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约”首日，这家船厂争端有了最新表态
原创 吴秀霞 王进 中国船舶报 昨天
“
船厂目前出具的赔偿方案在劳动法既定的合法范围内，考虑到很多员工在船厂工作多年，亦是家庭支柱，面临还贷等多重压力，想争取更多权益也在情理之中。当前，企业与员工还处于相互协商、谈判阶段，政府部门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目前，北仑区正组织策划相关的招聘会，为员工牵线搭桥，创造岗位安置再就业。
——北仑区有关部门负责人
”
9月13日，是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2500余名员工（含外包工）被单方“解约”的第一天，也是该公司1500余名员工请求补偿及安置方案的第六天。当日，浙江省宁波市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台风“灿都”肆虐、风雨交加，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厂区维权的员工们如往常一样，坚持冒雨打扫厂区卫生，提前检查安置码头设施设备安全。现场维权的1位员工告诉《船报》记者，尽管目前他们还没有收到公司确切、满意的补偿安置方案，但毕竟在这里工作了14年左右，他们仍旧视厂如家，有份感情在。
事发突然 即将关闭的工厂
三星重工宁波公司是韩国三星重工在中国的第一个造船厂，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家外商独资造船厂。1995年12月20日，独资的三星造船项目正式落户宁波小港青峙工业区。20多年来，三星重工宁波公司扎根北仑，精益管理，从制造中小分段及舱口盖起步，最终实现了建造整船梦想。今年9月，该公司突然宣布撤资，让企业很多员工措手不及。
太突然了，大家都被蒙在鼓里。” 该船厂1位匿名员工说，今年年初以来，员工们都在各自岗位正常工作，生产作业照旧。从今年年中开始，员工们从各渠道了解到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地块即将被收回的消息，但又没有收到公司的赔付方案和未来职业规划，所以从9月8日开始，员工开始抗议。据该船厂相关人士透露，在员工抗议之前，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仍有7~8艘船体在建造中，但自罢工以来员工已无心工作，且很多协力厂商已经撤离，部分已结束生产的厂房已开始拆除设备，逐步转移给三星重工山东荣成厂区。
记者采访部分船厂员工了解到，9月10日，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向全体员工分别发放了《告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全体员工书》以及《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提前解散员工终止劳动合同补偿方案》。2份文件分别提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受到重大影响，导致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董事会决议依法提前解散三星公司，全体员工从2021年9月13日开始与公司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承诺向全体员工足额发放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然而，船厂员工对此并不认可，质疑并非受疫情影响关闭工厂。公开资料显示，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土地将规划为化工区域，厂区1178亩土地目前已完成收回协议签订。9月9日，相关网络民生服务平台就网友关于厂区关闭时间节点和赔偿方案的留言回复称：“按照既定工作计划，三星宁波公司将在今年年底正式停产。”资方提前宣传撤资，让企业员工产生了不满情绪。此外，员工认为，今年以来工厂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并未出现严重困难。
《船报》记者了解到，自2016年以来，韩资企业撤离中国的脚步未曾停歇。其中，三星集团分别于2019及2020年结束了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及电视机生产线，并转往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此次三星重工宁波公司撤离中国或许在资方计划之中，却在员工意料之外。不过，据韩国媒体消息，为了配合韩国政府确保当地就业水平，韩国大宇造船海洋和三星重工或将原本放在中国的分段建造工作转回韩国。这也意味着这两大韩国造船巨头在华分段业务被边缘化，在中国的三家韩国船厂——大宇造船海洋（山东）有限公司、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和三星重工业（荣成）有限公司或将停产甚至关闭。
众说不一 悬而未决的赔偿
自9月8日以来，面对员工的不断诉求，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于9月10日单方面宣布提前解散员工，并于9月13日与全体员工正式解除劳动关系。
