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全貌，不予置评。”蓝忘机
“是非在己，毁誉由人，得失不论。”魏无羡
“四载为文，尘嚣满身。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来去了太多太多的人。百口莫辩也好、千夫所指也罢、甚至万箭穿心，也算是都走过一遭，但借用一句魏无羡同学的话：“也算是一种人生经历，老来谈资。”
——《无羁》后记 by墨香铜臭
“是非在己，毁誉由人，得失不论。”魏无羡
“四载为文，尘嚣满身。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来去了太多太多的人。百口莫辩也好、千夫所指也罢、甚至万箭穿心，也算是都走过一遭，但借用一句魏无羡同学的话：“也算是一种人生经历，老来谈资。”
——《无羁》后记 by墨香铜臭
祸从口出，病从口入 | 道教真正的食养之法
道教的营养观是一种，重外养，更重“内养”：“养德”、“养气”、“养精”和“养神”的整体营养观。《长生诠经》：“去暴怒以养性，少思虑以养神，省言语以养气，絶嗜欲以养精。”去除狂暴愤怒可以修养心性，不过妄的思虑可以修养心神，简练语言可以修养心气，杜绝过度的嗜好和欲望可以修养精神。只有内外养结合，我们才能身心通泰，祛病延年。
饮食的利弊
俗语：“药补不如食补。”饮食营养是身健体康的根本，所以我们道教在养生方面认为人的机体需要得到补益、精气需要获得充实。
蒲虔贯《保生要录》说：“饮食者，所以资养人之血气。血则荣华形体，气则卫护四肢。精华者，为髓、为精；其次者，为肌、为肉。”饮食是人们生活中的营养的来源，可以滋养我们的血气，血可以滋养我们的形体，气可以护卫我们的四肢；髓和精是人体中的精华，其次是人体中的肌肉。孙思邈在《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卷七十九《食治》篇记载：“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饮食是安顿身体的根本，不知道如何适宜地饮食的人，是不足以合理的养生的。此外，孙思邈还认为食物带来的营养能够排邪、安腑脏、悦性爽志、调理气血，具有不可替代的治病功能。
另一方面，道教对不合理的饮食所带来的损害，也具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痛陈：“百病横夭，多由饮食。饮食之患，过于声色。声色可绝之踰年，饮食不可废之一日，为益亦多，为患亦切。”人们得得各种疾病，大多是由饮食不合理引起的，不合理的饮食所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了纵情声色所带来的危害；人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对声色的欲望会降低，但饮食确实每天都需要的；饮食合理的话，久而久之，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不合理的话，日积月累就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具体而言，饮食损害功能的产生有以下几个原因：
1.饮食导致丹田元气的散失。《云笈七签》：“始生之后则饮食。饮食之后即腑脏实。腑脏实即诸脏相隔。诸脏相隔即丹田气亡其本也。”人出生之后需要开始饮食，但饮食也会致使腑脏充塞，丹田之气仅在脏腑和心胸之间短短几寸的狭窄空间往来运行，这样一来，人不可避免地因元气的不足而加速衰老。
2.饮食滋养人的同时也在滋养体内的“三尸九虫”。“三尸九虫”有人认为是指体内的各种寄生虫，也有人认为是指人体内的各种，导致人走向毁灭的负面因素，包括贪欲、邪淫、不良的情绪等等。《云笈七签》称：“贪于饮食，尸（指三尸）乃千变万化，随欲而归，令人世患日深，多愚早亡。”对饮食有过多贪欲的人，身体内的三尸会跟随人们的各种欲望而千变万化，危害人们的健康，让人们的各种祸患日益加深，让人愚钝，甚至过早的死亡。
内养的重要性
