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院士被联想扫地出门过程！如今80余岁仍从未放弃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9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学问之家
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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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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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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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日媒反思：我们的“智慧大脑”为何流向中国？】近年来，多位日本科学界重量级人物选择加盟中国大学。日媒发现，对于他们来说，除了“想要继续研究”之外，中国优秀的科研环境也是其作出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
《每日新闻》、TBS新闻等日媒反思称，伴随着资金与经费不足等原因，日本国内学术研究环境逐渐恶化。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年间增长了约13倍，但日本的研究经费几乎不变，仅为中国三分之一。
多位日本科学界权威“出走”中国
11月7日，日本“TBS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科学界重量级人物都流向中国？“人才流失”一词无法概括的现状》的文章。
文章列举，8月，日本著名光化学家，东京理科大学原校长藤岛昭，正式加盟上海理工大学。
藤岛昭今年79岁，是研究“光触媒”（也称光催化剂）的领军人物，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化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他长期致力于半导体电化学研究，包括光与无机材料及有机材料的相互关系、光诱导的亲水性的相关现象、光功能性质的纳米结构材料等，是具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学者，2006年至2008年，担任日本化学会会长，2003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在与中国持续交流的40年间，藤岛昭培育了38名中国留学生，他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交流方面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更因此荣获2019年度的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前，《每日新闻》报道此事时曾提到，上海理工大学预计将围绕藤岛昭新建研究所。新研究所的资金规模预计将为数十亿日元（折合数亿人民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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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光化学家藤岛昭 图自上海理工大学
此外，2019年，日本脑神经研究专家，御子柴克彦也选择成为了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的教授。御子柴克彦现年76岁，被视为日本冲刺诺尔贝生理学奖的有力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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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脑神经研究专家 御子柴克彦 视频截图
同年，日本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土木工程专家上田多门也选择了前往深圳大学工作。上田多门现年67岁，专攻混凝土研究，是日本土木界的泰斗人物，也是日本土木工程学会下一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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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土木工程专家上田多门 图自TBS电视台
为何选择中国？
文章称，近些年，选择前往中国的日本学者都是日本国内顶尖专家，是日本人赖以自豪的“智慧头脑”。那么，这些人为何会选择前往中国？
首先是因为想要继续研究。“我在北海道大学快到65岁的退休年龄了。”上田多门说，他想继续他的研究。但是，日本大学并不具备退休后继续开展研究的环境。
其次，科研环境也是作出决定的重要因素。上田多门说，当时他接到了深圳大学和泰国大学的邀请，但他认为，深圳大学的研究环境非常突出。上田多门说，在土木工程领域，中国大学的设施比日本的先进20年，而且研究也在进步。现在，上田多门拥有在日本的大学内买不到的实验设备，以及在日本买不起的昂贵设备。他身边的研究团队的素质也非常高。
文章还将中国和日本的科研现状作出了比较。文章称，中国明确提出了“科技强国”的目标，日本却只有模糊的“科学技术立国”。