对此，该厂1位员工认为，该公司方案内容中写明是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但企业员工们认为这是地方政府“腾笼换鸟”计划的一部分，且双方已经签订完成了1178亩土地收回协议。遗憾的是，公司方面一直没有向员工做任何说明，这也是他们意难平之处。而且，对于资方提出的赔偿方案，很多员工表示不满意，与赔偿要求差距太大。另外，资方也没有做到提前1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企业撤资、裁员时需要与工会协商并且给予员工一定的补偿。具体的补偿方式为每在企业工作一年获得一个月工资的补偿，同时，公司一般会提前一个月通知员工离职，这一个月的工资也应该给到员工。这种补偿方式即所谓的“N+1”制度。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在给员工发放的赔偿方案中设定了明确标准。根据船厂员工提供的《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提前解散员工终止劳动合同补偿方案》，该公司在对文件中所述普通员工、工伤致残员工、患职业病员工和“三期”女职工，在依法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基础上，再另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同时再支付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再就业补助金，即按“N+3”的标准进行补偿。
船厂1位匿名员工认为，很多员工从业在14年左右，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患有重工业普遍存在的听力障碍、腰椎键盘突出、膝盖损伤、苯系物超标等职业病及各种各样的工伤后遗症。该赔偿标准过低，他们希望资方拿出有诚意的赔偿方案。
对此，《船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律师及相关船企专家。业内1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认为，用人单位因客观情况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包括政策原因），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支付补偿金，补偿金一年补一个月，N补偿是合法的。该律师认为，只有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才必须支付2N补偿金，但在此不适用。此外，对于赔偿方案的标准，1家船企负责人称，企业出现重大经营变化，法律最低赔偿为“N”，同时双方也可协商解决。
持久拉锯 不断消耗的信任
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作为船舶行业知名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技术管理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这种企业文化理念一直为业界赞赏，企业和员工在共同发展中早已融为一体。
9月8日上千名员工罢工以来，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员工与资方相互拉锯、僵持已持续 6天。大部分员工身心俱疲，个别情绪激动的员工被送往医院抢救，仍然坚持在厂区的员工要求与韩方领导面谈，希望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直至记者发稿前，该公司员工表示：“台风天风雨交加，工友们还在坚持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天来不信任感、对立情绪在不断加深、扩散，这种持久拉锯战，不断消耗着各方之间的信任。
为促成事件圆满解决，9月9日，北仑区在网络平台回复相关留言表示：“对三星重工宁波公司直营员工的经济补偿方案，据悉报韩国总部批准后，将在今年9月下旬正式公布，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要求执行。而且，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对接之后，正在谋划本月中旬为三星重工公司直营员工举办专场招聘会，北仑也欢迎有技术、有意向的技能型人才继续留在北仑，政府牵线搭桥着力解決下岗再就业问题。”
9月13日，北仑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船厂目前出具的赔偿方案在劳动法既定的合法范围内，考虑到很多员工在船厂工作多年，亦是家庭支柱，面临还贷等多重压力，想争取更多权益也在情理之中。当前，企业与员工还处于相互协商、谈判阶段，政府部门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目前，北仑区也正在组织策划相关的招聘会，为员工牵线搭桥，创造岗位安置再就业。后期，北仑区将持续关注此次事件，一旦有新进展，将通过《船报》第一时间发布最新信息。
相关法律人士表示，企业撤资关闭属于正常商业行业，撤资搬厂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策略和在地的运营环境政府政策等，但涉及数千名员工的生计问题，对员工的赔偿和善后应妥善解决。在此，《船报》也呼吁，此次事件中的劳资双方能够积极畅通沟通，早日圆满解决问题。否则，等到各方之间的信任消失殆尽，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 https://t.cn/Evk4evd
原创 吴秀霞 王进 中国船舶报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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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厂目前出具的赔偿方案在劳动法既定的合法范围内，考虑到很多员工在船厂工作多年，亦是家庭支柱，面临还贷等多重压力，想争取更多权益也在情理之中。当前，企业与员工还处于相互协商、谈判阶段，政府部门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目前，北仑区正组织策划相关的招聘会，为员工牵线搭桥，创造岗位安置再就业。
——北仑区有关部门负责人
”
9月13日，是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2500余名员工（含外包工）被单方“解约”的第一天，也是该公司1500余名员工请求补偿及安置方案的第六天。当日，浙江省宁波市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台风“灿都”肆虐、风雨交加，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厂区维权的员工们如往常一样，坚持冒雨打扫厂区卫生，提前检查安置码头设施设备安全。现场维权的1位员工告诉《船报》记者，尽管目前他们还没有收到公司确切、满意的补偿安置方案，但毕竟在这里工作了14年左右，他们仍旧视厂如家，有份感情在。
