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尽心机去找钱
没有福报，用尽去思心想 头脑想坏掉找也不到
所以平时要多供佛 放生 捐庙等多增福报
记住【厚德载物】
没有报福德行的承载，再财的多也都是会流失的！更况何很多人财的库都是有问理调要需题的。 https://t.cn/R2Wx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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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三皇本纪
小司马氏 撰 并注
小司马氏云：太史公作史记，古今君臣宜应上自开闢，下讫当代，以为一家之首尾。今阙三皇，而以五帝为首者，正以《大戴礼》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叙自黄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纪为首。其实三皇已还，载籍罕备。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论古史，不合全阙。近代皇甫谧作帝王代纪，徐整作三五历，皆论三皇以来事。斯亦近古之一证，今并采而集之作三皇本纪。虽复浅近，聊补阙云。
太皞庖犧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蛇身人首。按伏犧风姓，出《国语》。其华胥已下，出《帝王世纪》。然雷泽，泽名，即舜所渔之地，在济阴。成纪、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纪县。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按谯周《古史考》，伏犧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也。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犧氏。按事出《汉书·历志》。宓，音伏。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考证】《索隐》单本，以下无庖厨故曰四字。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按位在东方，象日之明，故称太皞。皞，明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按皇甫谧，伏犧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
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犧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按礼明堂位及系本，皆云，女娲作笙簧。故《易》不载。不承五运。一曰。亦木德王。盖宓犧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频木王也。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考证】各本，承作乘。今从单本。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鼇足以立四极，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按其事出《淮南子》也。天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
女娲氏没，神农氏作。按三皇说者不同，谯周以燧人为皇，宋均以祝融为皇，而郑玄依春秋纬，以女娲为皇，承伏犧，皇甫谧亦同，今依之为说也。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按《国语》，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娲氏之女。据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后，凢八代，五百作年，轩辕氏代之。岂炎帝、黄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谧以为少典有娲氏诸侯国号，然则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黄帝之母，又是神农母氏之后代女，所以同是有娲氏之女也。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初都陈，后居曲阜。按今淮阳有神农井。又《左传》，鲁有大庭氏之库，是也。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礼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郑玄云，厲山，神农所起，亦曰有烈山。皇甫谧曰，厲山今随之厲乡也。
神农纳奔水氏之水曰听妃詙。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按神农之后凡八代，事见《帝王代纪》及《古史考》。然古典亡矣，况谯皇二氏，皆前闻君子，考按古书而为此说。岂至今鑿空乎？此纪示据以为说。其《易》称，神农氏没，即榆罔，榆罔犹袭神农之号也。【考证】生帝魁以下二十字，各本脱，今依单本。其后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掌四岳。当周室，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盖圣人德泽广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长云。
一说，三皇谓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既是开闢之初。君臣之始。图纬所载，不可全弃。故兼序之。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盖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长久也。然言十二头者，非谓一人之身有十二头，盖古质，比之鸟兽头数故也。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姓十一人。兴于熊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天皇已下，皆出《河图》及《三五历》也。
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五龙氏，兄弟五人，并乘龙上下，故曰五龙氏也。燧人氏，按其君鑽燧出火，教人熟食，在伏犧氏前，谯周以为三皇之首也。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盧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下者之号，按皇甫谧以为大庭以下一十五君，皆袭庖犧之号。事不经见，难可依从。然按古封太山者，首有无怀氏，乃在太昊之前，岂得如谧所说？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而韩诗以为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焉。首有无怀氏。【考证】单本，无无字。然则无怀之前，天皇已后，年纪悠邈，皇王何升而告。但古书亡矣。不可备论。岂得谓无帝王耶。故春秋纬称自开闢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懾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脩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盖流讫当黄帝时，制九纪之间。是以录于此补纪之也。
【考证】赵翼曰：《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迁》五帝本纪，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号，见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不得言三代以前无此称也。第未有专指其名者，其见于秦博士所议，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安国书序，乃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司马迁以黄帝入五帝之内，而无少昊。郑康成依运斗枢注《尚书》中候，乃以伏犧、女娲、神农为三皇。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司马贞因之作三皇本纪，亦以伏犧、女娲、神农为三皇。孔颍达注《尚书》，最尊安国，故其驳郑注，谓女娲但修伏犧之道，无所改作，不得列三皇。既不数女娲，则不可不取黄帝为三皇。又曰：安国之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黄帝，依次为三皇；秋曰少昊，冬曰颛顼，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尧、舜，乃为五帝耳。然颍达又云：诸儒说三皇，或数燧人，或数祝融，以配犧农，其五帝皆自轩辕，不数少昊。帝繫本纪家语，又以少昊即黄帝子青阳。是颍达虽尊安国，亦未敢竟以黄帝入三皇之内，少昊列五帝之中，而显与《史记》相戾也。宋五峰胡氏，直断以孔子繫词所述，伏犧、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元人胡一桂又从而引伸之，谓《孔子家语》自伏犧以下皆称帝，《易》大传春秋内外传，有黄帝炎帝之称，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黄帝之文，可见太昊伏犧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本皆称帝，秦以前未尝列之于三皇也，其三皇之号，终不可泯，则仍以秦博士所谓天皇、地皇、人皇当之，而不必附会其人，此论较为直捷。然近日王西庄又谓繫辞以羲、农为上古圣人，皇帝、尧、舜为后世圣人，则羲、农宜为皇，黄帝宜为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则司马贞据康成说，以女娲充数，亦未为无据。西庄最尊郑学，故持论如此，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考，传闻异词，讫无定论。愚按三皇之名既无定说，何问其事有无？司马贞为补本纪，非也，今录之《索隐序》后，以与史文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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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司马氏 撰 并注
