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合肥二钢厂欲在大兴集建石灰窑，这就意味着埋葬在这里已经达974年历史的包公墓要搬迁。安徽省博物馆急忙组织了考古队对其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发掘工作从最外围的1号小墓开始，谁知这座看似再平常不过连夯土都没有的土坑墓，居然挖出了一口金丝楠木icon棺，仅凭这点就可证明墓主人的身份是极其尊重的，但是他又是谁呢？为何要埋葬在包公墓葬群的外围呢？
据史料记载，包公病逝后其尸归葬于合肥大兴集，由于他生前惩办过太多的贪官污吏、泼皮流氓等，这些人无不对包公恨之入骨，所以为了预防这些人掘尸泄愤，包公家人做了21口棺材从7座城门同时出殡，形成了后来的包公墓葬群，所以后人很难知道哪个墓才是包公的真墓，所以这次发掘出了的金丝楠木棺会不会就是包公的疑冢之一呢？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此墓中又出土了两块被人为破坏的墓志铭，经过专家们拼对完整后，墓志铭清晰可见的写着“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和“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等字样，这竟然是包公夫妇的墓志铭，这大大出乎了众人的意料。按照常理，一个墓不应该是一块墓志铭吗？这两块被打碎的墓志铭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寻求真相，考古队将金丝楠木棺打开一探究竟，却发现棺中并非普通的人骨骨架，而是凌乱的一堆骨头，甚至还有大量碎骨，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鉴于以上种种反常的迹象，专家们经过论证，认定这座墓并不是墓主人的原葬墓，而是迁葬墓。因为按照古代墓葬制度，两块墓志铭对应的应该是两具棺材，而且应有比较完整的骨架，但棺中的现象表明有人将墓主人的碎骨头收集在一起迁葬在此的，这才符合常理。
那棺中的骨头是否就是包公夫妇的呢？考古专家们将其中的34块遗骨送往北京检验，经检测骨头均是男性，年龄均在40岁以上，结合墓志铭，专家们暂且认定此遗骨就是包公之骨。
但是，谁将墓志铭打坏的呢？又是谁将包公夫妇匆匆埋葬在此？如果这个古墓是包公墓的话，有高大封土的包公墓中又埋葬着什么样的陈年往事呢？
为了破解这些谜题，考古专家不仅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更找到包氏后人从他们手中保存的《包氏宗谱》寻找线索。但是据宗谱的记载，包公墓仍是有封土的主坟，并没有提到迁葬之事。
随着对包公墓葬所的发掘，主坟6号墓终于被打开，可这具墓已经被盗掘多次，里面除了找到董氏墓志铭残缺的那部分，并没有其他线索。
正在此时，一位每天都来发掘现场的名叫夏广宏的老人对考古队提供了重要线索。
他自称家族世代都是包公墓的守墓人，真凶的包公墓并不在墓葬群中，而是在主墓后面那块油菜地里……
虽然考古队对这种守墓人之说不太相信，但为了保险期间，还是用探铲对油菜地进行了探试，发现下面不仅有古墓，而且是用石头建造的古墓，其规模也远胜6号大墓。
考古队随即对古墓进行了发掘，但墓室被打开后，眼前的一幕让众人惊呆了：此墓让人用“大揭顶”的方式进行了破坏，墓底连铺地的地砖都不剩一块，由此看出，这不仅仅是一次盗墓活动，更像是一种穷凶极恶的发泄。
经过考古队的耐心清理，最终还是从此墓中找到了一些线索：这是一个木俑，按照历年发现的宋墓来看，只有宋朝二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使用；另外就是摆放墓志铭的砖台，与1号墓拼凑成的墓志铭大小正好吻合，由此断定，这个的确是包公的原墓葬。
专家们结合资料推断：包公墓先是遭到恶意的破坏，包公的后人只好将其尸骨收敛，下葬到偏离主墓区的小土坑墓，这才使得包公尸骨再没受到打扰得以保留下来。
发掘工作终于完成，包公墓的真相被揭开，考古队将包公的遗骨交给了包氏后人，让他们运回大包村妥善埋葬。1973年8月，包公及其家人的遗骨分别装敛在11口棺材运回大包村，但村里以“搞封建宗教活动”为由拒绝包公遗骨下葬。无奈之下，包公一家遗骨又被送回包公34代孙包遵元家中的一个小披厦中作暂时保存。
12月23日，包遵元与大包村的包先正商量：老祖宗的遗骨总不能放在披厦中，应找个时间偷偷运回去入土为安，可11口棺材过于显眼，不如将包公以外的其他遗骨合并在一口棺材中伪装下葬，这样就不会引起人们注意了。
于是，包公遗骨就这样被悄悄下葬在大包村中。
1986年，新的包公墓在包公祠icon旁边建成，文物部门欲将包公遗骨从大包村迁回合肥市，但意外再次发生了。打开埋葬包公及其家人遗骨的棺材，只见里面有11个陶罐，里面却空空如也，没有遗骨。
包公遗骨到底去哪了？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包先正怕村中人搞破坏将遗骨埋葬在隐秘之处，也许是有人觉得包公埋进村里是搞封建迷信活动而将其挖出扔掉了……但包先正已经过世好几年，谁也说不清包公遗骨到底去了哪里。
好在当年送入北京检测的34块包公遗骨还在文物部门手中，如今却成了包公仅存的遗骨，最终被埋入新建的包公墓。
可怜呐，包公清明一世，尸骨再三流离，最后只落得34块遗骨供人祭拜，凡人尚有三尺之地葬身，而这千古无双的清官，竟保不的全尸，这是不是讽刺之极呢？