事发突然 即将关闭的工厂
三星重工宁波公司是韩国三星重工在中国的第一个造船厂，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家外商独资造船厂。1995年12月20日，独资的三星造船项目正式落户宁波小港青峙工业区。20多年来，三星重工宁波公司扎根北仑，精益管理，从制造中小分段及舱口盖起步，最终实现了建造整船梦想。今年9月，该公司突然宣布撤资，让企业很多员工措手不及。
太突然了，大家都被蒙在鼓里。” 该船厂1位匿名员工说，今年年初以来，员工们都在各自岗位正常工作，生产作业照旧。从今年年中开始，员工们从各渠道了解到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地块即将被收回的消息，但又没有收到公司的赔付方案和未来职业规划，所以从9月8日开始，员工开始抗议。据该船厂相关人士透露，在员工抗议之前，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仍有7~8艘船体在建造中，但自罢工以来员工已无心工作，且很多协力厂商已经撤离，部分已结束生产的厂房已开始拆除设备，逐步转移给三星重工山东荣成厂区。
记者采访部分船厂员工了解到，9月10日，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向全体员工分别发放了《告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全体员工书》以及《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提前解散员工终止劳动合同补偿方案》。2份文件分别提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受到重大影响，导致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董事会决议依法提前解散三星公司，全体员工从2021年9月13日开始与公司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承诺向全体员工足额发放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然而，船厂员工对此并不认可，质疑并非受疫情影响关闭工厂。公开资料显示，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土地将规划为化工区域，厂区1178亩土地目前已完成收回协议签订。9月9日，相关网络民生服务平台就网友关于厂区关闭时间节点和赔偿方案的留言回复称：“按照既定工作计划，三星宁波公司将在今年年底正式停产。”资方提前宣传撤资，让企业员工产生了不满情绪。此外，员工认为，今年以来工厂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并未出现严重困难。
《船报》记者了解到，自2016年以来，韩资企业撤离中国的脚步未曾停歇。其中，三星集团分别于2019及2020年结束了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及电视机生产线，并转往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此次三星重工宁波公司撤离中国或许在资方计划之中，却在员工意料之外。不过，据韩国媒体消息，为了配合韩国政府确保当地就业水平，韩国大宇造船海洋和三星重工或将原本放在中国的分段建造工作转回韩国。这也意味着这两大韩国造船巨头在华分段业务被边缘化，在中国的三家韩国船厂——大宇造船海洋（山东）有限公司、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和三星重工业（荣成）有限公司或将停产甚至关闭。
众说不一 悬而未决的赔偿
自9月8日以来，面对员工的不断诉求，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于9月10日单方面宣布提前解散员工，并于9月13日与全体员工正式解除劳动关系。
对此，该厂1位员工认为，该公司方案内容中写明是受疫情影响，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但企业员工们认为这是地方政府“腾笼换鸟”计划的一部分，且双方已经签订完成了1178亩土地收回协议。遗憾的是，公司方面一直没有向员工做任何说明，这也是他们意难平之处。而且，对于资方提出的赔偿方案，很多员工表示不满意，与赔偿要求差距太大。另外，资方也没有做到提前1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企业撤资、裁员时需要与工会协商并且给予员工一定的补偿。具体的补偿方式为每在企业工作一年获得一个月工资的补偿，同时，公司一般会提前一个月通知员工离职，这一个月的工资也应该给到员工。这种补偿方式即所谓的“N+1”制度。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在给员工发放的赔偿方案中设定了明确标准。根据船厂员工提供的《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提前解散员工终止劳动合同补偿方案》，该公司在对文件中所述普通员工、工伤致残员工、患职业病员工和“三期”女职工，在依法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基础上，再另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同时再支付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再就业补助金，即按“N+3”的标准进行补偿。
船厂1位匿名员工认为，很多员工从业在14年左右，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患有重工业普遍存在的听力障碍、腰椎键盘突出、膝盖损伤、苯系物超标等职业病及各种各样的工伤后遗症。该赔偿标准过低，他们希望资方拿出有诚意的赔偿方案。
