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见闻】
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
——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见闻

台风“烟花”经过后,浙江各地百姓的生活陆续恢复正常,往日的生机与活力又回来了。7月27日,杭州淳安的旅游景点恢复开放,民宿老板们忙着招待客人;东阳市横店影视城重新热闹起来,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

如今的浙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越来越多的群众富裕起来,人民生活多姿多彩,到处充满温暖。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了浙江新的使命。

“浙江有这个基础和优势。”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王景新说,在全国范围内,浙江的城乡差距、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这几年,浙江很多地方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也非常高了。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指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也是浙江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要勇扛使命、勇闯新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示范,开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境界。

“这年头,日子好着呢”
先富带后富,缩小“三大差距”

夏日的夜晚,横店影视城广州街上人流涌动、灯火辉煌、热闹异常。

各剧组的成员们“挑灯”拍摄不同场景的镜头,武打、歌舞等演出吸引着各地游客驻足观赏、热情参与,一家餐厅的老板娘俞香向客人讲述着横店的故事,三五成群的“横漂”群众演员在拍戏之余坐在一起谈天说地……

听着打闹声、嘶鸣声,记者来到一个正在拍摄古装剧的片场,大量“骑兵”呼啸而过。“这是谁养的马呀?”有人问。很快,人群中走出一个中年人,他说:“马是我的。”

这人叫史清学,是横店的“车马道具大王”。早在1998年,史清学就从河南来到了横店,刚开始他只有两匹马,还给人抬过花轿。现在他已有100多匹马、约300辆老爷车,雇了六七十名员工。

当了老板、富起来后,史清学没有忘记他的河南老乡。在他的带动下,2000多位河南人也来到横店,有的在剧组干杂活,有的做起道具、摄影等生意,先后走上了致富路。“这些年,横店变化很大,刚来的时候,感觉横店还不如我们老家,没想到现在能发展这么好。”史清学说。

如今,横店影视产业不断壮大,既为“横漂”创造了追梦的机会,也带动了当地旅游等产业发展,让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横店镇良渡石水吉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宿村。

“我们村目前有270人、87户,从事民宿行业的有78户,民宿客房总量达732间。”石水吉村村干部王男说,近年来,村子大力发展民宿及配套产业,老百姓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高质量就业,收入也大幅增长。

石水吉村村民厉女士的儿媳妇在家开民宿已有七八年了,她家的民宿有15个标间,现在是旺季,有不少客人入住。“我今年65岁,就喜欢和几个老邻居在家门口吹着电风扇聊天,这年头,日子好着呢。”厉女士说。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正如东阳市委常委、横店镇党委书记郭锦明所说,横店镇坚持“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的理念,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不只是横店,在整个浙江,高质量发展、先富带后富正在让更多群众实现增收致富,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大差距”持续缩小。

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998元,同比名义增长14.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294元,同比名义增长1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357元,同比名义增长15.8%;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78。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

袁家军表示,要形成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新机制。推动政策、规则和制度重塑,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更好发挥社会、企业、个人作用,增添持续缩小“三大差距”的新动力,形成全域一体、全面提升、全民富裕的均衡图景。

不吃“大锅饭”不“养懒汉”
鼓励创新创业,提高发展质量

7月13日下午,位于浙江湖州吴兴区的织里镇,一场童装走秀表演引得观众拍手称赞,简约、炫酷等风格各异的童装大放异彩。

历史上,织里镇就因纺织业兴盛而得名,史料中有“遍闻机杼声”的记载。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织里人靠着纺织、刺绣等老手艺,生产床垫、枕套等来维持生计。后来,他们发现边角料可以用来做童装,于是有人开始生产并卖起了童装,织里也诞生了专门生产童装的小作坊。

经过多年发展,织里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分工协作最紧密的童装产业集群,赢得了“时装看巴黎,童装看织里”的美誉。

织里一家童装企业的董事长柯文化告诉记者,他的公司没有一条生产线,通过生产外包,把精力集中在品牌营销和产品设计上。目前,其连锁品牌门店已有1400多家,累计提供社会岗位近6000余个。