据史料记载，包公病逝后其尸归葬于合肥大兴集，由于他生前惩办过太多的贪官污吏、泼皮流氓等，这些人无不对包公恨之入骨，所以为了预防这些人掘尸泄愤，包公家人做了21口棺材从7座城门同时出殡，形成了后来的包公墓葬群，所以后人很难知道哪个墓才是包公的真墓，所以这次发掘出了的金丝楠木棺会不会就是包公的疑冢之一呢？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此墓中又出土了两块被人为破坏的墓志铭，经过专家们拼对完整后，墓志铭清晰可见的写着“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和“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等字样，这竟然是包公夫妇的墓志铭，这大大出乎了众人的意料。按照常理，一个墓不应该是一块墓志铭吗？这两块被打碎的墓志铭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寻求真相，考古队将金丝楠木棺打开一探究竟，却发现棺中并非普通的人骨骨架，而是凌乱的一堆骨头，甚至还有大量碎骨，这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鉴于以上种种反常的迹象，专家们经过论证，认定这座墓并不是墓主人的原葬墓，而是迁葬墓。因为按照古代墓葬制度，两块墓志铭对应的应该是两具棺材，而且应有比较完整的骨架，但棺中的现象表明有人将墓主人的碎骨头收集在一起迁葬在此的，这才符合常理。
那棺中的骨头是否就是包公夫妇的呢？考古专家们将其中的34块遗骨送往北京检验，经检测骨头均是男性，年龄均在40岁以上，结合墓志铭，专家们暂且认定此遗骨就是包公之骨。
但是，谁将墓志铭打坏的呢？又是谁将包公夫妇匆匆埋葬在此？如果这个古墓是包公墓的话，有高大封土的包公墓中又埋葬着什么样的陈年往事呢？
为了破解这些谜题，考古专家不仅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更找到包氏后人从他们手中保存的《包氏宗谱》寻找线索。但是据宗谱的记载，包公墓仍是有封土的主坟，并没有提到迁葬之事。
随着对包公墓葬所的发掘，主坟6号墓终于被打开，可这具墓已经被盗掘多次，里面除了找到董氏墓志铭残缺的那部分，并没有其他线索。
正在此时，一位每天都来发掘现场的名叫夏广宏的老人对考古队提供了重要线索。
他自称家族世代都是包公墓的守墓人，真凶的包公墓并不在墓葬群中，而是在主墓后面那块油菜地里……
虽然考古队对这种守墓人之说不太相信，但为了保险期间，还是用探铲对油菜地进行了探试，发现下面不仅有古墓，而且是用石头建造的古墓，其规模也远胜6号大墓。
考古队随即对古墓进行了发掘，但墓室被打开后，眼前的一幕让众人惊呆了：此墓让人用“大揭顶”的方式进行了破坏，墓底连铺地的地砖都不剩一块，由此看出，这不仅仅是一次盗墓活动，更像是一种穷凶极恶的发泄。
经过考古队的耐心清理，最终还是从此墓中找到了一些线索：这是一个木俑，按照历年发现的宋墓来看，只有宋朝二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使用；另外就是摆放墓志铭的砖台，与1号墓拼凑成的墓志铭大小正好吻合，由此断定，这个的确是包公的原墓葬。
专家们结合资料推断：包公墓先是遭到恶意的破坏，包公的后人只好将其尸骨收敛，下葬到偏离主墓区的小土坑墓，这才使得包公尸骨再没受到打扰得以保留下来。
发掘工作终于完成，包公墓的真相被揭开，考古队将包公的遗骨交给了包氏后人，让他们运回大包村妥善埋葬。1973年8月，包公及其家人的遗骨分别装敛在11口棺材运回大包村，但村里以“搞封建宗教活动”为由拒绝包公遗骨下葬。无奈之下，包公一家遗骨又被送回包公34代孙包遵元家中的一个小披厦中作暂时保存。
12月23日，包遵元与大包村的包先正商量：老祖宗的遗骨总不能放在披厦中，应找个时间偷偷运回去入土为安，可11口棺材过于显眼，不如将包公以外的其他遗骨合并在一口棺材中伪装下葬，这样就不会引起人们注意了。
于是，包公遗骨就这样被悄悄下葬在大包村中。
1986年，新的包公墓在包公祠icon旁边建成，文物部门欲将包公遗骨从大包村迁回合肥市，但意外再次发生了。打开埋葬包公及其家人遗骨的棺材，只见里面有11个陶罐，里面却空空如也，没有遗骨。
包公遗骨到底去哪了？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包先正怕村中人搞破坏将遗骨埋葬在隐秘之处，也许是有人觉得包公埋进村里是搞封建迷信活动而将其挖出扔掉了……但包先正已经过世好几年，谁也说不清包公遗骨到底去了哪里。
好在当年送入北京检测的34块包公遗骨还在文物部门手中，如今却成了包公仅存的遗骨，最终被埋入新建的包公墓。
可怜呐，包公清明一世，尸骨再三流离，最后只落得34块遗骨供人祭拜，凡人尚有三尺之地葬身，而这千古无双的清官，竟保不的全尸，这是不是讽刺之极呢？
古人云：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粟，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
祈天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即成地上神仙。
《周易》中孚卦曰：“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
做人，一定要不受困于物质。
越是有福之人，越懂得生活简朴。
物来则应，物去不留，安住当下，无弃无求。
如此，才能活得真实自然，不折腾。
曾国藩为官时，所得的一切薪俸，全数用于公事。
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更不曾添置一块土地。
家中儿女婚嫁，花费不超过二百两纹银。
30岁时，妻子为他做了一件天青色的马褂。
曾国藩只在新年时才拿出来穿，平素便放在衣橱里，穿了30年还同新衣一样。