对此，《船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律师及相关船企专家。业内1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认为，用人单位因客观情况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包括政策原因），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支付补偿金，补偿金一年补一个月，N补偿是合法的。该律师认为，只有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才必须支付2N补偿金，但在此不适用。此外，对于赔偿方案的标准，1家船企负责人称，企业出现重大经营变化，法律最低赔偿为“N”，同时双方也可协商解决。
持久拉锯 不断消耗的信任
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作为船舶行业知名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技术管理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这种企业文化理念一直为业界赞赏，企业和员工在共同发展中早已融为一体。
9月8日上千名员工罢工以来，三星重工宁波公司员工与资方相互拉锯、僵持已持续 6天。大部分员工身心俱疲，个别情绪激动的员工被送往医院抢救，仍然坚持在厂区的员工要求与韩方领导面谈，希望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直至记者发稿前，该公司员工表示：“台风天风雨交加，工友们还在坚持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天来不信任感、对立情绪在不断加深、扩散，这种持久拉锯战，不断消耗着各方之间的信任。
为促成事件圆满解决，9月9日，北仑区在网络平台回复相关留言表示：“对三星重工宁波公司直营员工的经济补偿方案，据悉报韩国总部批准后，将在今年9月下旬正式公布，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要求执行。而且，三星重工宁波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对接之后，正在谋划本月中旬为三星重工公司直营员工举办专场招聘会，北仑也欢迎有技术、有意向的技能型人才继续留在北仑，政府牵线搭桥着力解決下岗再就业问题。”
9月13日，北仑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船厂目前出具的赔偿方案在劳动法既定的合法范围内，考虑到很多员工在船厂工作多年，亦是家庭支柱，面临还贷等多重压力，想争取更多权益也在情理之中。当前，企业与员工还处于相互协商、谈判阶段，政府部门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目前，北仑区也正在组织策划相关的招聘会，为员工牵线搭桥，创造岗位安置再就业。后期，北仑区将持续关注此次事件，一旦有新进展，将通过《船报》第一时间发布最新信息。
相关法律人士表示，企业撤资关闭属于正常商业行业，撤资搬厂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策略和在地的运营环境政府政策等，但涉及数千名员工的生计问题，对员工的赔偿和善后应妥善解决。在此，《船报》也呼吁，此次事件中的劳资双方能够积极畅通沟通，早日圆满解决问题。否则，等到各方之间的信任消失殆尽，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 https://t.cn/Evk4evd
【独家揭秘：美国如何操纵“强迫劳动”议题打压中国棉花企业】借用“强迫劳动”这样一个“万金油”概念打压他国的产业，是美国百试不爽的手段。近期，被扣上“强迫劳动”帽子的是新疆的棉花产业。《环球时报》近期获得的相关材料显示，为了借精心雕琢的“强迫劳动”概念“以疆制华”， 美西方反华势力除了通过发布报告、召开听证会等多种伎俩污蔑、打压中国棉花企业外，还施压Nike、Adidas等欧美多家知名企业配合其表演，并逼迫“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总部选边站队，致使BCI承认新疆棉纺织行业存在“强迫劳动风险”，最终决定无限期停牌新疆地区“良好棉花”认证。#揭秘美国操纵议题打压中国棉企#
“强迫劳动”概念被精心炒热，BCI中国代表处及新疆企业曾主动开展检查调研
如果熟悉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疆的污蔑套路就会发现，其最初炒作焦点是所谓“在教育营”。不过，在2019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后，“强迫劳动”开始逐步成为美方涉疆炒作的“新武器”。
在“强迫劳动”炒作中，西方媒体扮演着“打第一枪”的角色。2018年12月18日，美联社发布所谓“调查报道”“新疆再教育营，强迫劳动产品出口到美国”，通过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Badger Sportswear)服装公司及新疆和田泰达服装公司的“跟踪调查”，声称大批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在“第一枪”打响后，美国政府机构介入也就“顺理成章”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随后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联社的报道似乎第一次把中国西部的再教育营同美国一家公司进口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开展调查。美国借“强迫劳动”针对新疆产品最新的制裁是在去年12月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该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和棉制品货物，理由是兵团“存在强迫劳动”。
