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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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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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为了做大众占卜视频
收集了大量问题
大部分都是问感情（[允悲]就没有一个人问近期的财运如何 真的是 不能对钱积极点吗？？？？ ）
除了我自己想做的财运视频（这是重点！！[可爱]
其他要不
“下一任对象、桃花、正缘……”
“未来的他给你写的情书”
我为了描述男性说的好听，还特地翻了以前高中收集描写帅哥的词语、短句
要命，情书我想了三天，怎么写啊？开头我都想不出来，这比背单词还难啊，还不能在网上抄，这还得看塔罗猜着写，太为难人了，给人造梦真不容易……
。
。
昨天和今天特地抽了几组塔罗
发现大众的牌都这么臭的吗
只有一组结果特别好 其他几组 非常惨烈
本来答应说好的给人做的造梦视频
我怕我讲解完发了被喷
要命
。
要不是有 三方关系，婚内出轨，要不就是有毒相爱相杀……
[允悲]
就一组和和美美，不过过程貌似挺血腥猜忌。
做了三组，录了两天想想不上传了
要命
。
等看看哪天黄道吉日再抽得了
。
决定了，第一期塔罗视频。
还是 做自己最想做的！！！！！
财运！事业！学业这类视频
金砖[哈哈]快来！
[馋嘴][馋嘴][馋嘴]
等支架到了，以后满足自己的私欲一定要录
每月财运，每季度财运，每年财运
财务需要注意的地方、什么意外之财，这类的
呜呜呜！！！超喜欢
记下记下
睡觉睡觉
今夜，金砖我来了[亲亲][亲亲][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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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片长100故事②」片长制度落地长安：城市管理“化整为零”，扎根一线服务群众】“阿姨，您这个餐车不能摆在路边，可以去指定的区域摆摊”，“您好，您店外面的横幅不能这样挂，可以换一种方式”，对长安城管分局西片区片长刘向瑛来说，以上的对话是他的工作日常。在长安城管分局正式推行双片长制之后，刘向瑛和市民群众们打成一片，在走街串巷、嘘寒问暖中就完成了日常的巡查、整治工作，真正做到了深入基层，打通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3月，长安城管分局正式推行双片长制，全镇划分为6个片区，12名片长扎根一线开展工作，面对面为群众提供服务，一对一解决市民投诉，真正做到了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实现了城市管理从“重后端执法”到“重前段管理”的转变。
推行双片长制，城市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
数年前，长安城管分局就已经意识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并开始探索城管执法的新路径。据长安城管分局副局长黄伟介绍，早在2016年8月，长安城管分局就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施片区制网格化执法模式，将长安镇13个社区划分设置为6个片区，每个片区设置一个城管执法队，由分局执法人员任队长、相关社区干部任副队长，成员包含分局执法人员3至5名以及社区综合管理人员若干名，包干负责辖区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
2020年3月，长安城管分局顺利完成城管分局与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合署办公，并在前期网格化执法的基础上，全面实施了“分片区管理、网格化执法”的城管执法双片长制，每个片区结合职能分工，分别下设了综合执法组和综合管理组，每个片区分别由1名执法经验和管理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全职担任片长、副片长，并平均配备约20名城管人员，负责履行区域内各项城管工作职能。
与此同时，长安城管分局还建立了与社区的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相互汇报、交流、探讨工作，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通过实施双片长制，建立起了镇、社区、村“三位一体、责任明确、快速处理”的管控机制，充分调动社区城管队伍主动性，加强了分局与社区的工作衔接，推进一线城管执法人员更加贴近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工作机制从单兵作战到联合作战转变，工作方式由被动执法到主动管理转变，进一步延伸了前段管理途径，提升了城管执法成。
两站建设，打造社区群众的“城市港湾”
据黄伟介绍，按照市局城管“面对面，一对一”片长制框架要求，长安城管分局计划总投资超过2300万，在全镇建设18座城市管理驿站、5座城市管理社区工作站，总建筑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目前已建成城管驿站6座，城管社区工作站3处，并已在37座垃圾中转站、83所公厕共安装并激活了120个城市服务码，市民群众可以通过扫码反馈问题，片长及时跟进处置，让各类问题得以更加便捷、高效的解决。
