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他千百度——评雷建德先生《西厢记》研究坚守与突破
当你在中国搜索、百度、360、谷歌等国内外搜索网站键入“雷建德西厢记”几个字后，与之相关的新闻信息马上就会涌现多条。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他心里还有个“王国”，这个王国里“有部被誉为‘花间美人’的经典名著和‘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千年古刹，其隐藏着使他迷恋的秘密。为了解开这个秘钥，他整整花费了47年的时间。”
开启从其家乡普救寺出发的写作，还属于少年派的雷建德，《西厢记》便是他久久思考的向度，于是西厢就成了他每天萦绕在脑际的命题。他与这古典爱情名著通心通神，缘由是因他就出生在西厢故事的发生地。他带着文学的长焦，去审视西厢文学长河中的“元稹”“董解元”和“王实甫”；他埋首于浩瀚的书山文海，低回慢转地体会故事中人的千年背景；他围绕古老禅院，踏步附近村落，寻访那从未消失的“崔张”爱情故事。今时他还能记起坐在门洞里的乡亲们讲诉粉墙、玉人、相思和红娘传书的情景，他再通过转动的录音机，把这情动千年的故事变成密密麻麻的文字。他觉得地域的力量是由人的力量形成的，那古老故事仍然活着，活在百姓们的心里。他一点一滴地储备、积累，在他对丰厚资料互相参照对证，进行注释时，他悟到了好的文学是体恤时光的，开掘生命生机的。
“西厢”有惊醒生命生机的力量。缘分使然，他插队和第一份在电力企业工作时的均在峨嵋塬头上——山西永济普救寺附近，雷先生把这里当成他文学地理空间，写作的原乡。他笔墨酣畅，如一条不断拓宽的写作河流，有着蓬勃的生气和烂漫的意趣。他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西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需求和审美效应，自己生命不能承受西厢之轻，《西厢记》的美学与他生命的瑰丽是相关的。”于是他打通时空的阻隔，写作应该是他隐含着时间、命运与记忆的框架。《西厢轶事·民间传说》《西厢记·电视文学剧本》《白话西厢记·后传》《西厢记·民族交响叙事曲》《普救寺与西厢记·旅游风光电视专题片》《试论王实甫心中的红娘》等《西厢记》十二部曲，后又集中推出了《圆梦西厢》《西厢新红娘》《西厢记网展新品》《西厢记海内外珍品集锦》《西厢记海内外珍品首展普救寺》等系列画册以及《西厢记珍品2020挂历-2021台历》，亦出雷先生其手。欣赏他这些系列“杰作”时，不禁感怀他是个西厢的感受者和文化承接者。国内外主要媒体第一时间纷纷报道。熟悉他的人都能想起在1989年8月2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醒目位置，刊载他唱响西厢记三部曲时的一篇人物专访《业余“西学”家》后，从此人们誉他为“雷西厢”。正如那古诗中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西厢”艺术的情感如醇醪般浓烈。2013年，“互联网+”正悄然为传统文化产业带来转机时，他检视怎样让中国传统文化给现代社会带来熠熠生辉形象？他的思考理出了一些头绪，找到一个轮廓，文化工程+互联网思维是传统与新兴领域融合的新路径。互联网将既是坚不可摧、牢不可破、颠扑不灭的文明载体，又是一个充满活性、弹性的开放体，还是文化延伸、吸纳和嬗变的主线。于是，他建立了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的——西厢记网络展览馆。并拓展了民间文化创意发展空间。在他拥抱互联网时代，通过系列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及三维动画、虚拟现实、卡通动漫等多种形式、多个角度呈现出蔚为大观的《西厢记》珍品。开辟了体现“内容为王”的用户体验的品牌网站。人们后称之为：“网络展览馆映西厢，形塑名著与艺术的多元共声。”
刻在“邮票”上的文化历史景点。雷先生把“望得见莺莺塔、看得见普救寺”这些地理标志，凝结成地域艺术的符号和强大的精神文化标记。2017年是“中法建交53周年”，雷先生深感西厢故事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于是他催生出让西厢作为“国际符号景观”邮票的想法，远赴法国巴黎，通过了相关邮政部门对发行的邮票图案严格审核后，把一组六件西厢记作品，以中法两种文字入选《法国邮票印象——中国殿堂级艺术家篇章》；2019年，中国邮政一组9枚的西厢邮票，既有民间剪纸，也有法国馆藏古画·西厢记，还有清道光·西厢记白泥长方壶，当代著名书法家田树苌为西厢记网络展览馆的题词等。为西厢文化的时光链条上添了一笔浓墨重彩的印痕。
