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过去五年市场的特征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背景是2016年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中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今年以来，“宁组合”成为投资热词。
“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年初至今，“茅指数”下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
以上是嘉实基金理事总经理姚志鹏，在8月12日以《宁组合VS茅指数——激辩下一个投资风口》为主题的2021年嘉实基金秋季投资策略峰会线上的精彩观点，价值线研究院进行了整理，主要内容如下：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2006-2007年的特点是资源为王，是中国经济引领全球共振向上的时代。当时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向上过程中资源的稀缺性。那时候，资源是最重要的王者，有色金属指数的涨幅超过了11倍，龙头资源股涨幅达到了18到25倍，平均涨了20倍。
再看2013-2015年。这一轮行情的背景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三年里，创业板的最高涨幅接近6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TMT龙头企业涨幅也是20倍。
现在来看2016-2020年。这五年市场的特征就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这两个行业。背景是2015年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低速阶段，随着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整个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所以，我们看到了茅指数的登场，在过去五年里，沪深300只涨了1.67倍，但茅指数却涨了接近10倍，当时消费领域的头部公司涨幅更是超过了30倍。
那么，今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相信大家今年都听到了一个很热门的词：“宁组合”。这几个月以来，宁组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年初至今，茅指数还是有所下跌的，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也就是说，“茅指数”和“宁组合”已经开始分化。过去每一个年代的伟大投资机会都是时代的缩影，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也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
市场决定内循环基础仍然雄厚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城镇化和全球分工实现的，背景是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是一个典型的低要素成本社会。但是到了今天，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逐渐要过去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趋势性改变，转向了一个老龄化的结构。曾几何时，在深圳，手机组装工人一个月赚2000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工资，现在即使去中西部省份，也要五六千才能招到一个工人，在深圳就更困难了。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抬升。随着中国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成本也在上升。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因而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
生育意愿下降叠加成本上升，中国依靠低要素成本占领低端产业份额的红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中国也不用悲观。
因为我们内需市场足够大。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92年小平南巡的时候，中国的社零总额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社零总额与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中国人均GDP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当中国人均GDP往上走的时候，中国的内需市场还会大踏步的往前走。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城镇化、全球化带动下，已经诞生了很多传统经济的老牌龙头企业。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演进，内循环的基础仍然是非常雄厚的。