旁人提及此事，曾国藩道：“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然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
从前的衣服质量好，穿上身也舒适妥帖。
至于饮食，曾家每餐菜仅一个品种，饭不超过四小碗。
因其饮食简单，被同僚戏称为“一品宰相”。
为提倡惜福，曾国藩曾手书一联：
“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
求名求利，但知求已不求人。”
并以此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
《小窗幽记》有言：“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迎之；
天劳我形，吾逸吾心以补之；
天厄我遇，吾亨吾道以通之。”
命由天定，运由己行。
修身以道，为政以德，做到“思无邪，行无恶”。
祈天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即成地上神仙。
《周易》中孚卦曰：“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
做人，一定要不受困于物质。
越是有福之人，越懂得生活简朴。
物来则应，物去不留，安住当下，无弃无求。
如此，才能活得真实自然，不折腾。
曾国藩为官时，所得的一切薪俸，全数用于公事。
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更不曾添置一块土地。
家中儿女婚嫁，花费不超过二百两纹银。
30岁时，妻子为他做了一件天青色的马褂。
曾国藩只在新年时才拿出来穿，平素便放在衣橱里，穿了30年还同新衣一样。
旁人提及此事，曾国藩道：“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然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
从前的衣服质量好，穿上身也舒适妥帖。
至于饮食，曾家每餐菜仅一个品种，饭不超过四小碗。
因其饮食简单，被同僚戏称为“一品宰相”。
为提倡惜福，曾国藩曾手书一联：
“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
求名求利，但知求已不求人。”
并以此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
《小窗幽记》有言：“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迎之；
天劳我形，吾逸吾心以补之；
天厄我遇，吾亨吾道以通之。”
命由天定，运由己行。
修身以道，为政以德，做到“思无邪，行无恶”。
【大量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搜寻鉴定细节曝光！】今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71周年纪念日 。
从2014年至2021年，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连续8年成功交接825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军地有关部门，为前七批归国安葬的所有在韩志愿军烈士建立了烈士遗骸DNA数据库，通过查找对照遗物、查找史料档案、生物信息技术对比等方式为多名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属。
本文通过采访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科研专家、学者、发掘亲历者、驻韩记者等人，揭秘韩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机构运转的体制机制和发掘鉴定的幕后故事 ，讲述目前中国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领域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技术突破 ，展望了我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发展方向 ，提出了一些工作启示和建议。
22岁的柳彬正在韩国服兵役，军衔兵长。记者电话联系上他时，他刚参加了今年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发掘工作。
每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纪念日，韩国都会启动为期两个月的遗骸发掘行动 ，这项工作从2013年开始至今从未间断 。参加这项浩大工程的除了有考古、历史、人类学、鉴定等方面的专家外，还有成千上万像柳彬这样的现役军人。
每年的发掘任务都会动员发掘区域周边的部队轮流参加，士兵可以根据训练计划自愿申请。柳彬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今年6月底他和12名战友自愿申请参加发掘行动。
“最多时一座山有超过2000人同时展开发掘工作。”柳彬告诉记者，所有参与发掘的军人都要接受关于现场保护、遗骸辨认以及考古工具使用等内容的培训才能开始工作。
韩国一年一度的发掘工作由隶属于韩国国防部的遗骸发掘鉴识团主导。发掘前，遗骨位置调查组根据战史资料和参战者、附近居民口述，并结合战争遗留物 将发生过战斗的地方用经纬度在地图上标出一个个方形区域，确定发掘地点 后再向当地行政部门和土地所有者提出申请。随后，许多配属的发掘部队将会按照分工在专家指导下进行发掘。
