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放下了手中的钓鱼竿
03-06 08:28阅读 92

有一些人总觉得，繁忙之余经常去河边钓钓鱼，养养身心，很惬意，从不会感到会有什么不好的问题发生，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从一对年轻夫妻的经历说起吧！
这对年轻的夫妻是小青和小王，丈夫小王是一个无论在家、外出工作都是特别有责任心的人，事业上小有成就，家庭生活也幸福美满。
最近小青心中一直闷闷不乐，有一种特别的担心，就是丈夫小王近期爱上了垂钓，只要有空就爱和朋友一起去钓鱼，也不管多远，也不管多晚。
小青总是有点担心劝小王说:“咱们家不缺吃的，也不是钓鱼为了图卖多少钱，你玩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到水边去玩垂钓呢？水边不安全、多有危险。”
但小王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不听小青的，怎么劝也没用。小青因此特别的烦恼，就吐心声给朋友小红，让小红给想想办法，希望能劝小王把垂钓的爱好断掉。
小红是我业务上的一个客户，平时很谈得来，年轻活泼，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小红在困惑之际，问到我如何劝阻她朋友小青的丈夫放弃垂钓的嗜好，当时我心里也没有把握。
虽然我在修学南无羌佛的如来正法，知道不杀生而行放生的意义，但是对于没有接触到佛教、不了解佛教的人，怎样来劝善引导？这确实是需要用心思考的问题，这不仅要有利益众生的强大愿力，而且还要有点佛法的智慧、善巧方便的去应对才能真正帮助到别人。

基于此，小红想方设法安排了我与小青夫妻的第一次约见。这一天，在小红的办公室，我们默默地在期待着这对年轻夫妻的到来……
他们终于到了，头一次见到小王，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精明干练的青年，我们在自然聊天过程中慢慢地引入正题……
我问小王，你知道两年前我们当地青河里溺亡的两次事故吗？小王说不知道；我说：这两起溺水而亡者，都是四五十岁的男性，不但都会游泳，而且还都是游泳高手，四十多岁的那个人，一个人晚上在河边钓鱼，当第二天被人们发现时，河边只留下一个垂钓坐的小橙子和所用之物，不见了人影。
另一个五十多岁的那个溺亡者，死的更为离奇，他是在青河里头天晚上下了一个拦河网，第二天的早上去起网，在起网的过程中，一头扎进了河里，就再也没有出来，我还认得五十多岁的那个人，我们还是一个村的。
我问小王，你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都会游泳，却都是被淹死的？小王说不明白，我向小王说不知道；我说：这两起溺水而亡者，都是四五十岁的男性，不但都会游泳，而且还都是游泳高手，四十多岁的那个人，一个人晚上在河边钓鱼，当第二天被人们发现时，河边只留下一个垂钓坐的小橙子和所用之物，不见了人影。
另一个五十多岁的那个溺亡者，死的更为离奇，他是在青河里头天晚上下了一个拦河网，第二天的早上去起网，在起网的过程中，一头扎进了河里，就再也没有出来，我还认得五十多岁的那个人，我们还是一个村的。
我问小王，你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都会游泳，却都是被淹死的？小王说不明白，我向小王说道:“在佛教很多的经藏和论著中，都讲到了善恶因果的关系，和诸多的善恶因果案例，其中《分别善恶报应经》中记载了杀生的十种报应：一、冤家增多。二、见者不喜欢。三、众生害怕。四、恒受苦恼。五、常想杀生。六、梦见忧苦。七、临死悔恨。八、短命。九、愚笨。十、死堕地狱。杀生的恶报这么多，可是有些人就是不信因果，不以为然，为了自己的爱好和世间的利益，最后酿成了一幕幕的人间惨相和悲剧，真是划不着啊。”