媒体抛出议题，美国政府吹响“冲锋号”，非政府组织、反华议员的开始粉墨登场。2020年1月，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FLA)”撰写了《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专题报告，同年3月1日，自诩“客观中立”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 ASPI)”发布题为《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行为，是“再教育营”的延伸，“强迫劳动”这一概念被彻底推上台前。
记者了解到，在美西方疯狂炒作“强迫劳动”之际，棉花产业供应链监管认证机构“瑞士良好棉花协会（简称BCI)”上海代表处及一批新疆棉企为回应舆论质疑，曾采取多种方式对新疆棉花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检查。
新疆棉企的自查开展的很早， 2019年3月境外媒体开始炒作“强迫劳动”，BCI在疆十余家合作企业就进行了自查均未发现“强迫劳动”问题。《环球时报》去年12月下旬曾到新疆多家棉花企业采访，记者了解到，新疆棉花产业早已实现高度机械化，需要雇佣人工的环节极少。
在接受《环球时报》邮件采访时，BCI上海代表处告诉记者，2012年BCI正式在上海设立代表处，通过和植棉区当地的执行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培训棉农良好棉花的生产原则和标准，帮助棉农用环保可持续的方式种植棉花。“BCI的审核包括生产单位自我评估，执行合作伙伴和BCI第二方可信度审核以及通标标准技术有限公司（SGS)作为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验证。通过三重机制来评估生产单位是否可以取得良好棉花证书。”
“通过我们8年以来遵循良好棉花标准流程所进行的第二方和第三方审核验证，在新疆地区所有执行合作伙伴的项目中从未发现过任何违反良好棉花禁止强迫劳动的标准的情况。”对于调查结果，BCI上海代表处1月18日这样回应。
中国企业被排挤，国际品牌不愿公布调查结果，BCI总部对华强硬内幕被揭开
但是对于BCI上海代表处和BCI会员企业的自主调查的调查结果，BCI总部“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却并不满意，而是用“有罪推定”的逻辑来处理问题。
一位BCI上海代表处前员工表示，虽然BCI上海代表处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未发现“强迫劳动”情况，但由于BCI总部调查组成员立场优先原则，BCI总部调查组对调查结论并不认可，而是迎合反华势力需要，继续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
《环球时报》获悉，BCI 总部在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过程中，援引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人权观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反华组织的大量不实信息，使得所谓“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存在重大瑕疵。
巨大压力下，一些国际知名企业也选择无视真相，《环球时报》了解到，BCI合作企业 ADIDAS、H&M的内部调查部门曾入疆开展调查，特别是H&M曾在媒体上明确称“尽管我们没有在新疆采购，但是我们去了阿克苏的工厂，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证据”。之后，H&M公司受到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压力。2020年9月15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涉嫌强迫劳动为由，宣布禁止从5家中国公司和1家制造厂进口产品。H&M公司随即宣布终止与有关新疆公司的“非直接业务往来”。
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 FLA)”拥有Adidas、Nike、Vetta等100多家下属会员单位，相关企业在华占有大量市场份额。以最常见的运动品牌Adidas为例，该企业在大中华市场的销售额占据其全球销售额约20%,是Adidas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在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中国也是 Adidas 首个开始复苏的重要市场。知情人士向《环球时报》透露，在ASPI所谓“报告”发布后，Adidas 曾派人前往新疆地区对相关企业进行了2次实地调查，但Adidas却一直不愿将调查结果进行公布。
2020年3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美议员要求，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提及“FLA 援引＇关于新疆地区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基本人权的可靠报道＇，要求旗下会员进行调查并寻找其他资源”。FLA 旗下会员单位 NIKE、Patagonia 等纷纷表示支持FLA关于反对新疆“强迫劳动”的呼吁，NIKE宣称不直接在新疆地区采购任何产品，致力于维护国际劳工标准。
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相关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详细说明了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但都难以改变BCI总部的态度倾向。2020年10月21日，BCI官网发布“BCI停止中国新疆所有线下活动”的声明，称受到相关原因影响，BCI 将停止在新疆地区的所有线下活动，无限期暂停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环球时报》记者去年12月底在新疆采访期间，多家企业向记者展示了BCI发出的停止认证电邮。
