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普遍认为鹿鼎记是金庸巅峰之作#
鹿鼎记这个金庸的封笔之作，其强烈的反武侠气质表现了金庸对以往传统武侠的疑惑。主人公韦小宝不再是一个世俗观念上的英雄，他的做事动机一点也没有侠义气质，甚至只是为了某个漂亮女人，为了敛财，或是为了保命。虽然形象不高大，但是却和我们普通人更相通，有点贪财，有点好色，有点虚伪，但也拥有某些赤诚的情怀。
目录
1.特点-非主流武侠
2.大侠义-历史民族观
3.小侠义-真实的人性
以上任一栏要讲通透都得洋洋洒洒写下几大万字了，更有高人查阅历史典籍来揣测金庸先生的意图，小弟不才，只从最通俗的角度和语言入手，有不同理解的还请赐教。
一.非主流武侠
鹿鼎记火热其中一个起很大作用的噱头是其为金庸的封笔之作。封笔的意思就是武侠的一去不返，所以还陶醉于快意恩仇，光怪陆离世界里的读者们惋惜之余，对这本压轴之作有了特殊的期待。
其一，非主流的主角设定。金庸貌似给大家狠狠地开了个玩笑，光是这个主人公形象就和历代大侠们相去甚远。令狐冲的俊朗潇洒，郭靖的耿直真诚，段誉的彬彬有礼...这些和韦小宝一点都沾不上边。好色，贪财，见风使舵，没羞没臊，脱险几乎全靠诡计。甚至为了自保还杀死了见到自己搭救方怡的无辜侍卫，后来更是拿刀捅了看守自己的兄弟多隆（向心脏捅去的，但是多隆心脏长歪了没死）。这设定怎么看都是某剧本中boss手下的奸诈小头领，算计主角后被一掌拍死大快人心那种。
最关键的，他还怕死。不怕死不是已经成为武侠标配了吗？究竟是什么用意让他有幸成为封笔之作的主角？
还有意思的是，里面行为光明磊落的人，陈近南，扬溢之，吴六七，下场都非常惨。
其二，武侠世界一般少有官场和政治方面的描写。更多的情况下，政府甚至是武侠世界的边缘人群，在这个世界里法制给个人情仇让路，或是门派（黑社会）直接管理所辖地方。就比如笑傲江湖，青城派把林家镖局杀的杀，拐的拐；日月神教和五岳剑派黑社会群体械斗这些事情发生，你都找不到政府的人在哪儿。
武侠里的恩怨情仇如果有法律这个第三方制约，那么肯定快意恩仇的畅快感就下降了大半。报仇还要向官府打报告？所以直接将政府抹去直接将感情聚焦于有恩怨的任务之间更加畅快。
然而，鹿鼎记的主要舞台就在宫廷官场，韦小宝精于政治，更是在皇帝，天地会，神龙教，吴三桂等势力下游刃有余地游走，更是恬不知耻地到处结义，趁机敛财。
其三，武打已不是小说的关键。（在这里推荐去看金庸的那些原作，比起电视剧中的武打，文字更加传神还留有部分想象空间）
葵花宝典，独孤九剑，降龙十八掌，一阳指……
就算没有看过原著也会知道这些知名绝技，以往小说中各派人士夺取武功秘籍，相互争斗，比武更是不计其数。说起鹿鼎记，到没有什么非常知名的武功。可能有人叫的出化骨绵掌，但是此处的化骨绵掌功能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毒药的作用，而且武打比重和对剧情的影响已经降低很多。当然主角也并不能打。
二.大侠义
鹿鼎记大格局上有几个最大的矛盾点，满汉民族的政权争议，主要表现为康熙和天地会，因为韦小宝直接处于这两个阵营之中；汉族人和原皇族朱家对吴三桂的仇恨，即自身对于国家的态度；中国政权与危害中国政权的因素如吴三桂，天地会，西藏喇嘛、蒙古王子、神龙教、罗刹国。
