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本民国《湖社月刊》
文·图◎ 金鉴
我与朋友前往黄县游玩，听当地人说这里有个古玩城，很感兴趣，决定前往一探究竟。于是，我们按照手机里的地图导航寻找到了这个地方。黄县古玩城是座四层小楼，虽然不大，但密布摊位，东西也算得上琳琅满目。
我们从一楼逛到四楼，将所有摊位大致看了一遍。实话说，有品位、高档次的东西并不多，但也见到几件不错的——一件绿釉竹束笔筒，有“乾隆年制”的款识，要价在数千元；一块乾隆年制的朱砂墨，要价千元；一对档次较高的紫砂盆，要价2000元。对于我感兴趣的民国民窑的旧瓷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大多数摊位上，以售卖帽筒、茶壶茶碗居多，文革时的物品也有，但大多残缺。
让我感兴趣并动了心的物件，是在一个很小的摊位的玻璃柜里的9本《湖社月刊》。《湖社月刊》是王世襄的大舅——大画家金绍城先生在民国时筹办的，是以金绍城为首的湖社画会编纂的刊物，享誉当时的京城。店主是位老先生，见到有人知道《湖社月刊》，很兴奋，他小心翼翼地将9本《湖社月刊》拿出来一一展示在柜台上，口若悬河、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并且允许我们随意拍照。他说：“这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原物，在我手中已经20多年了，这9本中的图片是珂罗版，对研究美术或绘画的人最有意义，是罕见的宝贝啊！”
几年前，我曾在北京隆福寺中国书店见到过6本精装在一起的《湖社月刊》，旁边还有两本零本的《湖社月刊》，标价竟达6000元。由于价位太高，我并不打算买，所以当时也不好意思请店员拿出来观看，只从那翻开皮的精装《湖社月刊》的封面上看，有河南图书馆的印章。虽然因为价高，没有舍得购买，但却一直惦念着。未曾想到，今日能在黄县见到了9本，这实在是一种缘分。
仔细翻看这9本刊物，其中几本各有程度不同的残缺。虽然，从刊物的内容上看，感觉不错，但摊主要价每本300元，我还是犹豫了。我请店主将那9本《湖社月刊》放回玻璃柜内，买下了这家摊位上的两套《古文释义》（八册全）及另一套《尺牍》（六册全），售价共计500元。
中午，和朋友在古玩城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朋友建议我，如果真的对那9本《湖社月刊》喜欢，不妨砍砍价将其拿了，毕竟这是第二次见到，是一场缘分，不容易。我思量着，也觉得实在难得。于是，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了古玩城，跟店主商量退掉刚买的两套古籍，买下9本《湖社月刊》。一番唇枪舌战，最终我以2200元价格成交。这是我多年淘书以来，花费最多的一次，可见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浅谈9本《湖社月刊》
回到家后，迫不及待地拿出这9本刊物欣赏。《湖社月刊》每期封面都选择了一幅历史上著名的画作，每期封面都请一位名人书写刊名，例如：第30册封面插图选用了胡冷庵藏《清石涛和尚山水》。
迄今为止，湖社画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会”。1919年列强被迫退还“庚子赔款”，当时议定该项赔款只限于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于是兴办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大学。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雅好书画，遂批准用日本退还“庚款”的一部分开办了“中国画研究会”，由金北楼（即金绍城）任会长，周肈祥任副会长。1926年，金北楼先生去世，金开藩（金北楼长子，字潜庵，号荫湖）及门人弟子多人，为继承先师遗志，于北京钱粮胡同15号，北楼先生之墨茶阁成立画会。因北楼号“藕湖”，故会员各取“湖”字为号。画会取名“湖社”。推中国画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周肈祥为会长，金开藩为总干事。湖社画会同门社友200余人。《湖社月刊》宗旨是“提倡艺术，阐扬国光”，自1927年3月起至1936年3月共出刊100册，后合订成3大本，数十年来在画界广为流传。除刊登古今名人书画外，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及画评画论，可以说是一本综合性图文并茂的文艺类杂志。1984年4月26日，湖社画店在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隆重开业，古建门楼上悬挂着张学良、齐白石书写的“湖社”金匾，参加开幕式的来宾达400多人。1997年，新一届的北京湖社画会领导机构成立，会长孙菊生、监事长齐良迟。
