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旗帜聚民心 共谱通辽新篇章# 市文联开展首届诚信主题书法创作活动
为弘扬诚信文化，增强社会诚信意识，持续打造我市诚信品牌，提高信用建设全民参与度，3月19日，由市文联、宝日呼吉尔街道主办，兴发社区、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书法表诚信·2024首届诚信主题书法创作活动”在兴发社区举行。
本次书法创作活动紧紧围绕诚信建设主题，通过书法艺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结合，在创作现场，各位书法家聚精会神进行创作，一笔一划之间尽显艺术魅力，以篆隶、行草等多种书体创作了50余幅作品。
据了解，本次创作活动将精选出一批优秀书法作品，制作成网络展示电子书，广大市民可以通过手机等网络渠道了解和欣赏，进一步增强诚信意识，共同营造霍林郭勒诚实、守信、自律、互信的社会氛围。
记者：李嘉
为弘扬诚信文化，增强社会诚信意识，持续打造我市诚信品牌，提高信用建设全民参与度，3月19日，由市文联、宝日呼吉尔街道主办，兴发社区、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书法表诚信·2024首届诚信主题书法创作活动”在兴发社区举行。
本次书法创作活动紧紧围绕诚信建设主题，通过书法艺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结合，在创作现场，各位书法家聚精会神进行创作，一笔一划之间尽显艺术魅力，以篆隶、行草等多种书体创作了50余幅作品。
据了解，本次创作活动将精选出一批优秀书法作品，制作成网络展示电子书，广大市民可以通过手机等网络渠道了解和欣赏，进一步增强诚信意识，共同营造霍林郭勒诚实、守信、自律、互信的社会氛围。
记者：李嘉
【湿厕纸之战，德佑被困电梯】
如果要问年轻人有哪些悄悄上涨的生活成本，那湿厕纸必须拥有姓名。
“我可以用牙刷代替电动牙刷，可以用香皂代替沐浴露，但是必须不能省的就是湿厕纸”。已经是湿厕纸多年用户的李蕾，在被问道如果可以消费降级，你会选择降级什么时，如此回答道，并态度坚决地表示湿厕纸已经成为和卷纸一样的刚需生活用品。
这两年，这类声称擦屁股更干净舒适的湿厕纸突然爆火。经济日报2013年联合京东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双十一，生活用纸的成交总额同比增长了25%，湿厕纸成交额同比增长58%。
而在维达、心相印、洁柔等众多老牌纸品巨头面前，一家名为德佑的河南小品牌硬是挤出了一席之地，更是在2023年用1.7亿的分红传媒广告把自己做成了国民品牌，目前德佑占整个湿厕纸市场份额约40%。
德佑的出现，颠覆了湿厕纸行业的传统格局，迫使行业和消费者共同重新审视一次性卫生产品这一细分市场隐藏的巨大潜力。
回顾2020年，德佑湿厕纸产品首次亮相时，在淘宝天猫的湿厕纸品牌排行中仅位于第十六。然而，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该品牌实现了质的飞跃，直冲2023年线上湿厕纸市场销售额TOP10的首位。截至7月31日，德佑湿厕纸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1亿包这一大关。
这种成就绝非偶然所致。但在德佑的成就背后，也隐藏着诸多挑战与隐忧。
从依赖流量营销的副作用，到纸品行业巨头的潜在威胁，以及在日趋饱和的市场中探索新的增长机会，德佑面前的路充满了考验。
德佑的打法
杨自强，这位在个人卫生界挖掘了24年的老兵，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经销商硬是爬上了一方行业大佬的宝座，成为德佑品牌闯出重围的秘密武器。
在杨的铁腕领导下，德佑不只是巧妙绕过了市场的正面血战，还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捕捉到了专用湿厕纸这一细分市场的蓝海，以其别出心裁的“干净”理念，迅速攫取了市场的制高点。
在德佑的战略图谱中，湿厕纸的创新焦点正是源于杨自强对日常生活的精细洞察。
那是在2017年，杨自强敏锐地察觉到了消费者在卫生需求上的革新，尤其是那时盛行的一种现象——人们扎堆赴日，不惜重金搬回那些充满智能科技的马桶盖。
相较于老旧的马桶，这些智能马桶盖凭借其自动化的便捷和温暖的座圈，在寒冷的冬日提供了破天荒的舒适度，它们的多功能清洗模式更是迎合了众多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烘干功能更是向传统卫生纸挥手告别。
然而，智能马桶盖的高昂价格和持续的能源消耗，成为了许多家庭迟疑不决的绊脚石。
这就引出了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产品，既能随时随地提供近乎完美的清洁体验，又能打破场地的束缚？
答案便是湿厕纸，一种既实惠又实用的神器。
在德佑不厌其烦讲述的这一段历史里，实际上揭示了两个行业洞察：消费者的品质追求上升和市场的精细分化。
现代消费生态的多样化带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变局：消费者不再只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是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品质。
这一转变，不仅仅是社会及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更是品牌和市场为了迎合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期望而采纳的策略显现。
所谓的“消费升级”，无疑是对这种趋势的精准概括。
正如智能马桶盖相对于传统马桶的革新，湿厕纸在这一消费升级浪潮中，成了智能马桶的完美伴侣和补充。
