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吉林长春，一段奇缘视频引发网友热议。视频中，一女子介绍，自己的母亲在排队做核酸检测时，因为穿着单薄，后面的一位大爷主动脱掉大衣给自己母亲披上挡风，母亲因此认识了这位大爷，为了感谢大爷的暖心举动，就邀请大爷来家里做客吃饭。
然而，不成想大爷一顿饭没吃完，小区就被封了，无奈之下大爷只好在女子家里住下。在这居家隔离期间，大爷主动承担了做饭、做家务的事情。大爷每天换着样做好吃的，满满的一桌子菜让一家人感到非常幸福，而大爷和母亲两人恰好又都是单身，相处得非常好，女子自己也感到十分欣慰。女子称等解封后，两人就去领证……
看了这个视频，网友们纷纷羡慕了：疫情成就了一对有缘人啊！
有网友说：“看做的菜就知道是位接地气性格温和的老人，你妈妈有福气。”
也有网友说：“这个物资储备好丰厚呀，隔离还能顿顿大鱼大肉！”
还有网友说：“会做饭就结婚？不好好了解下，过两年就得离婚！”
个人认为，虽然这是一个相互认识对方的好机会，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婚姻大事还是马虎不得，确实应该对对方深入了解一下，结了婚再想离，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
当然，如果双方都是人品特别好的人，其实也不需要太久就能认识对方，遇到有缘人，确实应该珍惜！
然而，不成想大爷一顿饭没吃完，小区就被封了，无奈之下大爷只好在女子家里住下。在这居家隔离期间，大爷主动承担了做饭、做家务的事情。大爷每天换着样做好吃的，满满的一桌子菜让一家人感到非常幸福，而大爷和母亲两人恰好又都是单身，相处得非常好，女子自己也感到十分欣慰。女子称等解封后，两人就去领证……
看了这个视频，网友们纷纷羡慕了：疫情成就了一对有缘人啊！
有网友说：“看做的菜就知道是位接地气性格温和的老人，你妈妈有福气。”
也有网友说：“这个物资储备好丰厚呀，隔离还能顿顿大鱼大肉！”
还有网友说：“会做饭就结婚？不好好了解下，过两年就得离婚！”
个人认为，虽然这是一个相互认识对方的好机会，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婚姻大事还是马虎不得，确实应该对对方深入了解一下，结了婚再想离，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
当然，如果双方都是人品特别好的人，其实也不需要太久就能认识对方，遇到有缘人，确实应该珍惜！
「格局」的高低差异，取决于用神的有情无情，简单说就是组合搭配
人是否有高低之分，这点很难说清楚。有人认为是有的，也有人认为这是歧视行为，我觉得都没有错。个体的人本身并没有高低，但精神和环境却存在巨大差异，以至于外界对你的认识必然有高有低，比如你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经济基础、能力学识，这些都是存在高低之分的。命理学中的「格局」也是同理，《子平真诠》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
《子平真诠》第十二章原文：八字既有用神，必有格局。有格局，必有高低。财官印食，煞伤劫刃，何格无贵？由极贵而至极贱，万有不齐，其变千状，岂可言传？然其理之大纲，亦在有情无情、有力无力之间而已。
这段话说来其实并不难理解，无外乎就是说「格局」是有高有低的，存在贵贱之分。所谓的“四吉格”财官印食以及“四凶格”煞伤枭刃，这些用神在格局当中，都会有那种格高而富贵者，也会有格低或格破的贫贱者，这是毋庸置疑的。只要用神喜忌配合得当，哪怕是“四凶”成格照样能成贵格，甚至成就还会高于“四吉”成格。而“四吉”成格如果得不到用相喜忌配合，照样是破格败格结果，甚至比“四凶”成格更加平庸。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格局」高低之分，与四凶神、四吉神自身的善恶属性并没有必然关联，关键还是在于「格局」成败和破立变化，使得格局从高到低形成一组庞大数据，一一整理出来是不现实的，但一定存在某种共同特征和规律。这个特征和规律，也就是在“有情无情”和“有力无力”之间罢了，所谓“有情无情”是说格局的配合，而“有力无力”说的是根的轻重。
什么是所谓的“有情”呢？简单说就是格局配合得当，用神、相神、喜神相辅相成，各司其职，配合到位，而且忌神也有制衡。说白了就是指八字组合好，各个元素之间关系和位置都妥帖了，格局流通纯而不杂，结构中忌神也得到相应制衡，这就是所谓的“有情”。细分说来，就是格局喜欢什么元素，就见到什么元素，就是有情；格局讨厌什么元素，什么元素就没出现，或者得到相应制化，也是有情；格局喜欢明透的元素没有藏起来，喜欢藏着的元素也没有透出来，同样是有情。一句话总结，一切有利于格局用神的元素，各司其职各就其位做了应该做的事情，都属于“有情”，格局就会相应提高层次。
