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了0.48人，已跌破“三口之家”的数量底线。
在近45年来，家庭户规模呈现出不断原子化、小型化的趋势， 从1975年的每户平均4.78人减少到2020年的2.62人, 平均每户少了2.17人。
家庭户，是指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立户。
回望过去的半个世纪，我国家庭户规模一路下滑，从此前经常谈及的“3人家庭”，正向“2人家庭”过渡，这无疑是深刻的社会变迁。
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风险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和脆弱家庭。
譬如，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其唯一性。
单身家庭户如独居老人，遇到急难如突发疾病风险等并不罕见。
“七人普”数据发出强烈信号：大国空巢化开启，“单身社会”和“独居时代”已经到来。
一人户家庭，从2000年的2827万户大幅增加至2020年的12549万户，占比25.4%，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为一人户家庭。
2、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中国家庭户数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 2.8亿户增长到目前的近4.94亿户，明显高于人口增幅。
家庭户规模的缩减趋势在城市和农村趋同，且收缩都比较迅速，大家庭正在快速消失。
一代人的家庭户和二代户是当代中国家庭户的主体，中国家庭户结构正进一步趋于简化，家庭户内的代数趋减。
所谓的“一代户”，即同一辈人居住或单身居住落户的情况。
中国的家庭模式，正从“四世同堂”转变为夫妻二人带娃的“核心家庭”。
转换到独居或夫妻二人为主的家庭模式，这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我国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的变化，将可能影响家庭功能的实现和家庭关系的稳定。
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单纯的居家养老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公共政策和社会资源的支持和补充。
3、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扁平化，将使得传统家庭功能（如抚幼和养老）弱化，家庭抗风险能力也相对减弱。
数据也表明在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城市化的推进、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家庭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大家庭“裂变”为小家庭。
4、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在这一大背景下， 中国家庭“老龄化”的现象也在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有老年人的家庭比重上升和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增加。
虽然与子女同住仍是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最主要类型，但其比例在近二十年来持续降低。
尤其是“多代同堂”的比重在2000年首次降到了半数以下，至2010年更降到了四成左右，不再是绝对主导的老人居住安排模式。
与之相对应，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家庭户比重却持续提高，2010年已超过四成。其中， 老年夫妇家庭户的比例在1990-2010年间提升了12个百分点，是增幅最快的老年人居住类型。
总的来说，独居模式和“多代同堂”模式已开始并列成为中国当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两大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生活在单人户或“空巢家庭”的比例显著提高，将对我国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依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空巢家庭”是指全部的子女成年后离开父母所在家庭，原本的家庭中成员只剩下父母一代人。
在上海、福建和浙江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超过一半生活在“空巢家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处于空巢状态的比例依然高达4成。
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进入老年阶段，“空巢家庭”比例还将快速上升，对家庭功能产生深远影响。
老年人独居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导致少子化严重，减少了家庭人口；另一方面是住房条件改善，使独居更为可能，尤其较年轻和健康的老年人或老年夫妇更倾向于单独居住。
“六普”资料也显示65-79岁的低龄老年人中超过九成基本健康并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相对降低了他们对子女照料的依赖性。同时，工作流动的加快，子女外出求学、务工等迁移现象越来越多， 也是老年独居的重要原因。
5、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中国家庭户类型多样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非传统类型的家庭大量涌现，如纯老家庭、空巢家庭、隔代家庭、丁克家庭、大龄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
单身家庭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一方面与年轻人结婚年龄不断推迟有关，也产生于城市家庭住房拥有状况的改善，以及人口流动造成的家庭分居增加。
6、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是中国家庭模式变化的主要推手。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还主要是二孩为主。
当代中国经历的是人口与家庭的“双变迁”，快速而激烈的人口转变加快了家庭户变动的进程，并引入诸多不确定性。
稳定的超低生育水平、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剧烈的人口迁移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家庭户变动的最主要的人口学影响因素。
当代中国家庭户数量、规模、结构以及居住模式的变动都在“少子化”或“独子化”现象相对普遍以及“老龄化”成为常态的情境下进行。
7、在人口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家庭人口分离化的时代，空巢老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增长是家庭户进一步缩小现象背后的一个基本的人口学事实。
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2016 年公布，5 年开展一次）当年推测，2020年，我国的失能老年人已达到4200万，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已达到2900万，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已达到1.18亿。
虽最新统计还未公布，但不难看出，老龄少子化、老年空巢化和空巢失能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层挑战。
对独居老年人来说，老来无伴的风险是“急难无人知”和“空巢孤独死”，未来他们极可能成为在家中“孤独死”人口的一份子。
家庭养老已经演变为在家养老，而家庭养老的内在精神——基于血亲基础上的代际反哺和亲情赡养却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进程中逐步弱化。
更何况过去孝道写在心上，现在却写在纸上，徒叹奈之何？
自古至今，老有善终都是中国人的养老终极追求，能否有亲人的情感、心理和精神的支持和安慰对老人的临终安宁特别关键。
但中国社会对此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只知生不知死，所以内心对无常充满了恐惧。"
8、单身青年和独居老人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青年独居的风险和老年独居的风险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只不过可能单身青年自理能力、活动能力强一点，所以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相较之下，独居女性、独居老人的潜在风险可能更大。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其中配套措施包括了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意味着要改变不婚不育、晚婚少育的趋势，提高结婚率，降低离婚率，提高婚姻家庭的稳固性和婚内生育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张航空介绍，过去20年从人口结构上看，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不断下降且降幅有扩大态势。