这9本《湖社月刊》采用了大量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画作，唐韩幹画太狮少狮图；唐柳公权小楷十三行真迹；唐人画佛；五代文矩天寒翠袖图；宋尼僧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其二；宋米芾行书卷二；宋赵子固水仙卷其一；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其七；宋李龙眠五马图其三、其四；元倪云林狮子林图其三；元王蒙松溪独钓图；元王若水花鸟；元任月山画马其二；明唐寅待隐图卷其一；明徐文长山水；清董邦达画观音大士；清石涛老年对题山水册其四。
《湖社月刊》中还有一部分是湖社画会同仁自己的收藏，例如：唐阎立本画后周武帝像（梁衆异藏）；唐人游骑图手卷（浩然堂藏）；唐人画佛（金蔭湖藏）；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溥心畬藏）；宋许道宁山水卷其一（周大文藏）；宋赵令穰湖莊清夏图卷（浩然堂藏）；元王蒙松溪独钓图（邵和甫藏）；元朱德润山水长卷（浩然堂藏）；清郎世宁春郊阅骏图其三（金潜庵藏）。
《湖社月刊》采用的插图很大比例是金先生所绘画或是湖社同仁的绘画，如金北楼先生仿董思翁豀山图、金北楼先生《仿新罗青绿山水》《百鸟谱》《松鹰》《柿子》，等等。不仅量大且占据前页主要位置，可见北楼先生绘画之精湛。《湖社月刊》刊登了同仁所绘的大量作品，从我购买的这9本刊物中所知：除了金城先生以外，如胡佩衡先生《溪山深秀图卷前段》；惠柘湖绘《山水》；徐北汀《蜀道寒云图》；陈梅湖画马；陈少梅人物；张南湖梅花；刘饮湖丘壑听泉图；李枕湖画猴；金潜庵画猴；金陶陶女士荷花；张瘦梅刻竹；康同璧女士桐月；李绘秋女士山水；方药雨（著名钱币学家）山水；王子久人物；何练湖画松，等等。
从《湖社月刊》第53册《介绍湖社同仁鬻画启示》（即为出售画的告示），不仅可以大致了解湖社画会门人的情况（当然不是全体湖社画会之成员），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其成员的构成。除金开藩外，驰骋于我国近代画坛的著名画家胡佩衡、惠孝同、陈少梅、王雪涛、吴镜汀、徐北汀，以及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早期都是湖社画会的重要人物。
民国时期流行的《故宫周刊》《北洋画报》《点石斋画报》等诸多刊物中，以《湖社月刊》属绘画界较为著名的刊物。湖社画会在北平经常举办展览或是笔会，因而影响较大。《湖社月刊》正刊每册16页，副刊刊登广告及润笔公告，虽然仅仅16页，关于绘画类连载极其丰富。采用较为先进的珂罗版选刊的照片，涉及范围很广，古泉、刻竹、古墨、缂丝、名瓷、青铜器，当然更多的是湖社同仁收藏的我国历朝历代的古画，及湖社同仁自己创作的绘画。它不仅仅是为专业绘画工作者出版的刊物，对于喜爱绘画类的人或是对绘画感兴趣的人，无疑是提升绘画理论水平的好刊物。
摆在我书桌上的这9本《湖社月刊》，虽然品相不尽如人意，但几个月来，我越看越感觉内容浩瀚，因时隔近百年，阅读时要经常借助一些必要的工具书查阅在这9本《湖社月刊》中书画类信息量很大。用大量的篇幅刊载吴兴金绍城著的《画学讲义》《藕庐诗草》，以及同仁刊载的画学理论，如王拱之《中国美术史讲义》、金潜庵《略述绘画源流》及《六法分诠》等论画著述，均以连载形式刊载。
《湖社月刊》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行动
我淘到的这 9本《湖社月刊》，时间大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之间，正好在1931年9月18日事变前后。“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这9期《湖社月刊》的内容，记录了当时北平文化界同仇敌忾，抗日的决心与举动。他们声讨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之野心，抵制日货，举行义卖筹得重金寄往抗战前线等动人故事，令人感佩。