龚廷贤在《寿世保元·饮食》里说：“善养生者养内，不善养生者养外。养内者以恬脏腑，调顺血脉，使一身之流行冲和，百病不作。养外者恣口腹之欲，极滋味之美，穷饮食之乐，虽肌体充腴，容色悦泽，而酷烈之气，内蚀脏腑，精神虚矣。安能保全太和，以臻遐龄。”擅长养生的人以“养内”为主，不擅长养生的人则以滋养形体为主；“养内”的人擅长使各脏腑大道和谐，使血脉顺畅，让一身的卫气营血的流行自然和谐，依此能百病不生。只知道“养外”的人，其实难免只是纵口腹之欲，贪恋各种滋味，追求饮食带来的身体愉悦；这样虽然能使得肌肤、形体丰腴，脸色光润、悦泽，其实在身体里面，酷烈之气灼伤、侵蚀着人的脏腑，使其精神虚弱。这样的情况是不能保全人们本来的和谐状态的，又何谈祛病延年呢。
“外养”和“内养”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外养”主要滋养肌和肉，不合理地偏重外形的滋养；“内养”则主要是填精补髓，使五脏盈溢，髓实血满，万神具足。
道教饮食“内养”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养德
首先，道教的饮食不能伤害其他生命，强调“养德”。所以道教的饮食也是遵循着慈心于物、积善立功的教导的。《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说：“第一诫者，不得杀生，割断他命，煎煮美味，以饶一身。”第一条诫命是，不得故意追求美味去杀生，去割断其它动物的生命，用各种方式来烹煮成美味，来满足自己对味道的贪求。《抱朴子·内篇》说：“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追求长生久视的人，必须要有志于积善立功，要能慈心爱物，宽以待人，保护生态和谐。
其次，道教还主张少食为佳，强调“养气”、“养精”和“养神”。司马承祯在《坐忘论》里也说：“蔬食弊衣，足养性命，岂待酒肉罗绮，然后生全哉！是故于生无所要用者，并须去之；于生虽用有余者，亦须舍之。”
《云笈七签》中说：“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矣”，意思是说，人的情性形命出自元气，元气是人生命的源泉和根本。所以，修炼培养元气，就是道教养生的基本理念和实践方法。
道教所说的“气”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它的理论直接源自于博大精深的“精气”学说：首先是指呼吸自然界的空气，这称为“清气”；其次是指先天父母雄精时的元气，这称为“先天之精气”；其三是指通过饮食物质所产生的能够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后天之精气”。在道教看来，人的活力源泉在于体内之气，因此，通过保持和充实体内元气的“养气之道”，就能达到祛病延年、长生久视的目的。
养精
《随机应化录》记载：“养精者，少淫寡听”，保养精气，需要减少不合适的欲望，降低不合适的声音的影响。
《云笈七签》记载：“含气养精，血脉丰盈，骨濡筋强，润滋皮肤”，涵养精气，可以使得血脉丰盈，胫骨强劲，皮肤细腻滋润。
养神
《淮南子》：“心者，神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 形劳而不休则蹶，精用而不已则竭。是故圣人贵而尊之，不敢越也!”心是精神的主宰，精神是心的，形体长时间的劳作而不休息，则会枯竭，精神长久的消耗而不停止则会竭尽，对作为生命之根的精神，不要让其过度劳碌，不过度劳碌的最好方法就是节制嗜欲，清静无过分的作为，克制欲念，只有这种以中致外的内修的养生方法才能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
道教饮食思想的基本理论
饮食自然
道教思想家并不是局限于人类自身的生存活动境域中来谈“饮食”，而是把它归置在一个整体的自然、社会生态系统中来加以审视和认识。
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少胜于多：这是道教对饮食的量的基本规定。所谓“少胜于多”，并非是禁欲式的节制饮食，而是“节量饮食”，要求人们根据自身生命活动的能量需求状况，按一定的量和程序来合理地摄取饮食。
2.熟胜于生：陶弘景《养性延命录》指出：“凡食皆熟，胜于生”，这里的“熟”，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食物本身要烹制成熟；二是指作为食物的动植物资源，应是已经“成熟”的个体。
3、素胜于荤：总体来说，道教提倡以素食为主，慎用荤腥食物。道教对于饮食结构选择的倾向性：一是尽量降低自身的能量需求，从而减低饮食用量；二是在饮食过程中，尽量不伤及其他生命。
