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了，吃瓜吃的我人快气傻了。用脚趾头都没想到这破篓子事还跟我家小孩有关系。思来想去，怕有人过度解读抹黑我家崽，还是用小号骂个痛快。
不管你是否真的跟小孩在台下聊天了，背后嚼舌根真不怕变哑巴。要是真聊天了那些玩意儿更可怕，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啊你这是，大无语事件不知道怎么说你了，头一回给我整不会了。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也不是自夸，小孩的实力都有前辈见证过评价过。凡事也要从心处理吧？你不能你自己差劲就眼红别人伪造事实啊。多大年纪了心里没点数。
流量第一回这么多吧？恭喜你啊，这辈子最后一次了，好好珍惜吧。
最后送你一句话“窥屏看见你可笑嘴角，寄生网络肆意疯癫，你转脸才发现，你我不是同一水平线。”
烦死了一天天的。#无才的绣花枕头#
不管你是否真的跟小孩在台下聊天了，背后嚼舌根真不怕变哑巴。要是真聊天了那些玩意儿更可怕，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啊你这是，大无语事件不知道怎么说你了，头一回给我整不会了。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也不是自夸，小孩的实力都有前辈见证过评价过。凡事也要从心处理吧？你不能你自己差劲就眼红别人伪造事实啊。多大年纪了心里没点数。
流量第一回这么多吧？恭喜你啊，这辈子最后一次了，好好珍惜吧。
最后送你一句话“窥屏看见你可笑嘴角，寄生网络肆意疯癫，你转脸才发现，你我不是同一水平线。”
烦死了一天天的。#无才的绣花枕头#
谁在阻挠西咸一体化？
《陕西省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安市全面代管西咸新区指导意见的通知》，不但理清了西安咸阳两市的责权界限，也将西安西咸新区咸阳这三个西安都市圈的核心区域，从行政区划的历史纠缠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到协作发展上来，可以说是西安—咸阳一体化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这份文件也在事实上宣告了张宝通研究员“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歪理谬论的破产。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并不是一个不可以讨论的问题，只要愿意，甚至可以和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讨论一下“三分宇宙”啥的。
但是，张宝通研究员作为前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严肃的社会学者，作为陕西省头牌智囊，为一己之私，背离政府决策，挑动社会民意，罔顾事实，违背基本逻辑，歪曲历史事实，信口开河，指鹿为马，那就越过红线了。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对“专家”这两个字如此敏感？究其原因，就是某些专家太离谱了，甚至经常有人说：专家一发言，上帝就发笑。
本文既是对张宝通研究员“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歪理谬论的批驳，也是对这种批驳的终止，因为随着这次调整，我们看重的，将是未来的协作发展。
█没有房地产，就没有一体化：西安—咸阳一体化二十年实践的经验教训
府誌君一直有个观点，西安—咸阳一体化之所以饱经挫折，西咸新区建设之所以不如人意，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提出的太早了，早到几乎和全国各地同步。
我们不太善于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当时河里还没石头。
解释一下，就是在西安没有发展房地产之前，西安咸阳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实现一体化。
纵观“西咸一体化”，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看，期初咸阳卖力，中间省上积极，如今西安得利。
张宝通研究员给咸阳扣上N个反对“咸阳一体化”的帽子，把咸阳塑造成“一体化”中的反面角色，但其实最早真金白银修路，想要靠“西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是咸阳。
不可否认，咸阳当年有着自己的心思，希望主动融入西安，借力西安的人才、经济、金融资源，承接西安的产业转移，借力西安发展咸阳。
咸阳在2000年代进入迷茫期，“电子城”“纺织城”“保健城”“足浴城”相继破产，“咸阳市政府西迁”和“兴平撤市设区”的规划一件都没弄成，和西安搞“西咸经济一体化”，是想在自身发展不给力的情况下，想要“大树底下好乘凉”。
咸阳在自身财力艰难的情况下，在渭河南岸修了世纪大道，在渭河北岸修建了兰池大道，世纪大道从西向东、兰池大道从北向南，可以说都是咸阳对“西咸一体化”的渴望。
但是这种建立在咸阳承接西安产业转移基础上的“西咸一体化”，致命的缺点就是，在当年西安处在自身都不够大不够强的阶段，几乎就是个放大版的咸阳，自己都吃不饱，绕城之外都没有开发，周边县区嗷嗷待哺，再搞产业输出，那不是辐射外溢，那是割肉放血。