我写的大侠义指代家国情和民族情。这两种特殊的感情就像休眠的火山一样，平时少有体会到他的存在，但是到了某些时刻又会猛烈地迸发出来。
如果要探讨对于这两种情感的态度，我想得代入到韦小宝和各方势力的立场中去。对于吴三桂这位位极人臣的大人（同时也是汉奸代名词），韦小宝没有趋炎附势去结交，反而趁机敲“云南竹杠”，戏弄吴三桂，间接阉了吴应雄，近乎是单方面折磨吴三桂。这种不公平竞争看似吴三桂羸弱却没有在感情上倾向于他。除了小流氓欺辱贵族王爷的喜感部分消解了这种可怜外，吴三桂这种反复和惯于背叛的性格可见真是不讨喜，信任可真是一切感情的前提了。从各方势力中，除了与吴三桂有利益联系的，其余势力对其还真是只有反感，没有中立的态度。背叛实在是所有情感里最不能容忍的，而叛国则是最为卑劣的了。
民族情的体现则是体现在人心中对满汉政权的争议，最尖锐地体现在康熙和天地会，这种情绪触发了韦小宝的终极难题，直接导致同康熙和天地会的同事决裂。
关于民族政权交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也没能给出自己信服的解释，而且金庸先生可能是有自己所经历或者有感触的事情得出的。只靠韦小宝的“其实鞑子皇帝做得也蛮好的”，“鞑子至少也是黑头发黑眼睛，洋鬼子可是黄头发蓝眼睛”也难以揣测他的意图，大家自己都有自己的答案。毕竟这么难的问题，聪明的韦小宝自己也选择了逃避。
三.小侠义
韦小宝是不是“侠”呢？不好说，但是至少他不太像个“侠”。我们实在是很难用“侠”去形容一个贪财好色，强人所难，没有功夫，狡猾，胆小，为保命见风使舵的一个人。
韦小宝自己认不认为自己是个侠呢？我想出于虚荣心，他会说自己是个侠，如果真诚地探究，他可能说，当不当个侠他娘的无所谓。身边一群漂亮媳妇儿伴着，银子大把大把赚着，兄弟情义也不辜负，照应着，这不就够了吗。
“侠”这个字渐渐的被规范化，成为某种准则和名誉。就好比，王公贵族一定是优雅的，大侠们一定也是坦荡勇敢的。这些不成文的规定渐渐成为一种道德武器，甚至变成侠客们自己的枷锁（说的好听点是对自己的要求）。大侠们因侠义而成事，也因侠义而毁灭。要为社会所认可，你必须得遵守那些规范，但是那些规范，有时候实在不一定顺从人的本性。一个非常典型的参照就是韦小宝亦师亦父的陈近南，恪守着自己的侠义直到死亡。
韦小宝显然就没有把这个准则作为自己的标杆，他虚伪狡黠的功利主义虽然不够诚实，却恰到好处地保护了人情，又顺从了人的本性-趋利避害。我不能用不真诚来形容韦小宝，他是忠于人性的，或者说对于真诚这个词我得重新理解。
韦小宝成长过程中有两样东西的陪伴，妓院和评书。这两样都是通俗直白地满足人性的需求。妓院在中国是抛弃普世道德规范的服务者工作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人性的直白被更多地表露。顾客来这个地方买性，买服从，买征服欲；服务者们相比其他行业也更加势利。在这个地方呆长了对人的本性肯定有深刻的理解。评书，也就是充斥着情怀的故事。我认为支持人的一生的是某些情怀，而非特定的某段情感。有建一番功业的向往，有抱得美人归的幻想，有义气相投，英雄识英雄的豪情。这些情怀塑造了你自己，以后遇到的爱人，朋友都是来填补你那份情怀的。