我接着说到：“淹死的那两个人，事件被发现时，家人就找很多人打捞，小小的青河又不大，竟然打捞好几天，找不到人，最后还是尸体腐化自己漂浮了上来。问题是这两个人都是游泳高手，反而都是被水淹死的，这不说明了他们所种下杀生因果的可怕吗？”
说到这时，小红和小青脱口而出对小王说，那你的钓鱼爱好，不就是杀生在种恶因吗？当时，只见小王满脸惊恐的表情，久久不说话，红着脸，瞪着眼，一下子感觉空气凝住了，时间在滴答滴答的流去，大家都憋着一口气，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突然，小王很坚定一字一顿说到："我再也不去钓鱼了！”听到这句话，一下子大家如释重负，小王终于明白了因果道理，明信因果不再杀生了，不再把自己的爱好建立在众生的痛苦之上，开始深切忏悔生起觉悟之心。
小王以前无明造业，不知道自己钓鱼这个爱好，种下的是恶因，现在经过大家的引导，终于懂得了佛法因果不昧的道理，当下发心戒除，离恶向善，当时，大家特别地为他高兴。
小青又接着问:“那小王以前钓那么多的鱼该咋办哪？”我随其心愿说到：除了深刻忏悔，还要不杀生而行放生，我们有一个放生群，经常大家一起放生。

小红和小青他们一听说，马上真切要求加入，尽管她们家里都有小孩需要照顾，但积极表示，能珍爱生命行放生，从此积功累德，以此放生功德弥补罪业，增加福报，当即要求放生时一定事先通知他们，他们从此要珍惜多种善因的机会，而且他们正在如愿而行。
南无羌佛说法，慈悲教诲众生，因果报应如影随行，种因得果，丝毫不爽；作为佛弟子，不仅自己要明信因果，同时只要有任何因缘，就要千方百计去帮那些不懂因果而无明造业的有缘众生，使之不落入轮回痛苦的恶报中，让轮回的世界少一个受苦的众生，才是一个真正发菩提心入菩提道的修行人！
由钓鱼这个因缘，能使小青他们多生累劫的善因成熟，明信因果，不因钓鱼再种杀生之因而遭恶报，从而走上了放生护生、吉祥光明之路，我无比欣慰，更加深切感到南无羌佛之如来正法才能使末法时代众生脱离轮回痛苦、走上无上解脱之道！
文/ 方正达圆
编辑/ 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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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 08:28阅读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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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年轻的夫妻是小青和小王，丈夫小王是一个无论在家、外出工作都是特别有责任心的人，事业上小有成就，家庭生活也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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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总是有点担心劝小王说:“咱们家不缺吃的，也不是钓鱼为了图卖多少钱，你玩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到水边去玩垂钓呢？水边不安全、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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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五十多岁的那个溺亡者，死的更为离奇，他是在青河里头天晚上下了一个拦河网，第二天的早上去起网，在起网的过程中，一头扎进了河里，就再也没有出来，我还认得五十多岁的那个人，我们还是一个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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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方正达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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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山嗣汉天师府
《法华经》——我们日常该如何观照？（三）79.《法华经-法师功德品》



见不见之见413
我在寺院度过6天没手机的日子，远离浮躁如倦鸟归林



学佛新视野
殊胜的六字四声念佛法



传喜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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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家研究院
小和尚要建寺院，竟遭遇了这么多磨难