根据自然饮食的观念，道教饮食还提倡“三因制宜”，即因事因地因人制宜。
阴阳五行思想
阴阳五行的观念也是我们道教饮食理论的渊源之一。
《保生要录》论述五行、五味、五脏六腑调和论:“天有五行,人有五藏,食有五味。故肝法木,心法火,脾法土,肺法金,肾法水,酸纳肝,苦纳心,甘纳脾,辛纳肺,咸纳肾。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制土,土制水,水制火,火制金,金制木。故四时无多食所王并所制之味,皆能伤所王之藏也。宜食相生之味,助王气也。”在挑选食物的时候应该多挑选与当时的季节的“五行”相生的属性的的食物，这样可以达到按时节养生的效果。为使阴阳平衡,则饮食上就需要“凡所好之物不可偏耽,偏耽则伤而生疾;所恶之味不可全弃,全弃则藏气不均。”自己喜欢的食物不能吃太多，不能太过偏食，否则会产生疾病；所讨厌的食物也不能全然的不吃，否则身体所藏的五行之气会配属不均匀。因此，在挑选食物的时候，除了要按照时节挑选之外，还需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搭配。
五脏学说
精气学说、四气五味学说、辨证论治、五脏六腑补养论，皆可从阴阳五行学说追溯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奠定的五脏六腑食疗理论主要包括:饮食偏倚害五脏与五脏所欲五味理论;五味各归所喜理论;生、克、制、化关系与对应的补、泄、散、收、软、缓等食疗法;五脏应四时、五方、五色、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理论。我们在选择食物的配属的时候可以多参照这样的配属体系。
此外，孙思邀还系统地归纳了“五味动病法”、“五味所配法”等有关饮食法则。各位在日常的食材挑选的过程中，也可以多加参照。
四气、五味与季节摄养论
四气(或四性)是指食物或药物的寒、热、温、凉,五味则是指辛、甘、酸、咸、苦。四气、五味搭配不同的季节，可以形成一个复杂的饮食养生系统，这样的摄养系统可以非常精致地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食材的挑选，具体烹饪方法的择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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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营养观是一种，重外养，更重“内养”：“养德”、“养气”、“养精”和“养神”的整体营养观。《长生诠经》：“去暴怒以养性，少思虑以养神，省言语以养气，絶嗜欲以养精。”去除狂暴愤怒可以修养心性，不过妄的思虑可以修养心神，简练语言可以修养心气，杜绝过度的嗜好和欲望可以修养精神。只有内外养结合，我们才能身心通泰，祛病延年。
饮食的利弊
俗语：“药补不如食补。”饮食营养是身健体康的根本，所以我们道教在养生方面认为人的机体需要得到补益、精气需要获得充实。
蒲虔贯《保生要录》说：“饮食者，所以资养人之血气。血则荣华形体，气则卫护四肢。精华者，为髓、为精；其次者，为肌、为肉。”饮食是人们生活中的营养的来源，可以滋养我们的血气，血可以滋养我们的形体，气可以护卫我们的四肢；髓和精是人体中的精华，其次是人体中的肌肉。孙思邈在《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卷七十九《食治》篇记载：“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饮食是安顿身体的根本，不知道如何适宜地饮食的人，是不足以合理的养生的。此外，孙思邈还认为食物带来的营养能够排邪、安腑脏、悦性爽志、调理气血，具有不可替代的治病功能。
