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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
西周 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贵族“盂”作此鼎祭祀其祖父南公（南是“南宫”的省称，南公是周初名臣南宫适之后），所以称“大盂鼎”。铭文记载的是周康王姬钊（约公元前 1036-前 996 年，周朝第三任君主，周武王姬发的孙子）在宗周（西周王都）对盂的一次册命，大致内容是：康王首先追述文王受天命、武王灭商的功德，总结了殷商因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康王强调自己要秉承先王懿德，并且追述盂深受周王的恩泽、早年在周王朝贵胄学校成长的经历，告诫盂也要效仿其祖父南公，辅佐上司荣氏，勤于奉公、恪尽职守；其次记载了天子任命盂继承祖父南公的官职，掌管军队，负责诉讼，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并赏赐给盂秬鬯、服舆、旗帜和车马等；最后盂盛赞周王的美德，制作了这件祭祀祖父南公的宝鼎。

大盂鼎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出土后便被贩卖，辗转多人之手。咸丰九年左宗棠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潘祖荫援手，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赠于潘祖荫。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1937 年日军侵华时，潘家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得以保全。1951 年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将大盂鼎捐献给国家。1952 年大盂鼎入藏上海博物馆。1959 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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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晚期 南宫乎钟 扶风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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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扶风县南阳公社（乡）五岭大队（村）豹子沟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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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部铭文为：“■土南宫乎，乍大■協鐘，茲鐘名曰無旲”。
钲间铭文为：“先且南公，亞且公中必父之家，天子其萬年眉壽，畯”
左鼓铭文为：“永保亖方，配皇天，乎拜首䭫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乍朕皇且南公，亞且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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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5月5日，在扶风县城关镇民工在南阳五岭村豹子沟修建公路过程中用炸药爆破山体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件完整无损的西周厉王时的甬钟。这件甬钟高52厘米，甬长20厘米，鼓间距20厘米，铣间距28.7厘米，重达28.75公斤，由扶风县博物馆工作人员现场确认为窖藏出土文物。在甬钟的甬部、钲间和左鼓三处分布有铭文，共3段12行69字，铭文内容说明此甬钟用于祭祀司徒南宫乎的先祖和亚祖。“南公”其人首次出现于大盂鼎，在南宫乎钟的铭文直接提及“南公”为其先祖，“南”可能是“南宫”的简写。《史记》记载，南宫适（南宫括）是周文王和武王时期的重要辅臣，也是“文王四友”之一。武王克殷，命南宫适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西周定鼎后其后裔获封曾国。
《礼记·乐记》提到：“乐者，天地之和也”，《吕氏春秋》中记载了编钟最早诞生于黄帝时代，黄帝指示伶伦与荣将铸造了十二件编钟，用以和谐五音。然而，根据考古学发现，我国最早的青铜乐器是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经过从陶铃到铜铃，再到商代的镈的发展，周代的甬钟、镈、钮钟实现了从三件到十数件的编排扩展。《周礼·春官·小胥》中记载的乐悬制度，表明了乐悬是周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乐器不仅作为政治象征，也是等级和权力的标志，其中礼器的属性优先于乐器的功能。《吕氏春秋·古乐》中提到，“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寓礼于器，周代继承并发展了前代的乐礼等级化原则，通过层级化的乐礼器物配置，展现了礼政合一体制中的政治等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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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宫适：（生卒年不详）春秋末年鲁国人。姓南宫，名适，又名韬，字子容，亦称南宫括、南容。他言语谨慎，崇尚填德，能做到“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孔子称赞他是“君子”、“尚德”之人，并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科”郑伯”。宋大中祥符二年（ 1009年）加封“龚丘侯”，政和六年（1116年）改称“汝阳侯”。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南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