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到了最关键时刻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全社会努力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高附加值产业，也就是代表中国国运的行业，现在是发展的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其实一直在减少对高附加值工业品的依赖。最早，我们进口机械装备，出口原材料。但是现在来看，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是在减少的，未来低附加值的出口空间将进一步收窄。现在中国发展的任务，是怎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世界最领先的水平。前半程我们靠的是低要素成本红利，会有很多资本进入中国投资，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到了现在，和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有关键差距的时候，前面是没有老师的，有老师也不愿意教。这个阶段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就是怎样靠自己把新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追赶全球领先经济体的必然，决定了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高度。
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端产业有了一些集群效应，但是我们目前在很多高端产业里还是有很大的不足需要去补。这样才能在我国不再有低要素成本红利优势的时候，把国内的经济附加值提上去。
疫情之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动作，供应链的安全性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二三十年经济发展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产业链是互相依存，所以各个环节产业链之间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接下来，要提高我们的自主可控。我们要在进口表里做文章，看哪些还面临进口压力，有供应链风险的，这是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主可控的必然选择。
近期很多大的政策思路，包括对房地产的调节，对药价的控制，这些政策思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有大量的高端产业亟待突破，未来十年，我们需要突破以芯片为代表的一批高端产业的门槛。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压低要素成本，让低附加值的红利延续，从而为向上突破争取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制度都是为了压低要素成本的。
但是，从中期国际环境和国内趋势来看，要素成本上升还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延长红利，但我们不能拒绝要素成本的上升。所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力成本的质量，突破核心竞争力和硬科技领域，是这个时代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如何避免中产阶级陷阱？
要靠“卡脖子”行业和“国家名片”的突破
这个时代发展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理解的“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高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卡脖子”行业不仅仅是芯片领域，还包括：粮食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国家发展中需要进口的关键科技、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甚至是关键装备。
中国要有内循环能力，未来要有自己的一套供应链，包括半导体、农业、军工；出口表里更多体现的是我们的国家实力。
我们是开放国家，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我们自成一体，中国就崛起了。如果你只解决了能用的问题，你还不能成为世界顶级经济体，我们一定要有国家名片。
国家名片有哪些？我们历史上的国家名片包括高铁、光伏、风电等。国家名片的意义是在大国竞争中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行业。
从石油争夺、地区利益争夺都能看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有一些关键要素的。典型的是能源效率间的竞争。这背后就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型制造。
只有解决了国家名片和“卡脖子”这两个关键环节，中国才有可能最后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每一个投资都有时代的背景，我们这个时代就要选择这些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宁组合”只是一个称呼，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时代发展的内涵在哪里。
如何发掘这些核心资产？投资只是一个概率游戏，你要考虑失败的可能性，以及要珍惜每一次对的机会。
一定要在大级别产业趋势之中做投资，大水有大鱼，同时兼具较强持续性的竞争力的公司，容易形成大级别的长期机会。
大级别的变化，