市场研究数据给出了有力支撑，CBNData与德佑合作发布的《2023湿厕纸行业趋势白皮书》揭示，大约70%的消费者在选择生活清洁产品时，首要考量的是其实用性与高品质；而在清洁护理品类中，作为生活品质指标的生活用纸，有超过90%的消费者在购买时会格外关注产品的高品质。
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德佑锁定湿厕纸这一市场细分，通过精准定位特定消费群体的需求，采用分化市场策略，迅速夺取了市场份额。
在铺展产品战略的宏图后，产品的实际落地阶段，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流量营销、产品力的进一步深化，以及线上线下渠道的综合搭建等关键节点。
在这一战略布局中，德佑在品牌推广上的施策尤其引人注目。
通过在电梯和其他公共建筑媒介上大量投放广告、推出品牌形象大使，以及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积极推进内容营销，德佑显著提升了品牌的公众认知度。
尤其是在电梯广告的实施上，德佑通过研究全国各大城市的电梯和线下大屏媒体，达到了对目标消费者行程的全方位覆盖，其湿厕纸的电梯广告几乎无处不在。
在小红书和抖音等社交媒体的策略执行上，德佑也体现了其对市场的深刻洞见。自2020年，德佑就察觉到小红书上相关内容的匮乏，遂在该平台开展早期的品牌推广。至于抖音，则组建了一个由100多人组成的专业团队，专注于创作能够引发消费者兴趣的内容。
但需要强调的是，产品品质始终站在营销活动的核心。以德佑湿厕纸为例，尽管产品于2021年才正式推向市场，但其产品开发的脚步已经在2017年就开始迈出，这一点不言自明。
路上的隐忧
上文提到，在2023年5月，德佑联合相关机构发布了《2023湿厕纸行业趋势白皮书》，此举不仅巩固了德佑在湿厕纸领域的先锋地位，更是其在争夺行业话语权上的关键布局。
但同年12月，湿厕纸市场的后起之秀马应龙药业，同样联手智篆和清渠数据，推出了《2023年湿厕纸新消费趋势白皮书》，显然也是企图在这一领域分一杯羹。
尽管德佑品牌在湿厕纸市场占据了坚实的地位，马应龙药业凭借其“肛肠治痔”功效的独特卖点进入湿厕纸市场，其背后的野心不难窥见。
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湿厕纸市场竞争的白热化，只是冰山一角。
眼下，随着国内消费者对卫生和健康意识的日益重视，湿厕纸市场的规模正不断扩大，2022年湿厕纸市场规模达到了15.62亿元人民币。
然而，湿厕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其渗透率相对较低，2022年仅为4%，而对比之下，德国和瑞士的湿厕纸渗透率则分别高达41%和52%。
这表明，鉴于湿厕纸在清洁效果、舒适度和除菌能力方面的明显优势，其有望逐渐取代传统的干巾。随着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教育的推进，湿厕纸的市场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行业规模将持续增长，预计到2027年，市场规模将达到34.37亿元人民币。
面对这一庞大的市场潜力，才有了纸巾行业的领头羊们纷纷投入湿厕纸的研发和市场布局，包括舒洁、心相印、维达、德宝等知名湿巾品牌，都在积极布局湿厕纸市场，以应对消费者的核心需求。
实际上，除了对湿厕纸市场潜力的看好之外，纸巾巨头们布局湿厕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面临的业绩压力。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纸巾行业的三大巨头维达国际、恒安国际、中顺洁柔的经营状况并不乐观。
原因在于他们受到上下游市场的双重压力。在供应链端，中国的纸巾产业实际上面临一定程度的原材料“卡脖子”问题。高质量的纸巾需要较高含量的木浆，而我国约70%的木浆依赖进口。
但在过去一两年内，进口木浆的价格大幅度上涨，这直接导致国内纸企的生产成本普遍上升。
尽管面临上游成本增加的压力，但纸巾巨头们很难将成本上升的压力全部转嫁给消费者。主要的原因是，纸巾的主要购买者为已婚女性，她们对家庭日用品价格的敏感度要远高于男性。
而湿厕纸作为一个在业界被公认为高利润产品，最终销售价格能高出成本10到20倍。因此，增加对高利润的湿厕纸业务的投入成为了一个可行的方向。
显然，传统的纸品巨头同样看准了湿厕纸市场的潜力，决定进入这一细分领域，这无疑给德佑这个已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的品牌带来了强大的竞争压力。
面临纸品行业巨头的竞争，德佑如何维护其市场竞争力便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纸品巨头凭借其成熟的供应链、生产及分销体系，有潜力通过降低成本或推出自家的湿厕纸产品来挑战德佑的市场地位。对于德佑来说，持续的技术革新和产品差异化是抗衡这种竞争压力的关键。
同样，众所周知，德佑的成功依托于其精确的流量营销战略。
然而，流量营销的成效也可能会带来副作用。随着市场日渐饱和和竞争不断激烈，吸引用户的成本可能会日益上升，同时，消费者的注意力也可能因新兴竞争对手或是替代产品的出现而分散。
在抖音和小红书等平台上，关于湿厕纸用户体验的讨论增多，并不是所有评价都对德佑有利。
这就要求德佑不仅要保持其营销策略的创新性和有效性，还需不断提高产品的品质和用户体验，以保持其在市场的领先地位。
随着湿厕纸市场日渐成熟，德佑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保持当前的市场地位，还需要探索新的增长动力。能否成功开辟第二增长曲线，将成为检验其长期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
毕竟，单纯依靠湿厕纸产品的增长可能会遇到瓶颈。因此，德佑需要考虑多元化战略，比如开发新的产品线、扩展至相关的卫生用品市场或者通过国际化寻找新的增长点。
结 语