“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愿意让利给员工、门店,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柯文化说。

创新,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密码,也是织里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强劲动力。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委常委、织里镇党委书记杨治介绍,目前,织里镇有童装企业1.4万家,年产各类童装14.5亿件(套)。

如今,织里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在外读书的大学生毕业后也纷纷回到家乡,利用所学创新创业。

沈钻专就是这样一名大学生。2018年,沈钻专从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管理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织里搞起了现代农业。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他开始与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团队进行技术合作,开发高原农产品平原种植化技术,并承包了当地500亩土地,种植高原菌菇、灵芝等作物。

几年下来,他们研发的技术日渐成熟,高原作物产量不断增加,吸引了当地及周边900多位农户参与进来,每位农户每年能赚五六万元。“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也有乡土情结,希望能回馈家乡,帮助更多农民发家致富。”沈钻专说。

放眼浙江,创新创业如火如荼,各地都在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467亿元,同比增长20.8%;高端装备、战略性新兴、高新技术等产业发展迅猛。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养懒汉’,要鼓励全体人民辛勤劳动、创新创业实现致富增收。”浙江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孟刚说,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离开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将成为“无源之水”。

“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像我们小的时候,家里是要养猪的,鸡、鸭都要养的,还要种田,那就是实打实的农村,现在田也流转了,生活跟城里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了。”浙江嘉兴嘉善县大云镇缪家村村民支慧俊说。

支慧俊是90后,2013年从浙江万里学院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目前在村里的巧克力甜蜜小镇(歌斐颂)工厂店上班。她介绍,巧克力小镇吸引了大量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游客,给村民带来很多机会,有的村民建起农庄,有的做起民宿、餐饮,外来务工人员也多了起来。

“我家就有两套房子租给了客人,光租金收入一年就超过3万元,加上工资、土地流转金等收入,一年下来能赚30多万元。我奶奶现在70多岁,每月能领2500元的养老金,现在也不种毛豆了,和爷爷一起颐养天年。”支慧俊说。

缪家村党委书记陆荣杰告诉记者,如今,村里集体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少村民纷纷转型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产业工人,一些年轻人也回来了,村民的钱包越来越鼓。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5.1万元。此外,村里医疗卫生等条件也越来越好,来自杭州和上海的医疗专家每月会轮流在村里坐诊。

“现在,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了,相信缪家村的明天会更好。”68岁的缪家村村民缪瑞林说。

多年来,浙江持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能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2020年,浙江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79.47岁,比2015年提高1.25岁。

医疗如此,教育、养老等亦然。“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拉下。”王景新说。

日前印发的《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更高水平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如今,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幕已经拉开。袁家军表示,要凝聚奋进的力量,率先探索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路径,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共同富裕看浙里#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里行#

【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见闻】

台风“烟花”经过后,浙江各地百姓的生活陆续恢复正常,往日的生机与活力又回来了。7月27日,杭州淳安的旅游景点恢复开放,民宿老板们忙着招待客人;东阳市横店影视城重新热闹起来,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
如今的浙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越来越多的群众富裕起来,人民生活多姿多彩,到处充满温暖。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了浙江新的使命。

“浙江有这个基础和优势。”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王景新说,在全国范围内,浙江的城乡差距、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这几年,浙江很多地方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也非常高了。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指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也是浙江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要勇扛使命、勇闯新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示范,开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境界。

“这年头,日子好着呢”
先富带后富,缩小“三大差距”

夏日的夜晚,横店影视城广州街上人流涌动、灯火辉煌、热闹异常。

各剧组的成员们“挑灯”拍摄不同场景的镜头,武打、歌舞等演出吸引着各地游客驻足观赏、热情参与,一家餐厅的老板娘俞香向客人讲述着横店的故事,三五成群的“横漂”群众演员在拍戏之余坐在一起谈天说地……
听着打闹声、嘶鸣声,记者来到一个正在拍摄古装剧的片场,大量“骑兵”呼啸而过。“这是谁养的马呀?”有人问。很快,人群中走出一个中年人,他说:“马是我的。”