《湖社月刊》第50册扉页有《反日连索》一文，文中写道：“在我举国上下救灾奔走不暇的今日，那穷凶极恶的日帝国主义居然乘火打劫，大规模地来蹂躏我国领土了……我们要知道，光是愤慨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尽量推行下列几件事：一绝对不买日本商店的货物；二同日人断绝一切经济关系；三将日本人暴行的经过及民族存亡的危机宣传给一般无知识的民众；四自今以后对于中日关系当尽心研究，至少也须有一些的了解。最后望你本着爱国的热忱，将此连索照录几封，或以此信转寄给你的亲友，那么多一封信，便可以多一个人的醒觉了。湖社同人敬传。
这篇发布在第50册中的《反日连索》，不仅放在扉页第二面且通篇套红，可见《湖社月刊》对其重视，这期正好赶上是刊物百号，金开藩（荫湖）《本刊百号纪念感言》中所说：“恰值壹佰号出版，回春梅柳，敷采江山，其盛事也，虽然国难未已，外事方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反映了北平画界文人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精神。
同样在第50册《画界琐闻》中有：“画家何叙甫，自暴日侵我东三省以来，各界均极力抗日敝社义愤填胸，何敢后人，自应对日经济绝交，根本不用日货。敝刊因事曾屡向印刷局，催换他国纸料，宁愿甘受损失，以尽国民天职，惟值此纸料缺乏之时，不止敝刊，对此抱憾，阅者高明当必有以谅之。”从这条消息可以看出，当时《湖社月刊》使用的是日本纸印刷的刊物。不仅如此，当时不少物品我国是从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购进的，当然是物美价廉了，否则不会舍近求远使用进口货。《湖社月刊》在当时宁愿调用他国原料自己受损，也不使用日本纸，并将为此耽误读者阅刊敬请读者谅之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湖社月刊》第51期中有胡佩衡一文《问作画宜用何种笔？》，从中看到著名画家胡佩衡先生以前一直喜欢用日本鹿毫笔，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先生毅然抵制日货，改用李福寿制作的书画用笔中的大白云、中白云、獬爪等笔。胡佩衡先生号召大家使用国产的画笔，并向众同仁推荐李福寿研制的适于书画用笔，盛赞它们不仅刚柔适中，且能耐久，价亦极廉。
《湖社画刊》第53册《画界琐闻》中有：“近日北平诗家李释堪、曹纕蘅、暨寿石工等，筹备慰劳前敌将士救济伤兵难民之书画筹款会，预定借公园董事会为会址，征求名家自作书画，当场售卖所得之款，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成绩甚佳。”
以上这条《画界琐闻》报道，请大家注意，这种自发地在公园董事会会址征求名家画作举办义卖，以慰劳前敌将士及伤病难民的筹款会，不是举办一次，而是“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可见当时北平文化界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可贵精神。寿石工（1885—1950），浙江绍兴人，定居北平。工诗词、书法、篆刻，均自成一家。寿石工于中国传统书法和篆刻有独到的创造。寿石工是民国时活跃在北平文化界的人物。
大家知道寿石工以书法、篆刻卓立于当时的北平，其书法金石味浓厚，琉璃厂现在还挂有他书写的匾额“萃珍斋”，为这条文化街增辉。寿石工先生是当时享誉京城的书法金石大家。先生不仅内修高尚，还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在大敌当前，组织举办名家书画品义卖筹金支援前线，精神实在可圈可点。
正像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北平的画界同仁通过《湖社月刊》积极筹资抗战，我以为这是最值得称道的！
文·图◎ 金鉴
我与朋友前往黄县游玩，听当地人说这里有个古玩城，很感兴趣，决定前往一探究竟。于是，我们按照手机里的地图导航寻找到了这个地方。黄县古玩城是座四层小楼，虽然不大，但密布摊位，东西也算得上琳琅满目。
我们从一楼逛到四楼，将所有摊位大致看了一遍。实话说，有品位、高档次的东西并不多，但也见到几件不错的——一件绿釉竹束笔筒，有“乾隆年制”的款识，要价在数千元；一块乾隆年制的朱砂墨，要价千元；一对档次较高的紫砂盆，要价2000元。对于我感兴趣的民国民窑的旧瓷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大多数摊位上，以售卖帽筒、茶壶茶碗居多，文革时的物品也有，但大多残缺。