妓院代表现实，评书代表情怀，这两点成了他的重要组成部分。韦小宝这个人物比起令狐冲，郭靖，是更像普通人的。我们有嫉恶如仇，仗义互助的侠义情怀，也有着剥离不掉的人性。而且我们是没有独孤九剑和降龙十八掌这种惩奸除恶的本领的，也少有脸谱化的恶人，更多的是天地会和康熙这种立场不同而敌对的人，更没有无政府状态下的快意恩仇的自由。更多的是在社会这口大锅里被翻炒，和那些人周旋，甚至和自己做斗争的过程中对待自己的侠义。
我揣测金庸先生最后对武侠的态度感情是复杂的，对于情怀来说，现实也是那么的强烈，推动故事发展的人物动机很多时候是因为有利可图，为了某个美女，为了保命，而且正义不一定只站在一方的矛盾，人物人生是为命运驱动而非自己意愿。虽然有阻挠，他应当是对侠义情怀抱有希望和歌颂的，韦小宝一共在三个正式身份间游走周旋，康熙宠臣是因为忠，天地会香主是为义，神龙教白龙使则是为了情。
鹿鼎记这个金庸的封笔之作，其强烈的反武侠气质表现了金庸对以往传统武侠的疑惑。主人公韦小宝不再是一个世俗观念上的英雄，他的做事动机一点也没有侠义气质，甚至只是为了某个漂亮女人，为了敛财，或是为了保命。虽然形象不高大，但是却和我们普通人更相通，有点贪财，有点好色，有点虚伪，但也拥有某些赤诚的情怀。
目录
1.特点-非主流武侠
2.大侠义-历史民族观
3.小侠义-真实的人性
以上任一栏要讲通透都得洋洋洒洒写下几大万字了，更有高人查阅历史典籍来揣测金庸先生的意图，小弟不才，只从最通俗的角度和语言入手，有不同理解的还请赐教。
一.非主流武侠
鹿鼎记火热其中一个起很大作用的噱头是其为金庸的封笔之作。封笔的意思就是武侠的一去不返，所以还陶醉于快意恩仇，光怪陆离世界里的读者们惋惜之余，对这本压轴之作有了特殊的期待。
其一，非主流的主角设定。金庸貌似给大家狠狠地开了个玩笑，光是这个主人公形象就和历代大侠们相去甚远。令狐冲的俊朗潇洒，郭靖的耿直真诚，段誉的彬彬有礼...这些和韦小宝一点都沾不上边。好色，贪财，见风使舵，没羞没臊，脱险几乎全靠诡计。甚至为了自保还杀死了见到自己搭救方怡的无辜侍卫，后来更是拿刀捅了看守自己的兄弟多隆（向心脏捅去的，但是多隆心脏长歪了没死）。这设定怎么看都是某剧本中boss手下的奸诈小头领，算计主角后被一掌拍死大快人心那种。
最关键的，他还怕死。不怕死不是已经成为武侠标配了吗？究竟是什么用意让他有幸成为封笔之作的主角？
还有意思的是，里面行为光明磊落的人，陈近南，扬溢之，吴六七，下场都非常惨。
其二，武侠世界一般少有官场和政治方面的描写。更多的情况下，政府甚至是武侠世界的边缘人群，在这个世界里法制给个人情仇让路，或是门派（黑社会）直接管理所辖地方。就比如笑傲江湖，青城派把林家镖局杀的杀，拐的拐；日月神教和五岳剑派黑社会群体械斗这些事情发生，你都找不到政府的人在哪儿。
武侠里的恩怨情仇如果有法律这个第三方制约，那么肯定快意恩仇的畅快感就下降了大半。报仇还要向官府打报告？所以直接将政府抹去直接将感情聚焦于有恩怨的任务之间更加畅快。
然而，鹿鼎记的主要舞台就在宫廷官场，韦小宝精于政治，更是在皇帝，天地会，神龙教，吴三桂等势力下游刃有余地游走，更是恬不知耻地到处结义，趁机敛财。
其三，武打已不是小说的关键。（在这里推荐去看金庸的那些原作，比起电视剧中的武打，文字更加传神还留有部分想象空间）
葵花宝典，独孤九剑，降龙十八掌，一阳指……
就算没有看过原著也会知道这些知名绝技，以往小说中各派人士夺取武功秘籍，相互争斗，比武更是不计其数。说起鹿鼎记，到没有什么非常知名的武功。可能有人叫的出化骨绵掌，但是此处的化骨绵掌功能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毒药的作用，而且武打比重和对剧情的影响已经降低很多。当然主角也并不能打。
