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子》到《道德经》
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国学实录# 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读书# 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传统文化# 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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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国学实录# 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读书# 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传统文化# 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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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观
1.《庄子》以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谓“老聃死”就是证明。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之，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养生主》）
历史上有关老聃的记载，说他是西去出了函谷关，而“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此处偏言及其死，后世的道士神化老子之流不得不做还未《庄子》此段作一番说解：“此独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泯一，凡圣之道均齐，此盖庄生寓言耳。而老君为大道之祖，为天地万物之宗，岂有生死哉？故托此言圣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庄子疏》) 。圣人亦有终期，则《庄子》认为生命必有尽头是可以想见的了。这样，养形养寿以求长生久视便是渺不可及的企望。《庄子》既知生命不能永久，因而不以养形为根本究竟，那么，面对死亡，可以言说的便只是人的态度了。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对其用情过度，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之所受，本无物也，犹以有情相感，则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弃其情实”(林希逸《庄子口义》) 。人的生死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时’者值其时，‘顺’者顺其常”(锺泰《庄子发微》)，“安时处顺”就是知道生命有其来临之时，也应顺其天理，坦然面对它的离去：“既知其来去之适然，则来亦不足为乐，去亦不足为哀”，“知其自然而然者，于死生无所动其心，而后可以养生也”(林希逸《庄子口义》)。“哀乐不能入也”，表达的正是面对生死的态度，是了解自然之必然后坦然顺应之，与大化迁变同其节律，而不是徒然试图去改变生死的自然过程。这在《庄子》是基本态度，《德充符》的最后有一节庄子与惠施的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两人讨论的是人有情、无情的问题。显然，庄子其实并不是完全否认人有喜怒哀乐之类自然的情感反应，他所谓“无情”是顺应自然(“因自然”)，“不以好恶内伤其身”，这正是说的《养生主》中“哀乐不能入”。
2.生死可以相互转换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薪尽火传”譬喻的意思是：“薪有穷尽之时，而世间之火，自古及今，传而不绝，未曾见尽。”(林希逸《庄子口义》)由此譬喻转而言生死，则大约是指人的个体生命如脂薪，必将有穷尽之时，但大化流行如同火焰，变迁而又相续；这一自然过程如“火传”未尝断绝，个体的生死不过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将自己的生命置于这个自然过程中看，它便可谓是无有穷尽的。
庄子的达观，如果仅仅面对世间种种，还算不得彻底；只有勘破最后的生死大关，才完全成就其达观。《庄子》书中一再表达过死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因为世间一切都处在迁变不已之状态中：“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