让我感兴趣并动了心的物件，是在一个很小的摊位的玻璃柜里的9本《湖社月刊》。《湖社月刊》是王世襄的大舅——大画家金绍城先生在民国时筹办的，是以金绍城为首的湖社画会编纂的刊物，享誉当时的京城。店主是位老先生，见到有人知道《湖社月刊》，很兴奋，他小心翼翼地将9本《湖社月刊》拿出来一一展示在柜台上，口若悬河、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并且允许我们随意拍照。他说：“这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原物，在我手中已经20多年了，这9本中的图片是珂罗版，对研究美术或绘画的人最有意义，是罕见的宝贝啊！”
几年前，我曾在北京隆福寺中国书店见到过6本精装在一起的《湖社月刊》，旁边还有两本零本的《湖社月刊》，标价竟达6000元。由于价位太高，我并不打算买，所以当时也不好意思请店员拿出来观看，只从那翻开皮的精装《湖社月刊》的封面上看，有河南图书馆的印章。虽然因为价高，没有舍得购买，但却一直惦念着。未曾想到，今日能在黄县见到了9本，这实在是一种缘分。
仔细翻看这9本刊物，其中几本各有程度不同的残缺。虽然，从刊物的内容上看，感觉不错，但摊主要价每本300元，我还是犹豫了。我请店主将那9本《湖社月刊》放回玻璃柜内，买下了这家摊位上的两套《古文释义》（八册全）及另一套《尺牍》（六册全），售价共计500元。
中午，和朋友在古玩城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朋友建议我，如果真的对那9本《湖社月刊》喜欢，不妨砍砍价将其拿了，毕竟这是第二次见到，是一场缘分，不容易。我思量着，也觉得实在难得。于是，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了古玩城，跟店主商量退掉刚买的两套古籍，买下9本《湖社月刊》。一番唇枪舌战，最终我以2200元价格成交。这是我多年淘书以来，花费最多的一次，可见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浅谈9本《湖社月刊》
回到家后，迫不及待地拿出这9本刊物欣赏。《湖社月刊》每期封面都选择了一幅历史上著名的画作，每期封面都请一位名人书写刊名，例如：第30册封面插图选用了胡冷庵藏《清石涛和尚山水》。
迄今为止，湖社画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会”。1919年列强被迫退还“庚子赔款”，当时议定该项赔款只限于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于是兴办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大学。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雅好书画，遂批准用日本退还“庚款”的一部分开办了“中国画研究会”，由金北楼（即金绍城）任会长，周肈祥任副会长。1926年，金北楼先生去世，金开藩（金北楼长子，字潜庵，号荫湖）及门人弟子多人，为继承先师遗志，于北京钱粮胡同15号，北楼先生之墨茶阁成立画会。因北楼号“藕湖”，故会员各取“湖”字为号。画会取名“湖社”。推中国画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周肈祥为会长，金开藩为总干事。湖社画会同门社友200余人。《湖社月刊》宗旨是“提倡艺术，阐扬国光”，自1927年3月起至1936年3月共出刊100册，后合订成3大本，数十年来在画界广为流传。除刊登古今名人书画外，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及画评画论，可以说是一本综合性图文并茂的文艺类杂志。1984年4月26日，湖社画店在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隆重开业，古建门楼上悬挂着张学良、齐白石书写的“湖社”金匾，参加开幕式的来宾达400多人。1997年，新一届的北京湖社画会领导机构成立，会长孙菊生、监事长齐良迟。