在长安镇的厦岗社区，坐落着一座三层楼高、蓝白相间的建筑，这是长安城管分局近期新建成的星级城市管理驿站（编号：CA007，厦岗站），该驿站与城管社区工作站合并建设，共有3层，第一层分为党建宣传区、休息阅览区和应急储备仓库，第二层为指挥中心、会议室和人员办公室，第三层为城市管理社区工作站，设有办事窗口、调解室和片长办公室等。
隆叔是一名在厦岗社区工作的环卫工人，记者走进驿站时，他正在休息区边玩手机边纳凉。对于像隆叔一样的环卫工人来说，城市驿站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休息环境。隆叔指了指身后的书架，笑着说：“这个驿站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渴了有水喝，想看书可以看书，还可以给手机充电。”对于城管片长制度，隆叔也表示了赞同，“我们做环卫工作，哪里没做到位，他们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像他们反映。”当时正值午后，看着窗外的烈日，隆叔不无感慨：“以前中午我们只能在树底下乘凉，现在可以在室内吹空调，这驿站实实在在地帮到了我们。”
城市驿站为隆叔生活带来的改变是两站建设便民利民的一个缩影，目前该驿站已成为市民群众，城管队员在厦岗社区的“根据地”、“联络处”。市民群众除了可以在城市管理驿站休息外，还可以与城管片长进行“面对面，一对一”联系。在后续建设中，城管服务驿站还继续添加各项便民设施设备，并在城管社区工作站中设立如共享单车管理系统、智慧政企管理系统，数字城管系统，长安天眼系统等科技项目，让城管执法工作智慧化，信息化，打破时间和空间领域界限，缩短执法距离，让更多的时间用在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中，切切实实服务群众。
扎根基层，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在实行片长制前，长安城管分局的一线执法人员上班需要先到分局再到社区，通勤时间过长，同时离社区一线太远，不能及时了解最新变化。城管驿站、工作站投入使用后，执法人员可以直接到社区工作站上班。各片长每天穿梭在社区的大街小巷、走村入户，面对面贴近群众、商户、业主、企业、商贩、第三方等，一对一负责城市管理的各类设施、场所、区域等，主动引导，深入宣传，贴心交流，细致服务，营造和谐氛围，及时发现和解决城市管理问题，有效提升了城管执法工作效率。长安镇西片区副片长詹锐对此感触颇深：“从前我们离群众太远，很多问题都没法及时了解，现在我们就扎根在一线，对各种情况都多了了解，工作更主动了。”
长安城管分局西片区片长刘向瑛提醒商户装修注意安全
对于长安镇西片区片长刘向瑛来说，他感受到最大的变化则是市民群众对于城管执法的态度转变。刘向瑛说，从前群众对于城管的执法抗拒情绪较强，总认为城管暂扣物品是谋求私利，而自实施双片长制以来，执法人员们全部下沉一线，与市民群众成为朋友，将拉家常成为了日常，了解群众的所想所盼和生产生活需求，解决群众看得到、摸得着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刘向瑛介绍，近段时间厦岗社区附近有5个摊贩，总是在城管下班时间外出摆摊，给附近居民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城管队员执法时依法暂扣了他们的餐车，“一开始他们的反应很大，但城管队员始终耐心地进行劝导，后来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刘向瑛说。这些摊贩认识到城市秩序的重要性后，积极配合城管工作，刘向瑛笑着说：“他们现在很配合我们，最近还过来咨询有没有固定的摆卖点。”刘向瑛认为，市民群众都很朴实，并不是不明理，不通情，只要管理工作做在前、用心服务做在前、防范措施做在前，一定能够在群众中树立新时代的良好城管形象，给群众一个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今年3月，长安城管分局正式推行双片长制，全镇划分为6个片区，12名片长扎根一线开展工作，面对面为群众提供服务，一对一解决市民投诉，真正做到了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实现了城市管理从“重后端执法”到“重前段管理”的转变。
推行双片长制，城市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
数年前，长安城管分局就已经意识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并开始探索城管执法的新路径。据长安城管分局副局长黄伟介绍，早在2016年8月，长安城管分局就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施片区制网格化执法模式，将长安镇13个社区划分设置为6个片区，每个片区设置一个城管执法队，由分局执法人员任队长、相关社区干部任副队长，成员包含分局执法人员3至5名以及社区综合管理人员若干名，包干负责辖区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
2020年3月，长安城管分局顺利完成城管分局与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合署办公，并在前期网格化执法的基础上，全面实施了“分片区管理、网格化执法”的城管执法双片长制，每个片区结合职能分工，分别下设了综合执法组和综合管理组，每个片区分别由1名执法经验和管理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全职担任片长、副片长，并平均配备约20名城管人员，负责履行区域内各项城管工作职能。