明了人生而必有死，这也可以只是一个依据一般生命现象作经验观察的结论，真正达观面对生死，尚待对生命存亡的根本缘由的透视。《庄子》对此有自家深切的看法。这在《至乐》篇“鼓盆而歌”一节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庄子妻死，惠施来吊唁时，见他不仅没有悲哀之色，且正敲着瓦缶唱歌；面对惠施的责难，庄子解释他的理由是：“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在庄子看来，人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自无而有，由气而成形，再回归于无形，如同四季之迭代。很明显，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气的形成与变化。关于“气”在包括人在内的物种品类之生灭中的作用，《知北游》作了最简单明白的表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之存在与结束其实不过是气的聚散活动而已。
《庄子》生死观在后世的延续
庄学对于死亡的达观，虽然具有甚高的境界，但远超常情之外，不是一时即可为人接受的。对于生命的关切是人类基本的冲动。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关口。汉代人对于生命的长生久视抱有强烈的企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古典理性精神的反拨，对于长生法术的追求乃成一时风尚。然而求仙之在现世难以应验，最终必然会引致对它的反省、疑惑。在企求破灭之后的失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古诗十九首》里即充斥了生死之感，表达得最主要的就是人生之有限的尖锐意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焉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对此，古诗作者诉诸的法门是及时行乐、世间荣名等。这是一种执著生命的表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死亡如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不妨专注现世的生活，然而这种专注恰恰是对于不在视野中心的死亡的强烈意识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于庄子式的视死生为一体观念，一定是不能理会的。
再后，因眷恋、执著于现世生命而对庄子的以理化情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达观作出直接反对的是王羲之。
兰亭会时在永和九年(353)春三月三日，众名士临水修禊，饮酒赋诗，将所作诗汇集后，王羲之作《兰亭集序》。当那些名士们聚集在会稽山阴兰亭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相与“畅叙幽情”，“信可乐也”。一个“乐”字，突显了当时的氛围。然而，随后来临的是良辰美景难以久住的伤悲：“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岂不痛哉！”。一个“痛”字，点明了此刻的情感陡转。以此看《兰亭集序》，可认为其具有两层结构，即兰亭集会之乐以及由联想到快乐之不永而来的悲哀。在山川美景及欣悦心情下，因深感这一切不能持久而骤然转向悲哀。
然而最引人瞩目的是《序》中对庄学生死观的直接否定：“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所谓“一死生”，出《德充符》“以死生为一条”；而“齐彭殇”，见《齐物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对于王羲之而言，生死之间有着截然的划界，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因而对《庄子》“寿夭生死”一致之说是无法接受的。 https://t.cn/R2Wxlyw
1.《庄子》以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谓“老聃死”就是证明。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之，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养生主》）
历史上有关老聃的记载，说他是西去出了函谷关，而“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此处偏言及其死，后世的道士神化老子之流不得不做还未《庄子》此段作一番说解：“此独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泯一，凡圣之道均齐，此盖庄生寓言耳。而老君为大道之祖，为天地万物之宗，岂有生死哉？故托此言圣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庄子疏》) 。圣人亦有终期，则《庄子》认为生命必有尽头是可以想见的了。这样，养形养寿以求长生久视便是渺不可及的企望。《庄子》既知生命不能永久，因而不以养形为根本究竟，那么，面对死亡，可以言说的便只是人的态度了。