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今天，朝阳街这家小小的理想书店正式营业，不知不觉已经6年整！我们从零开始，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也策划或参与了很多有意思的活动和项目。6年时间里我们又先后开了开发区衡悦店和美术博物馆店，参与了公共阅读项目大海阳社区书房和33号书院的规划设计运营。#从朝阳街到朝阳街# 经过拆迁改造，今年年初我们又回到了朝阳街，六年是一个轮回，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始终虔诚的对待我们所热爱的职业，始终认真的做图书选品，做好咖啡和服务…下一个六年，理想还在路上，期待相遇！#下一个理想，就是理想。##城市有理想##人文艺术在烟台##烟台[超话]# https://t.cn/z8ASLJR
折荷有赠
（唐）李白
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
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
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
相思无因见，惆怅凉风前。
注释：
⑴涉：本义是步行渡水，这里有泛舟游历之意。玩：赏玩、欣赏。秋水：秋天的江湖水，雨水。
⑵红蕖（qú）：荷花盛开的样子。蕖：芙蕖，荷花的别名。
⑶弄：有把玩、欣赏之意。
⑷荡漾：水波微动。
⑸佳人：美女。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
⑹远天：遥远的天宇，说明空间距离之远。
⑺相思：彼此想念。后多指男女相悦而无法接近所引起的想念。汉苏武《留别妻》诗：“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无因：没有门径，没有办法。
⑻凉风：秋风。
鉴赏：
这首诗与李白的《拟古十二首》其十一很相似。《拟古十二首》其十一曰：“涉江弄秋水，爱此荷花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期彩云重，欲赠隔远天。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除六字不同外，余皆相同。这或许是由于传抄之误的缘故。
“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芙蕖即荷花，所以《拟古》中又作“爱此荷花鲜”。秋高气爽，秋水浩淼，首先就给人以清新、凉爽及高雅、纯洁之感。此时江上弄舟，领略一番江水秋色，已是够惬意的了，然而最引人入胜、最逗人喜爱的，还是那婷婷玉立的鲜红的荷花。从字面上看，这是通过写景而点明了时间地点。但从诗歌意象的沉积所蕴含的内容看，这已不是单纯描景，而是暗含了这位女子如花似玉的体貌及纯洁高雅，坚贞自守的品格。“涉江”一词，最早见于《楚辞·九章》，那是屈原借以抒发愤世忧国之情并表现其纯洁高雅、坚贞自守的品格。这里虽无愤世忧国之意，但借以表现女子纯洁高雅，坚守贞操的品格和向往专一的爱情，也是未尝不可的。当然，这一点还需结合下句的“爱此红蕖鲜”理解。梁吴均《拟古四首》其三《采莲曲》云：“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因缘。愿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鲜。”“荷花鲜”，就已完全象征着年轻貌美的女子及其纯洁坚贞的品性。可见李白《拟古》中作“爱此荷花鲜”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说，李白的这首诗，与上引吴均诗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从整首诗的布局来看，首二句还只是兴起，但它在感情的抒发与意境的创造上，已为整首诗奠定了基调。
“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圆大的绿荷之上，滚动着颗颗晶莹的水珠，仔细把玩之中，才突然发现荡漾中的水珠并不是圆的。这只是字面上的理解，实际上，这两句诗巧妙地暗寓了这位女子细微的内心活动。这里，既受到梁元帝“叶卷珠难溜，花舒红易倾”的启发，同时与南朝民歌《西洲曲》中“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诗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运用了南朝民歌中常用的叶音与双关的艺术手法，“荷”谐音合，“攀荷”即有希望匹合成双之意。“不成圆”的“圆”，又双关为团圆之圆。那么由“攀荷”到“不成圆”，已非简单的动作与物象描写，而是重在刻画这位女子由对专一爱情的渴望而感发的焦虑与苦闷的心态。诗歌由开始轻松愉快的赏秋玩荷，到感物而发后的焦虑苦闷，这在意脉上是一次转折，在情感上是一次跌宕。因而，下面便很自然地过渡到直抒对“佳人”的思念之情：“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
“佳人彩云里”，可以说是受到《西洲曲》“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的启发。然而在李白的诗中，“彩云”，却带有一种虚无飘渺、行踪不定的意象，如其《宫中行乐词八首》其一：“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就有相似之处。“欲赠隔远天”，则更明显是受到了《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又《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及吴均“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因缘”等诗的影响，借以表现对远方情人无限思念而又无可奈何的强烈情感。末二句是进一步抒发相思之苦与惆怅无奈的悲哀情思。“怅望凉风前”，不仅有外貌的描写、心理的刻划，而且与首句“涉江玩秋水”遥相呼应，并与整首诗的情感、气氛相统一，这就使得诗歌意境自然浑成，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李白的这首诗所受前人的影响是不小的，把它归入“拟古”之组诗，亦不无道理。但是，在完整、统一的意境创造上，这首诗却不为前人所囿，具有独自的风格特征。其一，诗歌虽然始终并没有对女主人公作正面的描写，但从诗歌意象及意脉中可以看出，这位女主人公除具有年轻貌美的特征外，对专一爱情的追求与向往是执着的，其内心情感是细腻而又复杂的。其二，在诗歌意脉的变化上，由赏秋玩荷经情因物牵到相思苦闷的过程，过渡自然巧妙，毫无人工的痕迹。诗歌紧紧围绕“攀荷”这一短暂的细节，把女主人公由“爱此红蕖鲜”到“相思无因见”的整个内心的细微变化，揭示得一览无余。这与前人相比，就显得更为凝炼、更为集中。全诗运用委婉含蓄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情感。