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在万亿市值内具有广泛效应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崛起背后就是智能手机产业链，从iPhone诞生，到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苹果手机每年有2亿部手机的销售额，这是一个16万亿的市场，所以才有了苹果130倍的涨幅，这个过程中还有不断的产品迭代更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级别社会思潮的变化，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举例而言，全家都在用苹果手机的家庭，用的车子至少在25万以上。大部分人手机的更换频率是两年一换，5年用到手机的消费大概在5-7万元左右，而汽车是25万以上甚至是30-50万级别的消费。所以在过去15年海外股市涨幅榜里，第一是奈飞，但奈飞体量不大；第二是苹果；第三是特斯拉。
借助时代的选择，
寻找高景气度赛道
景气度非常重要，我们说从周期中获益，就是要借助时代的选择，和行业景气度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比如电动汽车的出现，在2014-2016年，就成为公认的最有前景的产品。但从2016年到去年中期，行业经历了4年的下行期，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取得让人满意的价值回报。
但是从去年开始，随着行业在欧洲、在中国陆续进入到景气度上行的状态中，我们看到这些电动车头部企业、电动电池头部企业，在2年不到的时间里涨幅超过7倍。
当你选择了趋势向上的景气度，找到了战略向上的行业，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找到这中间的“头马”。
“宁组合”不是指某个行业，而是在这类资产中找最优秀的公司。一个行业中优秀的公司和平庸的公司的差异是惊人的。
寻找优秀企业家
当然，好的商业模式也很重要，但是商业模式并不是唯一，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创新创造。即使是一个好的行业，过了3-5年，如果管理者不行，可能也做不好。特别是在新兴行业，人很重要。优秀企业家在穿越时代的决策，以及在各种路线之间妥协，在各种设备、资金使用、技术路线之间的妥协，都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企业家的评估没有诀窍。但我们看，头部的企业家大多是地方上的精英，年龄在50-60岁，而机构投资者的平均年龄在35-36岁，准确评估这些企业家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密集调研和持续跟踪观察，在实践中去发现优秀的企业家。
价值线
过去五年市场的特征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背景是2016年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中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今年以来，“宁组合”成为投资热词。
“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年初至今，“茅指数”下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
以上是嘉实基金理事总经理姚志鹏，在8月12日以《宁组合VS茅指数——激辩下一个投资风口》为主题的2021年嘉实基金秋季投资策略峰会线上的精彩观点，价值线研究院进行了整理，主要内容如下：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2006-2007年的特点是资源为王，是中国经济引领全球共振向上的时代。当时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向上过程中资源的稀缺性。那时候，资源是最重要的王者，有色金属指数的涨幅超过了11倍，龙头资源股涨幅达到了18到25倍，平均涨了20倍。
再看2013-2015年。这一轮行情的背景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三年里，创业板的最高涨幅接近6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TMT龙头企业涨幅也是20倍。
现在来看2016-2020年。这五年市场的特征就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这两个行业。背景是2015年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低速阶段，随着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整个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所以，我们看到了茅指数的登场，在过去五年里，沪深300只涨了1.67倍，但茅指数却涨了接近10倍，当时消费领域的头部公司涨幅更是超过了30倍。
那么，今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相信大家今年都听到了一个很热门的词：“宁组合”。这几个月以来，宁组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年初至今，茅指数还是有所下跌的，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也就是说，“茅指数”和“宁组合”已经开始分化。过去每一个年代的伟大投资机会都是时代的缩影，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也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