为什么BCI总部对中国新疆如此带有偏见？知情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BCI理事会前任主席立场客观中立，“强迫劳动”引发舆论关注后，积极与相关中国企业联系，商讨应对解决办法。然而，2019年5月，美国SUPIMA公司负责人MARK(美国籍）成为BCI 新任主席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与前任主席不同，新任主席高度重视美国公司利益，与BCI客观中立的立场相冲突，由于其强硬的对华态度，使得中国会员受到排挤。
同时，《环球时报》得到的资料显示， BCI理事会大部分成员系欧美零售品牌商的派驻代表。由于会员缴纳的会费是BCI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美国的NIKE、LEVIS、GAP等著名品牌商代表在 BCI 理事会中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能够直接影响BCI决策。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则是BCI的赞助商，这家代表美国政府意志的机构，对BCI理事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正是这些理事会成员，不断要求BCI总部对新疆会员单位采取行动。
《环球时报》从BCI官网及知情人等渠道了解到，受BCI理事会影响，2020年4月1日，BCI总部成立“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调查新疆“强迫劳动”问题，该调查组包含公民社会组织、零售商、品牌商和咨询公司等机构的代表11人，其中包含了“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秘书长兼董事Shelly Heald Han(中文名韩雪莉）、“人权观察”研究员 Komala Ramachandra、“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官员 Allison Gill 等人。而上述成员和组织存在诸多反华“黑历史”。之后，该调查组进一步联手美英人权组织代表与BCI总部高层举行多次联席会议，持续影响BCI总部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判断，使BCI与调查团形成统一的立场，为英美人权组织插手该问题不断加码。
在调查组举办的其中一次会议中，参会成员除了上述的BCI调查组的反华组织成员代表，还邀请了长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负责人路易莎·格雷芙等英美人权组织代表，路易莎·格雷芙曾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
这次会议上决定无限期停止对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甚至提出一个令人发笑的卑劣要求：任何关注“新疆问题”的人权组织（不限于参会组织）均有权获悉BCI涉疆调查情况，且BCI作出的任何决定，对外也要宣称“与人权组织无关”。而BCI上海代表处对上述细节均表示不方便回应。
美国的真实目的：制定规则
“新疆业务暂停了，BCI相当于损失了中国棉花近90%的业务，是自断手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疆棉花业内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
令人意外的是，即使不断对美方立场妥协，甚至助纣为虐，但美国对BCI的态度却并没有多少“温度”。2019年以来，美国媒体开始在“强迫劳动”问题上多次点名BCI，质疑BCI在棉纺职业标准认定方面的公信力。2020年7月，美国农业部成立了“美国棉花信任协议”组织，要求所有美资企业必须使用美版“认证系统”及“供应链追溯系统”，有主导棉纺业国际规则和秩序之意。
显然，以“强迫劳动”为名，打压中国棉纺企业只是美国的目的之一，伺机主导全球棉纺行业规则是其更隐秘的企图。在迎合美方立场的同时，BCI并未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如上述人士所称，是“自断手脚”。
“目前来看，全球最大的棉花可持续标准还是属于BCI，但美国正在争夺话语权，至少是想分一块大蛋糕。”该人士表示。在被问到停止认证带来的负面影响时，BCI上海代表处在接受采访时并不愿做评论，只是委婉地回应称：“新疆是中国最重要的植棉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产量的85%。良好棉花项目在新疆地区的产量占新疆地区产量15%-18%。最终流通到供应链中的良好棉花大约是40万吨到50万吨左右，暂停认证，意味着每年大约需要进口40万吨到50万吨的海外良好棉花。”
“强迫劳动”概念被精心炒热，BCI中国代表处及新疆企业曾主动开展检查调研
如果熟悉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疆的污蔑套路就会发现，其最初炒作焦点是所谓“在教育营”。不过，在2019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后，“强迫劳动”开始逐步成为美方涉疆炒作的“新武器”。