德佑湿厕纸的快速成长，展现了中国消费市场快速变化的一面，以及细分市场策略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有效性。然而，任何成功的商业模式都需要不断地适应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消费品领域。
德佑面临的挑战，既是外部市场环境的考验，也是内部策略调整的机遇。如何平衡流量营销与品牌建设，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及如何在市场趋于饱和时寻找新的增长点，将是德佑未来发展的关键。
最终，德佑是否能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不仅取决于其应对当前挑战的策略和执行力，也取决于其是否能够预见未来趋势，并据此进行战略调整和创新。 https://t.cn/A6YsOFIs
如果要问年轻人有哪些悄悄上涨的生活成本，那湿厕纸必须拥有姓名。
“我可以用牙刷代替电动牙刷，可以用香皂代替沐浴露，但是必须不能省的就是湿厕纸”。已经是湿厕纸多年用户的李蕾，在被问道如果可以消费降级，你会选择降级什么时，如此回答道，并态度坚决地表示湿厕纸已经成为和卷纸一样的刚需生活用品。
这两年，这类声称擦屁股更干净舒适的湿厕纸突然爆火。经济日报2013年联合京东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双十一，生活用纸的成交总额同比增长了25%，湿厕纸成交额同比增长58%。
而在维达、心相印、洁柔等众多老牌纸品巨头面前，一家名为德佑的河南小品牌硬是挤出了一席之地，更是在2023年用1.7亿的分红传媒广告把自己做成了国民品牌，目前德佑占整个湿厕纸市场份额约40%。
德佑的出现，颠覆了湿厕纸行业的传统格局，迫使行业和消费者共同重新审视一次性卫生产品这一细分市场隐藏的巨大潜力。
回顾2020年，德佑湿厕纸产品首次亮相时，在淘宝天猫的湿厕纸品牌排行中仅位于第十六。然而，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该品牌实现了质的飞跃，直冲2023年线上湿厕纸市场销售额TOP10的首位。截至7月31日，德佑湿厕纸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1亿包这一大关。
这种成就绝非偶然所致。但在德佑的成就背后，也隐藏着诸多挑战与隐忧。
从依赖流量营销的副作用，到纸品行业巨头的潜在威胁，以及在日趋饱和的市场中探索新的增长机会，德佑面前的路充满了考验。
德佑的打法
杨自强，这位在个人卫生界挖掘了24年的老兵，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经销商硬是爬上了一方行业大佬的宝座，成为德佑品牌闯出重围的秘密武器。
在杨的铁腕领导下，德佑不只是巧妙绕过了市场的正面血战，还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捕捉到了专用湿厕纸这一细分市场的蓝海，以其别出心裁的“干净”理念，迅速攫取了市场的制高点。
在德佑的战略图谱中，湿厕纸的创新焦点正是源于杨自强对日常生活的精细洞察。
那是在2017年，杨自强敏锐地察觉到了消费者在卫生需求上的革新，尤其是那时盛行的一种现象——人们扎堆赴日，不惜重金搬回那些充满智能科技的马桶盖。
相较于老旧的马桶，这些智能马桶盖凭借其自动化的便捷和温暖的座圈，在寒冷的冬日提供了破天荒的舒适度，它们的多功能清洗模式更是迎合了众多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烘干功能更是向传统卫生纸挥手告别。
然而，智能马桶盖的高昂价格和持续的能源消耗，成为了许多家庭迟疑不决的绊脚石。
这就引出了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产品，既能随时随地提供近乎完美的清洁体验，又能打破场地的束缚？
答案便是湿厕纸，一种既实惠又实用的神器。
在德佑不厌其烦讲述的这一段历史里，实际上揭示了两个行业洞察：消费者的品质追求上升和市场的精细分化。
现代消费生态的多样化带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变局：消费者不再只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是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品质。
这一转变，不仅仅是社会及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更是品牌和市场为了迎合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期望而采纳的策略显现。
所谓的“消费升级”，无疑是对这种趋势的精准概括。
正如智能马桶盖相对于传统马桶的革新，湿厕纸在这一消费升级浪潮中，成了智能马桶的完美伴侣和补充。
市场研究数据给出了有力支撑，CBNData与德佑合作发布的《2023湿厕纸行业趋势白皮书》揭示，大约70%的消费者在选择生活清洁产品时，首要考量的是其实用性与高品质；而在清洁护理品类中，作为生活品质指标的生活用纸，有超过90%的消费者在购买时会格外关注产品的高品质。
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德佑锁定湿厕纸这一市场细分，通过精准定位特定消费群体的需求，采用分化市场策略，迅速夺取了市场份额。
在铺展产品战略的宏图后，产品的实际落地阶段，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流量营销、产品力的进一步深化，以及线上线下渠道的综合搭建等关键节点。
在这一战略布局中，德佑在品牌推广上的施策尤其引人注目。
通过在电梯和其他公共建筑媒介上大量投放广告、推出品牌形象大使，以及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积极推进内容营销，德佑显著提升了品牌的公众认知度。