这9本《湖社月刊》采用了大量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画作，唐韩幹画太狮少狮图；唐柳公权小楷十三行真迹；唐人画佛；五代文矩天寒翠袖图；宋尼僧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其二；宋米芾行书卷二；宋赵子固水仙卷其一；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其七；宋李龙眠五马图其三、其四；元倪云林狮子林图其三；元王蒙松溪独钓图；元王若水花鸟；元任月山画马其二；明唐寅待隐图卷其一；明徐文长山水；清董邦达画观音大士；清石涛老年对题山水册其四。
《湖社月刊》中还有一部分是湖社画会同仁自己的收藏，例如：唐阎立本画后周武帝像（梁衆异藏）；唐人游骑图手卷（浩然堂藏）；唐人画佛（金蔭湖藏）；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溥心畬藏）；宋许道宁山水卷其一（周大文藏）；宋赵令穰湖莊清夏图卷（浩然堂藏）；元王蒙松溪独钓图（邵和甫藏）；元朱德润山水长卷（浩然堂藏）；清郎世宁春郊阅骏图其三（金潜庵藏）。
《湖社月刊》采用的插图很大比例是金先生所绘画或是湖社同仁的绘画，如金北楼先生仿董思翁豀山图、金北楼先生《仿新罗青绿山水》《百鸟谱》《松鹰》《柿子》，等等。不仅量大且占据前页主要位置，可见北楼先生绘画之精湛。《湖社月刊》刊登了同仁所绘的大量作品，从我购买的这9本刊物中所知：除了金城先生以外，如胡佩衡先生《溪山深秀图卷前段》；惠柘湖绘《山水》；徐北汀《蜀道寒云图》；陈梅湖画马；陈少梅人物；张南湖梅花；刘饮湖丘壑听泉图；李枕湖画猴；金潜庵画猴；金陶陶女士荷花；张瘦梅刻竹；康同璧女士桐月；李绘秋女士山水；方药雨（著名钱币学家）山水；王子久人物；何练湖画松，等等。
从《湖社月刊》第53册《介绍湖社同仁鬻画启示》（即为出售画的告示），不仅可以大致了解湖社画会门人的情况（当然不是全体湖社画会之成员），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其成员的构成。除金开藩外，驰骋于我国近代画坛的著名画家胡佩衡、惠孝同、陈少梅、王雪涛、吴镜汀、徐北汀，以及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早期都是湖社画会的重要人物。
民国时期流行的《故宫周刊》《北洋画报》《点石斋画报》等诸多刊物中，以《湖社月刊》属绘画界较为著名的刊物。湖社画会在北平经常举办展览或是笔会，因而影响较大。《湖社月刊》正刊每册16页，副刊刊登广告及润笔公告，虽然仅仅16页，关于绘画类连载极其丰富。采用较为先进的珂罗版选刊的照片，涉及范围很广，古泉、刻竹、古墨、缂丝、名瓷、青铜器，当然更多的是湖社同仁收藏的我国历朝历代的古画，及湖社同仁自己创作的绘画。它不仅仅是为专业绘画工作者出版的刊物，对于喜爱绘画类的人或是对绘画感兴趣的人，无疑是提升绘画理论水平的好刊物。
摆在我书桌上的这9本《湖社月刊》，虽然品相不尽如人意，但几个月来，我越看越感觉内容浩瀚，因时隔近百年，阅读时要经常借助一些必要的工具书查阅在这9本《湖社月刊》中书画类信息量很大。用大量的篇幅刊载吴兴金绍城著的《画学讲义》《藕庐诗草》，以及同仁刊载的画学理论，如王拱之《中国美术史讲义》、金潜庵《略述绘画源流》及《六法分诠》等论画著述，均以连载形式刊载。
《湖社月刊》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行动
我淘到的这 9本《湖社月刊》，时间大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之间，正好在1931年9月18日事变前后。“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这9期《湖社月刊》的内容，记录了当时北平文化界同仇敌忾，抗日的决心与举动。他们声讨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之野心，抵制日货，举行义卖筹得重金寄往抗战前线等动人故事，令人感佩。
《湖社月刊》第50册扉页有《反日连索》一文，文中写道：“在我举国上下救灾奔走不暇的今日，那穷凶极恶的日帝国主义居然乘火打劫，大规模地来蹂躏我国领土了……我们要知道，光是愤慨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尽量推行下列几件事：一绝对不买日本商店的货物；二同日人断绝一切经济关系；三将日本人暴行的经过及民族存亡的危机宣传给一般无知识的民众；四自今以后对于中日关系当尽心研究，至少也须有一些的了解。最后望你本着爱国的热忱，将此连索照录几封，或以此信转寄给你的亲友，那么多一封信，便可以多一个人的醒觉了。湖社同人敬传。