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对其用情过度，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之所受，本无物也，犹以有情相感，则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弃其情实”(林希逸《庄子口义》) 。人的生死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时’者值其时，‘顺’者顺其常”(锺泰《庄子发微》)，“安时处顺”就是知道生命有其来临之时，也应顺其天理，坦然面对它的离去：“既知其来去之适然，则来亦不足为乐，去亦不足为哀”，“知其自然而然者，于死生无所动其心，而后可以养生也”(林希逸《庄子口义》)。“哀乐不能入也”，表达的正是面对生死的态度，是了解自然之必然后坦然顺应之，与大化迁变同其节律，而不是徒然试图去改变生死的自然过程。这在《庄子》是基本态度，《德充符》的最后有一节庄子与惠施的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两人讨论的是人有情、无情的问题。显然，庄子其实并不是完全否认人有喜怒哀乐之类自然的情感反应，他所谓“无情”是顺应自然(“因自然”)，“不以好恶内伤其身”，这正是说的《养生主》中“哀乐不能入”。
2.生死可以相互转换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薪尽火传”譬喻的意思是：“薪有穷尽之时，而世间之火，自古及今，传而不绝，未曾见尽。”(林希逸《庄子口义》)由此譬喻转而言生死，则大约是指人的个体生命如脂薪，必将有穷尽之时，但大化流行如同火焰，变迁而又相续；这一自然过程如“火传”未尝断绝，个体的生死不过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将自己的生命置于这个自然过程中看，它便可谓是无有穷尽的。
庄子的达观，如果仅仅面对世间种种，还算不得彻底；只有勘破最后的生死大关，才完全成就其达观。《庄子》书中一再表达过死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因为世间一切都处在迁变不已之状态中：“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
明了人生而必有死，这也可以只是一个依据一般生命现象作经验观察的结论，真正达观面对生死，尚待对生命存亡的根本缘由的透视。《庄子》对此有自家深切的看法。这在《至乐》篇“鼓盆而歌”一节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庄子妻死，惠施来吊唁时，见他不仅没有悲哀之色，且正敲着瓦缶唱歌；面对惠施的责难，庄子解释他的理由是：“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在庄子看来，人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自无而有，由气而成形，再回归于无形，如同四季之迭代。很明显，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气的形成与变化。关于“气”在包括人在内的物种品类之生灭中的作用，《知北游》作了最简单明白的表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也就是说，人的生命之存在与结束其实不过是气的聚散活动而已。
《庄子》生死观在后世的延续
庄学对于死亡的达观，虽然具有甚高的境界，但远超常情之外，不是一时即可为人接受的。对于生命的关切是人类基本的冲动。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关口。汉代人对于生命的长生久视抱有强烈的企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古典理性精神的反拨，对于长生法术的追求乃成一时风尚。然而求仙之在现世难以应验，最终必然会引致对它的反省、疑惑。在企求破灭之后的失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古诗十九首》里即充斥了生死之感，表达得最主要的就是人生之有限的尖锐意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焉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对此，古诗作者诉诸的法门是及时行乐、世间荣名等。这是一种执著生命的表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死亡如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不妨专注现世的生活，然而这种专注恰恰是对于不在视野中心的死亡的强烈意识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于庄子式的视死生为一体观念，一定是不能理会的。
再后，因眷恋、执著于现世生命而对庄子的以理化情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达观作出直接反对的是王羲之。
