子负责记录，称为《笔受》，即是用笔来接受的意思。笔受的任务是主译随时口译多少，他就记录多少。有些佛经是梵僧来华后凭记忆背诵出来的，而不是他们携来的写在贝多罗叶上的原文，遇此情形，就得再增设一位专门负责记下梵文的笔受。
主译或传语将原文口译成汉语，再由笔受记录下来，只是完成了初步的工作，因为这儿口头译出的经文，还得由主译加以讲解，听众加以辩难，直到在场的人都彻底了解，毫无疑问时，才算定案。
现在新式的教学法，决不限于教师一人讲解，在一节课中常分为讲解、讨论、测验三个部分。现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的课程，每次也是规定一小时讲解，半小时讨论。佛教讲经，特别注重讨论，历来都要听众向法师质询和辩难，相传佛陀住世时讲安般守意经，弟子们无人能提出质问，佛陀只好自己化作两身，由一化身发问，另一化身作答，借着彼此的问答和辩论、引导弟子们进一步的了解经义。从这传说看来，可见讨论辩难是很早就实行有效的传统方式。后来在中国译经时，仍然要采用它，也是当然的。
译场上译经，除了传话和笔受的实际任务外，听众也各自作出笔记，作为讨论的张本。前人记载鸠摩罗什译维摩经的经过时，有两句名言说：“因纸墨以记其文外之言，借听众以集其成事之说”。前句指主译的解译经义，因为解经时听说的话，都非佛经本文，故称“文外之言”；后句所言，如听众不作笔记，他又从何借他们《听》到的《成事之说》，而将之集合整理起来呢？
集合听众的笔记，可助译文的写定。对翻译上听众常有一得之愚，足供大师采用，例如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时，曾拿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作参考，其中卷五受决品有一句话，法护译作《天上视世间，世间得见天上，天上世人往来交接》，罗什认为虽能保存原意，而嫌不够典雅。于是僧睿提议改译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公很高兴地接受了。
当笔受处理译文时，自然要完全掌握主译对经义的解释，所以除他本人所记的以外，还要集合听众的笔记来作参考，以便从许多记录中归纳出真义来。这样译成之后，还须跟原文校勘，才能成为定译。校勘工作最初由通汉文的主译自任，或归传语负责，后来另设专人。译文的用字问题，在检校时可作最后决定。这种校勘工作，极为认真，常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一校再校，慎重可想。
隋唐后译经的方式稍有改变。隋炀帝时设置翻译馆及翻经博士。当时的高僧彦琮，俗姓李氏，尤精于译事。译经一百馀卷，合二十三部，晚年著《辩正论》以流传后世，作为翻译佛经的准则。他说佛哲传经，深浅随缘，译事不易；虽精心审度，仍难臻恰当，为求圆满至善，宜有八备。所谓八备，就是参预译场的人所应具备的八种条件。彦琼的翻译八备，原文如下：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
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
襟抱平恕，器重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
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
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
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其中第一个必备的条件是：应具备诚心、善心、恒心。自己对工作本身，诚心地爱好，而又立志要帮助不懂原文的人，以献身译经事业的精神，来从事翻译，所以不怕年长月久的工作。
第二个必备的条件是：从事翻译的人，要遵守一切戒规，并有良好的品德修养。
第三个必备的条件是：佛典分经、律、论三大类，合称三藏。两乘指大小乘，包含深玄义理，以慈悲博爱，拯救众生的是大乘，修行者见解狭小，倾于烦琐理论的是小乘。翻译的人应先通晓经论律规，译出经来，才能意义允当，通畅明达。
第四个必备的条件是：坟史指三坟、五典、三史等书。要博览中国的经史，对于用典遣词，才能适切地运用，不至拙于应付。
第五个必备的条件是：要有忠恕之心，虚怀若谷，才能集思广益，不至固执己见。
第六个必备的条件是：重道、淡泊、平实。要崇信道术，才能不求名利，一意弘扬佛法，决不好高立异。
第七个必备的条件是：要精通梵文，明悉译事，才不至有失经义。
第八个必备的条件是：苍雅指古时辞典的三苍尔雅，篆隶指秦汉时代的文字，翻译者须有良好的国学根基，对古辞书与文字学均有相当研究，所译才能文从字顺。
以上八项原来虽是为翻译佛经而说的，但对于从事任何翻译工作的人，都是很实际的指导原则。
隋朝设置翻经馆时，曾“下敕搜举翘楚”，又“置十大德监掌翻译”，可见过去那种演讲讨论会式的译经方式，至此己趋于淘汰，转而向精选助手方面求发展了。唐初，西僧波颇译宝星陀罗尼经时，诏选助手十九人，分证义、译语、执笔三种职务，所谓证义是新方式中的一个特色，前所未有，其任务是“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及“与主译评量梵文”。前者指审查译文，后者指他们跟主译讨论原本义理。
波颇的助手慧颐，为文笔知名之士，玄奘助手负责证义的灵润，未进译场前已是一个精通义理，善于讲经的人了。他能“问难深微”，遇上已译经文“词理有碍，格言正之”，而为“众所详准”。玄奘另一位证义助手道因，也是了不起的人，因玄奘“每有难文”，不易译出的，必找道因“同加参酌”。从前老早就有了的“笔受”，后来更分出“缀文”和“润文”两方面，因为穷一人的精力综理全部译文，未免过劳，于是渐增笔受人数。唐贞观二十一年，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时，“承义笔受”的有八人，“受旨缀文”的又有八人，到了显庆元年，玄奘的译场中又增加“润文官”一个职位。这是唐高宗应玄奘的要求，下敕命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六位文臣，给新译的佛经“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负责缀文的道宣，撰有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广弘明集等书，他本身又是律宗的祖师。由此可见，译场的人数虽然减少，但参预的人各具专长，使译场成了专家的集会所了。