尤其是在电梯广告的实施上，德佑通过研究全国各大城市的电梯和线下大屏媒体，达到了对目标消费者行程的全方位覆盖，其湿厕纸的电梯广告几乎无处不在。
在小红书和抖音等社交媒体的策略执行上，德佑也体现了其对市场的深刻洞见。自2020年，德佑就察觉到小红书上相关内容的匮乏，遂在该平台开展早期的品牌推广。至于抖音，则组建了一个由100多人组成的专业团队，专注于创作能够引发消费者兴趣的内容。
但需要强调的是，产品品质始终站在营销活动的核心。以德佑湿厕纸为例，尽管产品于2021年才正式推向市场，但其产品开发的脚步已经在2017年就开始迈出，这一点不言自明。
路上的隐忧
上文提到，在2023年5月，德佑联合相关机构发布了《2023湿厕纸行业趋势白皮书》，此举不仅巩固了德佑在湿厕纸领域的先锋地位，更是其在争夺行业话语权上的关键布局。
但同年12月，湿厕纸市场的后起之秀马应龙药业，同样联手智篆和清渠数据，推出了《2023年湿厕纸新消费趋势白皮书》，显然也是企图在这一领域分一杯羹。
尽管德佑品牌在湿厕纸市场占据了坚实的地位，马应龙药业凭借其“肛肠治痔”功效的独特卖点进入湿厕纸市场，其背后的野心不难窥见。
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湿厕纸市场竞争的白热化，只是冰山一角。
眼下，随着国内消费者对卫生和健康意识的日益重视，湿厕纸市场的规模正不断扩大，2022年湿厕纸市场规模达到了15.62亿元人民币。
然而，湿厕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其渗透率相对较低，2022年仅为4%，而对比之下，德国和瑞士的湿厕纸渗透率则分别高达41%和52%。
这表明，鉴于湿厕纸在清洁效果、舒适度和除菌能力方面的明显优势，其有望逐渐取代传统的干巾。随着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教育的推进，湿厕纸的市场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行业规模将持续增长，预计到2027年，市场规模将达到34.37亿元人民币。
面对这一庞大的市场潜力，才有了纸巾行业的领头羊们纷纷投入湿厕纸的研发和市场布局，包括舒洁、心相印、维达、德宝等知名湿巾品牌，都在积极布局湿厕纸市场，以应对消费者的核心需求。
实际上，除了对湿厕纸市场潜力的看好之外，纸巾巨头们布局湿厕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面临的业绩压力。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纸巾行业的三大巨头维达国际、恒安国际、中顺洁柔的经营状况并不乐观。
原因在于他们受到上下游市场的双重压力。在供应链端，中国的纸巾产业实际上面临一定程度的原材料“卡脖子”问题。高质量的纸巾需要较高含量的木浆，而我国约70%的木浆依赖进口。
但在过去一两年内，进口木浆的价格大幅度上涨，这直接导致国内纸企的生产成本普遍上升。
尽管面临上游成本增加的压力，但纸巾巨头们很难将成本上升的压力全部转嫁给消费者。主要的原因是，纸巾的主要购买者为已婚女性，她们对家庭日用品价格的敏感度要远高于男性。
而湿厕纸作为一个在业界被公认为高利润产品，最终销售价格能高出成本10到20倍。因此，增加对高利润的湿厕纸业务的投入成为了一个可行的方向。
显然，传统的纸品巨头同样看准了湿厕纸市场的潜力，决定进入这一细分领域，这无疑给德佑这个已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的品牌带来了强大的竞争压力。
面临纸品行业巨头的竞争，德佑如何维护其市场竞争力便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纸品巨头凭借其成熟的供应链、生产及分销体系，有潜力通过降低成本或推出自家的湿厕纸产品来挑战德佑的市场地位。对于德佑来说，持续的技术革新和产品差异化是抗衡这种竞争压力的关键。
同样，众所周知，德佑的成功依托于其精确的流量营销战略。
然而，流量营销的成效也可能会带来副作用。随着市场日渐饱和和竞争不断激烈，吸引用户的成本可能会日益上升，同时，消费者的注意力也可能因新兴竞争对手或是替代产品的出现而分散。
在抖音和小红书等平台上，关于湿厕纸用户体验的讨论增多，并不是所有评价都对德佑有利。
这就要求德佑不仅要保持其营销策略的创新性和有效性，还需不断提高产品的品质和用户体验，以保持其在市场的领先地位。
随着湿厕纸市场日渐成熟，德佑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保持当前的市场地位，还需要探索新的增长动力。能否成功开辟第二增长曲线，将成为检验其长期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
毕竟，单纯依靠湿厕纸产品的增长可能会遇到瓶颈。因此，德佑需要考虑多元化战略，比如开发新的产品线、扩展至相关的卫生用品市场或者通过国际化寻找新的增长点。
结 语
德佑湿厕纸的快速成长，展现了中国消费市场快速变化的一面，以及细分市场策略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有效性。然而，任何成功的商业模式都需要不断地适应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消费品领域。
德佑面临的挑战，既是外部市场环境的考验，也是内部策略调整的机遇。如何平衡流量营销与品牌建设，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及如何在市场趋于饱和时寻找新的增长点，将是德佑未来发展的关键。
最终，德佑是否能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不仅取决于其应对当前挑战的策略和执行力，也取决于其是否能够预见未来趋势，并据此进行战略调整和创新。 https://t.cn/A6YsOFIs
#传古维新# 【钱歌川：佛经的翻译方式】