兰亭会时在永和九年(353)春三月三日，众名士临水修禊，饮酒赋诗，将所作诗汇集后，王羲之作《兰亭集序》。当那些名士们聚集在会稽山阴兰亭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相与“畅叙幽情”，“信可乐也”。一个“乐”字，突显了当时的氛围。然而，随后来临的是良辰美景难以久住的伤悲：“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岂不痛哉！”。一个“痛”字，点明了此刻的情感陡转。以此看《兰亭集序》，可认为其具有两层结构，即兰亭集会之乐以及由联想到快乐之不永而来的悲哀。在山川美景及欣悦心情下，因深感这一切不能持久而骤然转向悲哀。
然而最引人瞩目的是《序》中对庄学生死观的直接否定：“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所谓“一死生”，出《德充符》“以死生为一条”；而“齐彭殇”，见《齐物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对于王羲之而言，生死之间有着截然的划界，这是一个无法解脱的困境，因而对《庄子》“寿夭生死”一致之说是无法接受的。 https://t.cn/R2Wxlyw
中华道家修炼，源远流长。据（庄子）载传自“轩辕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经过了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从中华道家到道教，虽其形式有所变异，其修道内涵却沿袭相传，经过历代修炼人士的实修实证，不断完善其学说，终于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道家修炼学。自成体系，沿传不绝。为了帮助同志们理解中华道家修炼真义，今就其基本宗旨，归纳言之，为以下十条：
一、修道养德，内功外行。
修道为内在修炼，即内功；养德为外在行持，即外行。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修炼的进步，能够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高尚的德行，同样也会带来修炼功夫的精进。反之，若德行不足，则与道无缘。昔秦皇、汉武贵为天子，毕生求仙，终不可得；而陈泥丸真人成道之前，不过是一个箍桶匠。可知修炼之道，不在贫富贵贱，道家所谓“炼药无拘富与贫”，关键是看一个人有没有德，故“道不妄传”，修炼家云：”万两黄金不卖道，十字街头送至人。”对于修炼者来说，首先必须广立功行，方成大道。经云：“三千功满，八百行圆。”“欲成天仙者，须立一千三百善。”
二、道无经不传，经无师不明。
道门以“道、经、师” 为三宝，认为“道无经不传，经无师不明。”“因道所以立经，因经所以明道。”
道，即修道，指以自身功修，参悟大道。
经，即读经，阅读祖师著作，印证已修。
师，即师传，须要真师传授，指明道要。真师指有真正实修功夫的明师，所谓“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以上二者，是对个人内修而言。平时做功德，仍不可少。
三、道法自然，静者得之。
修炼之道，师法自然。“自然’之义约有两层：
其一，自然而然 不假人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强加个人意志，反害功修。故须顺天行事，天人合发，《阴符经》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方合大道本体。
其二，因人而异，效验不一。由于每个人体质不同，悟性（即理解能力）各异，即使师传相同，其内修之效验也不会完全一致。
如何才能做到合乎自然，要妙在于一个字——静。《阴符经》曰：“自然之道静”，故静者得之。
四、自行修炼，无量度人。
丹道修炼，主张“自度度人”。 首先要求个人潜心修炼，功成道备之后，就要显迹于世，广度有缘。一人行修，众生受益。否则徒求自了，带道飞升，于世无功，必遭天谴。《道藏》中《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曰；“仙道贵生，无量度人。”所谓”无量度人’，就是最大程度地、无私地度化与道有缘的人。
昔钟离老祖度化吕祖之时，曾问：尔欲何日成道？吕祖答云；吾欲度尽众生，而后成道！此等胸怀，方是修道家风。
五、至道不繁，守中为要。
大道至简至易，至精至徽。《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感。”《黄庭经》云：“至道不繁”。繁杂无绪，皆为道末，令人不得要领，故尔道家不取。修炼之学，是质而精的东西，以少胜多，直指大道。《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盖愈趋简单，愈近大道。司马谈论道家要旨说：“指约而易操，事少功多。”颇合修炼宗旨。
修炼以“守中”为要。《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庄子》云：“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太过不及，阴阳偏盛，均易伤丹，故守中为要，这就是真火候。
六、仙道贵实，理诀并重。
中华道家修炼 贵在真修实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行一步有一步之效验。而且时刻不离人体本身，离开人之本身 则所谈一切皆假，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历代修真祖师，皆以自已的身心作为试验品，进行人天奥秘的可贵探索。他们留下的修炼著述，都是通过自身验证得出的结论，是“知行合一”的东西。如果仅仅从字面上去认识这些东西，而不用自己的身心去实际体验，只知望文生义，就不会真正明白其中含义，容易堕入片面空谈；《老子》说“以身观身”，只有以 自己的实际功修，与古代修炼家的著作互相对照验证，才能明白其真实含义。