小司马氏云：太史公作史记，古今君臣宜应上自开闢，下讫当代，以为一家之首尾。今阙三皇，而以五帝为首者，正以《大戴礼》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叙自黄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纪为首。其实三皇已还，载籍罕备。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论古史，不合全阙。近代皇甫谧作帝王代纪，徐整作三五历，皆论三皇以来事。斯亦近古之一证，今并采而集之作三皇本纪。虽复浅近，聊补阙云。
太皞庖犧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蛇身人首。按伏犧风姓，出《国语》。其华胥已下，出《帝王世纪》。然雷泽，泽名，即舜所渔之地，在济阴。成纪、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纪县。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按谯周《古史考》，伏犧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也。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犧氏。按事出《汉书·历志》。宓，音伏。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考证】《索隐》单本，以下无庖厨故曰四字。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按位在东方，象日之明，故称太皞。皞，明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按皇甫谧，伏犧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
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犧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按礼明堂位及系本，皆云，女娲作笙簧。故《易》不载。不承五运。一曰。亦木德王。盖宓犧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频木王也。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考证】各本，承作乘。今从单本。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鼇足以立四极，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按其事出《淮南子》也。天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
女娲氏没，神农氏作。按三皇说者不同，谯周以燧人为皇，宋均以祝融为皇，而郑玄依春秋纬，以女娲为皇，承伏犧，皇甫谧亦同，今依之为说也。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按《国语》，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娲氏之女。据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后，凢八代，五百作年，轩辕氏代之。岂炎帝、黄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谧以为少典有娲氏诸侯国号，然则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黄帝之母，又是神农母氏之后代女，所以同是有娲氏之女也。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初都陈，后居曲阜。按今淮阳有神农井。又《左传》，鲁有大庭氏之库，是也。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礼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郑玄云，厲山，神农所起，亦曰有烈山。皇甫谧曰，厲山今随之厲乡也。
神农纳奔水氏之水曰听妃詙。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按神农之后凡八代，事见《帝王代纪》及《古史考》。然古典亡矣，况谯皇二氏，皆前闻君子，考按古书而为此说。岂至今鑿空乎？此纪示据以为说。其《易》称，神农氏没，即榆罔，榆罔犹袭神农之号也。【考证】生帝魁以下二十字，各本脱，今依单本。其后有州、甫、甘、许、戏、露、齐、纪、怡、向、申、吕。皆姜姓之后。并为诸侯。或分掌四岳。当周室，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盖圣人德泽广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长云。
一说，三皇谓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既是开闢之初。君臣之始。图纬所载，不可全弃。故兼序之。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盖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长久也。然言十二头者，非谓一人之身有十二头，盖古质，比之鸟兽头数故也。地皇十一头。火德王。姓十一人。兴于熊耳、龙门等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天皇已下，皆出《河图》及《三五历》也。
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五龙氏，兄弟五人，并乘龙上下，故曰五龙氏也。燧人氏，按其君鑽燧出火，教人熟食，在伏犧氏前，谯周以为三皇之首也。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盧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下者之号，按皇甫谧以为大庭以下一十五君，皆袭庖犧之号。事不经见，难可依从。然按古封太山者，首有无怀氏，乃在太昊之前，岂得如谧所说？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而韩诗以为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焉。首有无怀氏。【考证】单本，无无字。然则无怀之前，天皇已后，年纪悠邈，皇王何升而告。但古书亡矣。不可备论。岂得谓无帝王耶。故春秋纬称自开闢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懾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脩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盖流讫当黄帝时，制九纪之间。是以录于此补纪之也。
【考证】赵翼曰：《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迁》五帝本纪，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号，见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不得言三代以前无此称也。第未有专指其名者，其见于秦博士所议，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安国书序，乃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司马迁以黄帝入五帝之内，而无少昊。郑康成依运斗枢注《尚书》中候，乃以伏犧、女娲、神农为三皇。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司马贞因之作三皇本纪，亦以伏犧、女娲、神农为三皇。孔颍达注《尚书》，最尊安国，故其驳郑注，谓女娲但修伏犧之道，无所改作，不得列三皇。既不数女娲，则不可不取黄帝为三皇。又曰：安国之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黄帝，依次为三皇；秋曰少昊，冬曰颛顼，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尧、舜，乃为五帝耳。然颍达又云：诸儒说三皇，或数燧人，或数祝融，以配犧农，其五帝皆自轩辕，不数少昊。帝繫本纪家语，又以少昊即黄帝子青阳。是颍达虽尊安国，亦未敢竟以黄帝入三皇之内，少昊列五帝之中，而显与《史记》相戾也。宋五峰胡氏，直断以孔子繫词所述，伏犧、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元人胡一桂又从而引伸之，谓《孔子家语》自伏犧以下皆称帝，《易》大传春秋内外传，有黄帝炎帝之称，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黄帝之文，可见太昊伏犧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本皆称帝，秦以前未尝列之于三皇也，其三皇之号，终不可泯，则仍以秦博士所谓天皇、地皇、人皇当之，而不必附会其人，此论较为直捷。然近日王西庄又谓繫辞以羲、农为上古圣人，皇帝、尧、舜为后世圣人，则羲、农宜为皇，黄帝宜为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则司马贞据康成说，以女娲充数，亦未为无据。西庄最尊郑学，故持论如此，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考，传闻异词，讫无定论。愚按三皇之名既无定说，何问其事有无？司马贞为补本纪，非也，今录之《索隐序》后，以与史文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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