叶恭绰著《遐庵谈艺录》中，有一篇题为《由旧日译述佛经的情况想到今天的翻译工作》的文章。内容主张我们必须仿效前人译经的方式来从事翻译，才可免除近代译书的粗制滥造的流弊。他虽不同意墨守成规，完全依照《译场》的办法进行，然他对于那种方式确是很赞成的。他的这种见解我们都具有同感，因为谁都知道翻译必须认真彻底，才能搞好，而翻译佛经的方式是最认真，而又最彻底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古代《译场》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
中国进行有系统的翻译工作，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直到北宋为止，前后达九百年之久，其间完全采用一种叫做《译场》的方式，即许多人通力合作，在严格的分工制度下从事翻译工作。我们普通人说到翻译，都是指的一个人执笔的翻译，而不是指许多人一块儿来译一部书。清朝末年的“译学馆”，乃至以后的编译机构都未曾作此尝试，虽个人的译作，也都没有什么成绩表现。
据曹仕邦的考证，中国在隋朝以前的译经方式，有点像现今的演讲讨论会，组织比较松懈，结果费时失事，事倍功半。因为隋朝以前是由主译公开在大众前一面翻译一面讲解，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跟主译辩论。那时主译的声望愈高，听者愈众，如鸠摩罗什在关中作主译时，便有徒众三千，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从分裂的中国各地来的，因什公名气大，三藏兼明，所以热心闻法的人，纷纷越境而凑辐长安。这数以千百计的听众，对译经的帮助，并不太大，至多只能收集思广益的效用，使真理愈辩愈明而已。
译场上讲经是对不懂梵文或西域文的华人，来讲解原用梵文或西域文写的佛经，所以主译先诵读原文的经文，然后再随口译为汉语，如果主译不通汉语，就由《传语》负责口译，再由一弟子负责记录，称为《笔受》，即是用笔来接受的意思。笔受的任务是主译随时口译多少，他就记录多少。有些佛经是梵僧来华后凭记忆背诵出来的，而不是他们携来的写在贝多罗叶上的原文，遇此情形，就得再增设一位专门负责记下梵文的笔受。
主译或传语将原文口译成汉语，再由笔受记录下来，只是完成了初步的工作，因为这儿口头译出的经文，还得由主译加以讲解，听众加以辩难，直到在场的人都彻底了解，毫无疑问时，才算定案。
现在新式的教学法，决不限于教师一人讲解，在一节课中常分为讲解、讨论、测验三个部分。现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的课程，每次也是规定一小时讲解，半小时讨论。佛教讲经，特别注重讨论，历来都要听众向法师质询和辩难，相传佛陀住世时讲安般守意经，弟子们无人能提出质问，佛陀只好自己化作两身，由一化身发问，另一化身作答，借着彼此的问答和辩论、引导弟子们进一步的了解经义。从这传说看来，可见讨论辩难是很早就实行有效的传统方式。后来在中国译经时，仍然要采用它，也是当然的。
译场上译经，除了传话和笔受的实际任务外，听众也各自作出笔记，作为讨论的张本。前人记载鸠摩罗什译维摩经的经过时，有两句名言说：“因纸墨以记其文外之言，借听众以集其成事之说”。前句指主译的解译经义，因为解经时听说的话，都非佛经本文，故称“文外之言”；后句所言，如听众不作笔记，他又从何借他们《听》到的《成事之说》，而将之集合整理起来呢？
集合听众的笔记，可助译文的写定。对翻译上听众常有一得之愚，足供大师采用，例如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时，曾拿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作参考，其中卷五受决品有一句话，法护译作《天上视世间，世间得见天上，天上世人往来交接》，罗什认为虽能保存原意，而嫌不够典雅。于是僧睿提议改译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公很高兴地接受了。
当笔受处理译文时，自然要完全掌握主译对经义的解释，所以除他本人所记的以外，还要集合听众的笔记来作参考，以便从许多记录中归纳出真义来。这样译成之后，还须跟原文校勘，才能成为定译。校勘工作最初由通汉文的主译自任，或归传语负责，后来另设专人。译文的用字问题，在检校时可作最后决定。这种校勘工作，极为认真，常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一校再校，慎重可想。
隋唐后译经的方式稍有改变。隋炀帝时设置翻译馆及翻经博士。当时的高僧彦琮，俗姓李氏，尤精于译事。译经一百馀卷，合二十三部，晚年著《辩正论》以流传后世，作为翻译佛经的准则。他说佛哲传经，深浅随缘，译事不易；虽精心审度，仍难臻恰当，为求圆满至善，宜有八备。所谓八备，就是参预译场的人所应具备的八种条件。彦琼的翻译八备，原文如下：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
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
襟抱平恕，器重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
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
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
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其中第一个必备的条件是：应具备诚心、善心、恒心。自己对工作本身，诚心地爱好，而又立志要帮助不懂原文的人，以献身译经事业的精神，来从事翻译，所以不怕年长月久的工作。
第二个必备的条件是：从事翻译的人，要遵守一切戒规，并有良好的品德修养。
第三个必备的条件是：佛典分经、律、论三大类，合称三藏。两乘指大小乘，包含深玄义理，以慈悲博爱，拯救众生的是大乘，修行者见解狭小，倾于烦琐理论的是小乘。翻译的人应先通晓经论律规，译出经来，才能意义允当，通畅明达。