果能法师
一个心灵自在的人应该具备三个条件



大愿法师
宝宝起名取名：洋气一点的，好听大气有内涵的女孩名字
卜广鉴起名取名

你会拜佛，但你真的信佛吗？



清凉行愿bing
明确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的认定规则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1-03-04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长春
指导案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诉浙江山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田依利高鞋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明确了在同一财产上抵押权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同时存在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有效与否，以及范围大小，对于抵押权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认定其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该案例明确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的认定规则，对于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作用。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27批共9件指导性案例，内容涉及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为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提供参照。
明确原告主体资格
【基本案情】
2011年7月12日，林传武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粤秀支行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担保函》，为林传武在工商银行粤秀支行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因林传武欠付款项，工商银行粤秀支行向法院起诉林传武、长沙广大广州分公司等，请求林传武偿还欠款本息，长沙广大广州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案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令林传武清偿欠付本金及利息等，其中一项为判令长沙广大广州分公司对林传武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7年，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向广州中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以生效判决没有将长沙广大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并错误认定《担保函》性质，导致长沙广大公司无法主张权利，请求撤销广州中院作出的民事判决。
广州中院于2017年12月作出民事裁定：驳回原告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起诉。宣判后，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典型意义】
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是指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但不包括当事人双方。因此，长沙广大公司以第三人的主体身份提出本案诉讼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定适用条件。
该案明确了公司法人的分支机构对外参加诉讼并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公司法人是否具有对其分支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生效裁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在审判实践中存在分歧，该案例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更加细化起算问题
【基本案情】
2003年5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郑耀南诉远东（厦门）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2003年6月，该院作出（2003）第2号民事调解书。远东厦门公司由在香港注册的远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独资设立，法定代表人为张琼月。雷远思为永安市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琼月与雷远思同为香港远东公司股东、董事。雷远思曾向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于2003年8月向福建高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对前述案件依法再审。福建高院向福建省公安厅出具《犯罪线索移送函》，认为郑耀南与张琼月涉嫌恶意串通侵占远东厦门公司资产，进而损害香港远东公司的合法权益。
2015年4月，郑耀南与高某珍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并进行了公证，约定把（2003）第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全部债权转让给高某珍。2015年4月，远东厦门公司声明知悉债权转让事宜。
2015年12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案外人对远东厦门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于2016年3月向燕诚公司发出《远东厦门公司破产一案告知函》，告知远东厦门公司债权人查阅债权申报材料事宜。
燕诚公司以（2003）第2号案件是当事人恶意串通转移资产的虚假诉讼、影响其作为破产债权人的利益为由，向福建高院提交诉状请求撤销相关民事调解书。
福建高院于2017年7月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永安市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永安市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最高法提起上诉。最高法于2018年9月作出裁定：撤销福建高院民事裁定，该院审理此案。
【典型意义】
最高法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六个月起诉期间的起算点，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本案中，应认定燕诚公司在获知远东厦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信息后才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
该案对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条件中如何认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的起算问题进行了更加细化的规定。对于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未受影响之前，不得认定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生效裁判损害其民事权益，对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的期间起算问题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解决条款适用分歧
【基本案情】
2007年，徐意君因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将北京市金陛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二中院经审理判决解除徐意君与金陛公司所签《协议书》，金陛公司返还徐意君预付款、资金占用费、违约金、利息等。判决后双方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后因金陛公司未主动履行判决，徐意君于2009年向北京二中院申请执行。北京二中院裁定查封了涉案房屋。
涉案房屋被查封后，王岩岩以与金陛公司签订合法有效《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已合法占有房屋且非因自己原因未办理过户手续等理由向北京二中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依法中止对该房屋的执行。北京二中院驳回了王岩岩的异议请求。王岩岩不服该裁定，向北京二中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王岩岩再审请求称，仅需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或第29条中任一条款的规定，法院即应支持其执行异议。二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
北京二中院于2015年6月作出判决：停止对相关房屋的执行程序。徐意君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高院于2015年12月作出判决：撤销北京二中院民事判决，驳回王岩岩之诉讼请求。王岩岩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法申请再审。最高法于2016年4月作出裁定：北京高院再审本案。
【典型意义】
最高法认为，《异议复议规定》第28条适用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的情形；第29条则适用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的情形。上述两条文虽然适用于不同的情形，但是如果被执行人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且被执行的不动产为登记于其名下的商品房，同时符合了“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与“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两种情形，则两条在适用上产生竞合。案外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可以选择适用第28条或29条规定；案外人主张适用第28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审查。
该案解决了实践中的分歧，对于正确适用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同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杨奕)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1-03-04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长春