这人叫史清学,是横店的“车马道具大王”。早在1998年,史清学就从河南来到了横店,刚开始他只有两匹马,还给人抬过花轿。现在他已有100多匹马、约300辆老爷车,雇了六七十名员工。

当了老板、富起来后,史清学没有忘记他的河南老乡。在他的带动下,2000多位河南人也来到横店,有的在剧组干杂活,有的做起道具、摄影等生意,先后走上了致富路。“这些年,横店变化很大,刚来的时候,感觉横店还不如我们老家,没想到现在能发展这么好。”史清学说。

如今,横店影视产业不断壮大,既为“横漂”创造了追梦的机会,也带动了当地旅游等产业发展,让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横店镇良渡石水吉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宿村。

“我们村目前有270人、87户,从事民宿行业的有78户,民宿客房总量达732间。”石水吉村村干部王男说,近年来,村子大力发展民宿及配套产业,老百姓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高质量就业,收入也大幅增长。

石水吉村村民厉女士的儿媳妇在家开民宿已有七八年了,她家的民宿有15个标间,现在是旺季,有不少客人入住。“我今年65岁,就喜欢和几个老邻居在家门口吹着电风扇聊天,这年头,日子好着呢。”厉女士说。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正如东阳市委常委、横店镇党委书记郭锦明所说,横店镇坚持“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的理念,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不只是横店,在整个浙江,高质量发展、先富带后富正在让更多群众实现增收致富,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大差距”持续缩小。

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998元,同比名义增长14.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294元,同比名义增长1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357元,同比名义增长15.8%;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78。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

袁家军表示,要形成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新机制。推动政策、规则和制度重塑,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更好发挥社会、企业、个人作用,增添持续缩小“三大差距”的新动力,形成全域一体、全面提升、全民富裕的均衡图景。

不吃“大锅饭”不“养懒汉”
鼓励创新创业,提高发展质量

7月13日下午,位于浙江湖州吴兴区的织里镇,一场童装走秀表演引得观众拍手称赞,简约、炫酷等风格各异的童装大放异彩。

历史上,织里镇就因纺织业兴盛而得名,史料中有“遍闻机杼声”的记载。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织里人靠着纺织、刺绣等老手艺,生产床垫、枕套等来维持生计。后来,他们发现边角料可以用来做童装,于是有人开始生产并卖起了童装,织里也诞生了专门生产童装的小作坊。

经过多年发展,织里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分工协作最紧密的童装产业集群,赢得了“时装看巴黎,童装看织里”的美誉。

织里一家童装企业的董事长柯文化告诉记者,他的公司没有一条生产线,通过生产外包,把精力集中在品牌营销和产品设计上。目前,其连锁品牌门店已有1400多家,累计提供社会岗位近6000余个。

“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愿意让利给员工、门店,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柯文化说。

创新,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密码,也是织里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强劲动力。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委常委、织里镇党委书记杨治介绍,目前,织里镇有童装企业1.4万家,年产各类童装14.5亿件(套)。

如今,织里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在外读书的大学生毕业后也纷纷回到家乡,利用所学创新创业。

沈钻专就是这样一名大学生。2018年,沈钻专从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管理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织里搞起了现代农业。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他开始与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团队进行技术合作,开发高原农产品平原种植化技术,并承包了当地500亩土地,种植高原菌菇、灵芝等作物。

几年下来,他们研发的技术日渐成熟,高原作物产量不断增加,吸引了当地及周边900多位农户参与进来,每位农户每年能赚五六万元。“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也有乡土情结,希望能回馈家乡,帮助更多农民发家致富。”沈钻专说。

放眼浙江,创新创业如火如荼,各地都在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467亿元,同比增长20.8%;高端装备、战略性新兴、高新技术等产业发展迅猛。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养懒汉’,要鼓励全体人民辛勤劳动、创新创业实现致富增收。”浙江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孟刚说,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离开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将成为“无源之水”。