比如“正官”成格后，天干透出“印星”来搭配，那就不如天干透出“财星”。不过当天干出现“伤官”的时候，就要首推“印星”透出天干了，这是从“有情”方面的考虑。因为在“印星”泄化“官星”的前提之下，肯定是“官星”越强旺，格局就越高，而“官星”如果想要强旺，就一定要有“财星”出来生助。但是“财星”与“印星”又是一对仇敌，它们俩不相见才是理想状态，除非是“印星”过重地泄耗“官星”之时。其次“印星”虽可以护卫“官星”，但是也会盗泄“官星”元气，“官星”力量一旦受损降低，格局也一定会受损，所以只是用“印星”来护卫“官星”，让“官星”位子坐的更稳当而已，而过旺的“印星”就不属于“有情”助力了。
《子平真诠》原文说的“正官配印格，不如透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财星”来生旺“官星”，那么“官星”力量就势必变强大，也只有强有力的“官星”才能青云直上。不过当“正官格”结构中透出“伤官”星捣乱，情况就变得不同了，这时就一定要有“印星”来调停，这样才会显得“有情”，因为“印星”能够降伏“伤官”星，让它不去克制“正官”星，但又不会使其失去力量，相当于“印星”给“正官”星降伏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所以才会使格局更加“有情”。
再比如说财格，通常来说财格本身是惧怕比劫来夺财的，如果再有七煞透出，固有思维肯定是财星又去滋生七煞，两个凶神并立，一个夺财而一个泄财，这是明显的破格征兆。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财格的劫和煞同时透干，表面上是两凶相遇，如果劫与煞相合就会两得相用，七煞可以克制比劫让其不夺财，而比劫可以合七煞使它不攻身。这就属于负负得正，两凶相遇反而唯财星马首是瞻，这样的组合同样是“有情”的结构。
关于财格遇劫煞，举例说明一下。比如甲木日主生于辰月，天干有戊土透出成了财格，四个天干的其他两个分别是乙木和庚金，我们知道乙木是日主的劫财，而庚金是日主甲木的七煞，这就属于“财格遇劫煞”的配置。但是乙木与庚金是先天的有情相合，当劫财与七煞合为一体时，就会相互制约、互相牵制，就变成了劫也去不夺财了，而七煞也不去祸害日主了，它们两个看对眼儿了，一起玩耍着就把财格提升了层次，这种情况当然属于“有情”的范畴。
关于格局的高低之分和用神辅佐的有情，文章就写到这里。总之所谓的“有情”是格局走向“贵”这个字的一个标志，有情者格局就高，无情者格局就相应降低。但是《子平真诠》并没有给“有情”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我想格局的用相得力、败中有成、救应到位都算是“有情”的标志吧。 https://t.cn/Rp7FxNR
人是否有高低之分，这点很难说清楚。有人认为是有的，也有人认为这是歧视行为，我觉得都没有错。个体的人本身并没有高低，但精神和环境却存在巨大差异，以至于外界对你的认识必然有高有低，比如你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经济基础、能力学识，这些都是存在高低之分的。命理学中的「格局」也是同理，《子平真诠》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
《子平真诠》第十二章原文：八字既有用神，必有格局。有格局，必有高低。财官印食，煞伤劫刃，何格无贵？由极贵而至极贱，万有不齐，其变千状，岂可言传？然其理之大纲，亦在有情无情、有力无力之间而已。
这段话说来其实并不难理解，无外乎就是说「格局」是有高有低的，存在贵贱之分。所谓的“四吉格”财官印食以及“四凶格”煞伤枭刃，这些用神在格局当中，都会有那种格高而富贵者，也会有格低或格破的贫贱者，这是毋庸置疑的。只要用神喜忌配合得当，哪怕是“四凶”成格照样能成贵格，甚至成就还会高于“四吉”成格。而“四吉”成格如果得不到用相喜忌配合，照样是破格败格结果，甚至比“四凶”成格更加平庸。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格局」高低之分，与四凶神、四吉神自身的善恶属性并没有必然关联，关键还是在于「格局」成败和破立变化，使得格局从高到低形成一组庞大数据，一一整理出来是不现实的，但一定存在某种共同特征和规律。这个特征和规律，也就是在“有情无情”和“有力无力”之间罢了，所谓“有情无情”是说格局的配合，而“有力无力”说的是根的轻重。
什么是所谓的“有情”呢？简单说就是格局配合得当，用神、相神、喜神相辅相成，各司其职，配合到位，而且忌神也有制衡。说白了就是指八字组合好，各个元素之间关系和位置都妥帖了，格局流通纯而不杂，结构中忌神也得到相应制衡，这就是所谓的“有情”。细分说来，就是格局喜欢什么元素，就见到什么元素，就是有情；格局讨厌什么元素，什么元素就没出现，或者得到相应制化，也是有情；格局喜欢明透的元素没有藏起来，喜欢藏着的元素也没有透出来，同样是有情。一句话总结，一切有利于格局用神的元素，各司其职各就其位做了应该做的事情，都属于“有情”，格局就会相应提高层次。
比如“正官”成格后，天干透出“印星”来搭配，那就不如天干透出“财星”。不过当天干出现“伤官”的时候，就要首推“印星”透出天干了，这是从“有情”方面的考虑。因为在“印星”泄化“官星”的前提之下，肯定是“官星”越强旺，格局就越高，而“官星”如果想要强旺，就一定要有“财星”出来生助。但是“财星”与“印星”又是一对仇敌，它们俩不相见才是理想状态，除非是“印星”过重地泄耗“官星”之时。其次“印星”虽可以护卫“官星”，但是也会盗泄“官星”元气，“官星”力量一旦受损降低，格局也一定会受损，所以只是用“印星”来护卫“官星”，让“官星”位子坐的更稳当而已，而过旺的“印星”就不属于“有情”助力了。