这篇发布在第50册中的《反日连索》，不仅放在扉页第二面且通篇套红，可见《湖社月刊》对其重视，这期正好赶上是刊物百号，金开藩（荫湖）《本刊百号纪念感言》中所说：“恰值壹佰号出版，回春梅柳，敷采江山，其盛事也，虽然国难未已，外事方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反映了北平画界文人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精神。
同样在第50册《画界琐闻》中有：“画家何叙甫，自暴日侵我东三省以来，各界均极力抗日敝社义愤填胸，何敢后人，自应对日经济绝交，根本不用日货。敝刊因事曾屡向印刷局，催换他国纸料，宁愿甘受损失，以尽国民天职，惟值此纸料缺乏之时，不止敝刊，对此抱憾，阅者高明当必有以谅之。”从这条消息可以看出，当时《湖社月刊》使用的是日本纸印刷的刊物。不仅如此，当时不少物品我国是从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购进的，当然是物美价廉了，否则不会舍近求远使用进口货。《湖社月刊》在当时宁愿调用他国原料自己受损，也不使用日本纸，并将为此耽误读者阅刊敬请读者谅之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湖社月刊》第51期中有胡佩衡一文《问作画宜用何种笔？》，从中看到著名画家胡佩衡先生以前一直喜欢用日本鹿毫笔，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先生毅然抵制日货，改用李福寿制作的书画用笔中的大白云、中白云、獬爪等笔。胡佩衡先生号召大家使用国产的画笔，并向众同仁推荐李福寿研制的适于书画用笔，盛赞它们不仅刚柔适中，且能耐久，价亦极廉。
《湖社画刊》第53册《画界琐闻》中有：“近日北平诗家李释堪、曹纕蘅、暨寿石工等，筹备慰劳前敌将士救济伤兵难民之书画筹款会，预定借公园董事会为会址，征求名家自作书画，当场售卖所得之款，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成绩甚佳。”
以上这条《画界琐闻》报道，请大家注意，这种自发地在公园董事会会址征求名家画作举办义卖，以慰劳前敌将士及伤病难民的筹款会，不是举办一次，而是“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可见当时北平文化界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可贵精神。寿石工（1885—1950），浙江绍兴人，定居北平。工诗词、书法、篆刻，均自成一家。寿石工于中国传统书法和篆刻有独到的创造。寿石工是民国时活跃在北平文化界的人物。
大家知道寿石工以书法、篆刻卓立于当时的北平，其书法金石味浓厚，琉璃厂现在还挂有他书写的匾额“萃珍斋”，为这条文化街增辉。寿石工先生是当时享誉京城的书法金石大家。先生不仅内修高尚，还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在大敌当前，组织举办名家书画品义卖筹金支援前线，精神实在可圈可点。
正像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北平的画界同仁通过《湖社月刊》积极筹资抗战，我以为这是最值得称道的！
#约会博物馆#近日，星槎万里——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大型文物展览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近150件故宫博物院和澳门艺术博物馆珍藏的海上丝路相关文物。展出的文物包括明清两代的外国贡品，如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礼物或其在宫中新制作的器物书画，以及明清宫廷自己采购、由地方作坊仿制舶来品推陈出新的各式用品，再加上部分澳门艺术博物馆的馆藏精品。展览持续至4月13日，期间将举行多项相关主题活动，包括由故宫博物院专家主持的故宫知识课堂、故宫专家讲座，与澳门科学馆合办的艺术与科学系列活动，与澳门中乐团、澳门乐团合作的“乐漫博物馆”“乐享艺博馆”，以及上元之夜元宵灯会。澳门艺术博物馆同期还将举行故宫文创与教育展，展出与文物展品相关的十骏犬图系列、瓷器系列、钟表系列、海错图系列、千里江山图系列文创产品，以及近年大受欢迎的故宫美妆系列。教育展区在故宫知识课堂的基础上，首次打造互动教育展，透过古建撷英、华服熠熠、海天交错、钟声悠扬、城中四时五个单元，展示博大精深的故宫文化。
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