（唐）李白
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
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
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
相思无因见，惆怅凉风前。
注释：
⑴涉：本义是步行渡水，这里有泛舟游历之意。玩：赏玩、欣赏。秋水：秋天的江湖水，雨水。
⑵红蕖（qú）：荷花盛开的样子。蕖：芙蕖，荷花的别名。
⑶弄：有把玩、欣赏之意。
⑷荡漾：水波微动。
⑸佳人：美女。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
⑹远天：遥远的天宇，说明空间距离之远。
⑺相思：彼此想念。后多指男女相悦而无法接近所引起的想念。汉苏武《留别妻》诗：“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无因：没有门径，没有办法。
⑻凉风：秋风。
鉴赏：
这首诗与李白的《拟古十二首》其十一很相似。《拟古十二首》其十一曰：“涉江弄秋水，爱此荷花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期彩云重，欲赠隔远天。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除六字不同外，余皆相同。这或许是由于传抄之误的缘故。
“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芙蕖即荷花，所以《拟古》中又作“爱此荷花鲜”。秋高气爽，秋水浩淼，首先就给人以清新、凉爽及高雅、纯洁之感。此时江上弄舟，领略一番江水秋色，已是够惬意的了，然而最引人入胜、最逗人喜爱的，还是那婷婷玉立的鲜红的荷花。从字面上看，这是通过写景而点明了时间地点。但从诗歌意象的沉积所蕴含的内容看，这已不是单纯描景，而是暗含了这位女子如花似玉的体貌及纯洁高雅，坚贞自守的品格。“涉江”一词，最早见于《楚辞·九章》，那是屈原借以抒发愤世忧国之情并表现其纯洁高雅、坚贞自守的品格。这里虽无愤世忧国之意，但借以表现女子纯洁高雅，坚守贞操的品格和向往专一的爱情，也是未尝不可的。当然，这一点还需结合下句的“爱此红蕖鲜”理解。梁吴均《拟古四首》其三《采莲曲》云：“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因缘。愿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鲜。”“荷花鲜”，就已完全象征着年轻貌美的女子及其纯洁坚贞的品性。可见李白《拟古》中作“爱此荷花鲜”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说，李白的这首诗，与上引吴均诗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从整首诗的布局来看，首二句还只是兴起，但它在感情的抒发与意境的创造上，已为整首诗奠定了基调。
“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圆大的绿荷之上，滚动着颗颗晶莹的水珠，仔细把玩之中，才突然发现荡漾中的水珠并不是圆的。这只是字面上的理解，实际上，这两句诗巧妙地暗寓了这位女子细微的内心活动。这里，既受到梁元帝“叶卷珠难溜，花舒红易倾”的启发，同时与南朝民歌《西洲曲》中“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诗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运用了南朝民歌中常用的叶音与双关的艺术手法，“荷”谐音合，“攀荷”即有希望匹合成双之意。“不成圆”的“圆”，又双关为团圆之圆。那么由“攀荷”到“不成圆”，已非简单的动作与物象描写，而是重在刻画这位女子由对专一爱情的渴望而感发的焦虑与苦闷的心态。诗歌由开始轻松愉快的赏秋玩荷，到感物而发后的焦虑苦闷，这在意脉上是一次转折，在情感上是一次跌宕。因而，下面便很自然地过渡到直抒对“佳人”的思念之情：“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
“佳人彩云里”，可以说是受到《西洲曲》“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的启发。然而在李白的诗中，“彩云”，却带有一种虚无飘渺、行踪不定的意象，如其《宫中行乐词八首》其一：“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就有相似之处。“欲赠隔远天”，则更明显是受到了《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又《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及吴均“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因缘”等诗的影响，借以表现对远方情人无限思念而又无可奈何的强烈情感。末二句是进一步抒发相思之苦与惆怅无奈的悲哀情思。“怅望凉风前”，不仅有外貌的描写、心理的刻划，而且与首句“涉江玩秋水”遥相呼应，并与整首诗的情感、气氛相统一，这就使得诗歌意境自然浑成，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李白的这首诗所受前人的影响是不小的，把它归入“拟古”之组诗，亦不无道理。但是，在完整、统一的意境创造上，这首诗却不为前人所囿，具有独自的风格特征。其一，诗歌虽然始终并没有对女主人公作正面的描写，但从诗歌意象及意脉中可以看出，这位女主人公除具有年轻貌美的特征外，对专一爱情的追求与向往是执着的，其内心情感是细腻而又复杂的。其二，在诗歌意脉的变化上，由赏秋玩荷经情因物牵到相思苦闷的过程，过渡自然巧妙，毫无人工的痕迹。诗歌紧紧围绕“攀荷”这一短暂的细节，把女主人公由“爱此红蕖鲜”到“相思无因见”的整个内心的细微变化，揭示得一览无余。这与前人相比，就显得更为凝炼、更为集中。全诗运用委婉含蓄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情感。
【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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