文章称，正如上田多门所说，中国大学的优良设施和人才资源足以吸引日本等海外科学家。中国不断上升的研发费用也为其提供了优越的研究环境。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研究机构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年间增长了约13倍，居主要国家之首。另一方面，日本的研发费用几乎持平，没有显著增长，2019年约为19万亿日元，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并且，日本博士生数量还在不断减少。在中国，学校和导师会为博士提供资金，但在日本，博士生还需要给学校缴纳学费。
此前，日本《每日新闻》在9月报道藤岛昭出走的文章中也称，这背后反映了日本科研人员面临资金与经费不足窘境，表明日本国内学术研究环境逐渐恶化。
中国、美国、日本2000年-2019年的科研经费变化 图自TBS新闻
此外，日本论文影响力近年来也不断下滑。日本《日经新闻》8月10日发布文章称，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研究所10日发布的最新报告，在全球被引次数排名前10%的科学类论文中，中国论文的数量2018年首次超越美国，位列世界第一。而日本的衰退则在进一步恶化，相关论文的数量已被印度超越，退居第10位。在论文被引数排名前1%的顶尖论文中，中国2018年也占据了25%，紧逼美国（27.2%），日本则排在世界第9位。与20年前的第4位相比，排名大幅下降。
《日经新闻》称，很多观点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难以获得诺贝尔奖。
世界主要国家论文总数变化 图自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
各国被引次数全球排名前10%的论文占比 图自日经新闻
《日经新闻》10月9日也在报道中提到了日本“人才外流”的现象。获得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真锅淑郎早已出走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在被问及日本科学技术的现状时，真锅淑郎指出，“受好奇心驱使的研究正在减少”。在日本国内，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和职位，研究一线学者日趋感到前途渺茫，越来越难以产出划时代的成果。
10月5日，有记者询问真锅淑郎为何要改为美国籍，他说，“我不想回日本，是因为没有在‘协调’中生存的能力”。
真锅淑郎指出，“日本人会为了不打扰他人而互相协调”，而“在美国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他说，自己适合呆在美国。
另外，作为结构性问题，真锅淑郎指出，日本的科学家和政策决定者之间缺乏沟通。研究者与日本的政策决定部门的距离很远。
日本政府：为大学提供10万亿日元资金
当然，这些选择中国的日本教授，也在日本国内受到了“人才流失”等批评。此前，上田多门在竞选日本土木工程学会会长时，就曾面对过此类质疑。当时，上田多门回应称：“日本土木工程学会的基本立场是，我们需要与中国、印度这样亚洲领先的大国保持亲密。”
“比起为中国做研究的说法，不如说是和中国合作，掌握日本没有的技术，实现日本无法做到的工作。”上田多门在接受TBS新闻采访时回应说：“回过头来看，我也可以继续反馈日本。”
日本政府也感到了危机。为了缓解经费不足的窘境，日本政府近期开始发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承诺，将扩大对科研的投入，为日本大学提供10万亿日元（约881亿美元）的基金，旨在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对此，TBS新闻表示，日本今后是否能吸引优秀学者，建成具有全球吸引力的研究机构，还需要看接下来具体的政策。
《每日新闻》、TBS新闻等日媒反思称，伴随着资金与经费不足等原因，日本国内学术研究环境逐渐恶化。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年间增长了约13倍，但日本的研究经费几乎不变，仅为中国三分之一。
多位日本科学界权威“出走”中国
11月7日，日本“TBS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科学界重量级人物都流向中国？“人才流失”一词无法概括的现状》的文章。
文章列举，8月，日本著名光化学家，东京理科大学原校长藤岛昭，正式加盟上海理工大学。
藤岛昭今年79岁，是研究“光触媒”（也称光催化剂）的领军人物，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化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他长期致力于半导体电化学研究，包括光与无机材料及有机材料的相互关系、光诱导的亲水性的相关现象、光功能性质的纳米结构材料等，是具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学者，2006年至2008年，担任日本化学会会长，2003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在与中国持续交流的40年间，藤岛昭培育了38名中国留学生，他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交流方面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更因此荣获2019年度的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前，《每日新闻》报道此事时曾提到，上海理工大学预计将围绕藤岛昭新建研究所。新研究所的资金规模预计将为数十亿日元（折合数亿人民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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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光化学家藤岛昭 图自上海理工大学