市场决定内循环基础仍然雄厚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城镇化和全球分工实现的，背景是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是一个典型的低要素成本社会。但是到了今天，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逐渐要过去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趋势性改变，转向了一个老龄化的结构。曾几何时，在深圳，手机组装工人一个月赚2000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工资，现在即使去中西部省份，也要五六千才能招到一个工人，在深圳就更困难了。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抬升。随着中国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成本也在上升。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因而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
生育意愿下降叠加成本上升，中国依靠低要素成本占领低端产业份额的红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中国也不用悲观。
因为我们内需市场足够大。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92年小平南巡的时候，中国的社零总额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社零总额与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中国人均GDP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当中国人均GDP往上走的时候，中国的内需市场还会大踏步的往前走。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城镇化、全球化带动下，已经诞生了很多传统经济的老牌龙头企业。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演进，内循环的基础仍然是非常雄厚的。
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到了最关键时刻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全社会努力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高附加值产业，也就是代表中国国运的行业，现在是发展的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其实一直在减少对高附加值工业品的依赖。最早，我们进口机械装备，出口原材料。但是现在来看，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是在减少的，未来低附加值的出口空间将进一步收窄。现在中国发展的任务，是怎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世界最领先的水平。前半程我们靠的是低要素成本红利，会有很多资本进入中国投资，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到了现在，和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有关键差距的时候，前面是没有老师的，有老师也不愿意教。这个阶段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就是怎样靠自己把新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追赶全球领先经济体的必然，决定了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高度。
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端产业有了一些集群效应，但是我们目前在很多高端产业里还是有很大的不足需要去补。这样才能在我国不再有低要素成本红利优势的时候，把国内的经济附加值提上去。
疫情之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动作，供应链的安全性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二三十年经济发展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产业链是互相依存，所以各个环节产业链之间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接下来，要提高我们的自主可控。我们要在进口表里做文章，看哪些还面临进口压力，有供应链风险的，这是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主可控的必然选择。
近期很多大的政策思路，包括对房地产的调节，对药价的控制，这些政策思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有大量的高端产业亟待突破，未来十年，我们需要突破以芯片为代表的一批高端产业的门槛。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压低要素成本，让低附加值的红利延续，从而为向上突破争取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制度都是为了压低要素成本的。
但是，从中期国际环境和国内趋势来看，要素成本上升还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延长红利，但我们不能拒绝要素成本的上升。所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力成本的质量，突破核心竞争力和硬科技领域，是这个时代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如何避免中产阶级陷阱？
要靠“卡脖子”行业和“国家名片”的突破