另一方面，道教对不合理的饮食所带来的损害，也具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痛陈：“百病横夭，多由饮食。饮食之患，过于声色。声色可绝之踰年，饮食不可废之一日，为益亦多，为患亦切。”人们得得各种疾病，大多是由饮食不合理引起的，不合理的饮食所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了纵情声色所带来的危害；人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对声色的欲望会降低，但饮食确实每天都需要的；饮食合理的话，久而久之，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不合理的话，日积月累就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具体而言，饮食损害功能的产生有以下几个原因：
1.饮食导致丹田元气的散失。《云笈七签》：“始生之后则饮食。饮食之后即腑脏实。腑脏实即诸脏相隔。诸脏相隔即丹田气亡其本也。”人出生之后需要开始饮食，但饮食也会致使腑脏充塞，丹田之气仅在脏腑和心胸之间短短几寸的狭窄空间往来运行，这样一来，人不可避免地因元气的不足而加速衰老。
2.饮食滋养人的同时也在滋养体内的“三尸九虫”。“三尸九虫”有人认为是指体内的各种寄生虫，也有人认为是指人体内的各种，导致人走向毁灭的负面因素，包括贪欲、邪淫、不良的情绪等等。《云笈七签》称：“贪于饮食，尸（指三尸）乃千变万化，随欲而归，令人世患日深，多愚早亡。”对饮食有过多贪欲的人，身体内的三尸会跟随人们的各种欲望而千变万化，危害人们的健康，让人们的各种祸患日益加深，让人愚钝，甚至过早的死亡。
内养的重要性
龚廷贤在《寿世保元·饮食》里说：“善养生者养内，不善养生者养外。养内者以恬脏腑，调顺血脉，使一身之流行冲和，百病不作。养外者恣口腹之欲，极滋味之美，穷饮食之乐，虽肌体充腴，容色悦泽，而酷烈之气，内蚀脏腑，精神虚矣。安能保全太和，以臻遐龄。”擅长养生的人以“养内”为主，不擅长养生的人则以滋养形体为主；“养内”的人擅长使各脏腑大道和谐，使血脉顺畅，让一身的卫气营血的流行自然和谐，依此能百病不生。只知道“养外”的人，其实难免只是纵口腹之欲，贪恋各种滋味，追求饮食带来的身体愉悦；这样虽然能使得肌肤、形体丰腴，脸色光润、悦泽，其实在身体里面，酷烈之气灼伤、侵蚀着人的脏腑，使其精神虚弱。这样的情况是不能保全人们本来的和谐状态的，又何谈祛病延年呢。
“外养”和“内养”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外养”主要滋养肌和肉，不合理地偏重外形的滋养；“内养”则主要是填精补髓，使五脏盈溢，髓实血满，万神具足。
道教饮食“内养”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养德
首先，道教的饮食不能伤害其他生命，强调“养德”。所以道教的饮食也是遵循着慈心于物、积善立功的教导的。《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说：“第一诫者，不得杀生，割断他命，煎煮美味，以饶一身。”第一条诫命是，不得故意追求美味去杀生，去割断其它动物的生命，用各种方式来烹煮成美味，来满足自己对味道的贪求。《抱朴子·内篇》说：“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追求长生久视的人，必须要有志于积善立功，要能慈心爱物，宽以待人，保护生态和谐。
其次，道教还主张少食为佳，强调“养气”、“养精”和“养神”。司马承祯在《坐忘论》里也说：“蔬食弊衣，足养性命，岂待酒肉罗绮，然后生全哉！是故于生无所要用者，并须去之；于生虽用有余者，亦须舍之。”
《云笈七签》中说：“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矣”，意思是说，人的情性形命出自元气，元气是人生命的源泉和根本。所以，修炼培养元气，就是道教养生的基本理念和实践方法。
道教所说的“气”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它的理论直接源自于博大精深的“精气”学说：首先是指呼吸自然界的空气，这称为“清气”；其次是指先天父母雄精时的元气，这称为“先天之精气”；其三是指通过饮食物质所产生的能够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后天之精气”。在道教看来，人的活力源泉在于体内之气，因此，通过保持和充实体内元气的“养气之道”，就能达到祛病延年、长生久视的目的。
养精
《随机应化录》记载：“养精者，少淫寡听”，保养精气，需要减少不合适的欲望，降低不合适的声音的影响。