与此同时，长安城管分局还建立了与社区的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相互汇报、交流、探讨工作，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通过实施双片长制，建立起了镇、社区、村“三位一体、责任明确、快速处理”的管控机制，充分调动社区城管队伍主动性，加强了分局与社区的工作衔接，推进一线城管执法人员更加贴近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工作机制从单兵作战到联合作战转变，工作方式由被动执法到主动管理转变，进一步延伸了前段管理途径，提升了城管执法成。
两站建设，打造社区群众的“城市港湾”
据黄伟介绍，按照市局城管“面对面，一对一”片长制框架要求，长安城管分局计划总投资超过2300万，在全镇建设18座城市管理驿站、5座城市管理社区工作站，总建筑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目前已建成城管驿站6座，城管社区工作站3处，并已在37座垃圾中转站、83所公厕共安装并激活了120个城市服务码，市民群众可以通过扫码反馈问题，片长及时跟进处置，让各类问题得以更加便捷、高效的解决。
在长安镇的厦岗社区，坐落着一座三层楼高、蓝白相间的建筑，这是长安城管分局近期新建成的星级城市管理驿站（编号：CA007，厦岗站），该驿站与城管社区工作站合并建设，共有3层，第一层分为党建宣传区、休息阅览区和应急储备仓库，第二层为指挥中心、会议室和人员办公室，第三层为城市管理社区工作站，设有办事窗口、调解室和片长办公室等。
隆叔是一名在厦岗社区工作的环卫工人，记者走进驿站时，他正在休息区边玩手机边纳凉。对于像隆叔一样的环卫工人来说，城市驿站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休息环境。隆叔指了指身后的书架，笑着说：“这个驿站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渴了有水喝，想看书可以看书，还可以给手机充电。”对于城管片长制度，隆叔也表示了赞同，“我们做环卫工作，哪里没做到位，他们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像他们反映。”当时正值午后，看着窗外的烈日，隆叔不无感慨：“以前中午我们只能在树底下乘凉，现在可以在室内吹空调，这驿站实实在在地帮到了我们。”
城市驿站为隆叔生活带来的改变是两站建设便民利民的一个缩影，目前该驿站已成为市民群众，城管队员在厦岗社区的“根据地”、“联络处”。市民群众除了可以在城市管理驿站休息外，还可以与城管片长进行“面对面，一对一”联系。在后续建设中，城管服务驿站还继续添加各项便民设施设备，并在城管社区工作站中设立如共享单车管理系统、智慧政企管理系统，数字城管系统，长安天眼系统等科技项目，让城管执法工作智慧化，信息化，打破时间和空间领域界限，缩短执法距离，让更多的时间用在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中，切切实实服务群众。
扎根基层，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在实行片长制前，长安城管分局的一线执法人员上班需要先到分局再到社区，通勤时间过长，同时离社区一线太远，不能及时了解最新变化。城管驿站、工作站投入使用后，执法人员可以直接到社区工作站上班。各片长每天穿梭在社区的大街小巷、走村入户，面对面贴近群众、商户、业主、企业、商贩、第三方等，一对一负责城市管理的各类设施、场所、区域等，主动引导，深入宣传，贴心交流，细致服务，营造和谐氛围，及时发现和解决城市管理问题，有效提升了城管执法工作效率。长安镇西片区副片长詹锐对此感触颇深：“从前我们离群众太远，很多问题都没法及时了解，现在我们就扎根在一线，对各种情况都多了了解，工作更主动了。”
长安城管分局西片区片长刘向瑛提醒商户装修注意安全
对于长安镇西片区片长刘向瑛来说，他感受到最大的变化则是市民群众对于城管执法的态度转变。刘向瑛说，从前群众对于城管的执法抗拒情绪较强，总认为城管暂扣物品是谋求私利，而自实施双片长制以来，执法人员们全部下沉一线，与市民群众成为朋友，将拉家常成为了日常，了解群众的所想所盼和生产生活需求，解决群众看得到、摸得着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刘向瑛介绍，近段时间厦岗社区附近有5个摊贩，总是在城管下班时间外出摆摊，给附近居民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城管队员执法时依法暂扣了他们的餐车，“一开始他们的反应很大，但城管队员始终耐心地进行劝导，后来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刘向瑛说。这些摊贩认识到城市秩序的重要性后，积极配合城管工作，刘向瑛笑着说：“他们现在很配合我们，最近还过来咨询有没有固定的摆卖点。”刘向瑛认为，市民群众都很朴实，并不是不明理，不通情，只要管理工作做在前、用心服务做在前、防范措施做在前，一定能够在群众中树立新时代的良好城管形象，给群众一个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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