现在回过头来看，世纪大道断头在三桥，渭河横桥断头在草滩，都是可以理解的。
2017年西安大力发展房地产后，一是本身需要大量的土地供应，偏偏西安市内因为城改乱局几乎再无发展空间，必须向外扩展，同时，房地产的兴起还会挤迫原有高占地低效益产业外迁，新进产业也会因土地成本主动在外围布局，西安市区、周边县区、西咸新区、咸阳、渭南可以各取所需。
当西安成为一体化的主力军后，纠缠了二十年的乱局一下子盘活了。
如今，从房地产角度来说，不但西安咸阳早就实现了同城化、一体化，曲江新区也同一众房地产巨头们进军西渭东区，这种趋势日益成为西安都市圈建设的主流。
█“行政一体化”与房地产媒体抱团，张宝通研究员一战封神
在2010年之前，尽管一体化发展缓慢，但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民间舆论上，从来都没有咸阳反对“西咸经济一体化”的言论，反倒是在被划走了大批土地和人口后，咸阳被张宝通研究员一班人扣上了拖延乃至对抗“西咸一体化”的帽子。
2011年陕西省委、省政府调整西咸新区体制机制，开启省市共建、以省为主的建设模式，省上提出“行政区划不变、统计口径不变、利益格局不变”的模式。
西咸新区土地大部分都在咸阳的地界上，按照三个不变的模式，举全省之力建设西咸新区，相当于是在建设咸阳，西安嘴里虽然不说，但它的心里是不高兴的，因此西安对建设“西咸新区”没有积极性。
这也是为何虽然13年西咸新区有一路一带、14年有国家级新区、15年有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16年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诸多的加持，但西咸新区依旧发展不够快原因。
本质上说是西咸新区行政体制没理顺，不如说是出成绩算谁的没理顺，西安不愿意把树种到别人的地里去，对于西安来说是在给别人做嫁衣。
而且与实体经济不同的是，实体经济不太在意土地收益，在意的是产值、税收、就业、未来的长期发展等，这也是西安不惜牺牲巨大土地收益，也要引进三星、华为。但房地产则不同，它几乎没有后继收益，看中的是巨额的、现把清的、一家独吞的土地转让金。
这种模式下，西安西咸新区咸阳之间，没有双赢可言。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民间舆论、智库学者开始营造“西咸一体化”非行政一体化不可的结论，大西安建设必须进行西咸之间的行政区划调整，“三分咸阳”的观点被抛出达到顶峰。由此开始整个民间舆论可以说渐渐不利于咸阳，不断的被指称“阻碍一体化进程”。
张宝通研究员也就此封神，成为意见领袖。
2017年春节，前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对提出“三分咸阳”张宝通研究员进行拜访，西安的主政者和“大西安”的头号宣讲人会面，并不是没有目的的，领导探望谁背后，都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含义。
永康书记虽然离开了西安，但张宝通研究员的事业没有止步，由“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的“学术研究”加码为罔顾事实的对咸阳的肆意攻击。
咸阳对这种舆论压制，可以说完全蒙了，根本无法还手，更加助长了张宝通研究员的胆气和气焰。说好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几波操作下来，被张宝通研究员营造出了非行政一体化不可的态势，修路最早最积极，甚至划出人口土地给西安，但张宝通研究员扣给咸阳的帽子反而一再升级，乃至罔顾事实，口不择言。
舆论先行、学者背书，历来是最常见的试探手法，可以看做是探口风，也可以看做投石问路。
很多时候舆论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无的放矢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带着舆论倒戈、压制的意思，就是要破开省上之前定下的“行政区划不变、统计口径不变、利益格局不变”的模式。
一大群房产营销号也把张宝通研究员奉为神明，围绕在张宝通研究员周边，依靠“西咸合体”概念反复炒作，你会发现凡是吹捧“西咸合体”的，都是卖楼的。
至此，依靠市场、产业辐射、规划衔接带动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已经被刻意的扭转为了行政区划变更。
█这次调整的重大现实意义
虽然国家层面对大中小城市全面均衡发展进行了调整，但城镇化建设不可逆转的走上了支持“中心城市”“大城市”“省会城市”的道路，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已经是种共识。
对于西安来说，只有地是自己的、人是自己的，建设起来才踏实，特别是随着西安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更高层面的政策加持和国家定位，对西安来说必须牢牢抓住“大西安”的建设主导权，毕竟，捏到手里和装到口袋，还是有差别的。
2017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反映了陕西省期待出现经济双子星想法的破灭，咸阳并不具备和西安组成双核心的能力，在优先发展级上，咸阳必须往后排。