2021年7月6日，柳彬和战友们在连续工作第9天后终于发掘出了一段人体腿骨。“在移交给现场遗骸恢复组前，我们几乎拼出了这位军人的骨架轮廓。”但最让柳彬关注的还是遗骸脚骨遗留鞋底上的汉字和特殊花纹，由此他们判定这是中国军人。
显忠院，位于韩国首尔市冠岳山山麓。这里三面环山，是韩国国立军人墓地，也是韩国国防部遗骸发掘鉴识团驻地。步入发掘鉴识团大门，右侧石碑上镌刻着该团团训——“让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 ”。柳彬发掘到的遗骸和遗物最终被送到了这里完成后续鉴定工作。
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的一项课题研究显示，2000年，韩国国防部筹划开展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2007年1月1日颁布《国防部遗骸发掘鉴识团令》，正式设立遗骸发掘鉴识团。随后10多年时间，韩国先后修订颁布多项法律或规定。记者了解到，法律赋予了遗骸发掘鉴识团制定和实施发掘朝鲜战争中阵亡韩军遗骸的中长期计划，调查、确认和发掘遗骸，遗骸身份确认及遗属确认以及收集、保存和管理遗骸发掘资料等职责。遗骸发掘鉴识团下设计划运营课（处）、调查发掘课（处）、身份确认课（处）、监察室和支援大队等5个部门。经过近20年发展，该机构在遗骸发掘鉴定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工作体系及完备的制度机制 ，更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
9月1日上午，在韩国仁川市一处部队驻地的临时安置场所，人民日报驻韩国记者张悦有幸见证了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整个装殓过程。
“韩方严谨的工作态度、专业的操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张悦告诉记者，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每块烈士遗骸用以棉、茧做成的高丽纸悉心包裹后放入木质棺椁，并在棺椁外摆上鲜花。每件遗物被认真清理，编号登记 。工作人员的每个流程和操作都有着具体的要求。
韩方专家Im Nahyok博士参与了全部八个批次的志愿军烈士遗骸鉴定和交接工作。她所在的负责确认遗骸身份的中央鉴识所由考古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相关专业硕士学历以上人员组成。
2014年至2021年，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连续八年成功交接八批共825位烈士遗骸 。“今后在韩发掘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韩国将继续移交给中国，这已经成为惯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主任李中水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深化与韩方的合作交流 ，积极推进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保护相关工作，继续做好志愿军烈士遗骸例行交接迎回相关工作 。
辽宁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吕超表示，中韩连续八年合作开展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表现出韩方最大的善意和对志愿军烈士充分的尊重和礼仪，其政治意义在于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感情，对于当前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局势也有现实意义。
新蔡县佛阁寺镇展吴庄村，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东南135公里。
展吴庄村是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展志忠的老家。随着展志忠的遗骸归国的，有一枚编号为CHN-626刻有“展志忠”的印章。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等军地有关方面通过查找史料和档案记录，结合烈士牺牲时间、作战地点、遗骸发掘位置等因素，筛查出431位烈士名单，直辖市、自治区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共同协助摸排烈士亲属，组织333位烈士亲属参与DNA信息采集和鉴定比对，军地单位包括3名院士在内的10余位专家进行评审论证，最终展志忠等4位烈士身份和亲缘关系得到确认。
“用DNA等技术手段确定烈士身份和亲属情况是烈士褒扬工作的新领域、新突破 。”李中水告诉记者，这是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建以来，首次承担烈士遗骸鉴定比对工作。烈士遗骸身份认定是一项极为复杂且严谨的工作。任务团队克服时间久远 、资料缺、亲缘关系远等 困难，用较短时间成功确认 烈士身份 ，验证了烈士遗骸鉴定比对路径的可行性。