《云笈七签》记载：“含气养精，血脉丰盈，骨濡筋强，润滋皮肤”，涵养精气，可以使得血脉丰盈，胫骨强劲，皮肤细腻滋润。
养神
《淮南子》：“心者，神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 形劳而不休则蹶，精用而不已则竭。是故圣人贵而尊之，不敢越也!”心是精神的主宰，精神是心的，形体长时间的劳作而不休息，则会枯竭，精神长久的消耗而不停止则会竭尽，对作为生命之根的精神，不要让其过度劳碌，不过度劳碌的最好方法就是节制嗜欲，清静无过分的作为，克制欲念，只有这种以中致外的内修的养生方法才能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
道教饮食思想的基本理论
饮食自然
道教思想家并不是局限于人类自身的生存活动境域中来谈“饮食”，而是把它归置在一个整体的自然、社会生态系统中来加以审视和认识。
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少胜于多：这是道教对饮食的量的基本规定。所谓“少胜于多”，并非是禁欲式的节制饮食，而是“节量饮食”，要求人们根据自身生命活动的能量需求状况，按一定的量和程序来合理地摄取饮食。
2.熟胜于生：陶弘景《养性延命录》指出：“凡食皆熟，胜于生”，这里的“熟”，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食物本身要烹制成熟；二是指作为食物的动植物资源，应是已经“成熟”的个体。
3、素胜于荤：总体来说，道教提倡以素食为主，慎用荤腥食物。道教对于饮食结构选择的倾向性：一是尽量降低自身的能量需求，从而减低饮食用量；二是在饮食过程中，尽量不伤及其他生命。
根据自然饮食的观念，道教饮食还提倡“三因制宜”，即因事因地因人制宜。
阴阳五行思想
阴阳五行的观念也是我们道教饮食理论的渊源之一。
《保生要录》论述五行、五味、五脏六腑调和论:“天有五行,人有五藏,食有五味。故肝法木,心法火,脾法土,肺法金,肾法水,酸纳肝,苦纳心,甘纳脾,辛纳肺,咸纳肾。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制土,土制水,水制火,火制金,金制木。故四时无多食所王并所制之味,皆能伤所王之藏也。宜食相生之味,助王气也。”在挑选食物的时候应该多挑选与当时的季节的“五行”相生的属性的的食物，这样可以达到按时节养生的效果。为使阴阳平衡,则饮食上就需要“凡所好之物不可偏耽,偏耽则伤而生疾;所恶之味不可全弃,全弃则藏气不均。”自己喜欢的食物不能吃太多，不能太过偏食，否则会产生疾病；所讨厌的食物也不能全然的不吃，否则身体所藏的五行之气会配属不均匀。因此，在挑选食物的时候，除了要按照时节挑选之外，还需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搭配。
五脏学说
精气学说、四气五味学说、辨证论治、五脏六腑补养论，皆可从阴阳五行学说追溯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奠定的五脏六腑食疗理论主要包括:饮食偏倚害五脏与五脏所欲五味理论;五味各归所喜理论;生、克、制、化关系与对应的补、泄、散、收、软、缓等食疗法;五脏应四时、五方、五色、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理论。我们在选择食物的配属的时候可以多参照这样的配属体系。
此外，孙思邀还系统地归纳了“五味动病法”、“五味所配法”等有关饮食法则。各位在日常的食材挑选的过程中，也可以多加参照。
四气、五味与季节摄养论
四气(或四性)是指食物或药物的寒、热、温、凉,五味则是指辛、甘、酸、咸、苦。四气、五味搭配不同的季节，可以形成一个复杂的饮食养生系统，这样的摄养系统可以非常精致地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食材的挑选，具体烹饪方法的择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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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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