但是咸阳再往后排，也是和榆林并列，排在其他地市之前的，和榆林相比，即使失去西咸新区，咸阳还拥有西安辐射、机场、地铁、教育、矿产资源的便利，一定程度上，比榆林更具优势。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咸阳因为包括失去西咸新区、赵正永余毒等在内的各种因素叠加，来了个就此沉沦，急速下滑。所幸省上及时止损，及时换将，才使得咸阳从深坑中爬了出来。
经过这次调整，陕西、西安、咸阳、西咸新区四方理顺了关系，明确了权限，吃下了定心丸，也许这种方式并不是最现代的、最科学的，但却是最符合陕西实际的。
经过这次调整，各方从行政区划的纠缠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来，这也是陕西各方最愿看到的局面。
█体制中人反体制：咸阳干部市民对抗西咸合并？
咸阳是否“三分”，西安咸阳能否合并，西安咸阳怎样“行政一体化”，且不说它虚无缥缈能否实现吧，一个必须明确的现实是，主导权并不在咸阳，甚至和咸阳没有一点关系，咸阳干部市民更没有理由、没有能力“对抗”，这也是张宝通研究员一系列歪理谬论中最为荒谬的地方。
张宝通研究员说咸阳市长不想做区长，咸阳干部们不想降级，因而对抗“西咸一体化”。
试问几个地市级城市的厅级领导干部，就能影响到地级市、副省级行政区划的调整吗？那么多国家正部级机构、几万人的集团军都能说撤就撤，咸阳一个厅级想“对抗”？
当中国是什么呢？全国全省不一盘棋了？中央省上的领导不好使了？
全国大多数合并的区域，对被合并城市在职人员的安排，都坚持就高不就低，宜宽不宜紧的原则，何况西安是副省级城市，如果真要合并，许多干部的级别待遇是升而不是降，西咸新区代管后的现实看不见？
并入西安，对咸阳老百姓更是有好处。
教育、医疗、交通享受省城条件，社保每年也会多几百块钱，如果能选择，咸阳市民们还希望并入北京上海呢。咸阳市民不愿意，真当咸阳市民是傻子呢。
再说，即使咸阳市民不愿意，又能咋地？举行公投，否定中央省上的决策？
“三分咸阳”，更甚的是西安咸阳合并，，从省上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把咸阳发展较好的地方给西安，将不得不考虑背后带来的民生影响、民意看法，剩下的比较穷的地方如何发展？这都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从国家层面来讲，行政区划调整的背后都得评估收益与成本，特别是西安咸阳这样具有广泛历史影响力的城市，所带来的政治影响，甚至后续的跟风效应。
这些道理，民众们不懂，在那瞎咋呼，或者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懂了也装不懂，这些都能理解，但是张宝通研究员则不然，他是体制中人，对体制内的事门清。
不然，怎么只见张宝通研究员攻击指责咸阳，却从来不敢指责对此事负有更大决策责任的西安、省上乃至更高层？
那帮地产营销号们还敢点明“肉食者鄙”、领导们都是庸庸之辈、有人为一己之私反对“西咸一体化”、国家省府里的人都没他们有见地，张宝通研究员对领导层最大的指责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擦边球。
人家明白着呢，知道怎样既能火又安全。
根据张宝通研究员的需要，不但咸阳可以因为“对抗西咸行政一体化”将是死路一条，连陕西都是“多年来经济一体化的思路败给了四川行政一体化的模式”，西安更是“已经边缘化了”“如果陕西再不组建大西安，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的新篇章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社会上有一类“政客型专家”，领导想干啥，咱就去说啥，领导敢说一，咱就敢说十，领导敢骂谁，咱就敢咬谁，节操风骨尽失。
对于张宝通研究员来说，管你什么歪理谬论，管你什么科学不科学，我只管出位，理论越荒谬越博眼球越好，两地民众越对立越好，火越烧越旺越好，这样光环才能更大些，更亮些。
可惜，张宝通研究员烧了十年的火，让一份文件给浇灭了。
别了，“三分咸阳”，别了，“西咸行政一体化”。
谨以此文悼念。
《陕西省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安市全面代管西咸新区指导意见的通知》，不但理清了西安咸阳两市的责权界限，也将西安西咸新区咸阳这三个西安都市圈的核心区域，从行政区划的历史纠缠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到协作发展上来，可以说是西安—咸阳一体化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这份文件也在事实上宣告了张宝通研究员“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歪理谬论的破产。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并不是一个不可以讨论的问题，只要愿意，甚至可以和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讨论一下“三分宇宙”啥的。
但是，张宝通研究员作为前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严肃的社会学者，作为陕西省头牌智囊，为一己之私，背离政府决策，挑动社会民意，罔顾事实，违背基本逻辑，歪曲历史事实，信口开河，指鹿为马，那就越过红线了。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对“专家”这两个字如此敏感？究其原因，就是某些专家太离谱了，甚至经常有人说：专家一发言，上帝就发笑。