单个家庭人口从2000年的3.46人降至2020年的2.62人，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预期，因为在2010年人口普查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度以为继续下降的空间应该不会太大。
同时，从家庭户规模构成来看，2000年至2020年间，一代户的比例从21.7%攀升至49.5%，二代户的比例则从59.32%下降至36.72%。
张航空表示，与此同时，过去十年，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拥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数量，从2010年的1.23亿户增加到2020年的1.74亿户，独居老人户和空巢夫妇户超过四成。
张航空说，总的来看，家庭户的数量在增加，户的规模在下降，一代户和一人户的数量一个是在上升，一个是在增加，预计未来无论是老年人家庭户、独居老人户，还是空巢老夫妇家庭户，都会继续增加。
家庭结构的变迁对保险消费影响几何？张航空认为，家庭户数量的增加会带来家庭责任、风险与财富变化，80、90后有着更强的保障意识，提升了保险保障需求；再者平均家庭户规模的下降弱化了传统的家庭保障，市场化保障机制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最后，老年人家庭户数量大幅度增加，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对于养老、健康和护理保障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9、传统家庭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交、情感、传承、养育与赡养（养老）等功能趋向于弱化，逐步向强个人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转换，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风险性与脆弱性在增加，比如：空巢老人、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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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45年来，家庭户规模呈现出不断原子化、小型化的趋势， 从1975年的每户平均4.78人减少到2020年的2.62人, 平均每户少了2.17人。
家庭户，是指以“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立户。
回望过去的半个世纪，我国家庭户规模一路下滑，从此前经常谈及的“3人家庭”，正向“2人家庭”过渡，这无疑是深刻的社会变迁。
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风险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和脆弱家庭。
譬如，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其唯一性。
单身家庭户如独居老人，遇到急难如突发疾病风险等并不罕见。
“七人普”数据发出强烈信号：大国空巢化开启，“单身社会”和“独居时代”已经到来。
一人户家庭，从2000年的2827万户大幅增加至2020年的12549万户，占比25.4%，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为一人户家庭。
2、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中国家庭户数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 2.8亿户增长到目前的近4.94亿户，明显高于人口增幅。
家庭户规模的缩减趋势在城市和农村趋同，且收缩都比较迅速，大家庭正在快速消失。
一代人的家庭户和二代户是当代中国家庭户的主体，中国家庭户结构正进一步趋于简化，家庭户内的代数趋减。
所谓的“一代户”，即同一辈人居住或单身居住落户的情况。
中国的家庭模式，正从“四世同堂”转变为夫妻二人带娃的“核心家庭”。
转换到独居或夫妻二人为主的家庭模式，这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我国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的变化，将可能影响家庭功能的实现和家庭关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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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扁平化，将使得传统家庭功能（如抚幼和养老）弱化，家庭抗风险能力也相对减弱。
数据也表明在中国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城市化的推进、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家庭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大家庭“裂变”为小家庭。
4、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在这一大背景下， 中国家庭“老龄化”的现象也在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有老年人的家庭比重上升和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增加。
虽然与子女同住仍是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最主要类型，但其比例在近二十年来持续降低。
尤其是“多代同堂”的比重在2000年首次降到了半数以下，至2010年更降到了四成左右，不再是绝对主导的老人居住安排模式。
与之相对应，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家庭户比重却持续提高，2010年已超过四成。其中， 老年夫妇家庭户的比例在1990-2010年间提升了12个百分点，是增幅最快的老年人居住类型。
总的来说，独居模式和“多代同堂”模式已开始并列成为中国当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两大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生活在单人户或“空巢家庭”的比例显著提高，将对我国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依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空巢家庭”是指全部的子女成年后离开父母所在家庭，原本的家庭中成员只剩下父母一代人。
在上海、福建和浙江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超过一半生活在“空巢家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处于空巢状态的比例依然高达4成。
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进入老年阶段，“空巢家庭”比例还将快速上升，对家庭功能产生深远影响。
老年人独居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导致少子化严重，减少了家庭人口；另一方面是住房条件改善，使独居更为可能，尤其较年轻和健康的老年人或老年夫妇更倾向于单独居住。
“六普”资料也显示65-79岁的低龄老年人中超过九成基本健康并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相对降低了他们对子女照料的依赖性。同时，工作流动的加快，子女外出求学、务工等迁移现象越来越多， 也是老年独居的重要原因。
5、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中国家庭户类型多样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非传统类型的家庭大量涌现，如纯老家庭、空巢家庭、隔代家庭、丁克家庭、大龄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
单身家庭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一方面与年轻人结婚年龄不断推迟有关，也产生于城市家庭住房拥有状况的改善，以及人口流动造成的家庭分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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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家庭户数量、规模、结构以及居住模式的变动都在“少子化”或“独子化”现象相对普遍以及“老龄化”成为常态的情境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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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居老年人来说，老来无伴的风险是“急难无人知”和“空巢孤独死”，未来他们极可能成为在家中“孤独死”人口的一份子。
家庭养老已经演变为在家养老，而家庭养老的内在精神——基于血亲基础上的代际反哺和亲情赡养却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进程中逐步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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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34.32 ng/mL
雌二醇：368.00 p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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