2020年4月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遗骸搜寻鉴定中心）正式成立，烈士遗骸搜寻鉴定、烈士事迹和遗物收集整理是其主要职责之一。
据记者了解，目前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军地有关单位，已经完成了对已迎回的志愿军烈士遗骸DNA信息采集 ，建立了志愿军烈士遗骸DNA数据库，翻译完成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外文资料，并对数千件烈士遗物清点整理，全部建立电子化档案 。
下一步遗骸搜寻鉴定中心将建立烈士遗骸DNA数据库和烈士家属DNA数据库，并通过两个数据库DNA信息比对，争取让更多烈士找到亲人。没有比对成功的，将在公安部DNA数据库中进一步比对。同时，通过遗物等线索，继续为其他无名英烈开展寻亲活动。
2015年1月，国家启动“忠骨计划”，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升启和他的团队受领任务，开始着手建立“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数据库”。
王升启告诉记者，志愿军烈士遗骸鉴定需要攻克两大难题 ：一是烈士遗骸因年代久远加上掩埋条件差，遗骸降解程度十分严重 ，给DNA提取带来很大困难。二是志愿军烈士牺牲时大多没有后代 ，父母兄妹健在的也很少，主要依靠远亲DNA进行比对，开展复杂亲缘关系鉴定。这是国际上两大公认的技术难题。
“总体水平国际先进，部分技术国际首创。”经过多年努力攻关，王升启团队突破陈旧遗骸DNA提取成功率低、抑制剂高、时间长等核心技术瓶颈，最快可以在6小时内 完成遗骸DNA提取工作，提取成功率可以达到95%以上 。
9月17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在这里，王升启和团队成员正在进行赴沈阳开展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采样的前期准备工作。
“联合军地优势单位和资源组建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等专门机构，系统地常态化开展失踪烈士和亲属基础信息库、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工作，尽最大努力‘让每一位无名烈士有名 ’。”王升启说，当前世界上美国、韩国、日本、越南、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遗骸发掘鉴定机构。为了推动国家烈士遗骸发掘鉴定机构的建立，这些年有关部门一直在努力。
“尽快推进建立亲属DNA数据库 ，与时间赛跑，这项工作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王升启表示，亲属DNA数据库与烈士DNA数据库同等重要，他建议尽快抢救性采集烈士近亲DNA样本，提高认亲比对成功率、准确性和效率。他还建议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包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安、医疗卫生系统等多部门联合发力 ，让更多的烈士遗属、亲属进行采样。
王升启坦言，规模化开展烈士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在我国 尚属首次 ，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无论在专门机构、专职人员、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法规方面都有较大差距，无法很好地满足系统化、规模化及常态化开展烈士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工作的任务需求。
“烈士寻亲，这是国家的姿态，也是对军人的承诺，无论你在哪里，国家都有责任把你带回家 。”辽宁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吕超表示，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人民对英烈的敬重永远都不应改变。用现代科技手段为70年前牺牲的烈士英灵寻找亲属，为烈属寻找英烈遗骸，这是人民对烈士的缅怀崇敬和对烈士亲属的敬重安慰，也彰显了一个大国和政党的担当。
李中水告诉记者，韩国关于烈士遗骸发掘鉴定拥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韩国立法是基于“对本国有功者”的搜寻发掘鉴定，对志愿军烈士遗骸属于被动发掘状态。
近年来，中韩两国在志愿军烈士遗骸发掘、鉴定、交接工作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但我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起步较晚、底子薄，发掘鉴定工作经验较为缺乏，需要加大交流合作力度来学习借鉴经验 ，同时要加强基础研究 ，掌握先进经验，提升工作能力，为长期开展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保护工作打好基础。