“西厢”精思在国际学术界新风蔚起。雷先生有着敏感的学术知觉，在他发掘《西厢记》本源、接通现实时，叠加形成了新的坐标。2018年8月，马来西亚主办的“2018国际儒商论坛”暨孔子学堂挂牌仪式，南方大学学院云集世界各路学术大咖，雷先生应邀作了题为《西厢记轶闻趣事——儒商的成功与否与其后院文化息息相关》的专题讲座，并展开参与式的文化意蕴解读和对话，受到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地与会学者、企业家的好评。这是西厢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是沁润一方水土的注脚，是西厢印刻在他精神向度后对世界的言说。
一方水土和一方人有神奇的共性。雷先生的文字中不断发掘出新的宝藏，表现故乡的冲动经过了破土、升腾和飞翔，他的乡土情结是跨国化、多元化和集大成的。这种以文化“反哺故乡”的方式，唤醒当地人的集体记忆和乡愁，人们对当年搜阅原生话语的雷建德，守候精神原乡而礼赞。雷先生研究、再创作、传播古典爱情名著《西厢记》是文人理想，他从追风少年开始，借着客观的顺势，带着本土情感，钩沉西厢这段史实，其虔诚之举为之动容、震撼不已。2017年1月1日，古典爱情名著《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普救寺聘请雷建德为“西厢记文化顾问”，并授予其“功勋旅游员工”称号。之后，他相继被选为“运城市优秀新乡贤”和“永济市十大新乡贤”；受聘为首届五台山全球微电影大赛文化顾问；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向其颁发“中国艺术名家”荣誉证书，并正式挂牌“中国艺术名家——雷建德工作室”；还出任中国旅游新闻网理事、山西省品牌协会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西厢”在世间是带着“深意”的。业界有人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他非常认同这句话。他觉得《西厢记》跨越了地域、民族和语言的界限，一直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中处于旅行的状态。他怀着对西厢的情感凝成时间视角，不惧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且行且歌，怀着虔敬远涉重洋，穿越了大半个地球，足踏59个国家，进行国外大百科全书有关《西厢记》评价的探寻考察，面对世界文学激流中的西厢，以文化在场的形式不断追问，当他看到一页页有外国文字的西厢内容时，心中注满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喜悦感。他做的是“传出到回归，然后再传出”汩汩而出的态势。他被誉为“行走文学作家”，去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这大概就是他精神和现实意义的指向。
对雷先生的各类新闻报道如“井喷”一般，在与雷先生相聚时，总能收到他满挂墨香的西厢报道，据介绍：“有290多种报刊、网站、视频、广播，报道过他不同阶段对西厢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城市报》《大公报》《中国新闻日报》《中华儿女》等报刊更是如此！
“何人不起故园情。”雷建德先生在研究《西厢记》领域兀立潮头，是才华的燃烧，是生命的绽放，西厢研究与他生命生机的长度是成正比的。他仍方兴未艾，目前一方面着手出版，汇编世界各国百科全书中对西厢记的记载；另一方面抱有把普救寺融汇成“三位一体”赫赫文化重镇的野心（普救寺——旅游点、《西厢记》——文化点、普救寺里西厢记故事——文物点），他正为这丰厚深广、别有深意的向往，矻矻孜孜地挖掘而踽踽独行。（作者卢丰系三晋传记文学作家）
来源：科学导报