本文既是对张宝通研究员“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歪理谬论的批驳，也是对这种批驳的终止，因为随着这次调整，我们看重的，将是未来的协作发展。
█没有房地产，就没有一体化：西安—咸阳一体化二十年实践的经验教训
府誌君一直有个观点，西安—咸阳一体化之所以饱经挫折，西咸新区建设之所以不如人意，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提出的太早了，早到几乎和全国各地同步。
我们不太善于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当时河里还没石头。
解释一下，就是在西安没有发展房地产之前，西安咸阳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实现一体化。
纵观“西咸一体化”，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看，期初咸阳卖力，中间省上积极，如今西安得利。
张宝通研究员给咸阳扣上N个反对“咸阳一体化”的帽子，把咸阳塑造成“一体化”中的反面角色，但其实最早真金白银修路，想要靠“西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是咸阳。
不可否认，咸阳当年有着自己的心思，希望主动融入西安，借力西安的人才、经济、金融资源，承接西安的产业转移，借力西安发展咸阳。
咸阳在2000年代进入迷茫期，“电子城”“纺织城”“保健城”“足浴城”相继破产，“咸阳市政府西迁”和“兴平撤市设区”的规划一件都没弄成，和西安搞“西咸经济一体化”，是想在自身发展不给力的情况下，想要“大树底下好乘凉”。
咸阳在自身财力艰难的情况下，在渭河南岸修了世纪大道，在渭河北岸修建了兰池大道，世纪大道从西向东、兰池大道从北向南，可以说都是咸阳对“西咸一体化”的渴望。
但是这种建立在咸阳承接西安产业转移基础上的“西咸一体化”，致命的缺点就是，在当年西安处在自身都不够大不够强的阶段，几乎就是个放大版的咸阳，自己都吃不饱，绕城之外都没有开发，周边县区嗷嗷待哺，再搞产业输出，那不是辐射外溢，那是割肉放血。
现在回过头来看，世纪大道断头在三桥，渭河横桥断头在草滩，都是可以理解的。
2017年西安大力发展房地产后，一是本身需要大量的土地供应，偏偏西安市内因为城改乱局几乎再无发展空间，必须向外扩展，同时，房地产的兴起还会挤迫原有高占地低效益产业外迁，新进产业也会因土地成本主动在外围布局，西安市区、周边县区、西咸新区、咸阳、渭南可以各取所需。
当西安成为一体化的主力军后，纠缠了二十年的乱局一下子盘活了。
如今，从房地产角度来说，不但西安咸阳早就实现了同城化、一体化，曲江新区也同一众房地产巨头们进军西渭东区，这种趋势日益成为西安都市圈建设的主流。
█“行政一体化”与房地产媒体抱团，张宝通研究员一战封神
在2010年之前，尽管一体化发展缓慢，但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民间舆论上，从来都没有咸阳反对“西咸经济一体化”的言论，反倒是在被划走了大批土地和人口后，咸阳被张宝通研究员一班人扣上了拖延乃至对抗“西咸一体化”的帽子。
2011年陕西省委、省政府调整西咸新区体制机制，开启省市共建、以省为主的建设模式，省上提出“行政区划不变、统计口径不变、利益格局不变”的模式。
西咸新区土地大部分都在咸阳的地界上，按照三个不变的模式，举全省之力建设西咸新区，相当于是在建设咸阳，西安嘴里虽然不说，但它的心里是不高兴的，因此西安对建设“西咸新区”没有积极性。
这也是为何虽然13年西咸新区有一路一带、14年有国家级新区、15年有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16年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诸多的加持，但西咸新区依旧发展不够快原因。
本质上说是西咸新区行政体制没理顺，不如说是出成绩算谁的没理顺，西安不愿意把树种到别人的地里去，对于西安来说是在给别人做嫁衣。
而且与实体经济不同的是，实体经济不太在意土地收益，在意的是产值、税收、就业、未来的长期发展等，这也是西安不惜牺牲巨大土地收益，也要引进三星、华为。但房地产则不同，它几乎没有后继收益，看中的是巨额的、现把清的、一家独吞的土地转让金。
这种模式下，西安西咸新区咸阳之间，没有双赢可言。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民间舆论、智库学者开始营造“西咸一体化”非行政一体化不可的结论，大西安建设必须进行西咸之间的行政区划调整，“三分咸阳”的观点被抛出达到顶峰。由此开始整个民间舆论可以说渐渐不利于咸阳，不断的被指称“阻碍一体化进程”。
张宝通研究员也就此封神，成为意见领袖。
2017年春节，前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对提出“三分咸阳”张宝通研究员进行拜访，西安的主政者和“大西安”的头号宣讲人会面，并不是没有目的的，领导探望谁背后，都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含义。
永康书记虽然离开了西安，但张宝通研究员的事业没有止步，由“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的“学术研究”加码为罔顾事实的对咸阳的肆意攻击。