“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像我们小的时候,家里是要养猪的,鸡、鸭都要养的,还要种田,那就是实打实的农村,现在田也流转了,生活跟城里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了。”浙江嘉兴嘉善县大云镇缪家村村民支慧俊说。

支慧俊是90后,2013年从浙江万里学院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目前在村里的巧克力甜蜜小镇(歌斐颂)工厂店上班。她介绍,巧克力小镇吸引了大量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游客,给村民带来很多机会,有的村民建起农庄,有的做起民宿、餐饮,外来务工人员也多了起来。

“我家就有两套房子租给了客人,光租金收入一年就超过3万元,加上工资、土地流转金等收入,一年下来能赚30多万元。我奶奶现在70多岁,每月能领2500元的养老金,现在也不种毛豆了,和爷爷一起颐养天年。”支慧俊说。

缪家村党委书记陆荣杰告诉记者,如今,村里集体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少村民纷纷转型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产业工人,一些年轻人也回来了,村民的钱包越来越鼓。

202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5.1万元。此外,村里医疗卫生等条件也越来越好,来自杭州和上海的医疗专家每月会轮流在村里坐诊。

“现在,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了,相信缪家村的明天会更好。”68岁的缪家村村民缪瑞林说。

多年来,浙江持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能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2020年,浙江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79.47岁,比2015年提高1.25岁。

医疗如此,教育、养老等亦然。“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拉下。”王景新说。

日前印发的《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更高水平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如今,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幕已经拉开。袁家军表示,要凝聚奋进的力量,率先探索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路径,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

(光明日报)

#美好生活的浙里向往#

【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京沪杭这些年轻人的回答,太真实了】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生育率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焦点: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届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生育一胎的家庭为何对二胎望而却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找了几个在北京、上海、杭州的年轻人聊了聊。