指导案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诉浙江山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田依利高鞋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明确了在同一财产上抵押权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同时存在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有效与否，以及范围大小，对于抵押权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认定其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该案例明确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的认定规则，对于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作用。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27批共9件指导性案例，内容涉及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为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提供参照。
明确原告主体资格
【基本案情】
2011年7月12日，林传武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粤秀支行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担保函》，为林传武在工商银行粤秀支行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因林传武欠付款项，工商银行粤秀支行向法院起诉林传武、长沙广大广州分公司等，请求林传武偿还欠款本息，长沙广大广州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案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令林传武清偿欠付本金及利息等，其中一项为判令长沙广大广州分公司对林传武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7年，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向广州中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以生效判决没有将长沙广大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并错误认定《担保函》性质，导致长沙广大公司无法主张权利，请求撤销广州中院作出的民事判决。
广州中院于2017年12月作出民事裁定：驳回原告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起诉。宣判后，长沙广大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作出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典型意义】
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是指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但不包括当事人双方。因此，长沙广大公司以第三人的主体身份提出本案诉讼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定适用条件。
该案明确了公司法人的分支机构对外参加诉讼并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公司法人是否具有对其分支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生效裁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在审判实践中存在分歧，该案例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更加细化起算问题
【基本案情】
2003年5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郑耀南诉远东（厦门）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2003年6月，该院作出（2003）第2号民事调解书。远东厦门公司由在香港注册的远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独资设立，法定代表人为张琼月。雷远思为永安市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琼月与雷远思同为香港远东公司股东、董事。雷远思曾向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于2003年8月向福建高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对前述案件依法再审。福建高院向福建省公安厅出具《犯罪线索移送函》，认为郑耀南与张琼月涉嫌恶意串通侵占远东厦门公司资产，进而损害香港远东公司的合法权益。
2015年4月，郑耀南与高某珍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并进行了公证，约定把（2003）第2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全部债权转让给高某珍。2015年4月，远东厦门公司声明知悉债权转让事宜。
2015年12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案外人对远东厦门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于2016年3月向燕诚公司发出《远东厦门公司破产一案告知函》，告知远东厦门公司债权人查阅债权申报材料事宜。
燕诚公司以（2003）第2号案件是当事人恶意串通转移资产的虚假诉讼、影响其作为破产债权人的利益为由，向福建高院提交诉状请求撤销相关民事调解书。
福建高院于2017年7月作出民事裁定书，驳回永安市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起诉。永安市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最高法提起上诉。最高法于2018年9月作出裁定：撤销福建高院民事裁定，该院审理此案。
【典型意义】
最高法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六个月起诉期间的起算点，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本案中，应认定燕诚公司在获知远东厦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信息后才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
该案对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条件中如何认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的起算问题进行了更加细化的规定。对于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未受影响之前，不得认定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生效裁判损害其民事权益，对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的期间起算问题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解决条款适用分歧
【基本案情】
2007年，徐意君因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将北京市金陛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二中院经审理判决解除徐意君与金陛公司所签《协议书》，金陛公司返还徐意君预付款、资金占用费、违约金、利息等。判决后双方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后因金陛公司未主动履行判决，徐意君于2009年向北京二中院申请执行。北京二中院裁定查封了涉案房屋。
涉案房屋被查封后，王岩岩以与金陛公司签订合法有效《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已合法占有房屋且非因自己原因未办理过户手续等理由向北京二中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依法中止对该房屋的执行。北京二中院驳回了王岩岩的异议请求。王岩岩不服该裁定，向北京二中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王岩岩再审请求称，仅需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或第29条中任一条款的规定，法院即应支持其执行异议。二审判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
北京二中院于2015年6月作出判决：停止对相关房屋的执行程序。徐意君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高院于2015年12月作出判决：撤销北京二中院民事判决，驳回王岩岩之诉讼请求。王岩岩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法申请再审。最高法于2016年4月作出裁定：北京高院再审本案。
【典型意义】
最高法认为，《异议复议规定》第28条适用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的情形；第29条则适用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的情形。上述两条文虽然适用于不同的情形，但是如果被执行人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且被执行的不动产为登记于其名下的商品房，同时符合了“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与“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两种情形，则两条在适用上产生竞合。案外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可以选择适用第28条或29条规定；案外人主张适用第28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审查。
该案解决了实践中的分歧，对于正确适用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同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杨奕)
古代如何处置未成年人犯罪
人民法院报 2021-03-01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责任编辑：刘海滨)
人民法院报 2021-03-01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责任编辑：刘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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