再则修炼之时，如果只求法诀传授，而不参悟道家学理，则容易盲修瞎炼，不知何所是从，就会脱离大道，误人岐途。所以中华道家强调“理决并重” 必须认真研悟道家学理，又要实际验证修炼口诀，两者不可偏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人于大道之门，与道为一，悟道成真。
七、和光同尘，借假修真。
道家义理，本不局限于出世，亦不局限于入世，而是以一种超越世俗的旷达精神，和光同尘，借假修真。磨炼个人的性情，精修个人的品德，培补个人的丹基，增益个人的道修。
道家修士，提倡“大隐居尘”，就是在尘世中磨炼自己；待等功夫修到一定层次，丹基已成，需要大静，再入山林。葛洪《抱朴子》曰：“大隐隐于闹市。”“上士得道于三军。”《悟真篇》云：“未炼还丹莫入山，山中内外尽非铅。”
和光同尘与同流合污，二者之不同，从外表无以分别，就在内里有道与无道之分别。
八、性命双修，长生为基。
性者理也、心也、神也、意也、德也；命者法也、息也、气也、形也、功也。中华道家修炼 注重性命双修。既要涵养个人的心性，使之光明；又要坚固个人的形体，使之长存。并且以长生作为基础，长生之道，其理有三：
其一，倘道果未成，肉身先坏 则分生了道，毫无指望。故须先证长生，坚固肉体，保住资本，而后方有今世修成之希望。
其二，倘无一定命功，对忖个人的肉体，则难以克制自已的心念，修功难臻大成。
其三，道家以修今世为本，最讲现实，首先证得长生，今世即享仙果，何必待到他生后世。
所以，只有首先证得长生，才能充分保障个人的修炼，使人生更加圆满。把有限的生命溶化到无尽的宇宙运化之中，去体会生命的常在，这就是道家所追求的“长生久视”最高境界。
九、男女平等，女丹为捷。
大道面前，人人平等。道家认为不分男女，皆可修证道果，所谓“修仙不问男和女”，故无男尊女卑之别。而且女子做功，一般来说快于男子。因为从命理而言，女子”性”（心宫）与“命”（丹田）的距离较近；从性理而言，“男动女静”。故丹书云：“男子修行十年可成，女子修行三年可成。”“男子伏气三年，女子一年可伏。”
当然由于各人素质，井不准定十年或者三年。
男子丹法和女子丹法，下手命功各不相同，故有差别。命功完成之后，即男子“降白虎”（闭阳关）、女子“斩赤龙（断月经）功成，往上的功夫，俱皆相同。至于最终成就，则无高下之分。
十、长生住世，我命由我。
道家修炼认为，人之天年（正常寿命）为一百二十岁至一百八十岁，与现代科学观点相符；六十岁的人在这里不过是小孩子。认为通过修炼之道，每个人都可以尽其天年，活到一百多岁。而且如同薪尽添柴一样，还可以运用修炼接命之术，把生命延续下去，长生住世，肉体成仙，做一个不受命运摆布的“活神仙”。等到在人间住腻了，然后可以到天上的仙境去，《庄子》云：“千岁厌世，去而上仙。”
道家修今世的“活神仙”观点，一是要人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好生、乐生、等生、贵生，对现实生活充满信心；二是通过修炼，达到尽其天年，乃至长生久视，去而上仙，不受命运的摆布，这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https://t.cn/RDnEUnO
一、修道养德，内功外行。
修道为内在修炼，即内功；养德为外在行持，即外行。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修炼的进步，能够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高尚的德行，同样也会带来修炼功夫的精进。反之，若德行不足，则与道无缘。昔秦皇、汉武贵为天子，毕生求仙，终不可得；而陈泥丸真人成道之前，不过是一个箍桶匠。可知修炼之道，不在贫富贵贱，道家所谓“炼药无拘富与贫”，关键是看一个人有没有德，故“道不妄传”，修炼家云：”万两黄金不卖道，十字街头送至人。”对于修炼者来说，首先必须广立功行，方成大道。经云：“三千功满，八百行圆。”“欲成天仙者，须立一千三百善。”
二、道无经不传，经无师不明。
道门以“道、经、师” 为三宝，认为“道无经不传，经无师不明。”“因道所以立经，因经所以明道。”
道，即修道，指以自身功修，参悟大道。
经，即读经，阅读祖师著作，印证已修。
师，即师传，须要真师传授，指明道要。真师指有真正实修功夫的明师，所谓“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以上二者，是对个人内修而言。平时做功德，仍不可少。
三、道法自然，静者得之。
修炼之道，师法自然。“自然’之义约有两层：
其一，自然而然 不假人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强加个人意志，反害功修。故须顺天行事，天人合发，《阴符经》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方合大道本体。
其二，因人而异，效验不一。由于每个人体质不同，悟性（即理解能力）各异，即使师传相同，其内修之效验也不会完全一致。
如何才能做到合乎自然，要妙在于一个字——静。《阴符经》曰：“自然之道静”，故静者得之。
四、自行修炼，无量度人。