润文官大都是敕派，但也有自己请求的，如大宝积经进行翻译时，中书侍郎崔湜走到翻经院，见在场的人皆一时之选，不禁有《清流尽在此矣》之叹，于是上奏要求加入润色。崔湜自动参加译经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译场中人不论僧俗，都是饱学之士，无异是一个学术集会，他参加进来，在翻译工作之馀便有机会和他们切磋琢磨，以增进自己的学术修养。由这故事便可见译场的学术空气是何等的浓厚。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译场助手的分工情形。东晋南北朝时是没有“证义”的，那时译场中负实际责任的是“传语”和“笔受”，正所谓“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文质系乎执笔”，即传语负责意义，笔受负责辞藻，故笔受之选以文学修养为首屈一指，懂不懂梵文倒无所谓。
北宋初年建筑的一所译经院，内分三堂：中堂为译经的所在，东序是为润文用的，西序是为证义用的，证义一门又分出许多新职，故有所谓“分职证义”，及“证义正员”等名义。其实，早在玄奘的译场中，证义中已分出的部门，便有“字学”及“证梵语梵文”。“字学”又叫“正字”，专审查译文用字的得失，属于中国音义训诂学的范畴。“证梵语梵文”又简称“证文”，专审查梵文原本的字音字义，是属于印度声明学的范畴。上面提到的崔湜，就会做润文官兼“正字”，如开元释教录卷九义净传上便提到义净的助手中，有“兵部侍郎崔湜，给事卢粲等润文正字”。到这时“正字”已由润文官兼任，有时索性取消了，但专管原文方面的“证梵语梵文”，却另行发展为好几种新职了。
第一种是“证译语”，首见于武则天时菩提流志的译场中，由一位出生和落发都在中国的印度籍僧人慧智担任此职，专审听他们的汉语口译有无错传主译的话。后来唐中宗时华人义净的译场中也设置得有这一职位，仍由外国居士担任。
第二种叫“证梵义”，武则天时义净译场中设置，职责为“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不失梵义”。
第三种叫“读梵本”，是义净时置，他本人梵文虽好，但要读诵得声调正确，仍以印度人为佳。
第四种叫“证梵本”，也是义净所设置的。这是为考证梵文原文的内容，注意梵文形式的表达，遇上原文有讲不清楚的地方，要能够加以解释，使原文意思能正确地表现出来，不致有误。
从这四种新职来看，翻译工作较玄奘时更有了进展，人们已体会到翻译以理解原文为第一要义，故不特把证义再细分为若干部门，且聘外国人为助，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证义”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如不空译场中有“证义”十一人，另有“校勘”三人，“检校”一人。般若译场中的“检勘”和“详定”，只是名义上的改变而已。北宋译场完全承袭唐代旧规，分工方面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了。
《遐庵談藝錄(附 遐翁詞全編)》 葉恭綽著，徐晋如编，华夏出版社，布面精装，仅印300册，影印香港太平书局1960年版，仿宋铅字印，宣纸线装，原书尺寸22×13.3 cm https://t.cn/A6SSxP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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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钱歌川：《翻译的基本知识》『钱歌川：佛经的翻译方式』https://t.cn/A6YBOKpH
《无题》
你以为冬天快过去了，
其实，接下来的可能还是冬天。
你以为一直会是冬天，
可能，蓦然就会拥抱一个春天。
因为，
你的心情——
决定着是冬天还是春天。
我喜欢写诗，
但不是一个诗人。
也许，我就是一个诗人
因为，
我自定义什么——
由我作主。
我首先是自己
其次才是女儿、母亲、妻子
人生首先要快乐
其次，嗯，都是其次。
而此刻——
我就是诗人
写一首只有自己能看懂的诗。
你以为冬天快过去了，
其实，接下来的可能还是冬天。
你以为一直会是冬天，
可能，蓦然就会拥抱一个春天。
因为，
你的心情——
决定着是冬天还是春天。
我喜欢写诗，
但不是一个诗人。
也许，我就是一个诗人
因为，
我自定义什么——
由我作主。
我首先是自己
其次才是女儿、母亲、妻子
人生首先要快乐
其次，嗯，都是其次。
而此刻——
我就是诗人
写一首只有自己能看懂的诗。
一个人，一杯水，一本书，一支笔，构建属于自己的宁谧时刻。不赶时间，不受外界干扰，只是平静地阅读，写下感受，这样的时光，可遇不可求。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缺少做事的时间，而是没准备好心情，在复杂暗淡的琐碎里穿梭，慢不下来，也无法根植热爱，于是焦虑，落寞与彷徨。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找自己，去看书，去运动，去重新开启新的征程，不困于过去，无畏将来，兴高采烈，也沉静柔软。
自在，自守，自观。
自行，自省，自醒。
自在，自守，自观。
自行，自省，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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