第四个必备的条件是：坟史指三坟、五典、三史等书。要博览中国的经史，对于用典遣词，才能适切地运用，不至拙于应付。
第五个必备的条件是：要有忠恕之心，虚怀若谷，才能集思广益，不至固执己见。
第六个必备的条件是：重道、淡泊、平实。要崇信道术，才能不求名利，一意弘扬佛法，决不好高立异。
第七个必备的条件是：要精通梵文，明悉译事，才不至有失经义。
第八个必备的条件是：苍雅指古时辞典的三苍尔雅，篆隶指秦汉时代的文字，翻译者须有良好的国学根基，对古辞书与文字学均有相当研究，所译才能文从字顺。
以上八项原来虽是为翻译佛经而说的，但对于从事任何翻译工作的人，都是很实际的指导原则。
隋朝设置翻经馆时，曾“下敕搜举翘楚”，又“置十大德监掌翻译”，可见过去那种演讲讨论会式的译经方式，至此己趋于淘汰，转而向精选助手方面求发展了。唐初，西僧波颇译宝星陀罗尼经时，诏选助手十九人，分证义、译语、执笔三种职务，所谓证义是新方式中的一个特色，前所未有，其任务是“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及“与主译评量梵文”。前者指审查译文，后者指他们跟主译讨论原本义理。
波颇的助手慧颐，为文笔知名之士，玄奘助手负责证义的灵润，未进译场前已是一个精通义理，善于讲经的人了。他能“问难深微”，遇上已译经文“词理有碍，格言正之”，而为“众所详准”。玄奘另一位证义助手道因，也是了不起的人，因玄奘“每有难文”，不易译出的，必找道因“同加参酌”。从前老早就有了的“笔受”，后来更分出“缀文”和“润文”两方面，因为穷一人的精力综理全部译文，未免过劳，于是渐增笔受人数。唐贞观二十一年，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时，“承义笔受”的有八人，“受旨缀文”的又有八人，到了显庆元年，玄奘的译场中又增加“润文官”一个职位。这是唐高宗应玄奘的要求，下敕命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六位文臣，给新译的佛经“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负责缀文的道宣，撰有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广弘明集等书，他本身又是律宗的祖师。由此可见，译场的人数虽然减少，但参预的人各具专长，使译场成了专家的集会所了。
润文官大都是敕派，但也有自己请求的，如大宝积经进行翻译时，中书侍郎崔湜走到翻经院，见在场的人皆一时之选，不禁有《清流尽在此矣》之叹，于是上奏要求加入润色。崔湜自动参加译经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译场中人不论僧俗，都是饱学之士，无异是一个学术集会，他参加进来，在翻译工作之馀便有机会和他们切磋琢磨，以增进自己的学术修养。由这故事便可见译场的学术空气是何等的浓厚。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译场助手的分工情形。东晋南北朝时是没有“证义”的，那时译场中负实际责任的是“传语”和“笔受”，正所谓“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文质系乎执笔”，即传语负责意义，笔受负责辞藻，故笔受之选以文学修养为首屈一指，懂不懂梵文倒无所谓。
北宋初年建筑的一所译经院，内分三堂：中堂为译经的所在，东序是为润文用的，西序是为证义用的，证义一门又分出许多新职，故有所谓“分职证义”，及“证义正员”等名义。其实，早在玄奘的译场中，证义中已分出的部门，便有“字学”及“证梵语梵文”。“字学”又叫“正字”，专审查译文用字的得失，属于中国音义训诂学的范畴。“证梵语梵文”又简称“证文”，专审查梵文原本的字音字义，是属于印度声明学的范畴。上面提到的崔湜，就会做润文官兼“正字”，如开元释教录卷九义净传上便提到义净的助手中，有“兵部侍郎崔湜，给事卢粲等润文正字”。到这时“正字”已由润文官兼任，有时索性取消了，但专管原文方面的“证梵语梵文”，却另行发展为好几种新职了。
第一种是“证译语”，首见于武则天时菩提流志的译场中，由一位出生和落发都在中国的印度籍僧人慧智担任此职，专审听他们的汉语口译有无错传主译的话。后来唐中宗时华人义净的译场中也设置得有这一职位，仍由外国居士担任。
第二种叫“证梵义”，武则天时义净译场中设置，职责为“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不失梵义”。
第三种叫“读梵本”，是义净时置，他本人梵文虽好，但要读诵得声调正确，仍以印度人为佳。
第四种叫“证梵本”，也是义净所设置的。这是为考证梵文原文的内容，注意梵文形式的表达，遇上原文有讲不清楚的地方，要能够加以解释，使原文意思能正确地表现出来，不致有误。
从这四种新职来看，翻译工作较玄奘时更有了进展，人们已体会到翻译以理解原文为第一要义，故不特把证义再细分为若干部门，且聘外国人为助，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证义”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如不空译场中有“证义”十一人，另有“校勘”三人，“检校”一人。般若译场中的“检勘”和“详定”，只是名义上的改变而已。北宋译场完全承袭唐代旧规，分工方面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了。
《遐庵談藝錄(附 遐翁詞全編)》 葉恭綽著，徐晋如编，华夏出版社，布面精装，仅印300册，影印香港太平书局1960年版，仿宋铅字印，宣纸线装，原书尺寸22×13.3 cm https://t.cn/A6SSxP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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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钱歌川：《翻译的基本知识》『钱歌川：佛经的翻译方式』https://t.cn/A6YBOKpH