丹道修炼，主张“自度度人”。 首先要求个人潜心修炼，功成道备之后，就要显迹于世，广度有缘。一人行修，众生受益。否则徒求自了，带道飞升，于世无功，必遭天谴。《道藏》中《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曰；“仙道贵生，无量度人。”所谓”无量度人’，就是最大程度地、无私地度化与道有缘的人。
昔钟离老祖度化吕祖之时，曾问：尔欲何日成道？吕祖答云；吾欲度尽众生，而后成道！此等胸怀，方是修道家风。
五、至道不繁，守中为要。
大道至简至易，至精至徽。《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感。”《黄庭经》云：“至道不繁”。繁杂无绪，皆为道末，令人不得要领，故尔道家不取。修炼之学，是质而精的东西，以少胜多，直指大道。《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盖愈趋简单，愈近大道。司马谈论道家要旨说：“指约而易操，事少功多。”颇合修炼宗旨。
修炼以“守中”为要。《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庄子》云：“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太过不及，阴阳偏盛，均易伤丹，故守中为要，这就是真火候。
六、仙道贵实，理诀并重。
中华道家修炼 贵在真修实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行一步有一步之效验。而且时刻不离人体本身，离开人之本身 则所谈一切皆假，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历代修真祖师，皆以自已的身心作为试验品，进行人天奥秘的可贵探索。他们留下的修炼著述，都是通过自身验证得出的结论，是“知行合一”的东西。如果仅仅从字面上去认识这些东西，而不用自己的身心去实际体验，只知望文生义，就不会真正明白其中含义，容易堕入片面空谈；《老子》说“以身观身”，只有以 自己的实际功修，与古代修炼家的著作互相对照验证，才能明白其真实含义。
再则修炼之时，如果只求法诀传授，而不参悟道家学理，则容易盲修瞎炼，不知何所是从，就会脱离大道，误人岐途。所以中华道家强调“理决并重” 必须认真研悟道家学理，又要实际验证修炼口诀，两者不可偏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人于大道之门，与道为一，悟道成真。
七、和光同尘，借假修真。
道家义理，本不局限于出世，亦不局限于入世，而是以一种超越世俗的旷达精神，和光同尘，借假修真。磨炼个人的性情，精修个人的品德，培补个人的丹基，增益个人的道修。
道家修士，提倡“大隐居尘”，就是在尘世中磨炼自己；待等功夫修到一定层次，丹基已成，需要大静，再入山林。葛洪《抱朴子》曰：“大隐隐于闹市。”“上士得道于三军。”《悟真篇》云：“未炼还丹莫入山，山中内外尽非铅。”
和光同尘与同流合污，二者之不同，从外表无以分别，就在内里有道与无道之分别。
八、性命双修，长生为基。
性者理也、心也、神也、意也、德也；命者法也、息也、气也、形也、功也。中华道家修炼 注重性命双修。既要涵养个人的心性，使之光明；又要坚固个人的形体，使之长存。并且以长生作为基础，长生之道，其理有三：
其一，倘道果未成，肉身先坏 则分生了道，毫无指望。故须先证长生，坚固肉体，保住资本，而后方有今世修成之希望。
其二，倘无一定命功，对忖个人的肉体，则难以克制自已的心念，修功难臻大成。
其三，道家以修今世为本，最讲现实，首先证得长生，今世即享仙果，何必待到他生后世。
所以，只有首先证得长生，才能充分保障个人的修炼，使人生更加圆满。把有限的生命溶化到无尽的宇宙运化之中，去体会生命的常在，这就是道家所追求的“长生久视”最高境界。
九、男女平等，女丹为捷。
大道面前，人人平等。道家认为不分男女，皆可修证道果，所谓“修仙不问男和女”，故无男尊女卑之别。而且女子做功，一般来说快于男子。因为从命理而言，女子”性”（心宫）与“命”（丹田）的距离较近；从性理而言，“男动女静”。故丹书云：“男子修行十年可成，女子修行三年可成。”“男子伏气三年，女子一年可伏。”
当然由于各人素质，井不准定十年或者三年。
男子丹法和女子丹法，下手命功各不相同，故有差别。命功完成之后，即男子“降白虎”（闭阳关）、女子“斩赤龙（断月经）功成，往上的功夫，俱皆相同。至于最终成就，则无高下之分。
十、长生住世，我命由我。
道家修炼认为，人之天年（正常寿命）为一百二十岁至一百八十岁，与现代科学观点相符；六十岁的人在这里不过是小孩子。认为通过修炼之道，每个人都可以尽其天年，活到一百多岁。而且如同薪尽添柴一样，还可以运用修炼接命之术，把生命延续下去，长生住世，肉体成仙，做一个不受命运摆布的“活神仙”。等到在人间住腻了，然后可以到天上的仙境去，《庄子》云：“千岁厌世，去而上仙。”
道家修今世的“活神仙”观点，一是要人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好生、乐生、等生、贵生，对现实生活充满信心；二是通过修炼，达到尽其天年，乃至长生久视，去而上仙，不受命运的摆布，这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https://t.cn/RDnE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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