工作和生育,暂时只能二选一
讲述人:冰莹,坐标:上海 29岁 已婚未育

今年1月,我刚跳槽到一家国企,实现了工资上浮30%,年薪终于突破了30万。在跳槽的那一刻,我其实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至少近几年内,我都不会生育。
对我而言,生育实在是一项高风险的选择,它意味着永无止境地消耗,要不断投入充足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当下,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应对一个孩子的到来。
我和丈夫的家乡都在东北,家里没矿,经济实力仅足以支持我们在家乡买房。但面对上海昂贵的房价,现在,我们连首付都凑不齐。
在上海打拼6年,我们的薪资确实越来越高,但依然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疲于应对。我每天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8点半以后下班,一天工作12小时,工作节奏很快,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偶尔,周末还要加班。眼下,我们的生活都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阶段,没有办法为一个孩子提供好的生活环境,我也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一个孩子。
何况,我本就是做招聘的HR,我太了解在职场上生育给女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我正处于工作上升期,一旦我选择生育,就等同放弃了一年的发展机会,因为没有职位和机会会愿意停下来等任何人。在做招聘工作时,但凡同期有更多人可以选择,我都不会选择已婚未育的候选人。包括当时我在跳槽面试时,也经常面对这个问题,面试官不可避免地会问及,“有没有结婚?以及有没有生育的打算?”
我认为,对公司而言,这是很现实的考量。薪资水平和工作强度正相关,公司出高薪,是需要员工能够保证为工作投入足够的精力,而一旦生育,则意味着违背了这条默认的协议。
我去年10月刚结婚,目前,家人还没有开始催生。尽管我现在还没有动生育的念头,但它依然在我的长期规划里,我觉得这是人生必经的历程。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我打算在33岁以内生育,而在这之前,我想先充分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等生育以后,我恐怕再没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不止一次掐灭二胎念头,这还真不是钱的事儿
讲述人:英子 坐标:杭州 34岁 目前育有一胎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不要赶在35岁之前生个二胎,但不止一次地,我又掐灭了这个念头。
女儿去年上了幼儿园,我和带娃主力——我妈,终于迎来了相对轻松的时光。我妈妈可以每天把娃送到幼儿园后,悠闲地买个菜、遛个弯,回家看几集电视剧;而我,也不用顾忌我妈带娃做饭辛苦,每天下班后提着大包小包的菜火急火燎地赶回家。
所以,我没有勇气重头再来一次:从怀孕开始,孕期反应、各种筛查、疼痛的分娩、频繁地哺乳、破碎的睡眠……再来一次,这些重担大部分还是会压在我一个人头上。
也许你要问,爸爸去哪儿了?凭良心说,我家不算“丧偶式育儿”,孩他爸还算愿意带孩子,但是女性的生理与心理,天然决定了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工作,而从整个家庭的角度来考虑,生不生二胎,还真不是钱的事。
老一辈总是说,“吃饭能养,吃粥也能养。”我很清楚,我家经济条件不算差,况且,从经济角度来看,多养一个娃可以摊薄成本,包括不会像头胎一样,被各种婴幼儿产品收割智商税;包括旧衣服旧玩具可以共享,以及我们咬牙斥巨资买的学区房,等等。
但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更多了。最大的问题是,生了二胎,谁来带娃?我和老公都是新杭州人,我有本职工作,老公正在创业自顾不暇,只能求助父母。为了替我们带娃,他们只能放弃安闲的退休生活,被迫“老漂”,和我们挤在同一屋檐下,三代同堂。我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养老和医疗问题怎么解决?两家的老人们来帮忙带娃时,有人突发高血压,其他诸如过敏、口腔、感冒发热一类的小毛病也不少,看病自费,可把他们心疼坏了。随着他们年龄渐长,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突出。
那么,如果找保姆和社会机构呢?这几年类似新闻层出不穷,保姆素质良莠不齐,缺乏监督约束机制,带娃糊弄还是小事,更可怕的是隐蔽的让孩子吃亏受辱;社会托育机构也被曝出食品安全,或者性质更恶劣的虐童问题等。再不玻璃心的人,看到这样的现状,也只能心里一咯噔。
我很容易就脑补出我生了二胎后,家里鸡飞狗跳的场景。比起养育的复杂与艰辛,孕产的痛苦简直不值一提。还有一种方案,是变成全职妈妈。但家庭收入减少不说,对于我们“85后”这一代来说,个人的生活或人生成就感很重要,一旦全职在家,会冲淡成就感;再说个不好听的,现在离婚率这么高,万一我和老公情感破裂,我的权益如何保障?没有收入来源怎么办?这一系列的问号都摆在我面前。所以二胎,还是再观望观望吧。

不敢生娃,也可能会离开北京回老家
讲述人:小齐,坐标:北京 29岁 结婚两年

我和爱人结婚两年了,下半年或者明年会考虑要孩子。但是一想到生孩子之后要面临的事情,还是会觉得比较痛苦。毕竟生养孩子是两个概念,生是一个概念,养又是另一个概念。教养孩子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从外地到北京打拼。生了孩子之后,上有老下有小,照顾起来会很有压力。两边老人的身体状况不算特别好,万一哪个老人需要住院,我们怎么去分工也是一个问题。必要的时候,我们之中的一方甚至可能会牺牲工作。
照顾老小对我来说是一项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工作。我们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找保姆或者护工,但是问题还是比较大。第一个就是经济问题,本身养孩子就有很大的开支,找护工就更难以负担。而且没有血缘关系总归是不太信任,和自己家人还是不一样。对于保姆来说,照顾孩子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比如孩子需要睡觉,会哭闹,保姆很可能采取并不适合的方式哄睡。再一个,照顾孩子会涉及到“教”和“养”的问题,尤其在孩子小时,周围人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国家从事护工这个行业的人,受教育程度水平一般不会太高,水平比较高的,我又负担不起。
孩子再大一些,还会面临上学问题。北京目前幼升小主要还是采取划片儿的政策,非京籍家长需要上交很多材料,材料审核也比较严格。我们不是北京户口,还没有自己的住房,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而且我们现在住在东五环外,教育资源不算很丰富。虽然我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也希望他能够拥有更好的教育环境。
我和爱人现在商量着,可能过几年会离开北京,回到青岛去,一方面方便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更好解决。(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张蓉 黄小星 通讯员 刘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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