《子平真诠》原文说的“正官配印格，不如透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财星”来生旺“官星”，那么“官星”力量就势必变强大，也只有强有力的“官星”才能青云直上。不过当“正官格”结构中透出“伤官”星捣乱，情况就变得不同了，这时就一定要有“印星”来调停，这样才会显得“有情”，因为“印星”能够降伏“伤官”星，让它不去克制“正官”星，但又不会使其失去力量，相当于“印星”给“正官”星降伏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所以才会使格局更加“有情”。
再比如说财格，通常来说财格本身是惧怕比劫来夺财的，如果再有七煞透出，固有思维肯定是财星又去滋生七煞，两个凶神并立，一个夺财而一个泄财，这是明显的破格征兆。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财格的劫和煞同时透干，表面上是两凶相遇，如果劫与煞相合就会两得相用，七煞可以克制比劫让其不夺财，而比劫可以合七煞使它不攻身。这就属于负负得正，两凶相遇反而唯财星马首是瞻，这样的组合同样是“有情”的结构。
关于财格遇劫煞，举例说明一下。比如甲木日主生于辰月，天干有戊土透出成了财格，四个天干的其他两个分别是乙木和庚金，我们知道乙木是日主的劫财，而庚金是日主甲木的七煞，这就属于“财格遇劫煞”的配置。但是乙木与庚金是先天的有情相合，当劫财与七煞合为一体时，就会相互制约、互相牵制，就变成了劫也去不夺财了，而七煞也不去祸害日主了，它们两个看对眼儿了，一起玩耍着就把财格提升了层次，这种情况当然属于“有情”的范畴。
关于格局的高低之分和用神辅佐的有情，文章就写到这里。总之所谓的“有情”是格局走向“贵”这个字的一个标志，有情者格局就高，无情者格局就相应降低。但是《子平真诠》并没有给“有情”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我想格局的用相得力、败中有成、救应到位都算是“有情”的标志吧。 https://t.cn/Rp7FxNR
【邓小南：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通过对于制度得失的评议来观察政治得失，也就是说，制度在政治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对于“制度”，学界有不同的概括和理解。大致上讲，可以说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和基本规范，是制约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的行为框架。
有学者强调：“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所以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有学者指出：制度分为“无意中逐步形成”和“有意建构”的两种类型，即一类是“经历长久，约定俗成，无意中逐步形成的家族、伦理、信仰、仪式、节庆等”；另一类是“为特定需要、目的（如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等），依特定权力分配关系、标准和程序（如地缘、血缘、财富、才德能力、意识形态、公民大会、议会、乡举里选或科举等）而有意建构出来”的多重秩序网络。不管是活在今天，还是活在历史上某个时间、空间里，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多种秩序形成的交叉网络之中，而不是在某种单一秩序里。如果放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程的更大背景中看，制度就是政治文明的底色，是政治文明的支撑与映衬。制度所维系的正是特定的秩序。我们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其走势是否适合于文明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观察它的制度及其运行。
我们知道，制度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它的节奏、韵律，历经形成、生长、发展，可能不断完善，也可能走向衰亡。追踪、观察、多维度反思这一过程，正是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当说到制度、规则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相对稳定恒常的标准。但是，如果承认只有在“运行”之中，才能观察到真正的制度，我们就会注意到，制度必须应对多变的、流动的现实。因此，制度本身的恒常，它所追求的“可预期”，跟它需要应对的现实情况的复杂起伏，本身就构成一对矛盾，或者说构成有张力的两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折中的方式，出现非正式的制度运作。