咸阳对这种舆论压制，可以说完全蒙了，根本无法还手，更加助长了张宝通研究员的胆气和气焰。说好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几波操作下来，被张宝通研究员营造出了非行政一体化不可的态势，修路最早最积极，甚至划出人口土地给西安，但张宝通研究员扣给咸阳的帽子反而一再升级，乃至罔顾事实，口不择言。
舆论先行、学者背书，历来是最常见的试探手法，可以看做是探口风，也可以看做投石问路。
很多时候舆论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无的放矢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带着舆论倒戈、压制的意思，就是要破开省上之前定下的“行政区划不变、统计口径不变、利益格局不变”的模式。
一大群房产营销号也把张宝通研究员奉为神明，围绕在张宝通研究员周边，依靠“西咸合体”概念反复炒作，你会发现凡是吹捧“西咸合体”的，都是卖楼的。
至此，依靠市场、产业辐射、规划衔接带动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已经被刻意的扭转为了行政区划变更。
█这次调整的重大现实意义
虽然国家层面对大中小城市全面均衡发展进行了调整，但城镇化建设不可逆转的走上了支持“中心城市”“大城市”“省会城市”的道路，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已经是种共识。
对于西安来说，只有地是自己的、人是自己的，建设起来才踏实，特别是随着西安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更高层面的政策加持和国家定位，对西安来说必须牢牢抓住“大西安”的建设主导权，毕竟，捏到手里和装到口袋，还是有差别的。
2017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反映了陕西省期待出现经济双子星想法的破灭，咸阳并不具备和西安组成双核心的能力，在优先发展级上，咸阳必须往后排。
但是咸阳再往后排，也是和榆林并列，排在其他地市之前的，和榆林相比，即使失去西咸新区，咸阳还拥有西安辐射、机场、地铁、教育、矿产资源的便利，一定程度上，比榆林更具优势。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咸阳因为包括失去西咸新区、赵正永余毒等在内的各种因素叠加，来了个就此沉沦，急速下滑。所幸省上及时止损，及时换将，才使得咸阳从深坑中爬了出来。
经过这次调整，陕西、西安、咸阳、西咸新区四方理顺了关系，明确了权限，吃下了定心丸，也许这种方式并不是最现代的、最科学的，但却是最符合陕西实际的。
经过这次调整，各方从行政区划的纠缠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来，这也是陕西各方最愿看到的局面。
█体制中人反体制：咸阳干部市民对抗西咸合并？
咸阳是否“三分”，西安咸阳能否合并，西安咸阳怎样“行政一体化”，且不说它虚无缥缈能否实现吧，一个必须明确的现实是，主导权并不在咸阳，甚至和咸阳没有一点关系，咸阳干部市民更没有理由、没有能力“对抗”，这也是张宝通研究员一系列歪理谬论中最为荒谬的地方。
张宝通研究员说咸阳市长不想做区长，咸阳干部们不想降级，因而对抗“西咸一体化”。
试问几个地市级城市的厅级领导干部，就能影响到地级市、副省级行政区划的调整吗？那么多国家正部级机构、几万人的集团军都能说撤就撤，咸阳一个厅级想“对抗”？
当中国是什么呢？全国全省不一盘棋了？中央省上的领导不好使了？
全国大多数合并的区域，对被合并城市在职人员的安排，都坚持就高不就低，宜宽不宜紧的原则，何况西安是副省级城市，如果真要合并，许多干部的级别待遇是升而不是降，西咸新区代管后的现实看不见？
并入西安，对咸阳老百姓更是有好处。
教育、医疗、交通享受省城条件，社保每年也会多几百块钱，如果能选择，咸阳市民们还希望并入北京上海呢。咸阳市民不愿意，真当咸阳市民是傻子呢。
再说，即使咸阳市民不愿意，又能咋地？举行公投，否定中央省上的决策？
“三分咸阳”，更甚的是西安咸阳合并，，从省上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把咸阳发展较好的地方给西安，将不得不考虑背后带来的民生影响、民意看法，剩下的比较穷的地方如何发展？这都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从国家层面来讲，行政区划调整的背后都得评估收益与成本，特别是西安咸阳这样具有广泛历史影响力的城市，所带来的政治影响，甚至后续的跟风效应。
这些道理，民众们不懂，在那瞎咋呼，或者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懂了也装不懂，这些都能理解，但是张宝通研究员则不然，他是体制中人，对体制内的事门清。
不然，怎么只见张宝通研究员攻击指责咸阳，却从来不敢指责对此事负有更大决策责任的西安、省上乃至更高层？
那帮地产营销号们还敢点明“肉食者鄙”、领导们都是庸庸之辈、有人为一己之私反对“西咸一体化”、国家省府里的人都没他们有见地，张宝通研究员对领导层最大的指责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擦边球。
人家明白着呢，知道怎样既能火又安全。