这个时代发展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理解的“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高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卡脖子”行业不仅仅是芯片领域，还包括：粮食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国家发展中需要进口的关键科技、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甚至是关键装备。
中国要有内循环能力，未来要有自己的一套供应链，包括半导体、农业、军工；出口表里更多体现的是我们的国家实力。
我们是开放国家，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我们自成一体，中国就崛起了。如果你只解决了能用的问题，你还不能成为世界顶级经济体，我们一定要有国家名片。
国家名片有哪些？我们历史上的国家名片包括高铁、光伏、风电等。国家名片的意义是在大国竞争中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行业。
从石油争夺、地区利益争夺都能看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有一些关键要素的。典型的是能源效率间的竞争。这背后就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型制造。
只有解决了国家名片和“卡脖子”这两个关键环节，中国才有可能最后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每一个投资都有时代的背景，我们这个时代就要选择这些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宁组合”只是一个称呼，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时代发展的内涵在哪里。
如何发掘这些核心资产？投资只是一个概率游戏，你要考虑失败的可能性，以及要珍惜每一次对的机会。
一定要在大级别产业趋势之中做投资，大水有大鱼，同时兼具较强持续性的竞争力的公司，容易形成大级别的长期机会。
大级别的变化，
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在万亿市值内具有广泛效应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崛起背后就是智能手机产业链，从iPhone诞生，到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苹果手机每年有2亿部手机的销售额，这是一个16万亿的市场，所以才有了苹果130倍的涨幅，这个过程中还有不断的产品迭代更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级别社会思潮的变化，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举例而言，全家都在用苹果手机的家庭，用的车子至少在25万以上。大部分人手机的更换频率是两年一换，5年用到手机的消费大概在5-7万元左右，而汽车是25万以上甚至是30-50万级别的消费。所以在过去15年海外股市涨幅榜里，第一是奈飞，但奈飞体量不大；第二是苹果；第三是特斯拉。
借助时代的选择，
寻找高景气度赛道
景气度非常重要，我们说从周期中获益，就是要借助时代的选择，和行业景气度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比如电动汽车的出现，在2014-2016年，就成为公认的最有前景的产品。但从2016年到去年中期，行业经历了4年的下行期，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取得让人满意的价值回报。
但是从去年开始，随着行业在欧洲、在中国陆续进入到景气度上行的状态中，我们看到这些电动车头部企业、电动电池头部企业，在2年不到的时间里涨幅超过7倍。
当你选择了趋势向上的景气度，找到了战略向上的行业，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找到这中间的“头马”。
“宁组合”不是指某个行业，而是在这类资产中找最优秀的公司。一个行业中优秀的公司和平庸的公司的差异是惊人的。
寻找优秀企业家
当然，好的商业模式也很重要，但是商业模式并不是唯一，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创新创造。即使是一个好的行业，过了3-5年，如果管理者不行，可能也做不好。特别是在新兴行业，人很重要。优秀企业家在穿越时代的决策，以及在各种路线之间妥协，在各种设备、资金使用、技术路线之间的妥协，都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企业家的评估没有诀窍。但我们看，头部的企业家大多是地方上的精英，年龄在50-60岁，而机构投资者的平均年龄在35-36岁，准确评估这些企业家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密集调研和持续跟踪观察，在实践中去发现优秀的企业家。
价值线
值得敬佩的失败
同为1988年生人的马龙和奥恰洛夫，以传统观念来看都已过身体的巅峰状态，却在半决赛以巅峰之姿贡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全程指导的德国男队主教练罗斯科夫感叹“很少有比这更好的比赛了，从第一局到最后一局，真是太刺激了。”紧张观战的刘国梁直呼“脑梗都打出来了”。德国媒体sport.de评价“这是奥恰洛夫职业生涯中最好、最令人难忘的一场比赛”，并用“有史以来最好的失败”作为报道标题。
七局苦战，全程81分钟。“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疯狂的比赛”，罗斯科夫说。第一局奥恰洛夫就和马龙打出11比13。连输两局后，奥恰又扳回两局。三比三平局后，决胜局他两次扛住赛点，在7比10的情况下，连夺两分，揪住所有观众的心。最后一球，扣人心弦。在两人长达8秒的你来我往后，马龙赢了。
事实证明当你的对手足够强大时，扛住两个赛点都是不够的。奥恰抓住了两次阻挡马龙进决赛的机会，但是没有扛住第三次。