所谓“非正式”，就是不见于书面规定，“令式之外”但经常为人们行用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可能是无奈情况下的灵活处置，或是应对制度“形式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制度的规定与初衷势必带来某些调适甚或扭曲。唐高宗巡幸洛阳前，曾经对居守京师的李晦说：“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随事即行，不须闻奏。”短短数语，点明了令式的局限性和令式之外的可能性。欧阳修在《新唐书·百官志》中也说到官制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另一种则是“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些“事虽非正”的运作，对于正式制度的施行可能有补充或者说是润滑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灵活弹性的制度借由非正式制度的“因仍”“调和”才得以推行。如果我们专注于观察制度运行的实践进程，那么几乎可以说，“正式”与“非正式”交错混糅互为所用，并非截然二分，甚至是相辅相成的。相对静态的制度规定与动态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空间里面有变形，有扭曲，有各种不曾预料的故事发生；这种空间中的活动，往往决定着制度的走向，也可能带来制度“平稳有效”的感觉。
当我们讨论制度史的时候，应该清楚，自己口中、笔下的“制度”二字，指的是书面规定，还是现实运行；二者从来不曾隔绝，但又并非同一层面的内容。陈寅恪先生早年曾经提醒学界说，有些研究，“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我们现在讲制度，例如宋代的文官制度，其实有同样的问题。看上去梳理得头头是道、严丝合缝的某些制度，往往是囿于甚至迎合书面规定的“整理”，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失真的。
有些制度史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认为制度是恒定存在的，而人为因素是一时、偶发的。实际上，制度本身从来都是“规范”和“人事”折中的结果。制度本为“设范立制”，既是引导、保障，也是对某些利益关系的限定，对某些行为方式的制约。这样的引导、限定与制约，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曾经生效？制度运行中总有不同力量的推动、修正、抵制，这些“人事”起到什么作用？都需要通过制度的运行过程来观察。
制度的活力与生命是“人”赋予的，研究制度史必须关注人的活动。制度史研究的活力和持久生命力，取决于对制度活力的认识深度。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更重要的是指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邓小南】（责任编辑：马奎）转引自：历史学研究通讯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通过对于制度得失的评议来观察政治得失，也就是说，制度在政治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对于“制度”，学界有不同的概括和理解。大致上讲，可以说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和基本规范，是制约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的行为框架。
有学者强调：“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所以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有学者指出：制度分为“无意中逐步形成”和“有意建构”的两种类型，即一类是“经历长久，约定俗成，无意中逐步形成的家族、伦理、信仰、仪式、节庆等”；另一类是“为特定需要、目的（如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等），依特定权力分配关系、标准和程序（如地缘、血缘、财富、才德能力、意识形态、公民大会、议会、乡举里选或科举等）而有意建构出来”的多重秩序网络。不管是活在今天，还是活在历史上某个时间、空间里，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多种秩序形成的交叉网络之中，而不是在某种单一秩序里。如果放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程的更大背景中看，制度就是政治文明的底色，是政治文明的支撑与映衬。制度所维系的正是特定的秩序。我们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种体制，其走势是否适合于文明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观察它的制度及其运行。