二.大侠义
鹿鼎记大格局上有几个最大的矛盾点，满汉民族的政权争议，主要表现为康熙和天地会，因为韦小宝直接处于这两个阵营之中；汉族人和原皇族朱家对吴三桂的仇恨，即自身对于国家的态度；中国政权与危害中国政权的因素如吴三桂，天地会，西藏喇嘛、蒙古王子、神龙教、罗刹国。
我写的大侠义指代家国情和民族情。这两种特殊的感情就像休眠的火山一样，平时少有体会到他的存在，但是到了某些时刻又会猛烈地迸发出来。
如果要探讨对于这两种情感的态度，我想得代入到韦小宝和各方势力的立场中去。对于吴三桂这位位极人臣的大人（同时也是汉奸代名词），韦小宝没有趋炎附势去结交，反而趁机敲“云南竹杠”，戏弄吴三桂，间接阉了吴应雄，近乎是单方面折磨吴三桂。这种不公平竞争看似吴三桂羸弱却没有在感情上倾向于他。除了小流氓欺辱贵族王爷的喜感部分消解了这种可怜外，吴三桂这种反复和惯于背叛的性格可见真是不讨喜，信任可真是一切感情的前提了。从各方势力中，除了与吴三桂有利益联系的，其余势力对其还真是只有反感，没有中立的态度。背叛实在是所有情感里最不能容忍的，而叛国则是最为卑劣的了。
民族情的体现则是体现在人心中对满汉政权的争议，最尖锐地体现在康熙和天地会，这种情绪触发了韦小宝的终极难题，直接导致同康熙和天地会的同事决裂。
关于民族政权交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也没能给出自己信服的解释，而且金庸先生可能是有自己所经历或者有感触的事情得出的。只靠韦小宝的“其实鞑子皇帝做得也蛮好的”，“鞑子至少也是黑头发黑眼睛，洋鬼子可是黄头发蓝眼睛”也难以揣测他的意图，大家自己都有自己的答案。毕竟这么难的问题，聪明的韦小宝自己也选择了逃避。
三.小侠义
韦小宝是不是“侠”呢？不好说，但是至少他不太像个“侠”。我们实在是很难用“侠”去形容一个贪财好色，强人所难，没有功夫，狡猾，胆小，为保命见风使舵的一个人。
韦小宝自己认不认为自己是个侠呢？我想出于虚荣心，他会说自己是个侠，如果真诚地探究，他可能说，当不当个侠他娘的无所谓。身边一群漂亮媳妇儿伴着，银子大把大把赚着，兄弟情义也不辜负，照应着，这不就够了吗。
“侠”这个字渐渐的被规范化，成为某种准则和名誉。就好比，王公贵族一定是优雅的，大侠们一定也是坦荡勇敢的。这些不成文的规定渐渐成为一种道德武器，甚至变成侠客们自己的枷锁（说的好听点是对自己的要求）。大侠们因侠义而成事，也因侠义而毁灭。要为社会所认可，你必须得遵守那些规范，但是那些规范，有时候实在不一定顺从人的本性。一个非常典型的参照就是韦小宝亦师亦父的陈近南，恪守着自己的侠义直到死亡。
韦小宝显然就没有把这个准则作为自己的标杆，他虚伪狡黠的功利主义虽然不够诚实，却恰到好处地保护了人情，又顺从了人的本性-趋利避害。我不能用不真诚来形容韦小宝，他是忠于人性的，或者说对于真诚这个词我得重新理解。
韦小宝成长过程中有两样东西的陪伴，妓院和评书。这两样都是通俗直白地满足人性的需求。妓院在中国是抛弃普世道德规范的服务者工作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人性的直白被更多地表露。顾客来这个地方买性，买服从，买征服欲；服务者们相比其他行业也更加势利。在这个地方呆长了对人的本性肯定有深刻的理解。评书，也就是充斥着情怀的故事。我认为支持人的一生的是某些情怀，而非特定的某段情感。有建一番功业的向往，有抱得美人归的幻想，有义气相投，英雄识英雄的豪情。这些情怀塑造了你自己，以后遇到的爱人，朋友都是来填补你那份情怀的。