当你在中国搜索、百度、360、谷歌等国内外搜索网站键入“雷建德西厢记”几个字后，与之相关的新闻信息马上就会涌现多条。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他心里还有个“王国”，这个王国里“有部被誉为‘花间美人’的经典名著和‘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千年古刹，其隐藏着使他迷恋的秘密。为了解开这个秘钥，他整整花费了47年的时间。”
开启从其家乡普救寺出发的写作，还属于少年派的雷建德，《西厢记》便是他久久思考的向度，于是西厢就成了他每天萦绕在脑际的命题。他与这古典爱情名著通心通神，缘由是因他就出生在西厢故事的发生地。他带着文学的长焦，去审视西厢文学长河中的“元稹”“董解元”和“王实甫”；他埋首于浩瀚的书山文海，低回慢转地体会故事中人的千年背景；他围绕古老禅院，踏步附近村落，寻访那从未消失的“崔张”爱情故事。今时他还能记起坐在门洞里的乡亲们讲诉粉墙、玉人、相思和红娘传书的情景，他再通过转动的录音机，把这情动千年的故事变成密密麻麻的文字。他觉得地域的力量是由人的力量形成的，那古老故事仍然活着，活在百姓们的心里。他一点一滴地储备、积累，在他对丰厚资料互相参照对证，进行注释时，他悟到了好的文学是体恤时光的，开掘生命生机的。
“西厢”有惊醒生命生机的力量。缘分使然，他插队和第一份在电力企业工作时的均在峨嵋塬头上——山西永济普救寺附近，雷先生把这里当成他文学地理空间，写作的原乡。他笔墨酣畅，如一条不断拓宽的写作河流，有着蓬勃的生气和烂漫的意趣。他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西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需求和审美效应，自己生命不能承受西厢之轻，《西厢记》的美学与他生命的瑰丽是相关的。”于是他打通时空的阻隔，写作应该是他隐含着时间、命运与记忆的框架。《西厢轶事·民间传说》《西厢记·电视文学剧本》《白话西厢记·后传》《西厢记·民族交响叙事曲》《普救寺与西厢记·旅游风光电视专题片》《试论王实甫心中的红娘》等《西厢记》十二部曲，后又集中推出了《圆梦西厢》《西厢新红娘》《西厢记网展新品》《西厢记海内外珍品集锦》《西厢记海内外珍品首展普救寺》等系列画册以及《西厢记珍品2020挂历-2021台历》，亦出雷先生其手。欣赏他这些系列“杰作”时，不禁感怀他是个西厢的感受者和文化承接者。国内外主要媒体第一时间纷纷报道。熟悉他的人都能想起在1989年8月2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醒目位置，刊载他唱响西厢记三部曲时的一篇人物专访《业余“西学”家》后，从此人们誉他为“雷西厢”。正如那古诗中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西厢”艺术的情感如醇醪般浓烈。2013年，“互联网+”正悄然为传统文化产业带来转机时，他检视怎样让中国传统文化给现代社会带来熠熠生辉形象？他的思考理出了一些头绪，找到一个轮廓，文化工程+互联网思维是传统与新兴领域融合的新路径。互联网将既是坚不可摧、牢不可破、颠扑不灭的文明载体，又是一个充满活性、弹性的开放体，还是文化延伸、吸纳和嬗变的主线。于是，他建立了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的——西厢记网络展览馆。并拓展了民间文化创意发展空间。在他拥抱互联网时代，通过系列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及三维动画、虚拟现实、卡通动漫等多种形式、多个角度呈现出蔚为大观的《西厢记》珍品。开辟了体现“内容为王”的用户体验的品牌网站。人们后称之为：“网络展览馆映西厢，形塑名著与艺术的多元共声。”
刻在“邮票”上的文化历史景点。雷先生把“望得见莺莺塔、看得见普救寺”这些地理标志，凝结成地域艺术的符号和强大的精神文化标记。2017年是“中法建交53周年”，雷先生深感西厢故事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于是他催生出让西厢作为“国际符号景观”邮票的想法，远赴法国巴黎，通过了相关邮政部门对发行的邮票图案严格审核后，把一组六件西厢记作品，以中法两种文字入选《法国邮票印象——中国殿堂级艺术家篇章》；2019年，中国邮政一组9枚的西厢邮票，既有民间剪纸，也有法国馆藏古画·西厢记，还有清道光·西厢记白泥长方壶，当代著名书法家田树苌为西厢记网络展览馆的题词等。为西厢文化的时光链条上添了一笔浓墨重彩的印痕。