我们知道，制度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它的节奏、韵律，历经形成、生长、发展，可能不断完善，也可能走向衰亡。追踪、观察、多维度反思这一过程，正是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当说到制度、规则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相对稳定恒常的标准。但是，如果承认只有在“运行”之中，才能观察到真正的制度，我们就会注意到，制度必须应对多变的、流动的现实。因此，制度本身的恒常，它所追求的“可预期”，跟它需要应对的现实情况的复杂起伏，本身就构成一对矛盾，或者说构成有张力的两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折中的方式，出现非正式的制度运作。
所谓“非正式”，就是不见于书面规定，“令式之外”但经常为人们行用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可能是无奈情况下的灵活处置，或是应对制度“形式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制度的规定与初衷势必带来某些调适甚或扭曲。唐高宗巡幸洛阳前，曾经对居守京师的李晦说：“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随事即行，不须闻奏。”短短数语，点明了令式的局限性和令式之外的可能性。欧阳修在《新唐书·百官志》中也说到官制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另一种则是“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些“事虽非正”的运作，对于正式制度的施行可能有补充或者说是润滑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灵活弹性的制度借由非正式制度的“因仍”“调和”才得以推行。如果我们专注于观察制度运行的实践进程，那么几乎可以说，“正式”与“非正式”交错混糅互为所用，并非截然二分，甚至是相辅相成的。相对静态的制度规定与动态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空间里面有变形，有扭曲，有各种不曾预料的故事发生；这种空间中的活动，往往决定着制度的走向，也可能带来制度“平稳有效”的感觉。
当我们讨论制度史的时候，应该清楚，自己口中、笔下的“制度”二字，指的是书面规定，还是现实运行；二者从来不曾隔绝，但又并非同一层面的内容。陈寅恪先生早年曾经提醒学界说，有些研究，“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我们现在讲制度，例如宋代的文官制度，其实有同样的问题。看上去梳理得头头是道、严丝合缝的某些制度，往往是囿于甚至迎合书面规定的“整理”，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失真的。
有些制度史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认为制度是恒定存在的，而人为因素是一时、偶发的。实际上，制度本身从来都是“规范”和“人事”折中的结果。制度本为“设范立制”，既是引导、保障，也是对某些利益关系的限定，对某些行为方式的制约。这样的引导、限定与制约，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曾经生效？制度运行中总有不同力量的推动、修正、抵制，这些“人事”起到什么作用？都需要通过制度的运行过程来观察。
制度的活力与生命是“人”赋予的，研究制度史必须关注人的活动。制度史研究的活力和持久生命力，取决于对制度活力的认识深度。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更重要的是指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邓小南】（责任编辑：马奎）转引自：历史学研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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