妓院代表现实，评书代表情怀，这两点成了他的重要组成部分。韦小宝这个人物比起令狐冲，郭靖，是更像普通人的。我们有嫉恶如仇，仗义互助的侠义情怀，也有着剥离不掉的人性。而且我们是没有独孤九剑和降龙十八掌这种惩奸除恶的本领的，也少有脸谱化的恶人，更多的是天地会和康熙这种立场不同而敌对的人，更没有无政府状态下的快意恩仇的自由。更多的是在社会这口大锅里被翻炒，和那些人周旋，甚至和自己做斗争的过程中对待自己的侠义。
我揣测金庸先生最后对武侠的态度感情是复杂的，对于情怀来说，现实也是那么的强烈，推动故事发展的人物动机很多时候是因为有利可图，为了某个美女，为了保命，而且正义不一定只站在一方的矛盾，人物人生是为命运驱动而非自己意愿。虽然有阻挠，他应当是对侠义情怀抱有希望和歌颂的，韦小宝一共在三个正式身份间游走周旋，康熙宠臣是因为忠，天地会香主是为义，神龙教白龙使则是为了情。
吾入股票，已半年有余，而今身心俱疲,钱财散尽，方知搬砖为正道。
忆往昔，日日搬砖不得有闲，虽苦役，但日有盈余，体乏而心宽矣，夜亦可寐；然，某日工地小憩，吾偶刷微博大V，见其日进数万，慨叹搬砖一年未能望其项背，又见其言年后必能大涨，吾闻过甚喜，恨没能早日结识此人。几番思量，吾取尽存款，又借亲友数十万元，遂跑步入场。
刚入场前两日，股票大涨，吾日赚2千余元，甚喜，夜不能寐，世间竟有此等致富良方，乃畅想他日财富自由，吾定当大鱼大肉为食，绫罗绸缎为衣，别墅豪宅为房，豪车为伴。
一月后，恨元旦休假，股市关闭，暗想大V所言：北交所成立，注册制袭来，上证4000始，长期6000，年后开市，定会涨势喜人。届时吾当果断清空，空仓做大爷。于是乎节日期间，终日盼股市开门，期待大干一场。
然天不遂人愿，新年后连续大跌，吾痛心不已，遂立即及时割肉止损，以还亲友，而吾之存款悉数尽亏。时光如梭，如今身无分文负债累累。
吾终于天台寻得自由，若有来世，鄙人一定好生搬砖，绝无股市寻利之非分之想。蝇头小民，寡水果腹已涕零不能表恩情，断不敢虎口夺食，自取灭亡!
跪写此文，以戒后人。（转发）
2022/3/9于天台
忆往昔，日日搬砖不得有闲，虽苦役，但日有盈余，体乏而心宽矣，夜亦可寐；然，某日工地小憩，吾偶刷微博大V，见其日进数万，慨叹搬砖一年未能望其项背，又见其言年后必能大涨，吾闻过甚喜，恨没能早日结识此人。几番思量，吾取尽存款，又借亲友数十万元，遂跑步入场。
刚入场前两日，股票大涨，吾日赚2千余元，甚喜，夜不能寐，世间竟有此等致富良方，乃畅想他日财富自由，吾定当大鱼大肉为食，绫罗绸缎为衣，别墅豪宅为房，豪车为伴。
一月后，恨元旦休假，股市关闭，暗想大V所言：北交所成立，注册制袭来，上证4000始，长期6000，年后开市，定会涨势喜人。届时吾当果断清空，空仓做大爷。于是乎节日期间，终日盼股市开门，期待大干一场。
然天不遂人愿，新年后连续大跌，吾痛心不已，遂立即及时割肉止损，以还亲友，而吾之存款悉数尽亏。时光如梭，如今身无分文负债累累。
吾终于天台寻得自由，若有来世，鄙人一定好生搬砖，绝无股市寻利之非分之想。蝇头小民，寡水果腹已涕零不能表恩情，断不敢虎口夺食，自取灭亡!