在“强迫劳动”炒作中，西方媒体扮演着“打第一枪”的角色。2018年12月18日，美联社发布所谓“调查报道”“新疆再教育营，强迫劳动产品出口到美国”，通过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Badger Sportswear)服装公司及新疆和田泰达服装公司的“跟踪调查”，声称大批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在“第一枪”打响后，美国政府机构介入也就“顺理成章”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随后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联社的报道似乎第一次把中国西部的再教育营同美国一家公司进口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开展调查。美国借“强迫劳动”针对新疆产品最新的制裁是在去年12月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该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和棉制品货物，理由是兵团“存在强迫劳动”。
媒体抛出议题，美国政府吹响“冲锋号”，非政府组织、反华议员的开始粉墨登场。2020年1月，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FLA)”撰写了《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专题报告，同年3月1日，自诩“客观中立”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 ASPI)”发布题为《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行为，是“再教育营”的延伸，“强迫劳动”这一概念被彻底推上台前。
记者了解到，在美西方疯狂炒作“强迫劳动”之际，棉花产业供应链监管认证机构“瑞士良好棉花协会（简称BCI)”上海代表处及一批新疆棉企为回应舆论质疑，曾采取多种方式对新疆棉花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检查。
新疆棉企的自查开展的很早， 2019年3月境外媒体开始炒作“强迫劳动”，BCI在疆十余家合作企业就进行了自查均未发现“强迫劳动”问题。《环球时报》去年12月下旬曾到新疆多家棉花企业采访，记者了解到，新疆棉花产业早已实现高度机械化，需要雇佣人工的环节极少。
在接受《环球时报》邮件采访时，BCI上海代表处告诉记者，2012年BCI正式在上海设立代表处，通过和植棉区当地的执行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培训棉农良好棉花的生产原则和标准，帮助棉农用环保可持续的方式种植棉花。“BCI的审核包括生产单位自我评估，执行合作伙伴和BCI第二方可信度审核以及通标标准技术有限公司（SGS)作为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验证。通过三重机制来评估生产单位是否可以取得良好棉花证书。”
“通过我们8年以来遵循良好棉花标准流程所进行的第二方和第三方审核验证，在新疆地区所有执行合作伙伴的项目中从未发现过任何违反良好棉花禁止强迫劳动的标准的情况。”对于调查结果，BCI上海代表处1月18日这样回应。
中国企业被排挤，国际品牌不愿公布调查结果，BCI总部对华强硬内幕被揭开
但是对于BCI上海代表处和BCI会员企业的自主调查的调查结果，BCI总部“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却并不满意，而是用“有罪推定”的逻辑来处理问题。
一位BCI上海代表处前员工表示，虽然BCI上海代表处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未发现“强迫劳动”情况，但由于BCI总部调查组成员立场优先原则，BCI总部调查组对调查结论并不认可，而是迎合反华势力需要，继续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
《环球时报》获悉，BCI 总部在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过程中，援引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人权观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反华组织的大量不实信息，使得所谓“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存在重大瑕疵。
巨大压力下，一些国际知名企业也选择无视真相，《环球时报》了解到，BCI合作企业 ADIDAS、H&M的内部调查部门曾入疆开展调查，特别是H&M曾在媒体上明确称“尽管我们没有在新疆采购，但是我们去了阿克苏的工厂，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证据”。之后，H&M公司受到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压力。2020年9月15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涉嫌强迫劳动为由，宣布禁止从5家中国公司和1家制造厂进口产品。H&M公司随即宣布终止与有关新疆公司的“非直接业务往来”。
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 FLA)”拥有Adidas、Nike、Vetta等100多家下属会员单位，相关企业在华占有大量市场份额。以最常见的运动品牌Adidas为例，该企业在大中华市场的销售额占据其全球销售额约20%,是Adidas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在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中国也是 Adidas 首个开始复苏的重要市场。知情人士向《环球时报》透露，在ASPI所谓“报告”发布后，Adidas 曾派人前往新疆地区对相关企业进行了2次实地调查，但Adidas却一直不愿将调查结果进行公布。
2020年3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美议员要求，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提及“FLA 援引＇关于新疆地区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基本人权的可靠报道＇，要求旗下会员进行调查并寻找其他资源”。FLA 旗下会员单位 NIKE、Patagonia 等纷纷表示支持FLA关于反对新疆“强迫劳动”的呼吁，NIKE宣称不直接在新疆地区采购任何产品，致力于维护国际劳工标准。