叶恭绰著《遐庵谈艺录》中，有一篇题为《由旧日译述佛经的情况想到今天的翻译工作》的文章。内容主张我们必须仿效前人译经的方式来从事翻译，才可免除近代译书的粗制滥造的流弊。他虽不同意墨守成规，完全依照《译场》的办法进行，然他对于那种方式确是很赞成的。他的这种见解我们都具有同感，因为谁都知道翻译必须认真彻底，才能搞好，而翻译佛经的方式是最认真，而又最彻底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古代《译场》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
中国进行有系统的翻译工作，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直到北宋为止，前后达九百年之久，其间完全采用一种叫做《译场》的方式，即许多人通力合作，在严格的分工制度下从事翻译工作。我们普通人说到翻译，都是指的一个人执笔的翻译，而不是指许多人一块儿来译一部书。清朝末年的“译学馆”，乃至以后的编译机构都未曾作此尝试，虽个人的译作，也都没有什么成绩表现。
据曹仕邦的考证，中国在隋朝以前的译经方式，有点像现今的演讲讨论会，组织比较松懈，结果费时失事，事倍功半。因为隋朝以前是由主译公开在大众前一面翻译一面讲解，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跟主译辩论。那时主译的声望愈高，听者愈众，如鸠摩罗什在关中作主译时，便有徒众三千，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从分裂的中国各地来的，因什公名气大，三藏兼明，所以热心闻法的人，纷纷越境而凑辐长安。这数以千百计的听众，对译经的帮助，并不太大，至多只能收集思广益的效用，使真理愈辩愈明而已。
译场上讲经是对不懂梵文或西域文的华人，来讲解原用梵文或西域文写的佛经，所以主译先诵读原文的经文，然后再随口译为汉语，如果主译不通汉语，就由《传语》负责口译，再由一弟子负责记录，称为《笔受》，即是用笔来接受的意思。笔受的任务是主译随时口译多少，他就记录多少。有些佛经是梵僧来华后凭记忆背诵出来的，而不是他们携来的写在贝多罗叶上的原文，遇此情形，就得再增设一位专门负责记下梵文的笔受。
主译或传语将原文口译成汉语，再由笔受记录下来，只是完成了初步的工作，因为这儿口头译出的经文，还得由主译加以讲解，听众加以辩难，直到在场的人都彻底了解，毫无疑问时，才算定案。
现在新式的教学法，决不限于教师一人讲解，在一节课中常分为讲解、讨论、测验三个部分。现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的课程，每次也是规定一小时讲解，半小时讨论。佛教讲经，特别注重讨论，历来都要听众向法师质询和辩难，相传佛陀住世时讲安般守意经，弟子们无人能提出质问，佛陀只好自己化作两身，由一化身发问，另一化身作答，借着彼此的问答和辩论、引导弟子们进一步的了解经义。从这传说看来，可见讨论辩难是很早就实行有效的传统方式。后来在中国译经时，仍然要采用它，也是当然的。
译场上译经，除了传话和笔受的实际任务外，听众也各自作出笔记，作为讨论的张本。前人记载鸠摩罗什译维摩经的经过时，有两句名言说：“因纸墨以记其文外之言，借听众以集其成事之说”。前句指主译的解译经义，因为解经时听说的话，都非佛经本文，故称“文外之言”；后句所言，如听众不作笔记，他又从何借他们《听》到的《成事之说》，而将之集合整理起来呢？
集合听众的笔记，可助译文的写定。对翻译上听众常有一得之愚，足供大师采用，例如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时，曾拿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作参考，其中卷五受决品有一句话，法护译作《天上视世间，世间得见天上，天上世人往来交接》，罗什认为虽能保存原意，而嫌不够典雅。于是僧睿提议改译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公很高兴地接受了。
当笔受处理译文时，自然要完全掌握主译对经义的解释，所以除他本人所记的以外，还要集合听众的笔记来作参考，以便从许多记录中归纳出真义来。这样译成之后，还须跟原文校勘，才能成为定译。校勘工作最初由通汉文的主译自任，或归传语负责，后来另设专人。译文的用字问题，在检校时可作最后决定。这种校勘工作，极为认真，常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一校再校，慎重可想。
隋唐后译经的方式稍有改变。隋炀帝时设置翻译馆及翻经博士。当时的高僧彦琮，俗姓李氏，尤精于译事。译经一百馀卷，合二十三部，晚年著《辩正论》以流传后世，作为翻译佛经的准则。他说佛哲传经，深浅随缘，译事不易；虽精心审度，仍难臻恰当，为求圆满至善，宜有八备。所谓八备，就是参预译场的人所应具备的八种条件。彦琼的翻译八备，原文如下：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
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
襟抱平恕，器重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
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
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
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其中第一个必备的条件是：应具备诚心、善心、恒心。自己对工作本身，诚心地爱好，而又立志要帮助不懂原文的人，以献身译经事业的精神，来从事翻译，所以不怕年长月久的工作。
第二个必备的条件是：从事翻译的人，要遵守一切戒规，并有良好的品德修养。