此外，2019年，日本脑神经研究专家，御子柴克彦也选择成为了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的教授。御子柴克彦现年76岁，被视为日本冲刺诺尔贝生理学奖的有力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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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脑神经研究专家 御子柴克彦 视频截图
同年，日本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土木工程专家上田多门也选择了前往深圳大学工作。上田多门现年67岁，专攻混凝土研究，是日本土木界的泰斗人物，也是日本土木工程学会下一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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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土木工程专家上田多门 图自TBS电视台
为何选择中国？
文章称，近些年，选择前往中国的日本学者都是日本国内顶尖专家，是日本人赖以自豪的“智慧头脑”。那么，这些人为何会选择前往中国？
首先是因为想要继续研究。“我在北海道大学快到65岁的退休年龄了。”上田多门说，他想继续他的研究。但是，日本大学并不具备退休后继续开展研究的环境。
其次，科研环境也是作出决定的重要因素。上田多门说，当时他接到了深圳大学和泰国大学的邀请，但他认为，深圳大学的研究环境非常突出。上田多门说，在土木工程领域，中国大学的设施比日本的先进20年，而且研究也在进步。现在，上田多门拥有在日本的大学内买不到的实验设备，以及在日本买不起的昂贵设备。他身边的研究团队的素质也非常高。
文章还将中国和日本的科研现状作出了比较。文章称，中国明确提出了“科技强国”的目标，日本却只有模糊的“科学技术立国”。
文章称，正如上田多门所说，中国大学的优良设施和人才资源足以吸引日本等海外科学家。中国不断上升的研发费用也为其提供了优越的研究环境。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研究机构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年间增长了约13倍，居主要国家之首。另一方面，日本的研发费用几乎持平，没有显著增长，2019年约为19万亿日元，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并且，日本博士生数量还在不断减少。在中国，学校和导师会为博士提供资金，但在日本，博士生还需要给学校缴纳学费。
此前，日本《每日新闻》在9月报道藤岛昭出走的文章中也称，这背后反映了日本科研人员面临资金与经费不足窘境，表明日本国内学术研究环境逐渐恶化。
中国、美国、日本2000年-2019年的科研经费变化 图自TBS新闻
此外，日本论文影响力近年来也不断下滑。日本《日经新闻》8月10日发布文章称，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研究所10日发布的最新报告，在全球被引次数排名前10%的科学类论文中，中国论文的数量2018年首次超越美国，位列世界第一。而日本的衰退则在进一步恶化，相关论文的数量已被印度超越，退居第10位。在论文被引数排名前1%的顶尖论文中，中国2018年也占据了25%，紧逼美国（27.2%），日本则排在世界第9位。与20年前的第4位相比，排名大幅下降。
《日经新闻》称，很多观点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难以获得诺贝尔奖。
世界主要国家论文总数变化 图自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
各国被引次数全球排名前10%的论文占比 图自日经新闻
《日经新闻》10月9日也在报道中提到了日本“人才外流”的现象。获得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真锅淑郎早已出走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在被问及日本科学技术的现状时，真锅淑郎指出，“受好奇心驱使的研究正在减少”。在日本国内，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和职位，研究一线学者日趋感到前途渺茫，越来越难以产出划时代的成果。
10月5日，有记者询问真锅淑郎为何要改为美国籍，他说，“我不想回日本，是因为没有在‘协调’中生存的能力”。
真锅淑郎指出，“日本人会为了不打扰他人而互相协调”，而“在美国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他说，自己适合呆在美国。
另外，作为结构性问题，真锅淑郎指出，日本的科学家和政策决定者之间缺乏沟通。研究者与日本的政策决定部门的距离很远。
日本政府：为大学提供10万亿日元资金
当然，这些选择中国的日本教授，也在日本国内受到了“人才流失”等批评。此前，上田多门在竞选日本土木工程学会会长时，就曾面对过此类质疑。当时，上田多门回应称：“日本土木工程学会的基本立场是，我们需要与中国、印度这样亚洲领先的大国保持亲密。”
“比起为中国做研究的说法，不如说是和中国合作，掌握日本没有的技术，实现日本无法做到的工作。”上田多门在接受TBS新闻采访时回应说：“回过头来看，我也可以继续反馈日本。”
日本政府也感到了危机。为了缓解经费不足的窘境，日本政府近期开始发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承诺，将扩大对科研的投入，为日本大学提供10万亿日元（约881亿美元）的基金，旨在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对此，TBS新闻表示，日本今后是否能吸引优秀学者，建成具有全球吸引力的研究机构，还需要看接下来具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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