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相关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详细说明了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但都难以改变BCI总部的态度倾向。2020年10月21日，BCI官网发布“BCI停止中国新疆所有线下活动”的声明，称受到相关原因影响，BCI 将停止在新疆地区的所有线下活动，无限期暂停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环球时报》记者去年12月底在新疆采访期间，多家企业向记者展示了BCI发出的停止认证电邮。
为什么BCI总部对中国新疆如此带有偏见？知情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BCI理事会前任主席立场客观中立，“强迫劳动”引发舆论关注后，积极与相关中国企业联系，商讨应对解决办法。然而，2019年5月，美国SUPIMA公司负责人MARK(美国籍）成为BCI 新任主席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与前任主席不同，新任主席高度重视美国公司利益，与BCI客观中立的立场相冲突，由于其强硬的对华态度，使得中国会员受到排挤。
同时，《环球时报》得到的资料显示， BCI理事会大部分成员系欧美零售品牌商的派驻代表。由于会员缴纳的会费是BCI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美国的NIKE、LEVIS、GAP等著名品牌商代表在 BCI 理事会中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能够直接影响BCI决策。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则是BCI的赞助商，这家代表美国政府意志的机构，对BCI理事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正是这些理事会成员，不断要求BCI总部对新疆会员单位采取行动。
《环球时报》从BCI官网及知情人等渠道了解到，受BCI理事会影响，2020年4月1日，BCI总部成立“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调查新疆“强迫劳动”问题，该调查组包含公民社会组织、零售商、品牌商和咨询公司等机构的代表11人，其中包含了“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秘书长兼董事Shelly Heald Han(中文名韩雪莉）、“人权观察”研究员 Komala Ramachandra、“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官员 Allison Gill 等人。而上述成员和组织存在诸多反华“黑历史”。之后，该调查组进一步联手美英人权组织代表与BCI总部高层举行多次联席会议，持续影响BCI总部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判断，使BCI与调查团形成统一的立场，为英美人权组织插手该问题不断加码。
在调查组举办的其中一次会议中，参会成员除了上述的BCI调查组的反华组织成员代表，还邀请了长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负责人路易莎·格雷芙等英美人权组织代表，路易莎·格雷芙曾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
这次会议上决定无限期停止对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甚至提出一个令人发笑的卑劣要求：任何关注“新疆问题”的人权组织（不限于参会组织）均有权获悉BCI涉疆调查情况，且BCI作出的任何决定，对外也要宣称“与人权组织无关”。而BCI上海代表处对上述细节均表示不方便回应。
美国的真实目的：制定规则
“新疆业务暂停了，BCI相当于损失了中国棉花近90%的业务，是自断手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疆棉花业内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
令人意外的是，即使不断对美方立场妥协，甚至助纣为虐，但美国对BCI的态度却并没有多少“温度”。2019年以来，美国媒体开始在“强迫劳动”问题上多次点名BCI，质疑BCI在棉纺职业标准认定方面的公信力。2020年7月，美国农业部成立了“美国棉花信任协议”组织，要求所有美资企业必须使用美版“认证系统”及“供应链追溯系统”，有主导棉纺业国际规则和秩序之意。
显然，以“强迫劳动”为名，打压中国棉纺企业只是美国的目的之一，伺机主导全球棉纺行业规则是其更隐秘的企图。在迎合美方立场的同时，BCI并未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如上述人士所称，是“自断手脚”。
“目前来看，全球最大的棉花可持续标准还是属于BCI，但美国正在争夺话语权，至少是想分一块大蛋糕。”该人士表示。在被问到停止认证带来的负面影响时，BCI上海代表处在接受采访时并不愿做评论，只是委婉地回应称：“新疆是中国最重要的植棉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产量的85%。良好棉花项目在新疆地区的产量占新疆地区产量15%-18%。最终流通到供应链中的良好棉花大约是40万吨到50万吨左右，暂停认证，意味着每年大约需要进口40万吨到50万吨的海外良好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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