在这场比赛里，还有一个细节。两人都在打出擦边球后举手示意，为幸运球得分向对方表示歉意。这个不是硬性规定，双方都展现了默契与信任。
“虽然自己之前赢过很多次奥恰，但我依然每一次对垒他都会去全力以赴，做迎接困难的准备，今天比赛确实也是跟自己想象一样”，马龙赛后采访时说道。他同时表示，去年年初德国公开赛对垒奥恰洛夫时，他就在接发球上感到难受，这场比赛他也在这点上感到有些被动。谈及应对方法，马龙表示：“也没怎么做，坚定信念，一分一分打。”
“和他的这场比赛在我在脑海里已经想象很久了。我输给了他很多次，但是我很高兴能再次和他交手”，赛前采访时奥恰说道，“我坚定能够胜利的信念，梦想着金牌。”
赛前大众或许会把看点放在奥恰能否有机会克服“恐龙症”、马龙能否实现19连胜。但是认真看完比赛的观众都会感叹，永远不要低估老将的雄心。屡战屡败的奥恰有着巨大的不服输的能量，马龙维持不败战绩也远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2016年德国公开赛后，马龙就非常认真地说过：“如果总是赢，也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压力，我只能更加刻苦地训练。”
“他赢不了我”，马龙在此次半决赛比赛结束时吼道。“我很想赢他”，这是奥恰赛前的信念。但胜负是为了让全力以赴有落脚点，他们拼尽全力的姿态才是乒乓赛场上流动的美。
“我差点击败世界上最好的乒乓球手。”
奥恰在赛后的采访时说道，这是他最接近胜马龙的一次。“我很遗憾我没有抓住这次机会，但是我很好地完成了我的比赛，我有让世界上最好的球手处于失败的边缘。”
在19次交锋中，这是奥恰第二次和马龙打到第七局决胜局。另外一次是他们的首次单打对阵。当时两个初生牛犊的年轻小伙，分获丹麦站男单金银牌。
2009年丹麦乒乓球公开赛：马龙vs奥恰洛夫
在后来的对阵中，除了此次半决赛，奥恰胜两局的情况都非常少见。在19次比拼中，他还有7次比赛得了零分，一局未胜。
不久前的2020威海世界杯半决赛，奥恰第18次输给马龙，比分是1比4。当时他曾对自己感到恼火，原因不是输给马龙，而是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
“我很遗憾我没能和马龙打出我最好的乒乓球水平”，世界杯赛后的奥恰说道。不过，12年里，这句话奥恰不止说过一次。大概是因为“恐龙症”吧。
奥恰和波尔并称“欧洲双雄”，是最快拿到“欧满贯”的选手，还曾短暂地登顶过世界排名第一。除了本届奥运，他还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拿过铜牌。他曾打败过张继科、樊振东和许昕，但面对马龙不仅保持着零胜率，偶尔还会出现状态疲软。
奥运会是所有乒乓球员最珍惜的国际比赛。幸运地是，这次奥恰在面对马龙中发挥出了最佳状态。
事实上，在奥运舞台上，半决赛打到决胜局是比较少见的。奥恰在半决赛和铜牌赛中，都和对手打到第七局，铜牌赛扛住四个赛点获胜。马龙在赛后采访时就评价道：“无论是两场半决赛，还是三四名争夺战，包括最后的决赛，都很精彩。这届赛事可能是最近几届奥运会，最精彩的一届。”
“非常想赢一次马龙”，这是奥恰多年的梦想。随着两位选手年龄的增长，在赛场上遇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这次差一点赢了马龙，差一点离金牌更近，自然是奥恰莫大的遗憾。但拥有了一场这么精彩的对决，对这位老将来说也是一种安慰。“这是我打得最好的比赛之一，我拼尽了全力。” 奥恰说。
两位同年出生的乒乓球手，职业生涯路径基本是重叠的，可以称得上是从新手“打”成老手。从国内赛到巡回赛，再到打进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世界杯，登上奥运舞台，这两人的每一步，都走得同样扎实而艰苦。
12年里每次输给马龙后，奥恰都会夸赞一番对手。
“在我眼里他是世界上最棒的乒乓球手”，2014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中输给马龙的奥恰说：“我又输给了马龙，但比分一直咬得很紧……马龙在局点时刻的发挥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
两年后2016年的卡塔尔公开赛，在第14次输给马龙时，奥恰的评价有了变化。在他心里，马龙已经不止是世界上最棒的乒乓球手，而是“他真的是无所不能”、“他是从外星来的”。
相比起其他中国选手，奥恰对马龙有着格外独特的情感：“马龙、樊振东、许昕都是了不起的选手，但我还是认为马龙是最好的。”他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为马龙加油，在马龙赢下比赛后为他欢呼：“创造了神话，祝贺我的朋友马龙！”
对手是成就彼此的另一只手。“狂虐”奥恰12年的马龙，让前者越挫越勇，而奥恰对胜利的渴望也激励着马龙。
“奥恰洛夫是除了中国队，所有外国队里最努力、对胜利最渴望的一名运动员。不管你赢他多少次，他都会想办法在下一次的比赛中去战胜你。我们两个从小一起打球长大，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马龙在夺得东京奥运男单金牌后的采访中说道。
在此前的比赛中，马龙也经常肯定奥恰的努力：“奥恰是老对手，他始终在进步”、 “无论他落后多少，多么被动，都是一分一分咬。每次比赛都有新的技战术。”
就像福原爱说的：“不是乒乓球里有人生，而是人生里有乒乓球。”两人多年的交锋也打出了深厚的友情。赛场上是全力以赴的好对手，赛场下则是一起自拍和打台球的好朋友。“我们平时关系都非常好，奥恰洛夫之前来过中国很多次，大家平时都会有很多沟通”，马龙在赛后采访时说。
场上每分每秒的竞争和场下经年累月的训练，让比赛结果拥有了点燃情绪的力量。但其实过程更让人热血澎湃，两位老对手的情谊和奖牌一样珍贵。
来源于看世界杂志 ，作者汤兴
同为1988年生人的马龙和奥恰洛夫，以传统观念来看都已过身体的巅峰状态，却在半决赛以巅峰之姿贡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全程指导的德国男队主教练罗斯科夫感叹“很少有比这更好的比赛了，从第一局到最后一局，真是太刺激了。”紧张观战的刘国梁直呼“脑梗都打出来了”。德国媒体sport.de评价“这是奥恰洛夫职业生涯中最好、最令人难忘的一场比赛”，并用“有史以来最好的失败”作为报道标题。