据了解，韩国的搜寻鉴定队伍主要依托军方组建，业务部门均隶属于国防部，硬件先进、人员齐备、专业覆盖面广。而我国无论在专门机构、专职人员、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法规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李中水建议，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军地有关单位及高校科研院所优势 ，借智借力推动组建搜寻发掘鉴定等专业队伍平台。
李中水介绍说，我国可以按照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方式逐步制定颁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相关法律和法规，要积极争取尽早将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纳入制度建设总体框架，明确遗骸搜寻发掘任务规划、体系建设、工作标准等，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化发掘保护规程体系，让更多志愿军烈士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来源：中国退役军人） https://t.cn/RuiC9vv https://t.cn/RuiC9vv
从2014年至2021年，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连续8年成功交接825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军地有关部门，为前七批归国安葬的所有在韩志愿军烈士建立了烈士遗骸DNA数据库，通过查找对照遗物、查找史料档案、生物信息技术对比等方式为多名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属。
本文通过采访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者、科研专家、学者、发掘亲历者、驻韩记者等人，揭秘韩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机构运转的体制机制和发掘鉴定的幕后故事 ，讲述目前中国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领域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技术突破 ，展望了我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发展方向 ，提出了一些工作启示和建议。
22岁的柳彬正在韩国服兵役，军衔兵长。记者电话联系上他时，他刚参加了今年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发掘工作。
每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纪念日，韩国都会启动为期两个月的遗骸发掘行动 ，这项工作从2013年开始至今从未间断 。参加这项浩大工程的除了有考古、历史、人类学、鉴定等方面的专家外，还有成千上万像柳彬这样的现役军人。
每年的发掘任务都会动员发掘区域周边的部队轮流参加，士兵可以根据训练计划自愿申请。柳彬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今年6月底他和12名战友自愿申请参加发掘行动。
“最多时一座山有超过2000人同时展开发掘工作。”柳彬告诉记者，所有参与发掘的军人都要接受关于现场保护、遗骸辨认以及考古工具使用等内容的培训才能开始工作。
韩国一年一度的发掘工作由隶属于韩国国防部的遗骸发掘鉴识团主导。发掘前，遗骨位置调查组根据战史资料和参战者、附近居民口述，并结合战争遗留物 将发生过战斗的地方用经纬度在地图上标出一个个方形区域，确定发掘地点 后再向当地行政部门和土地所有者提出申请。随后，许多配属的发掘部队将会按照分工在专家指导下进行发掘。
2021年7月6日，柳彬和战友们在连续工作第9天后终于发掘出了一段人体腿骨。“在移交给现场遗骸恢复组前，我们几乎拼出了这位军人的骨架轮廓。”但最让柳彬关注的还是遗骸脚骨遗留鞋底上的汉字和特殊花纹，由此他们判定这是中国军人。
显忠院，位于韩国首尔市冠岳山山麓。这里三面环山，是韩国国立军人墓地，也是韩国国防部遗骸发掘鉴识团驻地。步入发掘鉴识团大门，右侧石碑上镌刻着该团团训——“让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 ”。柳彬发掘到的遗骸和遗物最终被送到了这里完成后续鉴定工作。
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的一项课题研究显示，2000年，韩国国防部筹划开展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2007年1月1日颁布《国防部遗骸发掘鉴识团令》，正式设立遗骸发掘鉴识团。随后10多年时间，韩国先后修订颁布多项法律或规定。记者了解到，法律赋予了遗骸发掘鉴识团制定和实施发掘朝鲜战争中阵亡韩军遗骸的中长期计划，调查、确认和发掘遗骸，遗骸身份确认及遗属确认以及收集、保存和管理遗骸发掘资料等职责。遗骸发掘鉴识团下设计划运营课（处）、调查发掘课（处）、身份确认课（处）、监察室和支援大队等5个部门。经过近20年发展，该机构在遗骸发掘鉴定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工作体系及完备的制度机制 ，更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