“西厢”精思在国际学术界新风蔚起。雷先生有着敏感的学术知觉，在他发掘《西厢记》本源、接通现实时，叠加形成了新的坐标。2018年8月，马来西亚主办的“2018国际儒商论坛”暨孔子学堂挂牌仪式，南方大学学院云集世界各路学术大咖，雷先生应邀作了题为《西厢记轶闻趣事——儒商的成功与否与其后院文化息息相关》的专题讲座，并展开参与式的文化意蕴解读和对话，受到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地与会学者、企业家的好评。这是西厢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是沁润一方水土的注脚，是西厢印刻在他精神向度后对世界的言说。
一方水土和一方人有神奇的共性。雷先生的文字中不断发掘出新的宝藏，表现故乡的冲动经过了破土、升腾和飞翔，他的乡土情结是跨国化、多元化和集大成的。这种以文化“反哺故乡”的方式，唤醒当地人的集体记忆和乡愁，人们对当年搜阅原生话语的雷建德，守候精神原乡而礼赞。雷先生研究、再创作、传播古典爱情名著《西厢记》是文人理想，他从追风少年开始，借着客观的顺势，带着本土情感，钩沉西厢这段史实，其虔诚之举为之动容、震撼不已。2017年1月1日，古典爱情名著《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普救寺聘请雷建德为“西厢记文化顾问”，并授予其“功勋旅游员工”称号。之后，他相继被选为“运城市优秀新乡贤”和“永济市十大新乡贤”；受聘为首届五台山全球微电影大赛文化顾问；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向其颁发“中国艺术名家”荣誉证书，并正式挂牌“中国艺术名家——雷建德工作室”；还出任中国旅游新闻网理事、山西省品牌协会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西厢”在世间是带着“深意”的。业界有人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他非常认同这句话。他觉得《西厢记》跨越了地域、民族和语言的界限，一直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中处于旅行的状态。他怀着对西厢的情感凝成时间视角，不惧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且行且歌，怀着虔敬远涉重洋，穿越了大半个地球，足踏59个国家，进行国外大百科全书有关《西厢记》评价的探寻考察，面对世界文学激流中的西厢，以文化在场的形式不断追问，当他看到一页页有外国文字的西厢内容时，心中注满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喜悦感。他做的是“传出到回归，然后再传出”汩汩而出的态势。他被誉为“行走文学作家”，去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这大概就是他精神和现实意义的指向。
对雷先生的各类新闻报道如“井喷”一般，在与雷先生相聚时，总能收到他满挂墨香的西厢报道，据介绍：“有290多种报刊、网站、视频、广播，报道过他不同阶段对西厢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城市报》《大公报》《中国新闻日报》《中华儿女》等报刊更是如此！
“何人不起故园情。”雷建德先生在研究《西厢记》领域兀立潮头，是才华的燃烧，是生命的绽放，西厢研究与他生命生机的长度是成正比的。他仍方兴未艾，目前一方面着手出版，汇编世界各国百科全书中对西厢记的记载；另一方面抱有把普救寺融汇成“三位一体”赫赫文化重镇的野心（普救寺——旅游点、《西厢记》——文化点、普救寺里西厢记故事——文物点），他正为这丰厚深广、别有深意的向往，矻矻孜孜地挖掘而踽踽独行。（作者卢丰系三晋传记文学作家）
来源：科学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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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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