根据张宝通研究员的需要，不但咸阳可以因为“对抗西咸行政一体化”将是死路一条，连陕西都是“多年来经济一体化的思路败给了四川行政一体化的模式”，西安更是“已经边缘化了”“如果陕西再不组建大西安，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的新篇章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社会上有一类“政客型专家”，领导想干啥，咱就去说啥，领导敢说一，咱就敢说十，领导敢骂谁，咱就敢咬谁，节操风骨尽失。
对于张宝通研究员来说，管你什么歪理谬论，管你什么科学不科学，我只管出位，理论越荒谬越博眼球越好，两地民众越对立越好，火越烧越旺越好，这样光环才能更大些，更亮些。
可惜，张宝通研究员烧了十年的火，让一份文件给浇灭了。
别了，“三分咸阳”，别了，“西咸行政一体化”。
谨以此文悼念。
我的娃娃脸害了我 我的诗电影救了我
认真执著的林洪桐 史铁生
林洪桐十八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全国重点高中福州一中．老师满心希望他去报考“北大””或者“复旦”．可那时他偏着了魔似地想当演员，一意孤行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性格即命运”固然是一条颠扑不玻的真理，但愿望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却要神秘得多，三十多年前明明种下去一个演员迷．三十多年后却收获到一个教师梦、导演梦。倒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
然而林洪桐对自己表演天赋的被埋没至今耿耿于怀，常向我争辩他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喜剧演员。“这是当年苏联专家的看法。”他补充说。可惜我晚生了些年，无福领略青年林洪桐的风采．偶然看过几部重放的老片子．发现他不过是演了几回小通讯兵和小战士，见不出什么高明之处。对此．他唯有连连叹气．从玻璃或镜子里望着自己那张娃娃脸苦笑，是这张脸把他的演员梦摧毁掉的；因为电影中的好男儿理应潇洒英援．坏男子务必阴险丑陋．那时中国的电卜卜影里又差不多仅剩了这两类角色．所以．一张不易为人垂青也难能令人憎恶的娃娃脸却很少派得上用场。不过命运之乖张着不都带着恶意．一个好导演是不怕有任意长相的：况且．扎实的文学基础、全面的艺术修养、虚心而又勇敢的探索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些东西在脸上找不到．因为都在心里。这些素质在林洪桐几十年对电影事业的痴迷之间，巳经积累得深厚．于是，一场日暮途穷的演员梦得以衍变成一条蒸蒸日上的导演路。依我观察．洪桐早晚是会累死，当然了．这不足为怪，近年来被累死的中年知识分子很多。尤其林洪桐又是个极认真的人，作教师、作编剧、作导演、作丈夫、作父亲，一律作得认真之极。近十年中他先后发表(独立或合作)了十一部剧本，其中九部已经拍摄。了解剧本获准拍摄之复杂程序的人都会相信，要达到这样的成功率，必不能单靠运气，非靠深厚的艺术功力和认真的创作态度不可。不过写剧本并不是林洪桐最终的愿望，自打演员梦被惊醒之后，他一会儿都没耽误上了导演的路。这一回他很清醒．深知要抢一个好本子、取得拍摄权他比不过别人，(谁让他是表演系教师，头发已经掉光了，影片却还没执导过一部呢?)他下决心要靠自己写出的好本子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执导的机会：他苦干了数年，终于赢得了这样的机会。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死神与少女》就得到了影界的好评(并获第13届瓦尔那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他说一句：“哎哟我的妈呀，哪儿有说的那么好哇?”为自己的作品挑足了毛病之后，他又为童影编导了《多梦时节》(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1989年政府优秀影片奖及第三届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等)。去年他又应邀为香港银都机构拍摄了《离离原上草》 (已经送法国参加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此外，这十年间他还写了三十几篇电影理论文章．其《电影表演要电影化》、《当代电影表演断想》等文章于十年前在刚刚开放的影坛上引起过许多争论。他为建立电影表演的理论．提出过一个观点．叫电影表演艺术“三圈论”．第一是基础圈：表演作为一门艺术。必须承认舞台表演与电影表演的共性；第二电影图．是强调表演进入银幕的独特性；第三圈指出了电影表演的当代性。随着电影制作新技术的出现，电影美学的发展和对人的深层发现与理解，电影表演越然要突破旧有的金科玉律。
他说他在艺术创作中最喜欢的格言是：“航船应驶向来开拓的彼岸”。他拍的影片有独到的风格，评论家称为“散文诗电影”，理论研究中他也总热衷开拓一些荒岸。说实在的，依我的浅见，他那“三圈论”可以说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好争论的，可是时过境迁我们有可能已经把改革开放时的形势忘了．当我听林洪桐说那时竞有人为此谴责他是玩再玄学时，我目瞪口呆之余着实感到了改革十几年来电影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我与林洪桐相识多年，我真看不出他还套玩玄学，实际上他不懂玄学很可能是他的一项缺欠。我一向只耽心他较真儿得过份。上帝有时候不太喜欢这么认真的人。让他们有痛。还让他们疏忽着自己的病，他们自己也仿佛认定累死仍是善终。作为朋友我不能劝林洪桐不认真，我只希望他把节奏稍稍放慢一点，懂一点玄学——有所不为才能更有所为．然后有机会吃点补药。听说，他在繁忙的教学拍片之余还在著书立说。我以为像著书一类的事，他可以到拍不动片子的时候再去做，现在他主要应该拍片子。