9月1日上午，在韩国仁川市一处部队驻地的临时安置场所，人民日报驻韩国记者张悦有幸见证了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整个装殓过程。
“韩方严谨的工作态度、专业的操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张悦告诉记者，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每块烈士遗骸用以棉、茧做成的高丽纸悉心包裹后放入木质棺椁，并在棺椁外摆上鲜花。每件遗物被认真清理，编号登记 。工作人员的每个流程和操作都有着具体的要求。
韩方专家Im Nahyok博士参与了全部八个批次的志愿军烈士遗骸鉴定和交接工作。她所在的负责确认遗骸身份的中央鉴识所由考古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相关专业硕士学历以上人员组成。
2014年至2021年，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连续八年成功交接八批共825位烈士遗骸 。“今后在韩发掘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韩国将继续移交给中国，这已经成为惯例。”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主任李中水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深化与韩方的合作交流 ，积极推进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保护相关工作，继续做好志愿军烈士遗骸例行交接迎回相关工作 。
辽宁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吕超表示，中韩连续八年合作开展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表现出韩方最大的善意和对志愿军烈士充分的尊重和礼仪，其政治意义在于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感情，对于当前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局势也有现实意义。
新蔡县佛阁寺镇展吴庄村，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东南135公里。
展吴庄村是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展志忠的老家。随着展志忠的遗骸归国的，有一枚编号为CHN-626刻有“展志忠”的印章。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等军地有关方面通过查找史料和档案记录，结合烈士牺牲时间、作战地点、遗骸发掘位置等因素，筛查出431位烈士名单，直辖市、自治区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共同协助摸排烈士亲属，组织333位烈士亲属参与DNA信息采集和鉴定比对，军地单位包括3名院士在内的10余位专家进行评审论证，最终展志忠等4位烈士身份和亲缘关系得到确认。
“用DNA等技术手段确定烈士身份和亲属情况是烈士褒扬工作的新领域、新突破 。”李中水告诉记者，这是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组建以来，首次承担烈士遗骸鉴定比对工作。烈士遗骸身份认定是一项极为复杂且严谨的工作。任务团队克服时间久远 、资料缺、亲缘关系远等 困难，用较短时间成功确认 烈士身份 ，验证了烈士遗骸鉴定比对路径的可行性。
2020年4月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遗骸搜寻鉴定中心）正式成立，烈士遗骸搜寻鉴定、烈士事迹和遗物收集整理是其主要职责之一。
据记者了解，目前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军地有关单位，已经完成了对已迎回的志愿军烈士遗骸DNA信息采集 ，建立了志愿军烈士遗骸DNA数据库，翻译完成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外文资料，并对数千件烈士遗物清点整理，全部建立电子化档案 。
下一步遗骸搜寻鉴定中心将建立烈士遗骸DNA数据库和烈士家属DNA数据库，并通过两个数据库DNA信息比对，争取让更多烈士找到亲人。没有比对成功的，将在公安部DNA数据库中进一步比对。同时，通过遗物等线索，继续为其他无名英烈开展寻亲活动。
2015年1月，国家启动“忠骨计划”，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升启和他的团队受领任务，开始着手建立“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数据库”。
王升启告诉记者，志愿军烈士遗骸鉴定需要攻克两大难题 ：一是烈士遗骸因年代久远加上掩埋条件差，遗骸降解程度十分严重 ，给DNA提取带来很大困难。二是志愿军烈士牺牲时大多没有后代 ，父母兄妹健在的也很少，主要依靠远亲DNA进行比对，开展复杂亲缘关系鉴定。这是国际上两大公认的技术难题。