七局苦战，全程81分钟。“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疯狂的比赛”，罗斯科夫说。第一局奥恰洛夫就和马龙打出11比13。连输两局后，奥恰又扳回两局。三比三平局后，决胜局他两次扛住赛点，在7比10的情况下，连夺两分，揪住所有观众的心。最后一球，扣人心弦。在两人长达8秒的你来我往后，马龙赢了。
事实证明当你的对手足够强大时，扛住两个赛点都是不够的。奥恰抓住了两次阻挡马龙进决赛的机会，但是没有扛住第三次。
在这场比赛里，还有一个细节。两人都在打出擦边球后举手示意，为幸运球得分向对方表示歉意。这个不是硬性规定，双方都展现了默契与信任。
“虽然自己之前赢过很多次奥恰，但我依然每一次对垒他都会去全力以赴，做迎接困难的准备，今天比赛确实也是跟自己想象一样”，马龙赛后采访时说道。他同时表示，去年年初德国公开赛对垒奥恰洛夫时，他就在接发球上感到难受，这场比赛他也在这点上感到有些被动。谈及应对方法，马龙表示：“也没怎么做，坚定信念，一分一分打。”
“和他的这场比赛在我在脑海里已经想象很久了。我输给了他很多次，但是我很高兴能再次和他交手”，赛前采访时奥恰说道，“我坚定能够胜利的信念，梦想着金牌。”
赛前大众或许会把看点放在奥恰能否有机会克服“恐龙症”、马龙能否实现19连胜。但是认真看完比赛的观众都会感叹，永远不要低估老将的雄心。屡战屡败的奥恰有着巨大的不服输的能量，马龙维持不败战绩也远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2016年德国公开赛后，马龙就非常认真地说过：“如果总是赢，也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压力，我只能更加刻苦地训练。”
“他赢不了我”，马龙在此次半决赛比赛结束时吼道。“我很想赢他”，这是奥恰赛前的信念。但胜负是为了让全力以赴有落脚点，他们拼尽全力的姿态才是乒乓赛场上流动的美。
“我差点击败世界上最好的乒乓球手。”
奥恰在赛后的采访时说道，这是他最接近胜马龙的一次。“我很遗憾我没有抓住这次机会，但是我很好地完成了我的比赛，我有让世界上最好的球手处于失败的边缘。”
在19次交锋中，这是奥恰第二次和马龙打到第七局决胜局。另外一次是他们的首次单打对阵。当时两个初生牛犊的年轻小伙，分获丹麦站男单金银牌。
2009年丹麦乒乓球公开赛：马龙vs奥恰洛夫
在后来的对阵中，除了此次半决赛，奥恰胜两局的情况都非常少见。在19次比拼中，他还有7次比赛得了零分，一局未胜。
不久前的2020威海世界杯半决赛，奥恰第18次输给马龙，比分是1比4。当时他曾对自己感到恼火，原因不是输给马龙，而是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
“我很遗憾我没能和马龙打出我最好的乒乓球水平”，世界杯赛后的奥恰说道。不过，12年里，这句话奥恰不止说过一次。大概是因为“恐龙症”吧。
奥恰和波尔并称“欧洲双雄”，是最快拿到“欧满贯”的选手，还曾短暂地登顶过世界排名第一。除了本届奥运，他还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拿过铜牌。他曾打败过张继科、樊振东和许昕，但面对马龙不仅保持着零胜率，偶尔还会出现状态疲软。
奥运会是所有乒乓球员最珍惜的国际比赛。幸运地是，这次奥恰在面对马龙中发挥出了最佳状态。
事实上，在奥运舞台上，半决赛打到决胜局是比较少见的。奥恰在半决赛和铜牌赛中，都和对手打到第七局，铜牌赛扛住四个赛点获胜。马龙在赛后采访时就评价道：“无论是两场半决赛，还是三四名争夺战，包括最后的决赛，都很精彩。这届赛事可能是最近几届奥运会，最精彩的一届。”
“非常想赢一次马龙”，这是奥恰多年的梦想。随着两位选手年龄的增长，在赛场上遇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这次差一点赢了马龙，差一点离金牌更近，自然是奥恰莫大的遗憾。但拥有了一场这么精彩的对决，对这位老将来说也是一种安慰。“这是我打得最好的比赛之一，我拼尽了全力。” 奥恰说。
两位同年出生的乒乓球手，职业生涯路径基本是重叠的，可以称得上是从新手“打”成老手。从国内赛到巡回赛，再到打进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世界杯，登上奥运舞台，这两人的每一步，都走得同样扎实而艰苦。
12年里每次输给马龙后，奥恰都会夸赞一番对手。
“在我眼里他是世界上最棒的乒乓球手”，2014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中输给马龙的奥恰说：“我又输给了马龙，但比分一直咬得很紧……马龙在局点时刻的发挥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
两年后2016年的卡塔尔公开赛，在第14次输给马龙时，奥恰的评价有了变化。在他心里，马龙已经不止是世界上最棒的乒乓球手，而是“他真的是无所不能”、“他是从外星来的”。
相比起其他中国选手，奥恰对马龙有着格外独特的情感：“马龙、樊振东、许昕都是了不起的选手，但我还是认为马龙是最好的。”他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为马龙加油，在马龙赢下比赛后为他欢呼：“创造了神话，祝贺我的朋友马龙！”
对手是成就彼此的另一只手。“狂虐”奥恰12年的马龙，让前者越挫越勇，而奥恰对胜利的渴望也激励着马龙。
“奥恰洛夫是除了中国队，所有外国队里最努力、对胜利最渴望的一名运动员。不管你赢他多少次，他都会想办法在下一次的比赛中去战胜你。我们两个从小一起打球长大，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马龙在夺得东京奥运男单金牌后的采访中说道。
在此前的比赛中，马龙也经常肯定奥恰的努力：“奥恰是老对手，他始终在进步”、 “无论他落后多少，多么被动，都是一分一分咬。每次比赛都有新的技战术。”
就像福原爱说的：“不是乒乓球里有人生，而是人生里有乒乓球。”两人多年的交锋也打出了深厚的友情。赛场上是全力以赴的好对手，赛场下则是一起自拍和打台球的好朋友。“我们平时关系都非常好，奥恰洛夫之前来过中国很多次，大家平时都会有很多沟通”，马龙在赛后采访时说。
场上每分每秒的竞争和场下经年累月的训练，让比赛结果拥有了点燃情绪的力量。但其实过程更让人热血澎湃，两位老对手的情谊和奖牌一样珍贵。
来源于看世界杂志 ，作者汤兴
【多个实锤证明新冠病毒来源自然 驳斥“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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