这几年我跟他学一点剧本创作方面的事．关于电影的全部学问我懂得太少·他的片子拍得如何由专家们去说，由观众去说。我赞成“大狗小狗都要叫”的思想．而且各具风格流派的“狗”都有叫的权利．不必一窝蜂地都去作陈凯歌或张艺谋。
我只说说像林洪桐这样的认真的艺术家．可以得到什么和得不到什么．他得不到很多拍片的机会。原因之一是他寸剧本过于挑剔，剧本送上去他觉得太粗陋太落俗套，即便有拍摄机会他也把它错过。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剧本非常尊重(包括对文学原著)，剧本(或原著)送上去，他觉得好但他认为自己把握不了或拍摄条件不理想．他也宁可把机会错过而不去糟踏好东西。他的兴趣不是要拍多少部片子．而是要拍点好片子和把片子拍好：所以．林洪桐今年五十出头了·只拍了三部影片。片子究竟拍到了一个什么水平上，另说，他心里得到的永远是一份不满足，和一份坦然一一他没有蓄意糊弄别人和自己，前者是一个艺术家必然的苦恼，后者是上帝对其真诚所给予的最好的酬劳。这样的人注定不会吹牛。人过半百而不会吹牛且片于拍得又少．难免得不到人家的重视得不到优越的创作条件，．现在我常常记起我扪刚刚开始合作时的情景。那时候，为了一起商量剧本，他不得不一大早便骑车跑很远的路到我家家。他夫人的工作单位离家更远，他中午必须赶回去照顾女儿，为了节省时间，后来就是我到他家去。他又要买菜，又要做饭，又要促女儿练琴，又要把剧本搞好，因而他的秃脑袋总让人想起一只旋转陀螺。条件不好，便只有挥霍自家的大脑与性命，常常是一天下来头昏眼花·寝既不安食又无味，得些什么呢?有时候只是三五段好台词或一两个新构想。听说有人可以用三五个晚上写下一个剧本，那确实令人羡慕。 跟这样一个认真的导演合作写剧本是得有点勇气。他很少有满意的时候·偶尔一天晚上他满意了，那你就要准备好第二天一早他又带了若干不满意来。他可以晚上十点多钟跑来，愁眉不展地向你指出剧本中的一处败笔，或者眉飞色舞地向你陈述一个新设想。他可以对一个构思或一句台词连说九个好，但一次比一次弱下去，第十次却说不好，然后抱了头蜷缩在椅子里肆意折磨那把椅子。他可以突然派一辆车来，把你接到拍摄现场．蹲在寒风里跟你重新讨论一段台词．最后改掉两三句话。他的不满意更多地是冲着自己 他说他看自己的片子时．总是浑身冒汗心动过速无地自容。只有当行家说他的片子拍得不错时，才能见到他的笑容—一娃娃脸上配以孩子气的笑，很和谐。
我想，林洪桐无论得不到什么．总归得到了一个艺术家的真诚。我想：如此真诚的导演最好不要很快就累死，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保护一下这类导演。我想，他应该有更多的拍片机会，这样的人生不会粗制滥造，如果他的时间更充裕一些，他定会拍出更好的影片。
认真执著的林洪桐 史铁生
林洪桐十八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全国重点高中福州一中．老师满心希望他去报考“北大””或者“复旦”．可那时他偏着了魔似地想当演员，一意孤行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性格即命运”固然是一条颠扑不玻的真理，但愿望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却要神秘得多，三十多年前明明种下去一个演员迷．三十多年后却收获到一个教师梦、导演梦。倒真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
然而林洪桐对自己表演天赋的被埋没至今耿耿于怀，常向我争辩他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喜剧演员。“这是当年苏联专家的看法。”他补充说。可惜我晚生了些年，无福领略青年林洪桐的风采．偶然看过几部重放的老片子．发现他不过是演了几回小通讯兵和小战士，见不出什么高明之处。对此．他唯有连连叹气．从玻璃或镜子里望着自己那张娃娃脸苦笑，是这张脸把他的演员梦摧毁掉的；因为电影中的好男儿理应潇洒英援．坏男子务必阴险丑陋．那时中国的电卜卜影里又差不多仅剩了这两类角色．所以．一张不易为人垂青也难能令人憎恶的娃娃脸却很少派得上用场。不过命运之乖张着不都带着恶意．一个好导演是不怕有任意长相的：况且．扎实的文学基础、全面的艺术修养、虚心而又勇敢的探索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些东西在脸上找不到．因为都在心里。这些素质在林洪桐几十年对电影事业的痴迷之间，巳经积累得深厚．于是，一场日暮途穷的演员梦得以衍变成一条蒸蒸日上的导演路。依我观察．洪桐早晚是会累死，当然了．这不足为怪，近年来被累死的中年知识分子很多。尤其林洪桐又是个极认真的人，作教师、作编剧、作导演、作丈夫、作父亲，一律作得认真之极。近十年中他先后发表(独立或合作)了十一部剧本，其中九部已经拍摄。了解剧本获准拍摄之复杂程序的人都会相信，要达到这样的成功率，必不能单靠运气，非靠深厚的艺术功力和认真的创作态度不可。不过写剧本并不是林洪桐最终的愿望，自打演员梦被惊醒之后，他一会儿都没耽误上了导演的路。这一回他很清醒．深知要抢一个好本子、取得拍摄权他比不过别人，(谁让他是表演系教师，头发已经掉光了，影片却还没执导过一部呢?)