跪写此文，以戒后人。（转发）
2022/3/9于天台
#关注2022全国两会#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网暴本身不是立法可解决的问题#， 更应该从道德规范去约束】网络暴力依旧凶猛，“按键伤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
北青报：目前，对网络暴力的界定是怎样的？
韩德云：网络暴力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通常指人们在网上使用非正常的、可能涉及人身伤害的侮辱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
所有网络暴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经历、方方面各不相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发表的不同看法。如果这些不同看法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就会上升为“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法律上讲，网络暴力不过是一种集中了一堆难听、粗俗、肮脏言辞的群体骂人行为，受害人被侵害的是自己的人格权，涉及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条款。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给很多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我们看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网暴而自杀的人如刘学州，但是法律上对网暴进行惩罚的力度其实是比较轻的。就像两个人当街骂架，如果一方或多方使用了不好听的、甚至侮辱人格的语言，在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人身受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外乎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有时还涉及经济补偿性的赔偿责任，但基本不触及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因为谁骂谁构成了“犯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说，对英雄烈士进行的侮辱性表达，就可能容易构成了犯罪。但对一般人的人身权侵害来讲，很少会产生构成“犯罪”的后果。
北青报：有代表建议，网络暴力事件应该可公诉、或者专门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韩德云：这不是法律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本身是有规定的，比如宪法，尤其是民法典等，都是有规定而且规定得很清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上骂和在线下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线上骂的话，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很容易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效果，造成的人格伤害也就非同小可。
我认为，除了针对英雄烈士等特定个体引发的网暴，可能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之外，网暴本身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暴”这种现象，以及该从哪里去制止、制约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话题。
北青报：您觉得如果法律规定已经有了，还要靠哪些行为才能制约网暴呢？道德吗？道德本身肯定很重要的。
韩德云：是的。网络暴力总体是一个被网络放大了的语言暴力，不是现实中扔石头、打耳光这样直接的人身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制约？我认为更多还是要从道德上去规范、去引领，只有当我们整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文明，网暴才会减少。
现实中一些受到网络暴力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人身伤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究相关人的民事责任。如果觉得媒体对他造成了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不少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平台公司、传媒，对有些名人传播谣言构成人身侵害，基本是一告一个准，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很多个案都与网络暴力有关，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您怎么看这些事件？
韩德云：第一，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只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去发表言论，不管是评价别人的行为，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或观点曝光给整个社会知晓，从而寻求社会的理解、同情或支持，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或观点可以得到一边倒的赞美和肯定。这个社会愈来愈复杂，同一件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真的假的，但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接受不同情你、不理解你，甚至还要批评你、攻击你的这么一种观点的表述。
第二，在互联网媒介愈来愈发达的公共社会，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个人隐私有天生的探究、评说爱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表观点，而是自己把隐私暴露给社会，就要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接受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你隐私的追踪和评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在互联网上讲自己的故事。珍惜个人隐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社会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荣誉、有多少金钱，是值得你用隐私去换取的。
第三，即使有涉世不深的人，不管因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希望得到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在面对整个社会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媒介平台一定要用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去为舆论引航导向。不应该把某个人的隐私去刻意曝光，更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对他人的看法，对他人的经历、观点进行评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他人对我们的经历观点的不理解、不同情，甚至指责与批驳，面对一个网络让人轻易就可表达观点的世界，我们都要有一个更加独立的人格，更为平常的心态。
当然，不同观点的交汇交锋，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这除了要靠法律，更多的还要靠道德规范。你能让法律去追究每一个不同情刘学州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青报：很多人觉得，在网络虚拟空间骂别人一句，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韩德云：现在的网络社会，虚拟已经是一个表象。自从IP地址实名化之后，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实名的，都是可溯的。君不见，所有的谣言为何很快就公开了造谣者的身份。今天你要告谁，你都能查得到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不管你在网上取什么名字，今天的后台，所有人的IP地址都是可循的。
北青报：平台没有责任吗？
韩德云：平台不是说没有责任。比如，对于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字句，平台理论上是应该删掉的。
但平台更多的是提供了平台而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发表言论的责任包括不当言论的责任归咎于平台，我估计任何一个平台经营者都会感到很困难，也许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台了。
我们必须看到平台本身的中立性，很多时候平台也不能关掉一种声音，只允许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北青报：网络暴力产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事后救济？这是不是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韩德云：怎么去事前救济呢？事前救济就很容易导致不准说、不准评价、不准发言。表达自由，评价、发言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我认为制约网暴的核心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渠道，任何人受到伤害，该告的就要告，该要侵权人赔的就让他们赔。但是，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伦理规范的约束。法律只是对伦理当中最必需的、最基本的规范进行了强制性要求，大量的社会规则还是需要用伦理规范去解决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社会提供了非常开放的、各自表达意见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任何人要介入这个场合的话，不仅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也应该首先学会适应这一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