第三个必备的条件是：佛典分经、律、论三大类，合称三藏。两乘指大小乘，包含深玄义理，以慈悲博爱，拯救众生的是大乘，修行者见解狭小，倾于烦琐理论的是小乘。翻译的人应先通晓经论律规，译出经来，才能意义允当，通畅明达。
第四个必备的条件是：坟史指三坟、五典、三史等书。要博览中国的经史，对于用典遣词，才能适切地运用，不至拙于应付。
第五个必备的条件是：要有忠恕之心，虚怀若谷，才能集思广益，不至固执己见。
第六个必备的条件是：重道、淡泊、平实。要崇信道术，才能不求名利，一意弘扬佛法，决不好高立异。
第七个必备的条件是：要精通梵文，明悉译事，才不至有失经义。
第八个必备的条件是：苍雅指古时辞典的三苍尔雅，篆隶指秦汉时代的文字，翻译者须有良好的国学根基，对古辞书与文字学均有相当研究，所译才能文从字顺。
以上八项原来虽是为翻译佛经而说的，但对于从事任何翻译工作的人，都是很实际的指导原则。
隋朝设置翻经馆时，曾“下敕搜举翘楚”，又“置十大德监掌翻译”，可见过去那种演讲讨论会式的译经方式，至此己趋于淘汰，转而向精选助手方面求发展了。唐初，西僧波颇译宝星陀罗尼经时，诏选助手十九人，分证义、译语、执笔三种职务，所谓证义是新方式中的一个特色，前所未有，其任务是“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及“与主译评量梵文”。前者指审查译文，后者指他们跟主译讨论原本义理。
波颇的助手慧颐，为文笔知名之士，玄奘助手负责证义的灵润，未进译场前已是一个精通义理，善于讲经的人了。他能“问难深微”，遇上已译经文“词理有碍，格言正之”，而为“众所详准”。玄奘另一位证义助手道因，也是了不起的人，因玄奘“每有难文”，不易译出的，必找道因“同加参酌”。从前老早就有了的“笔受”，后来更分出“缀文”和“润文”两方面，因为穷一人的精力综理全部译文，未免过劳，于是渐增笔受人数。唐贞观二十一年，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时，“承义笔受”的有八人，“受旨缀文”的又有八人，到了显庆元年，玄奘的译场中又增加“润文官”一个职位。这是唐高宗应玄奘的要求，下敕命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六位文臣，给新译的佛经“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负责缀文的道宣，撰有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广弘明集等书，他本身又是律宗的祖师。由此可见，译场的人数虽然减少，但参预的人各具专长，使译场成了专家的集会所了。
润文官大都是敕派，但也有自己请求的，如大宝积经进行翻译时，中书侍郎崔湜走到翻经院，见在场的人皆一时之选，不禁有《清流尽在此矣》之叹，于是上奏要求加入润色。崔湜自动参加译经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译场中人不论僧俗，都是饱学之士，无异是一个学术集会，他参加进来，在翻译工作之馀便有机会和他们切磋琢磨，以增进自己的学术修养。由这故事便可见译场的学术空气是何等的浓厚。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译场助手的分工情形。东晋南北朝时是没有“证义”的，那时译场中负实际责任的是“传语”和“笔受”，正所谓“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文质系乎执笔”，即传语负责意义，笔受负责辞藻，故笔受之选以文学修养为首屈一指，懂不懂梵文倒无所谓。
北宋初年建筑的一所译经院，内分三堂：中堂为译经的所在，东序是为润文用的，西序是为证义用的，证义一门又分出许多新职，故有所谓“分职证义”，及“证义正员”等名义。其实，早在玄奘的译场中，证义中已分出的部门，便有“字学”及“证梵语梵文”。“字学”又叫“正字”，专审查译文用字的得失，属于中国音义训诂学的范畴。“证梵语梵文”又简称“证文”，专审查梵文原本的字音字义，是属于印度声明学的范畴。上面提到的崔湜，就会做润文官兼“正字”，如开元释教录卷九义净传上便提到义净的助手中，有“兵部侍郎崔湜，给事卢粲等润文正字”。到这时“正字”已由润文官兼任，有时索性取消了，但专管原文方面的“证梵语梵文”，却另行发展为好几种新职了。
第一种是“证译语”，首见于武则天时菩提流志的译场中，由一位出生和落发都在中国的印度籍僧人慧智担任此职，专审听他们的汉语口译有无错传主译的话。后来唐中宗时华人义净的译场中也设置得有这一职位，仍由外国居士担任。
第二种叫“证梵义”，武则天时义净译场中设置，职责为“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不失梵义”。
第三种叫“读梵本”，是义净时置，他本人梵文虽好，但要读诵得声调正确，仍以印度人为佳。
第四种叫“证梵本”，也是义净所设置的。这是为考证梵文原文的内容，注意梵文形式的表达，遇上原文有讲不清楚的地方，要能够加以解释，使原文意思能正确地表现出来，不致有误。
从这四种新职来看，翻译工作较玄奘时更有了进展，人们已体会到翻译以理解原文为第一要义，故不特把证义再细分为若干部门，且聘外国人为助，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证义”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如不空译场中有“证义”十一人，另有“校勘”三人，“检校”一人。般若译场中的“检勘”和“详定”，只是名义上的改变而已。北宋译场完全承袭唐代旧规，分工方面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了。
《遐庵談藝錄(附 遐翁詞全編)》 葉恭綽著，徐晋如编，华夏出版社，布面精装，仅印300册，影印香港太平书局1960年版，仿宋铅字印，宣纸线装，原书尺寸22×13.3 cm https://t.cn/A6SSxP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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