他下决心要靠自己写出的好本子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执导的机会：他苦干了数年，终于赢得了这样的机会。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死神与少女》就得到了影界的好评(并获第13届瓦尔那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他说一句：“哎哟我的妈呀，哪儿有说的那么好哇?”为自己的作品挑足了毛病之后，他又为童影编导了《多梦时节》(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1989年政府优秀影片奖及第三届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等)。去年他又应邀为香港银都机构拍摄了《离离原上草》 (已经送法国参加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此外，这十年间他还写了三十几篇电影理论文章．其《电影表演要电影化》、《当代电影表演断想》等文章于十年前在刚刚开放的影坛上引起过许多争论。他为建立电影表演的理论．提出过一个观点．叫电影表演艺术“三圈论”．第一是基础圈：表演作为一门艺术。必须承认舞台表演与电影表演的共性；第二电影图．是强调表演进入银幕的独特性；第三圈指出了电影表演的当代性。随着电影制作新技术的出现，电影美学的发展和对人的深层发现与理解，电影表演越然要突破旧有的金科玉律。
他说他在艺术创作中最喜欢的格言是：“航船应驶向来开拓的彼岸”。他拍的影片有独到的风格，评论家称为“散文诗电影”，理论研究中他也总热衷开拓一些荒岸。说实在的，依我的浅见，他那“三圈论”可以说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好争论的，可是时过境迁我们有可能已经把改革开放时的形势忘了．当我听林洪桐说那时竞有人为此谴责他是玩再玄学时，我目瞪口呆之余着实感到了改革十几年来电影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我与林洪桐相识多年，我真看不出他还套玩玄学，实际上他不懂玄学很可能是他的一项缺欠。我一向只耽心他较真儿得过份。上帝有时候不太喜欢这么认真的人。让他们有痛。还让他们疏忽着自己的病，他们自己也仿佛认定累死仍是善终。作为朋友我不能劝林洪桐不认真，我只希望他把节奏稍稍放慢一点，懂一点玄学——有所不为才能更有所为．然后有机会吃点补药。听说，他在繁忙的教学拍片之余还在著书立说。我以为像著书一类的事，他可以到拍不动片子的时候再去做，现在他主要应该拍片子。
这几年我跟他学一点剧本创作方面的事．关于电影的全部学问我懂得太少·他的片子拍得如何由专家们去说，由观众去说。我赞成“大狗小狗都要叫”的思想．而且各具风格流派的“狗”都有叫的权利．不必一窝蜂地都去作陈凯歌或张艺谋。
我只说说像林洪桐这样的认真的艺术家．可以得到什么和得不到什么．他得不到很多拍片的机会。原因之一是他寸剧本过于挑剔，剧本送上去他觉得太粗陋太落俗套，即便有拍摄机会他也把它错过。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剧本非常尊重(包括对文学原著)，剧本(或原著)送上去，他觉得好但他认为自己把握不了或拍摄条件不理想．他也宁可把机会错过而不去糟踏好东西。他的兴趣不是要拍多少部片子．而是要拍点好片子和把片子拍好：所以．林洪桐今年五十出头了·只拍了三部影片。片子究竟拍到了一个什么水平上，另说，他心里得到的永远是一份不满足，和一份坦然一一他没有蓄意糊弄别人和自己，前者是一个艺术家必然的苦恼，后者是上帝对其真诚所给予的最好的酬劳。这样的人注定不会吹牛。人过半百而不会吹牛且片于拍得又少．难免得不到人家的重视得不到优越的创作条件，．现在我常常记起我扪刚刚开始合作时的情景。那时候，为了一起商量剧本，他不得不一大早便骑车跑很远的路到我家家。他夫人的工作单位离家更远，他中午必须赶回去照顾女儿，为了节省时间，后来就是我到他家去。他又要买菜，又要做饭，又要促女儿练琴，又要把剧本搞好，因而他的秃脑袋总让人想起一只旋转陀螺。条件不好，便只有挥霍自家的大脑与性命，常常是一天下来头昏眼花·寝既不安食又无味，得些什么呢?有时候只是三五段好台词或一两个新构想。听说有人可以用三五个晚上写下一个剧本，那确实令人羡慕。 跟这样一个认真的导演合作写剧本是得有点勇气。他很少有满意的时候·偶尔一天晚上他满意了，那你就要准备好第二天一早他又带了若干不满意来。他可以晚上十点多钟跑来，愁眉不展地向你指出剧本中的一处败笔，或者眉飞色舞地向你陈述一个新设想。他可以对一个构思或一句台词连说九个好，但一次比一次弱下去，第十次却说不好，然后抱了头蜷缩在椅子里肆意折磨那把椅子。他可以突然派一辆车来，把你接到拍摄现场．蹲在寒风里跟你重新讨论一段台词．最后改掉两三句话。他的不满意更多地是冲着自己 他说他看自己的片子时．总是浑身冒汗心动过速无地自容。只有当行家说他的片子拍得不错时，才能见到他的笑容—一娃娃脸上配以孩子气的笑，很和谐。
我想，林洪桐无论得不到什么．总归得到了一个艺术家的真诚。我想：如此真诚的导演最好不要很快就累死，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保护一下这类导演。我想，他应该有更多的拍片机会，这样的人生不会粗制滥造，如果他的时间更充裕一些，他定会拍出更好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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