北青报：目前，对网络暴力的界定是怎样的？
韩德云：网络暴力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通常指人们在网上使用非正常的、可能涉及人身伤害的侮辱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
所有网络暴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经历、方方面各不相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发表的不同看法。如果这些不同看法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就会上升为“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法律上讲，网络暴力不过是一种集中了一堆难听、粗俗、肮脏言辞的群体骂人行为，受害人被侵害的是自己的人格权，涉及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条款。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给很多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我们看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网暴而自杀的人如刘学州，但是法律上对网暴进行惩罚的力度其实是比较轻的。就像两个人当街骂架，如果一方或多方使用了不好听的、甚至侮辱人格的语言，在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人身受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外乎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有时还涉及经济补偿性的赔偿责任，但基本不触及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因为谁骂谁构成了“犯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说，对英雄烈士进行的侮辱性表达，就可能容易构成了犯罪。但对一般人的人身权侵害来讲，很少会产生构成“犯罪”的后果。
北青报：有代表建议，网络暴力事件应该可公诉、或者专门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韩德云：这不是法律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本身是有规定的，比如宪法，尤其是民法典等，都是有规定而且规定得很清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上骂和在线下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线上骂的话，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很容易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效果，造成的人格伤害也就非同小可。
我认为，除了针对英雄烈士等特定个体引发的网暴，可能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之外，网暴本身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暴”这种现象，以及该从哪里去制止、制约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话题。
北青报：您觉得如果法律规定已经有了，还要靠哪些行为才能制约网暴呢？道德吗？道德本身肯定很重要的。
韩德云：是的。网络暴力总体是一个被网络放大了的语言暴力，不是现实中扔石头、打耳光这样直接的人身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制约？我认为更多还是要从道德上去规范、去引领，只有当我们整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文明，网暴才会减少。
现实中一些受到网络暴力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人身伤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究相关人的民事责任。如果觉得媒体对他造成了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不少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平台公司、传媒，对有些名人传播谣言构成人身侵害，基本是一告一个准，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很多个案都与网络暴力有关，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您怎么看这些事件？
韩德云：第一，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只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去发表言论，不管是评价别人的行为，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或观点曝光给整个社会知晓，从而寻求社会的理解、同情或支持，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或观点可以得到一边倒的赞美和肯定。这个社会愈来愈复杂，同一件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真的假的，但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接受不同情你、不理解你，甚至还要批评你、攻击你的这么一种观点的表述。
第二，在互联网媒介愈来愈发达的公共社会，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个人隐私有天生的探究、评说爱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表观点，而是自己把隐私暴露给社会，就要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接受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你隐私的追踪和评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在互联网上讲自己的故事。珍惜个人隐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社会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荣誉、有多少金钱，是值得你用隐私去换取的。
第三，即使有涉世不深的人，不管因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希望得到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在面对整个社会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媒介平台一定要用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去为舆论引航导向。不应该把某个人的隐私去刻意曝光，更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对他人的看法，对他人的经历、观点进行评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他人对我们的经历观点的不理解、不同情，甚至指责与批驳，面对一个网络让人轻易就可表达观点的世界，我们都要有一个更加独立的人格，更为平常的心态。
当然，不同观点的交汇交锋，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这除了要靠法律，更多的还要靠道德规范。你能让法律去追究每一个不同情刘学州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青报：很多人觉得，在网络虚拟空间骂别人一句，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韩德云：现在的网络社会，虚拟已经是一个表象。自从IP地址实名化之后，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实名的，都是可溯的。君不见，所有的谣言为何很快就公开了造谣者的身份。今天你要告谁，你都能查得到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不管你在网上取什么名字，今天的后台，所有人的IP地址都是可循的。
北青报：平台没有责任吗？
韩德云：平台不是说没有责任。比如，对于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字句，平台理论上是应该删掉的。
但平台更多的是提供了平台而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发表言论的责任包括不当言论的责任归咎于平台，我估计任何一个平台经营者都会感到很困难，也许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台了。
我们必须看到平台本身的中立性，很多时候平台也不能关掉一种声音，只允许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北青报：网络暴力产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事后救济？这是不是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韩德云：怎么去事前救济呢？事前救济就很容易导致不准说、不准评价、不准发言。表达自由，评价、发言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我认为制约网暴的核心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渠道，任何人受到伤害，该告的就要告，该要侵权人赔的就让他们赔。但是，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伦理规范的约束。法律只是对伦理当中最必需的、最基本的规范进行了强制性要求，大量的社会规则还是需要用伦理规范去解决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社会提供了非常开放的、各自表达意见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任何人要介入这个场合的话，不仅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也应该首先学会适应这一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