“总体水平国际先进，部分技术国际首创。”经过多年努力攻关，王升启团队突破陈旧遗骸DNA提取成功率低、抑制剂高、时间长等核心技术瓶颈，最快可以在6小时内 完成遗骸DNA提取工作，提取成功率可以达到95%以上 。
9月17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在这里，王升启和团队成员正在进行赴沈阳开展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采样的前期准备工作。
“联合军地优势单位和资源组建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等专门机构，系统地常态化开展失踪烈士和亲属基础信息库、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工作，尽最大努力‘让每一位无名烈士有名 ’。”王升启说，当前世界上美国、韩国、日本、越南、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遗骸发掘鉴定机构。为了推动国家烈士遗骸发掘鉴定机构的建立，这些年有关部门一直在努力。
“尽快推进建立亲属DNA数据库 ，与时间赛跑，这项工作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王升启表示，亲属DNA数据库与烈士DNA数据库同等重要，他建议尽快抢救性采集烈士近亲DNA样本，提高认亲比对成功率、准确性和效率。他还建议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包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安、医疗卫生系统等多部门联合发力 ，让更多的烈士遗属、亲属进行采样。
王升启坦言，规模化开展烈士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在我国 尚属首次 ，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无论在专门机构、专职人员、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法规方面都有较大差距，无法很好地满足系统化、规模化及常态化开展烈士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工作的任务需求。
“烈士寻亲，这是国家的姿态，也是对军人的承诺，无论你在哪里，国家都有责任把你带回家 。”辽宁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吕超表示，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人民对英烈的敬重永远都不应改变。用现代科技手段为70年前牺牲的烈士英灵寻找亲属，为烈属寻找英烈遗骸，这是人民对烈士的缅怀崇敬和对烈士亲属的敬重安慰，也彰显了一个大国和政党的担当。
李中水告诉记者，韩国关于烈士遗骸发掘鉴定拥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韩国立法是基于“对本国有功者”的搜寻发掘鉴定，对志愿军烈士遗骸属于被动发掘状态。
近年来，中韩两国在志愿军烈士遗骸发掘、鉴定、交接工作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但我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起步较晚、底子薄，发掘鉴定工作经验较为缺乏，需要加大交流合作力度来学习借鉴经验 ，同时要加强基础研究 ，掌握先进经验，提升工作能力，为长期开展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保护工作打好基础。
据了解，韩国的搜寻鉴定队伍主要依托军方组建，业务部门均隶属于国防部，硬件先进、人员齐备、专业覆盖面广。而我国无论在专门机构、专职人员、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法规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李中水建议，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军地有关单位及高校科研院所优势 ，借智借力推动组建搜寻发掘鉴定等专业队伍平台。
李中水介绍说，我国可以按照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方式逐步制定颁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相关法律和法规，要积极争取尽早将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纳入制度建设总体框架，明确遗骸搜寻发掘任务规划、体系建设、工作标准等，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化发掘保护规程体系，让更多志愿军烈士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来源：中国退役军人） https://t.cn/RuiC9vv https://t.cn/RuiC9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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